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流芳著作考

李 柯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以所居“檀园”为号，又号香海、泡庵道人、六浮道人、慎娱居士等，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今属上海）人，祖籍徽州府歙县丰南（今属安徽）。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流芳与钱谦益偕举于南京。他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印刻，与同乡名士唐时升、娄坚，以及侨寓嘉定的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先生”，与昆山名士归昌世、王志坚并号“三才子”，又与董其昌、杨文骢、程嘉燧、王时敏等合称“画中九友”。

作为嘉定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兼跨文坛、艺苑的典型晚明江南才士， 李流芳的文名却多为画名所掩，学界对其文字著述的数量、种类、内容、价值、 编撰缘起、 版本流传诸方面尚缺乏详备考述， 后世文集编订和相关著录中亦存在不少错讹疏失。 职是之故，笔者以《李流芳集》的纂辑校点工作为契机， 对史上既存的李流芳著作予以全面清理，力求纠谬释疑，还其本原，为嘉定派及晚明江南文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一、《檀园集》刊行始末与版本考校

《檀园集》 是李流芳传世著作中最重要的文集。 明崇祯间， 时任嘉定县令四明人谢三宾所撰《檀园集序》和李流芳侄儿李宜之所作《檀园集后序》大致记叙了《檀园集》首次编刊之始末。 至崇祯元年（1628），谢三宾任嘉定邑令已历三载，此时“讼堂屡空，琴室转静”[1]，整个嘉邑初呈政通人和之象。 在此背景下，三宾“采察谣俗，博访词林”[1]，开始将地方建设推进到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爰自国初到今， 凡邑之缙绅孝秀， 以逮高世养德之士，其文词之没而不见，及既行而丛秽放散者，咸搜葺遴选，以备一邑之文献。 ”[1]显然，历代地方名贤文集的整理刊行是谢三宾阐扬、 鼓吹嘉定文化的重要规划，而辑订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四先生”之别集，“先总集而刻行之”[1]，则为此规划施行的主要举措之一，四家之刻又“自《檀园集》始”[2]。

是时，李流芳正“卧疴檀园”[1]，病榻上应谢三宾之请，出平生所著诗文，手自删定，命其子杭之、侄儿宜之（同父异母兄李名芳之遗孤）协助雠校，编为《檀园集》十二卷，凡诗六卷，序记杂文四卷，画册题跋二卷。 稿定以后，李流芳又授意宜之为撰跋文，代其转奉谢氏，可见他当时业已疾重。 李宜之《檀园集后序》撰于崇祯二年（1629）“元夕后五日”[1]，李流芳则于是年正月二十三日溘然辞世。 随后，《檀园集》刻竣，同年七月，谢三宾为之作序。 是集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细黑口，无鱼尾，版心镌书名、卷次等，卷首为谢氏序，各卷目录在每卷卷首，卷末为手书体《李长蘅墓志铭》（文后署 “赐进士及第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常熟钱谦益谨述”“新安程嘉燧书丹”“莆田宋珏篆盖”）、宜之后序，卷一卷头题“嘉定李流芳长蘅著”。 次年，谢氏又汇《檀园集》与唐时升、 娄坚、 程嘉燧三家之刻为 《嘉定四先生集》。

崇祯间原刻本《檀园集》的编刊宗旨在谢氏序言中表述得较为清楚。 李流芳的“文章书画，绚烂海内”[2]，然其流传于世者，多为书画，文名被掩，“其为人之大概”[2]更是鲜为人知，盖因其“穷老不遇”[2]“竟优游林壑以没”[2]。 有感于此，谢三宾以县长之力襄助兹集刊行，又以友人身份倾情撰序，非但为弘扬“高贤静士之风流”[2]，更可“令鄙人小夫帖耳咋舌于文章之有用，从此不敢侮易文墨士”[2]。

