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乔远诗文批评思想析论

樊国相

( 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贵州 六盘水553001 )

何乔远（1558—1632），字穉孝，一作稚孝，号匪莪，晚号镜山，福建晋江人。 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进士。 历任万历朝刑部主事、礼部仪制郎中、广西布政司经历，天启朝光禄少卿、太仆少卿、左通政、户部右侍郎，崇祯朝南京工部左侍郎等职①。何氏向以方志史学名家， 历代对其 《闽书》《名山藏》颇多关注；而对其经学、文学成就的讨论，则囿于文献不足而长期阙如。 随着《镜山全集》自日本重返祖国并经整理出版， 我们对何氏思想学术的整体观照已然具备充分的文献基础。 何氏于《镜山全集》对诗文创作等问题颇多讨论，表现出较为丰富的诗文批评思想。 今笔者拟以何氏学术活动与明代诗文批评史为参照， 全面梳理有关文献并作系统析论，藉此一窥其诗文批评思想全貌，以为相关研究抛砖引玉之用。

为便正文论述，需先厘清何氏学术身份。学界历来目其为方志史家， 然其成就实广及经学、文学。 何氏自幼便在其父何炯的指引下钻研儒经，“日有志圣贤之学”[1]50；家族累世浓烈的治史氛围，又使其从小对史学饶有兴致；然其最为擅嗜者，却仍是诗文创作。要之，青年何乔远可谓学兼经史的文学家。 但在面临时代危机、历经宦海浮沉后，何氏思想学术发生剧变。他以己“昔日嗜好皆文章词赋末技”[1]53，不能切实解决个人与时代的焦虑，认识到“必直造圣学，方为实地”[1]857，将儒学视为精神归宿。 通过精研深思， 他终于找到踵武圣学之道，即“以躬行实践为下手功夫”[1]855，于“庸徳庸行中步步绳尺”[1]852，视儒学为躬行践履之人生哲学。要之，文学家何乔远最终皈依经史，故其学术身份当依次为儒者、史家与文士；而其诗文批评思想，亦当置于儒学、史学与文学三重视域下考察。

一、文以载道、温厚和平——作为儒者的诗文批评思想

作为虔诚儒者， 何乔远的儒学本位立场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诗文批评思想。 主要表现在：

（一）“文以载道”的诗文创作观

文、 道关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论域，历代学者如荀子、扬雄、刘勰、韩愈、朱熹等对其多有讨论，提出了“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等重要观点。诸儒虽于“贯道”“明道”“载道”的具体含义争论激烈， 但其基本理论内涵实则非常接近，即多把文视为表现道的手段，而将道视为作文的目的。其中“道”多被理解为儒者之道，“文”则指诗文为主的文学作品[2]。 何氏亦不例外。 其于《王遵巗公文选序》云：“载道之谓文。 ”[1]1039明确主张文以载道。又云：“夫古之为文者，未有不依于道者也。”并自信宣称“从余文以求至圣贤之道，又何难”[1]1062。 其于《名山藏·臣林记·文苑》，也将“深造以道”视为明代文学寻求发展的“根柢”[3]5298。

何氏强调作文以载儒道， 而儒道载于圣人删述之经，故其自然强调征圣、宗经。 其于《存真集序》云：“《系辞》，夫子之文也；‘匪兕匪虎，彼妇之口’，夫子之诗也；《春秋》，夫子之记事也；‘以礼以忠，兴邦丧邦’，夫子之奏疏也；沐浴而朝，夫子之弹章也；夫子何为，夫子之竿牍也；一匡如仁，君子道四，夫子之志传行状也；谁毁谁誉，所否天厌，夫子之真也。 ”[1]1057将《易传》《春秋》诸经视为诗文各体源头，认为孔子于诸体均能做到真、简、实，因此自可流播后世，成为作文效法的典范。而古今凡取效圣人六经者，亦多能于诗文创作成就斐然。如其评傅夏器之文“皆其久精于六经群儒之论，故见之诸体者隐然丽于圣贤之言而卓乎不诡于正”[1]1039，就将傅氏视为因载道、征圣与宗经而取得成功的显例。

