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会记》中的历史人物与文本源流考论

王 飞

(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江苏 徐州221004 )

《秋千会记》是明代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一篇小说， 以拜住与速哥失里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马上观会、试才择婿、家败悔亲、以死抗争、死而复生、终得团圆等一系列戏剧性情节，表现了人们对忠贞爱情的向往和歌颂。 其中速哥失里与拜住墙头马上的相识奇缘， 同佥满门凋零的巨大变故，速哥失里以死明志的坚贞节操，以及后来死而复生的奇幻情节，孛罗与拜住相遇的巧合，夫妻团圆、诸子显贵的结局，体现出才子佳人小说情节结构的虚构性。 虽然如此，小说中仍有明显的非虚构性因素在，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所述人物在正史上大多确有其名； 二是小说结尾涉及到的历史史实在正史上有据可查。 这似乎表明，这篇小说另有所本，由此引发人们对小说与史实之间的人物关系以及《秋千会记》的文本来源探究的兴趣。 联系李昌祺在《剪灯余话》“自序”中所云，此书是“羁旅”之中，凭记忆写成的，而且“无书籍质证”[1]121，小说似乎又是全然出于虚构，无可质证。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以下我们就从小说中的历史人物、 历史史实与文本源流三个视角进行探究。

一、历史人物的借用

我们首先来看《秋千会记》中人物的真实性问题。 《秋千会记》以1 302 字的简短篇幅，述及十四个人物形象：故相齐国公之子宣徽院使孛罗，宣徽院佥判奄都剌，东平宣徽院经历王荣甫，枢密同佥帖木儿不花与其子拜住，孛罗之三夫人，三夫人之女速哥失里，平章阔阔出与其子僧家奴，拜住长子教化、次子忙古歹、三子黑厮，元顺帝，丞相失列门。小说写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2]117，叙事背景为元大德二年（1298），所写人物皆系元代。 笔者通过《元史辞典》翻检相关人物的基本信息，发现在《元史》中除奄都剌、王荣甫、孛罗之三夫人没有出现过之外，其他人物都出现过，且同名者甚多，计有：孛罗26 人，帖木儿不花14 人，拜住12 人，阔阔出17 人，僧家奴 4 人，教化 14 人，黑厮 3 人，失列门7 人，没有同名的有速哥失里、忙古歹、顺帝。 我们通过小说人物与史传人物的比较， 考察其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系。

孛罗在史传中的史实最为复杂， 我们首先考察这个人物。 孛罗在小说中是一个出身贵族、精通诗文的士大夫官僚形象：一是身为相门之后、齐国公之子；二是曾于大德二年拜宣徽院使，后任开平府尹，交游者有佥判奄都剌、东平王荣甫；三是“读书能文，敬礼贤士”，声闻于时；四是有女速哥失里，初许拜住，后嫁平章阔阔出之子僧家奴。 这四个方面，是考察孛罗的基本依据。 其中，第四个方面，在《元史》之中，只载元武宗皇后名速哥失里，与小说并无关系，因此前三个方面更有推断价值。

小说称孛罗为“故相齐国公”之子，但《元史》中并没有被封为齐国公的丞相。 据周楞伽考证：“按元初封齐国公的，仅八察脱忽邻、野薛涅、兀玉笃实、洁实弥尔四人，都没有做过丞相，也没有子孙名孛罗的。 ”[1]255不仅是元初，检视整个《元史》和《新元史》，也没有封齐国公的丞相。 除周楞伽所说四人外，元朝封齐国公的还有乐实、张弘范、刘国杰、刘敏中、李稷、尚文、吕思诚以及宋代大儒朱熹，孔子之父叔梁纥也曾由齐国公封启圣王。 这些人中，都没有子孙名孛罗的，也没有当过丞相的。因此，所谓孛罗为“故相齐国公”之子的说法当系虚构之辞。