李流芳不仅躬自序次、裁夺《檀园集》之目录、篇章，还借由李宜之《檀园集后序》对集中作品所涉题材内容予以说明：“生平往来燕齐及遨游吴越山水之间，见夫林泉气状，英淑怪丽，与夫风尘车马之迹，人世菀枯之感，杂然有动于中，每五七其句读，平上其音节，而为诗。 年来将母十亩，退而灌园，朋旧过从，发愤时事，和汝唱余，篇什稍多。 然皆出于己，而不丐于古。 于凡格律正变，古今人所句争而字辩之者，终不能窥其堂奥也。 至于古文，益率意为之，无所祖述，间复癖懒，中废不及成篇，故其所存， 自序述、 哀诔而外， 不过题跋数则而已。 ”[1]通观《檀园》全集，可知李流芳如上自述除却谦辞，俱为实言，不同阶段、不同场合的一己情志表达正是《檀园集》存录篇目的出发点所在。 同样是见诸《檀园集后序》，李宜之在大段绍述叔父流芳的风节品格和艺文成就后，于篇末作感，称“《檀园》一集，殆非叔父之大全也”[1]，祈望时在病中的叔父能早日痊愈，憧憬其“诗文之斐灼，方将与岁月俱无穷”[1]。遗憾的是，李流芳的文学生命并没有延续下去，他“手自芟纂”[2]的《檀园集》虽非足帙，却成为最能反映作者一生心路历程与精神诉求，因而也是其最重要的存世著述。

清康熙年间，嘉定南翔人陆廷灿重修《嘉定四先生集》，康熙本《檀园集》因此而行世。 陆元辅《重刻李长蘅先生檀园集后序》 详述其版行原委：“乙酉之乱，李氏被祸最酷。 先生一枝，惟孤孙圣芝在耳。 檀园既成劫灰，梨枣亦无复孑遗矣。 娄思修兵死无后，其板析而为薪，所存不能什二。 唐、程二集幸无恙，金治文、渭师兄弟复为程刻《耦耕堂集》以续之，唐遗稿尚多，惜无人为之补刻。 远近来购《四先生集》者，久有缺逸之叹。 吾宗开倩暨其伯子扶照嗜古好学，慨然以复旧为己任，因遂捐金。 先校李集，付诸梓，将次第及于娄之缺板，唐之续稿，以成大观。”[3]顺治二年（1645），南下的清军分别于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对拒抗“剃发令”的嘉定县实施屠城，史称“嘉定三屠”（关于“嘉定三屠”，可参详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 这起惨绝人寰的政治暴力事件延燃了当地因明季政局板荡， 特别是明清易代而引发的“逆奴构乱”[4]，李流芳所在的南翔李氏因“子弟皆抱异才，傲睨一世，又疾恶如雠，群小侧目久矣”[5]，此番“遭国变，遂乘机杀掠，几赤其族”[5]。 李流芳子杭之、侄孙李拱（初名陟）等皆为乱民所害，杭之妻郑氏罹此家难，携子圣芝避祸嘉定县城，城破遇兵，赴水而亡，仅圣芝脱归，为崇祯本《檀园集》撰作后序的宜之时客金陵，及返乡，流离失所，抑郁以死。 而藏于李家的崇祯本《檀园集》雕板也没能逃过毁废于兵燹的劫数①。 至康熙中期，易代灾祸早已散去，雅好古学，“服膺先民”[6]的嘉定人陆开倩与其长子陆扶照廷灿遂以复振地方文脉、赓继文化传统为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遵崇祯原刻出资重刊 《檀园集》。 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其他三位先生的集子亦补修、重刊完毕，《四先生集》从此得以再生。 《檀园集》刻成后，陆廷灿与嘉定名士侯歧曾之孙侯大年请序于昆山徐秉義， 又于当年十一月冬至日邀族中名士陆元辅为撰后序②。

较之崇祯二年（1629）行世的《檀园集》原刻，康熙本除卷首、卷末序跋有所出入，以及其卷一卷端题“嘉定李流芳长蘅甫著”“孙圣芝、曾孙异、参重校”“后学陆廷灿扶照重订”以外，其版式、行款皆仿诸崇祯原刻， 文本内容亦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兹集的原始面貌， 其刊行对于李流芳著述的有效保存与有序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经笔者仔细比对，除避讳字外，康熙本和崇祯本尚存在少许异文，具体情形大致有三：

