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贡献

邱少明

(铁道党校党建教研部，北京 100088)

作为中共党史极重要的“剧作者”“剧中人”，一代伟人毛泽东最早力倡和最先“深耕”党史研究。他日昃忘食，亲自编纂了三大“党书”(《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和《毛泽东选集》等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坚实之基。他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等名篇中，“以马列主义之矢，射党史研究之的”，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厘定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

毛泽东最早概括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即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整个客观历史过程。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著名报告，由此掀起全党学习、研究、宣传党史的热潮。他在报告中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这一诠释涵盖三重含义。一是对象的整体性，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全过程，是“整个党的历史”。二是对象的重要性，聚焦“路线和政策”，并非琐碎细节。三是对象的历史性，把党史视为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把中共党史当作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生成过程。这就把中共党史归入历史学科，内嵌着大党史、大历史的意蕴。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要发力于历史研究，主要是中国近百年历史和中共党史(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二、彰显中共党史研究的功能

(一)资政

资政，即以党史阐释、“反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往党的斗争历史乃今后革命实践的基础，过去的正反经验即今后的启示和借鉴。毛泽东在编纂《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极为严谨，逐篇审核1928年以来的党的历史文献，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王明、博古等人掌握中央领导权的四年间(1931年至1935年)，党内形成了一条较以往历次“左”倾错误更完备、更“精致”的新的“左”倾路线，庶几断送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但对这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全党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缺乏全面正确深刻的认识，少数人甚至根本否认存在过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思想状态笼罩下，不可能成功召开党的七大。

(二)育人

育人，即以党史激励、唤醒和鼓舞党员干部和群众。毛泽东认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千难万险，环境严酷，20年来既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又形成了不少正误兼有的思想传承与精神积淀……这些都使党史在育人方面潜藏着巨大功用。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同时，历史研究可以提高大家的人文素养。毛泽东说：古人讲，“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1961年，他指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三)建党

建党，即以党史指导和加强党的建设。一部中共党史同时也是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毛泽东用党史研究的理论来指导现实中的党的建设，这在他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里得以充分体现和多方面展开。在该文中，他基于党史视角认真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正反经验，详细分析了党的建设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深刻探讨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奋斗目标，科学阐述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密切联系，特别是系统总结了在处理党的建设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辩证关系问题上的历史经验。

(四)促进民主

中共党史研究就要对党的奋斗史进行分析，考辨正误，思想交锋，集思广益，如此一来，民主精神得以大力彰显。毛泽东说:分析亦为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研究党史，分析、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为了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达到这一目的最佳途径，同时，能有力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

三、阐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征

(一)现实性

毛泽东指出，中共党史研究须将“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但并非纠结于“针头线脑”，而是主要研究那些根本性的，且密切联系现实的实际问题。中共党史比一般历史学科更具紧贴现实的特点，其研究的客体，深度关涉中国社会现实。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共党史研究的急迫之事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着力钻研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党的路线政策演变史。

(二)实践性

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将理论、历史、现状“三结合”,要重视党史研究的实践性。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谆谆告诫，“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三)求真性

中共党史研究须基于史实、史料的科学分析，而不能以现实需要任性“剪辑”历史。尽管具有特殊属性，但中共党史仍属“史”，掌握和运用真实的、丰富的历史资料，乃开展研究的最重要前提。要研究好中共党史，必须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整风运动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如火如荼，毛泽东适时强调，中共党史研究应注重其“史”之学科属性，发扬学术精神，即具体分析过去的大量史料，准确描述客观的历史事实。

(四)中心性

鉴于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忽视研究国内问题的现象，毛泽东主张要以我为主，他为我用，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四、确立中共党史研究的分期

关于中共党史的分期，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几个性质不同而又彼此联系的阶段。按照发展的历史脉络，他按时间为序将中共党史分为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同时，为了不割断历史发展的联系，他又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还应追溯到革命的准备阶段和酝酿时期。可见，毛泽东的这个分期标准符合中共党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为后来科学划分党的历史时期提供了经典范例。

五、亮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一)历史主义方法

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要用“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407页。历史主义方法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古今法”，即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考量一切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将它们置于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来思考。第二，“中外法”，即在审视问题时，既要站在自己的视角弄清内部的实情，也要放眼于四周，考察外部世界的具体情况，洞悉己方与彼方、我党与他党、中国与外国双方面的具体情况。第三，“古今中外法”，即运用历史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原理，将研究对象放于历史时空中，以纵向的、横向的视角同时全面地来考察和探究，探赜索隐，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去认识和析论研究对象。

(二)辩证考究法

第一，辩证考察。在考察所有历史对象时，都须恪守一分为二、全面剖析的根本原则，从正面与反面、积极与消极、前进与落后、主动与被动、动机与效果等一系列的两个方面去条分缕析，辩证地看待问题。第二，刨根问底。注重对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的深度考察和持续“掘进”，探本溯源，竭力寻找隐藏在一切历史现象之后的动力缘由、内在规律、历史本质。

(三)阶级分析法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阶级立场和阶级视角。在考察历史问题时，不能盲人摸象、不着边际地去考察，而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视角去看问题，弄清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现实状况、经济境遇、利益矛盾及其本质异同。第二，科学分析法。在看待和考察历史问题、历史对象的过程中，要基于阶级分析法，坚持科学的态度，全面准确地剖析所研究的问题和对象，从多角度、多层次去分析和解读。

(四)还原历史法

毛泽东认为，要以客观史实和历史文献为遵循，还历史以本真面相。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立足史料。必须全面占有大量真实而详尽的历史材料，一切从历史材料出发，通过大量的收集与整理，尽最大可能为还原历史提供条件、做足准备，让材料说话。第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中，必须要尊重客观史实，重视资料，一切从历史文献出发，并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研究，洗尽铅华，从中探究出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和深层规律，从而更真实、更科学地“回归”历史的原样。

(五)系统分析法

系统分析法的要义在于从研究的光怪陆离的对象和问题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去准确理解和缜密思考其本源性、规律性。在毛泽东的历史视野中，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常被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把握和阐释。比如，在论及当时的社会和革命时，毛泽东指出：“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六)史论结合法

毛泽东认为，“史”和“论”以及史论结合，有两重含义。第一，“史”是指历史事实，“论”是指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党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扎扎实实研究。第二，“史”是指历史资料，“论”是指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要坚持论从史出，必须竭力占有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毛泽东强调，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既要重视史料的收集和引用，又要重视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做好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论点和结论，从而实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1960年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12)彭厚文：《毛泽东与历史研究》，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4-14。

(八)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

毛泽东认为，个别与一般要处理好关系，比如，通史研究要建基于断代史研究，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他说：“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1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