但是孛罗是蒙古族常用人名，《元史》 中的孛罗达26 位之多，其中有一位“丞相孛罗”似与本文有关，仍需进一步排除。 他是众多孛罗[3]353-354之中名气较大的一位，而且史学素养甚高，还曾担任过与小说中的孛罗相同的宣徽院使之职[4]936，至元十七年（1270）又担任中书省丞相，因此历史上常以“丞相孛罗”称之，其族属为蒙古之朵儿边氏（亦称“朵鲁班氏”），生平事迹见于《元史》卷七、卷十二。但是至元二十年（1360），此一孛罗被派往伊利汗国，然后留在了那里，直至终老，此间与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合作完成《史集》之《蒙古史》[5]944，与中原地区失去联系。 关于孛罗任职宣徽院使之事，历史学家余大钧 《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 一文指出：“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孛罗免任御史大夫，改任为枢密副使，并兼任宣徽使领侍仪司事。 ”[6]180《秋千会记》的叙事时间是“大德二年”（1298）。 也就是说，这个孛罗虽然名气较大、文化素养较高，也曾担任过宣徽院使之职，但大德二年，他已经离开元朝，小说故事的时间与史实相差21 年，不在同一时段上。 进而言之，这个“丞相孛罗”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一说祖父）“禹儿乞，是成吉思汗的厨子， 隶属于成吉思汗的妻子弘吉剌氏孛儿帖·旭真的帐殿（斡耳朵），并担任成吉思汗的中军，即成吉思汗御前千户的一个百户长”，家族地位并不高。 从以上论述来看，历史上的“丞相孛罗”与小说中“宣徽孛罗”关联度很低。 另外，《元史》还载有三位曾经有“丞相”之职的孛罗，分别担任过中书右丞、行省平章政事、丞相[6]190，又都无门第出身、任职经历方面一致的信息，且年代也与小说中“大德二年”不相符合。 因此，极大的可能是，李昌祺编创《秋千会记》仅仅是择取了少数民族常用人名“孛罗”作为小说人物之名，并未与历史上的某个“孛罗”试图进行某种对应。 抑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 这个孛罗不过是现实生活或民间传闻中存在的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孛罗”，他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与小说类似的情节， 或是某方面的因素与小说有那么一点似有似无的关系， 适用于小说，于是被李昌祺拿来作为小说人物的姓名。

我们再来看小说中的帖木儿不花。 小说中，帖木儿不花曾担任“枢密同佥”，性情“豪宕”，为官“簠簋不饬”，最终“冰消瓦解，财散人亡”。 《元史辞典》载有名为帖木儿不花者14 人[3]471，其生平无一与小说中的帖木儿不花相同或相近，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 是无法与史传中的人物找到对应关系的。 如《元史》卷三十三载有镇南王脱不花，因其子孛罗不花年幼， 脱不花薨后即由其弟帖木儿不花袭爵。 这里孛罗与帖木儿不花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起，其同宗关系与小说中迥然有异。 《元史》上有名的帖木儿不花，还有《元史》第二十九卷所云：“徙封云南王王禅为梁王， 食邑益阳州六万五千户，仍以其子帖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 ”而且据《元史》卷二十九，帖木儿不花也曾担任宣徽院使，但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与小说中的帖木儿不花有关。