何氏所主儒道较诸儒颇有不同。 自先秦孔孟以迄宋明朱王所谓儒道，概括而言无外内圣、外王二端。 前者强调以儒经为依托，通过格、致、诚、正等方式，完善个体德能的修养，即为人；后者偏重于将个体德能推而广之，从而造福家国天下，即为政。其中孔孟更偏向外王的实践，而朱王则更侧重内圣的修省。何氏所重乃躬行践履之实践哲学，故其所求儒道实兼内圣、外王而有之，较朱王内敛哲学更近孔孟原旨，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曾云：“学于圣人之道何为也？求所以为人也”[1]1041“士之所以为士者，……盖贵于用世。 ”[1]1035他盛赞萧山令刘会之文“多有关世道，至按关、按广、按滇之奏牍政令皆经世文章”[1]1049， 就尤重诗文外王为政之用。 其编选《皇明文征》，也“不徒为文字观”[4]3，而是“内根理学，外明政治，前昭典故，后关世教”[4]6，以此“示明德之大，明文之盛”[4]7。

何氏虽主文以载道，但并未将文道对立，甚至认为“作文害道”[5]，而是强调文道合一。 他曾感叹“吾辈之不可无文字”[1]1079，视文章为“生人之大业”“不朽之至荣”[1]1119。 又云：“士大夫当其用世之时，不寄意于文章以自芳润，则必以窥瞷为狐鼠，以谿壑为蝇狗。及其老而不究文章之业，则必求田问舍之为心，武断乡曲，沉沦声伎，处于褌中而舞于车上矣。 ”[1]1084视作文为儒者陶铸品德、保持节操以对抗贪欲、免为小人的必要方式。 要之，他认为文可载道，更可进道、益道，文实为道不可分割之部分，有益于儒者为人为政。 其所鄙弃者，是缺乏醇正思想、 无益社会人生的 “刻画搜索之文”[1]1047与“雕虫无益之技”[1]1047。 此外，何氏也反对违背诗文艺术本质的载道方式， 他批评宋诗 “窘名理”[1]1069“窘于理”[1]1092，就对宋人以义理入诗而损害诗歌形象性的载道方式颇为不满。

何氏主张文以载道，而以文载道者为文士，故其诗文批评延续了以人品论文品的惯例，认为“文也者，所以见其为人也”[1]1044，强调作家应兼具内圣外王之品质，从而形成了“知人论文”的批评模式。如其评价詹仰庇之文云：“詹公咫亭繇御史以至列卿，其于生民之病无日不在怀，而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为如其家政。 其忠实孚于中而刚毅发乎外， 是以著之文章诚切不浮而正大光明之气流溢笔睹，若云汉之有虹霓而山泽之有烟雾，自有不可得而掩者。 ”[1]1044就认为詹氏为人忠实刚毅、正大光明，为政关心民瘼、娴于公务，深得儒者内圣、外王之道，故其文章表现出邃广醇正的思想倾向，具备了真诚感人的艺术力量。

（二）“温厚和平”的审美风格论

何氏主张文以载道，故而推崇温厚和平文风。其曾云：“夫温厚和平，诗教也。 《三百篇》，圣人之所删定，岂复可置瑕疵！ ”[1]847将《诗经》温厚和平之风视为审美极则。 温厚和平盖即“温柔敦厚”，由孔子评价《诗经》时提出，其哲学依据当为儒学中庸思想。 孔子主张诗歌应追求中和之美，即表达的情志要温和适度而不至偏执， 表达的方式要含蓄委婉而不至激切。 温厚和平与儒者人格理想相适，是他们共守共求的审美极则。 作为虔诚儒者的何乔远，也主张作家应以温和真诚、理性宽容的创作态度与温文尔雅、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抒写自己的内心情志及对社会人生的感触，而始终“无感愤乖戾之音”“无旁门外道之窦”[1]1263， 以此作为醇化风俗、移易人心的外王手段。

何氏视温厚和平为审美极则， 故对明代馆阁文风颇为推崇。 其云：

高皇帝……于文章一事亦欲使天下士大夫光明正大、疏畅洞达，无钩棘槎牙之气，而其时宋金华出而应之，其材虽富，其用虽巨，敛而归于温厚而尔雅； 杨庐陵历事四朝， 文章醇洁若不能胜其质，而终无缘饰之态；岳漷县类博之篇邃于学而明于理……；刘永新博雅蕴藉，有先儒之风；李长沙开肆和平， ……与士大夫更唱迭酬如居山林闲静之域；张永嘉奏疏明健特达，或若以意夺理而实能发其理之所以然；徐华亭疏通纡徐，不诡作者；赵内江屑然而玄论。 ……王太仓，锋颖锐厉，……而卒归于剀切而委蛇……夫是皆馆阁诸公佐纶扉而居台辅者也。 ……维我进卿先生无文而无所不文，其明白畅快足恢人之耳目，其典刑规矩足范我之驰驱，意加婉焉不失其正，词加蔚焉不掩其质。[1]1052-1053