其一，正讹不明的异文。 例如，崇祯本《檀园集》卷一《苦雨行》云：“阿母向我言，汝忧良未殚。 ”“良”，康熙本作“长”。 崇祯本《檀园集》卷一《送座师林先生被召北上三首（其三）》云：“簪笔入承明，抗章上殿陛。 ”“陛”，康熙本作“阶”。 崇祯本《檀园集》卷二《戏赠吴鹿长》云：“风流老却梦已陈，剑古悠悠犹有气。 ”“剑古”，康熙本作“古剑”。

其二，康熙本校正崇祯本讹误之异文。 例如，康熙本《檀园集》卷一《冬夜书怀》云：“新欢与故知，恐或异凉热。 ”“故”，崇祯本讹作“古”。 康熙本《檀园集》 卷七 《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云：“家虽中落，尚有负郭数十亩，种秫酿泉，可以一醉。 ”“落”，崇祯本讹作“叶”。

其三，康熙本新出现的讹误。 崇祯本《檀园集》卷二《泊百花洲寄孟山人于紫薇村》云：“山中云物知好在，旧日酒徒应到稀。 自笑无家犹畏徙，跼蹐里中徒忍饥。 ”“徒”，康熙本讹作“徙”；“徙”，康熙本讹作“徒”。 崇祯本《檀园集》卷十二《题画册后为李郡守鸖汀》云：“泳游呴沫，皆荷明德。 ”“沫”，康熙本讹作“沬”。

总体而言， 康熙本在较好保留崇祯原刻面貌的基础上，校正了崇祯本存在的部分讹误，虽也出现几处新的疏误，但为数不多，瑕不掩瑜③。

《四库全书》本《檀园集》是继崇祯原刻本、康熙重刻本之后出现的又一传世版本。 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十六载袁枚为李流芳《手书诗》二册所题跋语云：“老友俞石仓来言：‘前明李先生长蘅诗，部臣有请销毁者。 某所藏檀园诗，先生手录本也，其存之否耶？ ’余亟取读之。 ……有诗如此，存之宜无不可。 考其时，则与谭友夏善，诗盖未尝效之。 其能为所为于举世不为之时，非豪杰不能，而况其诗有卓卓可传者哉！ 孟子曰：‘诵其诗，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先生之生平，即诗已可概见。若部臣之请，盖必指集中之言辽事者。 今按所录古近体，皆唱和闲适之作，已与近日抽毁之例合，即存之，其孰曰不可？ ”[7]④由是可知，乾隆御修《四库全书》，部臣尝奏请抽毁李流芳诗作，盖因其有诗言及清廷回避之辽事（此处亦可参详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抽毁书目》，清光绪间刻《咫进斋丛书》本）。 然或许就是因为袁枚所谓“有诗如此，存之宜无不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纂修者最终还是将《檀园集》十二卷悉数录入，而间有篡涂。书由安徽巡抚采进，所据版本未详。 《四库全书》本《檀园集》卷首仅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四库馆臣所撰提要及谢三宾序，每卷卷前无目录，卷末无跋，这或与李宜之后序言涉“君臣之义”[1]，而谢三宾则归降清廷以致失节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四库提要》对李流芳及其诗文的评价颇中肯：“虽才地稍弱，不能与其乡归有光等抗衡，而当天启、崇祯之时，竟陵之盛气方新，历下之余波未绝，李流芳容与其间，独恪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趋趋，词归雅洁。 三百年中，斯亦晚秀矣。 ”[8]