拜住亦是如此。 小说中，拜住有子三人：教化、忙古歹、黑厮。《元史》载有拜住同名者 12 人[3]595，与教化、忙古歹、黑厮并无任何父子关系的记载。 元英宗时曾有宰相拜住，《古今词话》之“拜住词”条引《秋千会记》中拜住所作词二首，认为“安童孙曰拜住”，而且是“延祐中少年平章”[7]795。 胡适的判断亦同，认为《秋千会记》中的拜住就是“英宗时宰相”[8]3494。罗锦堂的观点也是“拜住乃英宗时宰相”[9]112今人谭正璧也倾向于这一说法，但又提出质疑，认为“然据《秋千会记》，似又非此拜住也”[10]636。 朱仰东《李祯〈秋千会记〉拜住本事辨疑》认为人们往往将小说中的“拜住”与三个拜住附会，即“宰相拜住”“忠臣拜住”“状元拜住”， 实际上都无法坐实，认为“纵观学界关于《秋千会记》拜住本事三种‘信以为然’的结论，不难发现，不仅罗锦堂先生有误，其他两种包括广为学界频繁征引的状元拜住其实亦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11]。历史上，安童之孙拜住官至右丞相，监修国史，《元史》本传赞其“宏远端亮有祖风”[4]3300， 少年得志， 被元英宗视为股肱之臣，积极推行儒家的治国之道。 后于“南坡之变”中，与英宗一起被杀，年仅26 岁，有子笃麟铁穆尔。 诸家观点多倾向于此“拜住”即小说中之“拜住”，考诸史传，或与二事有关。 《元史》本传载拜住二十岁任太常礼仪院使时，曾“在后圃阅群戏”，小说中孛罗之内眷即戏于私居后之杏园；又，其母封号为“东平王夫人”，泰定帝时追封拜住为“东平王”，东平即元之上都，小说中则两次出现“东平”这一地名，拜住与速哥失里亦是私走于此。 但如此说，仍显牵强，历史上的拜住和小说中的拜住，除名字相同之外，实在难有更加切实的联系。

小说中又有“平章阔阔出之子僧家奴”语，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元史》实有，但他们的父子关系则于史无据。 阔阔出之事，谭正璧云：“《元史》武宗至大三年，宁王阔阔出谋反，流于高丽。 ”[10]636“阔阔出谋反”事见《元史》本纪第二十三[4]523，但这一情节并没有出现在小说中， 只有拜住之父帖木儿不花下狱败家之事，完全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许这也是李昌祺移花接木的艺术虚构， 把阔阔出之事嫁接到了帖木儿不花身上。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还有教化、忙古歹，虽史有其名，但与小说全无瓜葛，仍当是小说中虚拟的人物形象。

二、历史史实的择取

与以上人物考察结果不同的是， 小说中的顺帝、失列门和黑厮，史传中确有其人，而且小说和史传高度吻合。 考察元朝的历史， 有两位皇帝有“顺帝”之名，且都曾弃都出逃，一是天顺帝，一是元顺帝（即元惠宗）。 天顺帝阿速吉八，在上都称帝，后被从大都赶来讨伐的元文宗图帖睦尔所败，遂 “不知所终”[12]74。 另一位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元史》云：“顺帝二十八年，明军逼近大都，离大都北奔，元亡。 后二年，病卒。 庙号惠宗，明太祖加号顺帝。 ”[5]745这两个顺帝，哪一个是小说中的顺帝？《秋千会记》结尾有云：“天兵至燕。 ”《古本小说集成》载明刊本[13]135，“天兵”另行刊刻，以示尊讳，显然所指为“明军”。 因为李昌祺是明朝人，故以“天兵”称明军。 所以，此处的“顺帝”即是谥号顺帝的元惠宗妥欢帖木儿。 丞相失列门和黑厮在历史上曾有谏阻顺帝北逃之事， 亦和小说相同。 我们把《元史》中顺帝北逃的记载和《秋千会记》的结尾比较，发现它们的文字惊人地相似：

《元史》：丙寅，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 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以为不可行，不听。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 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 ”卒不听。 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 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4]986

《秋千会记》：天兵至燕，顺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同议避兵。 黑厮与丞相失列门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当以死守。”不听。夜半，开建德门而遁。 黑厮随入沙漠，不知所终。[1]255