馆阁作家作为明代文坛的重要力量， 其诗文创作与帝国的繁荣、理学的盛行相适应，注重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由此形成和平温厚的文风[6]。引文所及宋濂、杨士奇、岳正、刘定之、李东阳、张璁、徐阶、赵贞吉、王锡爵与叶向高，均是馆阁文学的重要代表。 馆阁文学自弘嘉以降实已走向衰落，早已让位于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 何氏对其如此推重，实则由于：（1）阁臣王锡爵为其座主，其师庄履丰也是馆阁作家[1]1037，其与叶向高、文震孟等阁臣交往密切， 而馆阁文学于晚明似有复振之势[7]，故其诗文批评思想自然受到影响。 （2）馆阁作家“和厚蕴藉”的文风，与何氏所重“温厚和平”审美原则相合；而馆阁文学的盛衰，又与王朝的盛衰相对应。 因此何氏的推崇，既隐含了儒者于晚明衰乱之世对于摆脱内忧外患时代危机、 重返明初太平盛世的现实期望， 又表现了他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等艰涩、俚俗文风的不满。 其云：“文章之道，与国运相通者也。 比来操觚之家化和平为倔强，变简易为艰棘，其意直欲出前人而上之，而俚俗浅近，卒有所不免。 ”[1]1112-1113无论是前后七子等因师古而导致的倔强艰棘， 还是公安三袁等因师心而导致的俚俗浅近， 都异于何氏温厚和平的诗文审美追求，故其推重馆阁文风与之相抗，便成为基于儒者本位立场的自觉选择。

此外，何氏还认为包括郎署、山林、市井等一切诗文创作，都应遵循温厚和平的审美原则。 其于《剩夫漫稿序》云：“诗也者，本温厚和平而为之者也。 ……诗人多以迫促怨怼自明所遭之穷，夫何微于性也。 ”[1]1068认为诗人 “以迫促怨怼自明所遭之穷”会“微于性”；他在同文称赞“弗逢世”的诗人陈良猷“所为诗多坳麓郊野之趣，幽人静者之词，无有无聊不平，是又何其去诗之道近也”[1]1068。 何氏自身也曾因贬谪而长期里居山林， 偶因生活所需还需涉足市井， 然其诗歌虽 “穷工极变， 无不尽之蕴”，却始终“音节平和，用意忠厚，若不知其官之久谪，而身之穷愁者”[1]39-40，这些显然都与他作为儒者的审美追求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以来学界对“文以载道”说批评甚烈，认为它否定了文学的独立价值，是一种有害于文学发展的观念。 但这只是习惯性的偏见与误读，因为历代力主“载道”之说者，其诗文往往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 迩来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深刻检讨， 并重新肯定了文以载道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载道的文学观并非何氏首创，但其重倡在晚明具有特殊意义。 众所周知，馆阁、前后七子、唐宋、公安、东林与复社诸派文学的先后风行， 既与明帝国兴盛衰亡的走势基本一致，也是理学、复古、心学、禅学、道学与经世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交替反映。 因此作为晚明经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氏的载道说既寄托其对社会思想危机的深刻忧虑， 也表达了他藉改变文风以拯救世风的现实愿景，更参与了晚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构。 这不是对传统旧说的“老调重弹”，而是基于现实危机的“重回经典”。

二、广泛学古、推陈出新——作为史家的诗文批评思想

作为史学大家， 何乔远的理性意识与旷达胸襟对其诗文批评思想影响甚巨。 主要表现在：

（一）对明代诗文创作困境的认识

何氏虽怀揣成就一家之言、一代伟文的宏愿，但对明代诗文发展的双重困境也有清醒认识。

就历史言， 何氏认为历代诗文都曾有辉煌成就， 这就使明代诗文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以诗为例，其云：“汉魏之诗遂而悠、婉而详、深切而著于事意，可以观其神焉，可以观其才焉。 下逮六朝，则词常至于掩意，而功遂至于抑才。 然而作者之势必出于此者，宇宙人情物理有时而尽，而自恐其言之不能出于古人之外也。 故皆雕琢摩厉至于大尽而无余，而上天所赋之才，吾胸中所欲鬯之语，固亦觉其索然矣。 ”[1]1086认为汉魏诗歌作为艺术成就极高的典范，给六朝诗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不欲蹈袭而意在超迈，却走上雕琢摩厉、大尽无余的歧途，导致词常掩意、功遂抑才等弊端。 六朝如此，明代可知。 其于《名山藏·臣林记·文苑》总结明代诗文发展状况即之处：“文章一途， 其理则已尽于天地之间，其法则已极乎今古之变。”[3]5298认为前代诗文于思想艺术已造至境， 故明代诗文发展自然面临多重历史压力。