跟崇祯原刻及康熙本相比， 除却惯常的避讳异文， 以及在某些普通字句上互有正讹异同，《四库全书》本《檀园集》最大的特点就是如上所述，对集中关涉辽东战事、 清人称谓等看似敏感问题的词句进行了直接篡改，试举数例如下。 崇祯本、康熙本《檀园集》卷一《南归诗（其二）》云：“传闻虏渡河，羽书达明光。 ”“虏渡河”，四库本作“多警急”。崇祯本、康熙本《檀园集》卷一《南归诗（其三）》云：“全辽奄然丧，谋国者谁子？ ”“全辽”，四库本作“边陲”。 崇祯本、康熙本《檀园集》卷七《徐陵如制义序》云：“入金门，上玉堂，东靖辽氛，西平黔孽，此须眉男子指顾间事， 安能作此寂寂然？ ”“东靖辽氛，西平黔孽”，四库本作“指挥貔貅，建绩疆场”。崇祯本、康熙本《檀园集》卷七《侯氏世略序》云：“侯氏之先有随南渡至疁者，逆知胡运当昌，戒其子孙力耕勿仕。 ”“逆知胡运当昌”盖指辽金旧事，跟清廷并无直接关联，纂修馆臣亦改句以避嫌，四库本作“目击风俗渐偷”。 崇祯本、康熙本《檀园集》卷四《用前韵呈诸道友》有“狂来起舞学胡旋”句，胡旋舞于唐代自中亚传入中土，《新唐书》 载：“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 ”[9]这一西域民族舞蹈诚与肇迹东北的满清毫无牵连，四库本却将“学胡旋”更为“快回旋”，遂使原意尽失。 诸如此类出于政治考量的肆意改篡确乎对《檀园集》的文本原貌造成了较大破坏，非常不利于版本的递相流传，这也是《四库全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⑤。 当然，这反过来又为学界研究清乾隆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了十分可信而丰富的史料。 此外，四库本《檀园集》 在文本上区别于崇祯本和康熙本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个别篇目的出入：崇祯本、康熙本卷十二有《题画册付儿子杭之》一篇，四库本失收。

二、《檀园集》存世、著录情况考辨

由以上考校可知，《檀园集》崇祯本、康熙本较之四库本，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 虑及此，有必要对前两种本子的存世情况予以排摸、查考，并对后世文集编订和相关著录中存在的错讹疏失作出订正。

按复旦大学图书馆《明人文集书目》著录，《檀园集》版本今存有三：一为明崇祯二年（1689）李氏刻本（即崇祯原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一为清康熙间刻《嘉定四先生集》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一为《四库全书》本。 另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收藏包括《檀园集》在内的康熙本《嘉定四先生集》丛书的单位并不少，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而仅上海图书馆所藏康熙本《檀园集》就有四部，其中两部见收于足帙的《嘉定四先生集》，另两部则为失群的单行本。 显然，康熙本《檀园集》存世数量较多，崇祯原刻则为当世所稀见。

后世关于崇祯原刻本《檀园集》的著录疏失较多。 复旦大学图书馆《明人文集书目》著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檀园集》为明崇祯刊本，然笔者经眼原书，并仔细比对后，断定此本实乃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陆廷灿重修《嘉定四先生集》本，判断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此本卷一卷端明确署为“嘉定李流芳长蘅甫著”“孙圣芝、曾孙异、参重校”“后学陆廷灿扶照重订”， 与康熙本的版本信息相符；更重要的是，书中的文本内容与康熙本完全一致，而略异于崇祯本。 著录者之所以将其误判为崇祯本，大概是因为此本卷首为崇祯二年(1689)谢三宾《檀园集原序》，以及钱谦益《李先辈长蘅传》《李长蘅墓志铭》，卷末则仅收崇祯二年李宜之《檀园集后序》一文，而缺少徐秉义《重刻檀园集序》和陆元辅《重刻李长蘅先生檀园集后序》这两篇明确记录重刻始末的序跋。