《秋千会记》中的这段简短的文字，66 字中有46 字出自《元史》，且高度重合，仅把伯颜不花哭谏改为黑厮和失列门哭谏，算是较大的一处改动，其余部分基本上是从《元史》中摘录出来后略加修改而成。 这表明，李昌祺在编创《秋千会记》时曾经参照了《元史》，并择取其中的部分文字纳入到小说情节中。 既然李昌祺对史实动了手脚，并进行了张冠李戴的艺术处理，那么，他对人物的姓名进行虚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黑厮在《元史》卷四十二中首见[4]840，出现次数仅五次，先后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宣徽使”“中书平章政事”“大司农”，对其身世的其它方面则不得而知， 也无法获知其与小说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

关于《秋千会记》结尾所涉史实问题，也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如《中国曲学大辞典》记载“元代杂剧”类曲目有《秋千记》，文云：“又名《秋千怨》，全名《赛金花秋千记》或《赛花月秋千怨》。 张时起作。 一般认为此剧所写与明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秋千会记》同题材，写元大德年间宣徽院使孛罗之女与拜住的婚姻故事。 惟《秋千会记》写拜住之幼子于朱元璋军队攻至大都时哭谏顺帝北迁，与张时起时代不合。 或关于拜住之子的描写系李昌祺所添加，与原故事不涉。存疑待考。剧本已佚，具体内容不详。”[14]254这里所谓“一般认为此剧所写与明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秋千会记》同题材”之语并没有说清楚证据何在，因为张时起的《秋千记》已经佚失不存，在没有看到《秋千记》的情况下，难以遽然断定两者是“同题材”，也难以知晓两者“同”到什么程度。 张时起是元文宗时人，钟嗣成《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录之[15]99。钟嗣成大约卒于1360 年，当时元朝尚存，张时起在钟嗣成之前，他的作品自然不可能出现明朝灭元、顺帝北迁的后世之事。 之所以出现“哭谏顺帝北迁，与张时起时代不合”的现象乃是因为李昌祺编创《秋千会记》择取了《元史》中的文字，而《元史》为明初宋濂等人所编， 当然也就与张时起所处的元代不合了。 这里对“或关于拜住之子的描写系李昌祺所添加”的推测，由此可以得到确认，实系李昌祺所添加的情节。 这种对史实的篡改和引用， 就小说而言，符合小说文体虚构性的特点，并非瑕疵。

通过以上对人物及史实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篇小说的编创手法乃是借用史传中的历史人物之名为小说人物之名， 择取部分历史史实作为小说的故事情节，以文学虚构的笔法进行的艺术创造。李昌祺“自序”中所谓的“无书籍质证”之语，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李昌祺至少“质证”了《元史》。 所谓“质证”即“核实、验证”，也就是要求内容有所依据。 但李昌祺这种求证精神似乎进行得并不彻底，小说人物无法与《元史》中的人物对应，仅有结尾“顺帝北迁”的情节是真实的，故事的主体情节几乎于史无征。 李昌祺说此书 “成于羁旅，出于记忆”，似在表明成书之仓促，但即便李昌祺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质证”，从文学的角度看意义也不大， 因为小说的魅力原本不在于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它的虚构性。 事实上，《剪灯余话》作于李昌祺44 岁时，《自序》作于45 岁时，梓行于58 岁时[2]106-129，这期间长达14 年的时间，他若是真的要去“质证”，完全是可以的，但李昌祺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可以推知李昌祺的创作观念对所谓“书籍质证”之事，本质上并不在于“有书”或“无书”，只不过是以 “无书籍质证” 掩盖小说内容的虚构性，似乎在告诉读者，虚构并非其本意。 这反映了当时李昌祺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之间的矛盾冲突，“质证”标明他的小说观念是“尚实”的，而他的创作却又是虚构的。 在小说地位低下的明代，小说文体的虚构性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更谈不上被接纳和遵循， 李昌祺对小说的虚构性遮遮掩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李昌祺在“自序”中颇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 既 “不敢示人”“欲焚去以绝迹”，又认为可以“豁怀抱，宣郁闷”，既承认虚构的价值，又不敢大张旗鼓地直言虚构，而反复地为之说辞，言语之间的纠结，折射出李昌祺在《剪灯余话》版行于世时内心的矛盾。