就现实言， 何氏认为科考造成了明代诗文发展的困境。 其云：“汉去古未远，其诗若文皆得古人之意。 唐以诗赋取士，士少而习于音调之业，则其文或不能工矣。 其作文也，乃有不可读者……宋之文则无有不可读者， 患在于读之太易而知之太尽也。 ……国朝沿宋经义，而其胶结于人之肺腑，其弊尤甚。 士壮岁而取科第，则为经义所困久矣！ 经义无取于古文，可以省博雅；无取于谐音，可以昧律韵。 其去诗若文之道甚远，则一离经义，何时可以通诗赋也。”[1]1043认为汉人没有科举束缚，故诗文创作成就斐然；唐人科考重诗赋，故诗虽盛而“文或不能工”；宋人或以经义取士，故文章缺乏韵致；明人专以经义取士，使士子自幼携功利以治经，失却学诗习文的最佳契机。 经义内容“省博雅”、形式“昧韵律”，均有悖诗文创作规律，不利于张扬作家个性。这就造成了明代诗文发展的现实困境。何氏虽为科考的直接参与受益者， 却能跳脱当局之迷而直揭其弊，显然有赖于他史家的通达精神。

当然， 何氏虽指出明代诗文发展面临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但其并未因此陷入部分明人所主的文学倒退论， 而是认为可以通过复古成就一家乃至一代诗文。

（二）对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主张

复古是贯穿明代诗文发展始终的核心论题，但各家对是否复古、如何复古所主多歧：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8]，倡言格调；唐宋派主张师法韩柳欧曾等唐宋文风，高扬义法；后七子则将前七子的复古主张推向极致，偏重文辞；公安诸子反对一味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9]。由于各派为造就声势以引领风气， 故于诗文理论与创作实践均有偏颇， 由此造成了明代诗文发展的各种流弊。 何氏也主张诗文复古，但又不泥于学古。其云：

凡言文章必曰汉， 然至韩昌黎而已变汉之体矣，王道思少年起家为汉文甚合，已而甚悔之，而唐应德最后悔之矣；……言诗必曰唐，元人最为唐优孟，而仅得其晚近之气，而不能有其振作……一世之精神才智，愈生而愈不尽，一人之见，一家之法，果不足以尽古今之变也。 且文而必汉，则汉人当如典谟也；……诗而必唐，则唐人当如《三百篇》也……且文而学汉，则人但读汉而已，何必我也？……诗而学唐，则人但咏唐而已，何必我也？ ……虽然，文不必汉，不师汉可乎？ ……诗不必唐，不师唐可乎？[1]1095

何氏于此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诗文复古主张：

首先，他总结历代诗文创作的历史经验，将其视为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后世诗文的成功均以学习前代为基础。 这就回答了明代诗文 “是否复古”的问题，否定了公安三袁等反对复古的偏执主张。 换言之，何氏与前后七子、唐宋派等一样，都主张诗文复古。 何氏早年曾致书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热望其能像韩柳欧苏主盟文坛，引领风气，以“会成太平之业”[1]824。其于《名山藏》为李梦阳、何景明、王慎中、李攀龙、王世贞等复古健将立《文苑》一记，于《皇明文征》大量辑录他们的诗文作品，均充分肯定了诗文复古的重要作用。

其次，他认为历代诗文各擅胜场，均是明人仿习的对象。 这就回应了明代诗文“如何复古”的问题，驳斥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偏执主张。 与前后七子宗唐黜宋不同，何氏对宋代诗文颇为认同，其诗文复古理论尤以“申宋”为力。 他认为“凡前辈今日所以不喜宋诗者，目皆未尝见宋，如瞽人随人而言日月耳”[1]1093，而“苏子瞻之诗出于陶、白，黄鲁直之诗出于杜，世之人谓宋而不好焉，甚哉， 耳食也”[1]1079， 将明人学诗排宋视为盲目跟风，实则对宋诗不甚了了。 他认为“文与可、秦少游、陈无己、戴式之诸公诗，莫不镂心刻意，有物外之思”[1]1093，而王安石、苏轼之诗也“各自得意，各不自言，而音响臭味自有不可得而掩者”[1]1093，驳斥了李梦阳等“宋无诗”[10]之说，认为一切优秀诗文都应成为明人取法对象。