同样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明人文集书目》著录的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崇祯本《檀园集》则固有其实。 此本共八册，在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 善本书志初稿》（1996 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式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中均有著录（参详“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初版）》，“国立中央图书馆”1967 年版，第 1127 页；“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三，“国家图书馆”1999 年版，第 114 页）。其中《“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称此本为“明崇祯二年嘉定李氏刻本”[10]，盖因李宜之为撰《檀园集后序》。 笔者亦曾赴台亲访，由其卷一目录首页的题下钤印可知，此本乃刘承干嘉业堂旧藏， 然其卷末一篇残缺 《弁文》却令人生疑。 这篇《弁文》列于李宜之《檀园集后序》一文之后，即在全书最末，《“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中的崇祯本《檀园集》提要称：“（卷末）再者有明黄襄弁语一篇。”[11]显然是将《弁文》作为《檀园集》的一部分。 该文可辨者如下：“住武丘山中，选阅房书，邂逅陵如，遂成莫逆。 每至予坐，见楮墨坌集，攒眉便走。予笑曰：‘曷少佐我？’辄大言曰：‘不能与八股作缘。’私窃怪之。过寓楼，止诗编一二几上。 叩之，故复绝倒曰：‘圣人贤者，即子不韵之诗；赋比起兴，即予应制之文也。 何怪？ ’爽然叹服，相见惟饮酒放言而已。 一日醉后，手小帙见示曰：‘此予故草，欲去未尽……’爽然曰……工□语有焉……予□曰工不工我……社弟黄襄题。 ”此文题为《弁文》，则应置于书之卷首，不可能出现在书后，因为按《说文》等字书的解释，弁是象形字，释作冕，冕在人首，引申为书籍或长篇文章的序文、引言等。 再依《弁文》之内容来看，文中的“陵如”或即《檀园集》卷七《徐陵如制义序》中的徐天麟。 徐天麟，字凌如，或字陵如，号退谷，紫堤村（今上海闵行诸翟镇）人。 其为徐光启门人，幼孤好学，然少不得志， 年三十余始补诸生。 举于天启四年（1624），崇祯四年（1631）成进士。 及官南京兵部郎中，萧然如寒士，以终养乞归。 诗文忼爽有奇气，有《西郊草堂集》《广阴轩杂咏》行世（徐天麟生平参详沈葵撰，王孝俭，朱士充，朱墨钧校点《紫堤村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9 页）。 李流芳《徐陵如制义序》称天麟心存济国大志，身怀经世之才，“非伊吾向窗帖括干时者”[12]， 言其虽曾长年不遇，然人格、才干远重于时文。 这与上引《弁文》中恃才自傲，鄙薄庸滥八股的“陵如”性格相符。 又《弁文》中的所谓“社弟黄襄”应为武进人，天启元年（1621）辛酉科举人，崇祯元年（1628）戊辰刘若宰榜进士，会榜第七名，任礼部文选司郎中，一说吏部员外（黄襄生平参详康熙《常州府志》卷十六、卷十七；乾隆《武进县志》卷七；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三“选举志”；等等）。 《乾隆武进县志》 卷十四载：“崇正癸酉， 邑人黄襄为顺天同考官，阅一卷，鮝鱼臭甚，置之。 ”此与《弁文》中“选阅房书”事有相合之处。 另，黄、徐均为江南人氏，具备在苏州武丘山结识的可能性， 徐陵如考中功名的时间晚于黄襄的事实亦与《弁文》所述相符，而黄襄在陵如面前称“社弟”，大概是由于在晚明文社盛行的时代语境下， 两人皆曾参加过以时文切磋、科举应考为集结目的的某家文社。

由此便可确证《弁文》中黄、徐二人身份无疑。此文应即黄襄为陵如“故草”所题序言，至于这部“故草”是上文述及的《西郊草堂集》，还是《广阴轩杂咏》，抑或其他？ 则已不得而知。 总之，这篇《弁文》虽与李流芳及《檀园集》有一定关联，但无论就“弁文”一词的性质而言，还是从其反馈的内容来讲，均不可能属于《檀园集》。 这一错乱现象大约是后人在重新装订卷帙时， 不小心将其他著述中的《弁文》窜入而造成的。

1975 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丛书《历代画家诗文集》，收入《檀园集》，是书即根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崇祯本影印，所缺谢三宾序文首叶，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钞配，上述《弁文》窜入的疏误则并未发现，一仍其旧。 此影印本《檀园集》卷首有编者所撰《历代画家诗文集第四辑叙录》，其中的《檀园集》提要言及清初有“昆山徐氏重刊《檀园集》单行本”。 昆山徐氏就是徐秉义，据上文所述清康熙二十八年重刻本《檀园集》卷首昆山徐秉义《重刻檀园集序》及卷末陆元辅《重刻李长蘅先生檀园集后序》的明确记载，徐秉义并非兹集的重刻者，仅于刻成后受邀为该书作序而已。 由此可知， 所谓的“昆山徐氏重刊单行本” 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陆廷灿重刻本。