三、文本源流的追溯

既然《秋千会记》中的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 所用史实也只是结尾简短的片段，那么，是否就表明这篇小说的主体是李昌祺独立编创的？ 抑或是另有源头？ 这需要对《秋千会记》的文本源流进行一番追溯的工作。 李昌祺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成书经过是“捃摭謏闻，次为二十篇”，所谓“謏闻”，即所知所闻的谦虚之辞[16]344，言下之意，李昌祺对小说的编创是有所依据的。 从今人的研究成果看，在李昌祺之前，与《秋千会记》可能发生文本源流关系的作品， 目前可以见到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唐白居易 《井底引银瓶》诗，二是元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三是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一所收之“元人《秋千会记》”[17]309。

研究者一般认为，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与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之间存在着承继关系。 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论《墙头马上》云：“它的故事的最早来源是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在白朴之前， 取材于同一种故事的作品还有宋官本杂剧《裴少俊伊州》（见《武林旧事》）、金院本《墙头马》和《鸳鸯简》（见《辍耕录》）。 南戏中也有《裴少俊墙头马上》（见《南词叙录》），但无法判断它和白朴作品孰先孰后。 ”[18]140这里所说的源流问题，主要是从作品的题目上进行的推测，因为这些作品皆已散佚不存， 仅能从题目上判断它们在人物、情节方面或许存在相同之处。

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旨在讽喻，即所谓“止淫奔也”[19]85，人物无名无姓，叙述二人私相授受，后被男子父母以不合礼教为由逼迫女子出门， 以乱始， 以弃终， 表现了女子悔恨而又无奈的痛苦心情，最后以“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揭示讽喻之意。 这首诗歌以叙事为主，通过女子的口吻追述过去的爱情生活及婚姻不幸， 男女主人公形象皆比较模糊，情节也较为简单，其主旨在于讽刺社会现象，以事喻理。

《井底引银瓶》的叙事情节被白朴《墙头马上》所沿袭。 如《墙头马上》中裴少俊于墙头马上和李千金一见钟情，遂即私奔，多年后终因不合礼制而被逐等情节，与《井底引银瓶》相合。 但也有很多新变之处：一是人物形象不仅有名有姓，而且门第出身等故事背景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二是主题由原来的讽喻变为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爱情主题；三是故事情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四是文体上由粗陈梗概的叙事诗演化为曲折生动的戏剧。 经过白朴的改编，故事情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井底引银瓶》 中的人物原本无名无姓，只称“妾”和“君”，到了《墙头马上》，不仅主人公有了姓名：裴少俊和李千金，而且门第出身都有了， 被附会成了唐朝名将裴行俭与唐朝宗室李世杰的家事， 这也是一种移花接木的艺术再创造。 实际上，戏剧情节与裴李二家毫无关系，我们也不能据此把戏剧之事附会为裴李二家实有的儿女之事，也不能把戏剧作品附会为唐代作品。 李昌祺的《秋千会记》亦当作如是观。

李昌祺《秋千会记》与白居易《井底引银瓶》在文本继承关系上也很明显。 《井底引银瓶》云：“笑随戏伴后园中， 此时与君未相识。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18]85这里提到的一些描写有四处在《秋千会记》中再次出现。 其一，“笑随戏伴后园中”在《秋千会记》中为“私居后有杏园一所”“每年春，宣徽诸妹、诸女，邀院判、经历宅眷，于园中设秋千之戏，盛陈饮宴，欢笑竟日”，这里有“戏伴”，有“后园”。 其二，“此时与君未相识”，《秋千会记》亦然，故而后来有遣媒求亲之事。 其三，“君骑白马傍垂杨”在《秋千会记》中为“拜住过园外，闻笑声，于马上欠身望之”“潜于柳阴中窥之”，亦是骑于马上相见，一在杨树旁，一在柳树阴。 “垂杨”乃是“垂柳”的别称，其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抑或“杨柳”并用，而含义相通。 其四，“墙头马上遥相顾”，在《秋千会记》中亦是拜住“于马上”“窥墙”。以上是两者在描述相识时的相合之处， 相识之后的情节占据了小说更多的内容。 从结构上看，相合之处也很多。 《井底引银瓶》的情节可以概括为相识、定情、私奔、被弃，《墙头马上》则是相识、定情、私奔、被弃、团圆，而《秋千会记》是相识、求亲、定亲、悔亲、私奔、团圆。 总体来看，三者一脉相承而又同中有异，《秋千会记》 反映的内容对社会现实生活又有新的表现，其中的择婿、悔亲情节即是。