再次，他认为诗文复古不是对古人尺步绳趋，而是要创作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品。 这就明确了明代诗文应“如何开来”的问题，否定了明人贵古贱今、模拟蹈袭的不良倾向，呼吁时人创作一家乃至一代诗文。 其与周献臣讨论选诗即云：“古人固有过于今者，今人亦有逾于古者。 ”经典如《文选》《唐诗品汇》，也存在“腐败而色不鲜，浅短而味不长者有之”“其弱而腐且稚者”“殆亦不少”等问题，如果“今人一袭古初”，那就“迂且固矣”，故而建议周氏选诗应“不至于过尊古”“不至太卑今”[1]847。 其编选《皇明文征》，也有感于“我明诸公尽有佳文”，反对明人“吾世无人”[1]906的自菲主张。 选诗选文如此，作诗作文亦然。 其云：“国初论诗专祖唐人，近来乃有欲离唐人而为之者。 要之，何必唐，何必不唐，惟其所学之深则其发之为言，自有不同矣。”[1]1097言下已有学古求新之意。 其于《郑道圭诗序》直接鼓励郑之玄“无为唐诗，无为宋诗”，而要“为一代明诗”[1]1093。 要之，复古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

（三）对诗文复古理论的实践

对于诗文复古实践，何氏也有独特体认。 他总结前人经验与教训，认为需学古人意、气、体、格，而不能囿于简单的字句模拟。 其云：

优孟学孙叔敖， 世人至今以为排戏， 而孟子曰：“服尧之服，是尧而已矣! ”岂所习有善有不善耶？ 善则为尧，不善则优孟而已矣。 ……予最爱鸿磐之作，赋即赋矣，乐府即乐府矣，古歌行即古歌行矣，律即律矣，绝即绝矣，诗余即诗余矣，习之而无不似者。 盖似其气其格，而非若优孟之似也。 近世李济南，当代推许。 乃其乐府诸篇代字代句，意未有殊者，至其古诗不敢阑出《十九首》，吾叹济南之为优孟也。[1]1080-1081

何氏分复古二： 一是优孟， 徒然形似而失其神；一是服尧服而为尧，形神兼备。 其以王鸿磐学古而兼得古诗之体、气、格，因此是学古成功的典范；而李攀龙的乐府拟作只限于字句蹈袭，缺乏思想个性，故而得形而失神。 以文辞为例，何氏认为古今语用习惯存有差异， 若一味拟古则易致艰涩难读，故认为拟古不如采近，如明人所崇《史记》《汉书》，其成功之处在于语言“迹其近者而非远袭虞夏商周之为”[1]1040。要之，复古既要学习古诗文的意、气、体、格，更要融入作家的气质个性；诸体创作既要“祖所本始”，更要“出之以吾见解之所至、学问之所极”[1]1039-1040。 他以习字拟作诗，主张“无帖不临，总作自家字；无集不读，总作自家诗”[1]1946，好诗“必使吾之意千秋之后而如见其人、如见其事、如闻其语，而观者自得之”[1]1843。这都强调了在复古基础上融入作家个性的重要性。

何氏自身的诗文实践， 也经历了从学古到独创的过程。 以诗为例，何氏就曾广泛学古，其诗“由《选》入，本原《三百篇》。 五言古禘汉郊魏，间出入陶、谢，不堕齐、梁纤靡。 七言歌行、绝句宗杜，而律独宗杜”[1]11；但他并未一味泥古，而是融入了自身气质个性，故其诗“非唐非宋，非六朝非汉魏，而杰然为温陵何穉孝之诗”[1]40，做到了“不模拟而肖，不刻画而工，……可谓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1]11，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何氏也曾云：“始而吾心有诗也，已而吾心无诗也。 吾之始为诗也，曰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谢？有时乎曹刘，有时乎沈谢。其已也，无曹刘，无沈谢，诗而已。”[1]1104反映了他始于学古而终于独创的特殊创作体验。