此外，复旦大学图书馆《明人文集书目》著录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本《檀园集》，亦见载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檀园集》十二卷，明李流芳撰，明崇祯二年刻本，二册，半叶九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左右双边。 笔者尝数访此书，终得一览，断其为崇祯本，卷首为谢三宾《檀园集序》，卷末无跋。

康熙本《檀园集》存世既多，这些集子经后人重新编排、装订后，在册数、丛书中的编次、所收序跋篇目及其排序等方面亦多有不同。 其中编订较为完备的版本，卷首、卷末一般编次如下：卷首有谢三宾《檀园集原序》、徐秉义《重刻檀园集序》、钱谦益《李先辈长蘅传》（转引自《列朝诗集》），卷末有李宜之《檀园集后序》、陆元辅《重刻李长蘅先生檀园集后序》、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与崇祯本不同的是其篇末并无作者及书写人署名）。 值得注意的是， 复旦大学藏康熙本在卷首还有一篇手书体题记，文后署“光绪庚子秋七月廿六日，竺道人识于娥江鹾廨”。 而据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台北“中央图书馆” 所藏康熙本则为仅存卷一至卷六的残本，共一册（参详“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初版）》，“国立中央图书馆”1967 年版，第 1127 页；“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三，“国家图书馆”1999 年版，第 114-115 页）。

《明别集版本志》认为康熙本《檀园集》卷末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陆廷璧跋”[13]，且摘录其文曰：“今上御极之三十有一年， 特命商丘宋大中丞来抚三吴……我邑四先生集刻于明季，行世未久，其版因兵燹散毁，迄今五十余年矣。 璧弟廷灿欲谋重梓，又恐莫为之先，虽美弗彰，偕笔请序于公，公欣然诺。 未几，梓工告竣，请发鸿文弁诸简端，而四先生集又得藉是文以广播宇内而重垂不朽焉！ ”[13]跋文中提到的“商丘宋大中丞”即宋荦，而“弁诸简端” 者就是上文注释所述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腊月手书的《嘉定四君集序》。 由此可见，所谓的“康熙乙亥（三十四年）陆廷璧跋”并非《檀园集》之跋，而是与宋荦《嘉定四君集序》相呼应的丛书跋语。 或因此部《嘉定四先生集》将《檀园集》列于丛书最末而造成了以上误读，于此澄清。

三、李流芳其他文字撰著考

明崇祯年间， 李流芳之所以能在抱病的情况下，于较短时间内手自删定，结成《檀园集》，盖因其生前已经有编定的诗文集册作为基础。 较李流芳年齿稍幼的嘉邑名士侯峒尝谓“四先生之诗文，向（盖指崇祯本《嘉定四先生集》行世之前）仅传写于吴越好事，莫窥全豹”[14]，在《檀园集序》中，谢三宾慨叹“长蘅之所流传，未知鸡林等国何如，凡我公卿、学士，下至贾竖、野老，以及道人、剑客，无不知敬慕若古人然”[2]，可见，李流芳生前所编集册的传播范围应十分有限， 其性质极有可能是行世数量甚少的稿钞本，而谢氏所谓“（李流芳）仅存兹集（《檀园集》）以传世”[2]的说法实为不确之言。 下文拟逐一考述李流芳生前的文字撰著及其在后世的存废、流传情况：

万历四十二年（1614）左右，李流芳尝自编诗集，好友程嘉燧为题《李长蘅檀园近诗序》。 程序云：“甲寅孟夏，将游广陵，宿长蘅家，因夜论诗，约为黄山之游，且令余序其近诗。 是岁中秋，比玉由白下来，同观月金、焦，信宿江寺，鼓琴啸树，或过夜分。 偶忆长蘅临分之言，姑不睱序其诗，而聊序余两人之意如此。”[15]可知，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 时年四十岁的李流芳请程嘉燧为其近日所得之诗作序，嘉燧应允，撰序于当年中秋，即是篇。如此，则“檀园近诗”结集的时间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前后。 《李长蘅檀园近诗序》还细致交代了李流芳选裒是集的宗旨所在：“余与长蘅皆好以诗画自娱。 长蘅虚己泛爱，才力敏给，往往不自贵重。 ……至于诗歌，率然而成，尤不能尽见。 如《夜游皋亭龙居诗》，已刻石山中，始一传讽。 虽同时老成，皆以为不逮也。 昔人云：‘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余尝叹息斯言。曩岁，闽中宋比玉见余诗于客坐，遂相求于数千里外，历数年而始相识，其艰如是。 因每与长蘅兄弟及正叔辈相对窃叹，以为吾侪虽不逮古人，亦非有讽切美刺宜传于时，顾其缘情拟物，旷时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 及今略不相示，使生同时、居同里，所为同声、同好之人邈若异域，徒令后人有不同时之叹，不其惜欤？ ”[15]看来，李流芳结成此集，并非专出于露才扬己的私狭目的，而是为了在诗歌文本流传不易的历史条件下， 有意保存这些“率然而成”的“缘情拟物”之作，聊以引发当世友朋、后代知己的情感共鸣，而使同声、同好者无憾。 可惜的是，此集早已亡佚，当时及后世的公私藏目亦无相关著录，故其版式、体例、卷数、存诗数量、体类、题材等均已无从知晓。