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分析《井底引银瓶》对后世戏曲的影响时，曾援引董康《曲海总目提要》的观点，指出此一故事演变的主要轨迹，即由《井底引银瓶》发端，到白朴《墙头马上》的改编，继而有稗史《青梅歌》之作，最后有李昌祺《秋千会记》的编撰[20]245-247。 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董康既然认为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虽然有诗在，但不能因此断定是实有之事，即“未必果有实事”，却又很肯定地认为 《秋千会记》“彼时有拜住于马上见秋千会事”，且“当已流传”。 同样都是文学作品所记载的爱情故事，判断结果却完全不同，一个认为未必真，一个却当真，又没有举出证据来，令人费解。

由于《秋千会记》以元人系之，故而往往被视为“元人小说”，如《词话丛编》之《拜住词》条引《乐府纪闻》，所述拜住诸事与《秋千会记》略同，并直称其为“元人小说”[7]795。《曲海总目提要》认为《秋千会记》写的元代流传之事，近世蒋瑞藻也认为这篇小说就是元人小说，《小说考证》之《玉楼春》条直称“元人《秋千会记》”。 《中国剧目辞典》亦云：“元人有《秋千会记》流传民间，亦类似此事。”[21]818这种“元人小说”的论断，一定意义上否定了李昌祺对《秋千会记》的贡献，值得商榷。 蒋瑞藻之说出版于1916 年，所载故事情节较为完整，今即以《小说考证》所收“玉楼春”条作为分析对象，探究“元人小说”的判断能否成立的问题。

蒋瑞藻的《玉楼春》和李昌祺的《秋千会记》有明显的不同。 《秋千会记》共1 302 字，而《玉楼春》仅有547 字，删除了755 字。 具体而言，其改动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删落词作。 《秋千会记》中孛罗“试才择婿”时，拜住作了两首词，这两首词在《玉楼春》中已经全然不见。 而这两首词据王兆鹏考证，“其词实为明人李祯所依托”[22]。 李昌祺以诗炫才，这又是他小说的一大特点，删减之后，这样的特点就无法体现了。二是删简情节。如拜住写词后，孛罗很是喜欢，当即答应了这门婚事。 《玉楼春》对此记述十分简略，《秋千会记》则对具体过程和人物语言的描写较为详细， 其中诸女子暗中窥视拜住时的羡慕及祝贺之词，对后文拜住家败后，三夫人悔婚之举有一定的铺垫作用，删除之后，行文则较为突兀。 三是删掉细节。 《秋千会记》云《菩萨蛮》是用“国字”，即元朝所用蒙古文写成，《满江红》是用“汉字”写成，这对展示拜住的才学有一定作用，而这些细节在“玉楼春”中被删除。 四是删除人物语言。 速哥失里谏阻三夫人，认为“结亲即结义，一与订盟，终不可改”等语言描写，在《秋千会记》中具有揭示主旨的作用，《玉楼春》中全部被删除了，文章的立意变得不明朗。 通过以上比较，文字上显然一简一繁，内容上一个仅仅是存其大略，一个则较为曲折生动。 删改之后的《玉楼春》破坏了《秋千会记》的审美效果，文学性减弱不少。