要之，相较于前后七子贵古而贱今、公安诸子贵己而贱古的偏执主张，何氏学古而不泥古、贵古而不贱今的复古理论无疑更为理性通达， 是对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经验教训的有效总结。

三、重气重廉、重情重声——作为文士的诗文批评思想

作为成就斐然的诗文大家， 何氏的诗文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将其视为“生人之大业”“不朽之至荣”，对明人“动欲凌跨古人”[1]795“人人自以为游夏”[1]1697的自矜之风颇为不满， 屡次坦言作诗为文之难。 其云：“古人之为文章，博之以《诗》《书》六艺之言，泽之以九流百家之论，费日靡夜，犹必至于白首而后成，如此之难也。”[1]1119认为作家为文需根植六经，博览诸子，广采百家，费时劳神，且经必要人生历练方能有所成就。 又云：“陶嘉月、漾清风而诗之怀见，对远境、触近情而诗之思见，摹奥经、探积史而诗之才见，按古格、避近禁而诗之法见，深磨淘、 苦推敲而诗之巧见。 ”[1]1074认为诗人作诗需怀、思、才、法、巧兼备，而它们的获得需经历漫长艰辛的过程。 以诗风为例，“平直则伤率易，委曲则伤雕钻，创言则伤师心，祖旧则伤袭唾”[1]1068，都是极难把握之事。 要之，正因诗文创作是复杂困难的创造性精神活动， 故何氏认为应遵循其自身艺术规律。 其于《吹剑集序》云：“为文之道，理为之主，而气辅之；为诗之道，情为之主，而声辅之。 ”[1]1092于《丛兰馆续稿序》亦云：“诗与文异，文可以奇，可以奥，而诗也者，必平正通达，发乎情而证之性。 ”[1]1104将诗文创作区别开来，认为文以说理为主，注重气势，可以追求奇、奥等审美风格；诗以抒情为主，注重声韵，内容风格始终需要“平正通达”。 这种分殊造就了他重气重廉的散文创作观与重气重声的诗歌创作观。

（一）重气重廉的散文创作观

重气是何氏论文的首要特点，其曾直云“文章以气为主”[1]917。文气说始于曹丕《典论·论文》，并非何氏自身首创。 其所论特别之处，在于以理节气，体现了他的儒者立场。 前引“为文之道，理为之主，而气辅之”，“理”当即儒者之道，“气”则当指作家个性。 换言之，何氏主张散文创作应以传述儒道为皈依，同时强调兼具作家个性气质。 就作家个性气质而言，何氏认为它们千差万别。 其云：“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 ’……其于人也为文章，其韶秀、高伟、鬯盛、奇奥不同，其所出之途而各类其为人。 ”[1]1043-1044认为人的禀赋气质各不相同， 故于散文创作中风格也自不雷同。 这也与其“知人论文”的诗文批评模式一致。他对作家的不同个性与文风并无偏好。如其友杨道宾“为人温秀广博，洁白而坦夷”，其文“典则疏通、密致详雅，不为奥怪诡傥、傲人所不可知”[1]1046，就深得他的赞赏；蔡襄是“侃侃论天下事无忌讳”的“严重切至人”，其文“简洁深厚”“如峻岱削岳，无待陂陁迤逦之余”[1]1034，也深获其推崇。

重廉是何氏论文的另一特点。 其于《贺简司理考绩序三》云：

凡为文之道，人各有慧智，人各有远赏，合众人之致之赏而萃为一篇之文，可也乎？ 要以耽思凝渺，极一己之见而致精焉，是谓廉于意。 经史百家则穿洽矣，今古准绳则上下矣，及其用之也，察览精研，非吻吮宫商、殿最锱铢不受也，是谓廉于词。一阖一辟，一往一来，文之道尽矣，而竭情不悔，怀盈自足，尺幅之纸几何堪此狼藉也？ 是谓廉于法。一字千该，片言居要，若针必刺，若虱必贯也，是谓廉于情。 廉也者，俭也；廉也者，方也。 不俭则不能富，不方则不能稜，故为文能廉乃称纯诣。[1]1143

何氏所论“廉”当出陆机《文赋》“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11]145句。王逸《楚辞章句》云：“不受曰廉。 ”[11]165方廷珪云：“取人之有则伤廉。 ”[11]166盖有反蹈袭而主独创之意。 何氏也视“廉”为作文“纯诣”的主要标准，释廉字为俭为方，并将其内涵具化为廉于意、廉于词、廉于法、廉于情。 所谓“廉于意”，当指作家在创作前能摒除杂念，澄心静虑，独具洞见。 “廉于词”，盖指作家在作文前应博观广览，融经洽史，贯通古今，掌握准则；创作时应认真体察，字斟句酌，简明扼要，谨于下笔。 “廉于法”当指作家谋篇布局当顺应自然， 注意转合， 布局精严，谨守法度；“廉于情”指作家应以最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内心最真挚细微的情感。 要之，作家只有做到思虑精一，文辞精要，布局精严，情意精微，方能创作出气韵高妙的文章。

除重气重廉外， 何氏论文还重视其它因素的配合。其云：“文有情至，有意至，有词至。情至者淋漓而周洽， 意至者情深而含蓄， 词至之文适中规矩、方圆合度。 方合滋于始构，亦有斐于完篇，夫是者其蕴心恬淡、布格齐匀，以笔胜者也。”[1]1051-1052将情感、思想、文辞的准确充分的表达，视为作文的重要追求。 又以用兵喻作文，称“夫为文之道如用兵然，多而示之寡，寡而疑之多，正而诡之奇，奇而出之正，动静无倪，纵横互生，而后可以敌万人”[1]1054，将文辞结构多寡、奇正、动静、纵横的有机配合视为作文之要。 他评价僚友傅振商之文云：“傅公之文……盖神来、气来、情来、境来并合齐生，模象备极。 ”[1]1060-1061显受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影响，将神思、气质、真情、意境诸因素的完美呈现，视为散文创作成功之途。 这都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论思想。

（二）重情重声的诗歌创作观

重情志是何氏诗论的首要特点。 抒情言志作为古诗创作传统，深受诗人何乔远的推重。 以《诗经》为例，何氏最重《国风》，原因就在于它“大抵动于情，……真率切至、委曲微婉，自有足以感人于无穷者”。 他将抒发真情实感视为儒道重要内容，认为风诗是“情之所自动而道之可以寓焉者”[1]1000。其于《泠然草序》认为“诗也者，风也”[1]1109，将“忧世系情”的风诗等同于诗歌；于《言志稿序》则认为“诗之似志”，且“其志洁者其诗峻，其志玄者其诗深，其志狂者其诗迈”[1]1080，意即诗人的不同情志决定了不同的诗风。 何氏论诗重情志，皆因其以为人生于情。 情感的自然抒泄即诗歌，故其感叹：“诗也者，其生于情乎！”[1]1086然而情志细致入微且千差万别，故“文词之难，莫难乎所在而得其情”，认为“山林之词宜幽，行役之词宜感，边关之词宜壮，廊庙之词宜丽”[1]1066， 将恰当抒写不同情志视为作诗成功的关键。

何氏主张诗歌抒情言志应“温厚和平”，但其论诗时或突破这一原则。 如其于《黄季重诗序》虽然也说“诗之为道，温厚和平为之也”，但也欣赏李杜“风流旷宕”的诗风，认为他们“挟之以豪饮，而发之以狂态， 专之以无所问生， 而兼之以若不涉事，如此人者真能诗者也”，而“有光明特达之气，衷心诚切，夷坦媕婀，隐伏无所藏匿其胸中，非夫实诞以谩， 托焉而猎空名者也”[1]1109。 又何氏推崇“清明直达”的诗风，并以为此风“惟大家有之”[1]1109，但于《玉屏诗草序》论及池显方以禅入诗的求奇诗风时却称：“池直夫通禅而禅其诗， 凡禅中妙义无所不遍举；好奇而奇其诗，荇人间俚杂之事之语，无所不插入也。”是“诗林之上乘”[1]1097，对相近风格的徐渭、袁宏道诸人之诗亦不排斥。 至于何氏自身的创作，也不乏突破儒者诗道的“渔樵问答”乃至“衢巷小说”之作[1]21。 这又与何氏相对开放的学术思想有关②。

重声韵是何氏论诗的另一特点。 其曾云：

夫诗从声出者也。 《三百》 之篇， 奥义奇辞，……岂不谓深哉？ 而读之者不见重迟艰涩之病，其声善也。六朝之际，斯义尤严……。宋人之作，……以不善理其声，则后世无传焉。 夫诗，乐府之遗也；乐府，《三百篇》之遗也；《三百篇》，八音之遗也。 八音之音，所以被诸弦歌，荐诸郊庙朝会，不有谐声，何以须后夔也？ ……故夫情之不至，假嗥噪以为雄者，今海内之病也。 有其情其声不能按而举之，并掩其情而不彰，今闽中之病也。[1]1092