我们还注意到，《玉楼春》 篇末没有 “顺帝北迁”的情节，而这个情节是李昌祺编创《秋千会记》的重要表现， 也是判定这篇小说不属于元代作品的关键证据。 蒋瑞藻在《玉楼春》中直称《秋千会记》为“元人小说”，是因为他见到了早期的版本，还是根据文中“大德二年”而做出的判断呢？ 蒋瑞藻在《玉楼春》的文后注明所收之文出自《花朝生笔记》。 这是蒋瑞藻自编的一部书稿，未曾出版过，在日寇侵华时焚毁不存[23]，则其本来面目已不可见，我们也无由得知蒋瑞藻以《秋千会记》为“元人小说”的更多依据。

那么，我们如何来判定《玉楼春》和《秋千会记》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文字改编的方式无非四种：一是照录；二是删除；三是改换；四是新增。以这四种情况来对读二文，我们发现，《玉楼春》绝大多数都是第一和第二种处理方式， 少量是第三种， 绝无第四种， 而且抄录文字的顺序都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玉楼春》 的文字几乎全部照抄自《秋千会记》，只是进行了删除和改换，完全没有增加新的情节。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蒋瑞藻的《玉楼春》是以李昌祺的《秋千会记》为底本抄录删改而成的。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收录的《秋千会记》文字上也有较大的不同，但判断起来则较为容易。 因为《曲海总目提要》在摘录《秋千会记》中《满江红》一词时，没有摘全，只是摘引了五句，即“其末云：入柳穿花来又去。 欲求好友真无计。 望上林，何日得双棲，心迢递”[24]31-32。 而这首词已被研究者证实是李昌祺本人所作，董康参考的只能是李昌祺的《秋千会记》，而不会是别的本子。 董康宣称《秋千会记》为“元人秋千会记”，与蒋瑞藻如出一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从现有文献及研究成果看，都没有提供足以证明《秋千会记》出自元人的直接证据，只能是猜测之词。 而证明是李昌祺编创的证据则无需猜测，诗词为他本人所作，故事结局从《元史》摘录，故事情节沿袭《井底引银瓶》及《墙头马上》。 由此看来，如果直称《秋千会记》为“元人小说”是不妥当的。 换言之，即便元代有类似情节的小说或戏剧文本存在，亦不可遽言“元人小说”。 至于李昌祺所谓“无书籍质证”之语，他不仅质证了《元史》中顺帝北迁的史实，而且应当也质证了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以及白朴的《墙头马上》，抑或还有其它情节相似的文本。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李昌祺以历史人物和相关历史史实为躯壳， 套入一个文学故事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编创之迹，体现了小说虚构性的艺术特点。 这也是小说创作中常用的艺术手法，古今皆然， 正如有研究者总结近人梁启超之小说观时所谓 “借用虚构的故事去反映当下社会情状”[25]40，这与李昌祺的创作观念是一致的， 只不过李昌祺表现的不是“当下”，指向的也非广泛的社会，而是个人的情感而已。 后世随着《剪灯余话》的广泛传播，小说文本变化不大，或照搬原作，或在诗词与史实上进行删存处理，而主要情节并未发生变化。《古本小说集成》所收《广艳异编》“情感部”之《秋千会记》[13]367-373，文同，篇末载顺帝北迁事。 《续艳异编》卷五《秋千会记》[26]55-57与《广艳异编》亦同。冯梦龙《情史》卷十“情灵类”之《速哥失里》[27]321，除个别文字有异，结尾无顺帝北迁事，其余皆同。 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主体情节则全据《秋千会记》改编而成[28]150-156，在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等处有所增饰，诗词、结尾俱在。 明秦淮寓客辑《绿窗女史》崇祯刊本卷七“重生”类，所收《秋千会记》刊落诗词，而存顺帝北迁事[29]1-3。 《香艳丛书》第十七集收《秋千会记》，词作及顺帝北迁事俱存[30]99-102。 由以上诸家所载，亦可见《秋千会记》流传之广泛，李昌祺编创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