他总结历代诗歌创作的经验教训， 认为诗歌只有声调韵律谐和， 才能读来朗朗上口， 易于流传，故其明确主张“诗从声出”，将声调韵律视为诗歌固有特质。 以明人所崇唐诗为例，何氏认为其成功之处即在于“格律不失、音响谐调而已”[1]1099；而明人诗歌的弊病， 就在于 “叫号豪举以为别出声调”，结果“求之古人而不合”[1]1080。重情志而不轻声韵，重内容而不轻形式，就是何氏诗论的重要特征。

四、结语

何乔远的诗文批评思想内涵丰富、见解深刻，在明代文学批评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何氏的诗文批评思想，是对明代文学成败得失的一次自觉总结。 在何乔远生活的时代，明代诗文发展已历250 余年，其间台阁、唐宋、前七子、公安、竟陵、后七子与东林各派“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成就与流弊均已充分显露，亟待有识之士进行适时总结与深刻反省。 而身兼儒者、史家与文士的何乔远，便自觉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 目前学界多将这种自觉总结之功归于清初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与魏禧等人[12]189—218，殊不知早在何氏那里就已有较为深刻的讨论。 总体而言，何氏的文学批评基于儒者的本位立场、 史家的融通眼光与文士的切身体验， 针对明代诗文发展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双重困境， 对主导明代各期的台阁、前后七子、公安与唐宋诸派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批评，在文道关系、文学复古及诗文创作等重要论域，阐发了较为丰富的诗文批评思想，形成了融贯儒、史、文的诗文批评思想体系。 他的诗文批评思想既能坚持儒学本位立场， 又不拘拘于学派门户偏见，故其所持之论虽然并非出自原创，但总体却多是融贯诸说的切实之论。

其次，何氏的诗文批评思想，对明清之际诗文批评理论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他作为晚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学者， 同僚、 友朋与生徒广布天下，故其诗文批评思想必然影响深广，这对于矫正不良文风，指明代诗文发展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其载道、征圣与宗经诸说，恰与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等人汲古返经、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12]179—180彼此呼应；其所崇温厚和平文风，也能在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论、方苞的“义法”“雅洁”说、沈德潜的“格调”说那里听到回响。以名儒黄宗羲为例， 其青年时代就曾频繁参与何氏的诗社活动③，故其诗文批评思想深受何氏影响。 如黄氏主张“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 不当拘以家数”[13]， 反对明代“争唐争宋”的“乡愿之诗”[14]，显然与前述何氏尊唐申宋、不拘门户、兼容并蓄的思想一致；而黄氏在此思想主导下编纂的《明文海》，也在编选体例、选录倾向上与何氏的《皇明文征》高度相似[15]。这些显然都是深受何氏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亦足见何氏诗文批评思想的重要影响。

要之， 何氏诗文批评思想以儒学内圣外王之道为精神皈依，以温厚和平为审美极则，以复古学习为必要手段，以开拓创新为根本目的，于散文创作重气重廉，于诗歌创作声情并重，表现出经世致用、理性通达与兼容并蓄的基本学术精神。 它是对明代文学成败得失的一次自觉总结， 也对明清之际的诗文批评与创作实践影响颇深； 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因此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学术价值义。 无论是循何氏诗文批评思想以审视其个人创作， 还是据此以谛观明代文学的整体态势，均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 何氏生平主参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李焻《先师何镜山先生行述》、李清馥《司徒何镜山先生乔远学派》、怀英布《（乾隆）泉州府志·何乔远传》诸文。

②何氏思想虽以孔孟为宗，但又相对开放包容。 其于理学、心学、禅学、道学乃至西学，均取兼容并蓄之态度[16]。

③何氏与东林邹元标、冯从吾等过从甚密，他们复古宗经、经世致用的学术观念颇为接近；钱谦益为东林党魁，曾为何氏《名山藏》作序，其或曾亲睹何氏《镜山全集》，可能受到何氏诗文思想影响。

④ 黄氏《思旧录·黄居中》载：“庚午，何匪莪举诗社，余与明立无会不与。 ”[17]“庚午”即崇祯三年（1630），“何匪莪”即何乔远。黄氏时年21 岁，何氏73 岁，二人为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