据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十六载录，李流芳《手书诗》二册，为清人古盐俞石仓（一作俞仓石）所藏，有李流芳本人题词及袁枚跋语，前文已述及。 题词云：“道友方孺酷爱余诗，每一见之，无不叫绝，往往以纸扇索书为乐。 一日，邀过南园，更出此笺以授余， 曰：‘子之诗多矣。 以纸扇乞书有限，为我将生平所作录集一本，使余时时展玩，吾愿足矣。’方孺之爱余诗一至若此，因携而归之。是时，一雨弥月，索居无聊，遂漫录以应，当勿计其工拙可也。 甲子四月廿八日，泡庵居士李流芳。 ”[7]文中的“甲子”当为明天启四年（1624），时李流芳年届五旬，可见这一汇“生平所作”的手录本诗册并非上述由程嘉燧作序的自编诗集， 其成帙时间较晚。 袁枚对此《手书诗》二册的文学成就不吝美誉：“其诗清而和，直而不野，被色选声，力厚而思沉，以视七子之貌为唐人者远甚。 ”[7]此诗册经俞氏家藏，传至其族孙四香，道光间尚存，为时人“西笭周庠”经眼，评曰：“李长蘅先生诗和易简直，不事规模，迥殊七子习气，字迹尤复丰神萧远，不落时蹊，洵可宝也。 ”[7]他不仅对李诗超逸清和的艺术风格大加推扬， 更折服于其书法笔墨之精妙。 不幸的是，《壮陶阁书画录》以后遂无此诗册存世的记载，今或已失传。

又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三十七、光绪《宝山县志》卷十殷塏传所载，嘉定乡贤、万历间兵部侍郎殷都玄孙殷塏之弟某，嗜笔墨，且善鉴藏，尝汇集前朝明季诸名人与李流芳往来简札， 装为一册，此书札稿本后世并无著录，亦或已失传。

李流芳生前另有画作题跋稿本 《西湖卧游图题跋》，不分卷，后世传钞、翻刻、迻录甚多。 盖因李流芳“性好佳山水，中岁于西湖尤数”[16]“一年强半寄迹西湖，凡见湖中朝暾夕照、云气变幻，尽收入笔端”[17]，其“题跋数语”[17]亦因画而传，“澹远灵隽，字字皆香”[17]“借好者之癖以不朽”[18]。 稿本所收篇目与《檀园集》卷十一《西湖卧游册跋语》大抵相合。 惜此副墨原稿已率多散逸，今有李氏真迹《书画双挖》轴（笺本，水墨）见存，徐邦达认为此双挖轴实乃“‘《卧游图》失群之一’，遂题记‘以俟延津之合’”[19]。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丁文衡（一作丁文蘅）从《檀园集》为校，依手稿《西湖卧游图题跋》写之，并于钞本卷末题记作识，是本亦不得见。 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一子部（民国十二年铅印本）录明李流芳所撰钞本《西湖卧游图题跋》一卷， 不知是否为丁文衡写本。 今存清光绪七年（1881）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即据丁文衡钞本所刊，判断依据就是上文提及的丁文衡题记（参详李流芳《西湖卧游图题跋》卷末题记，清光绪七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 钱塘丁氏刻本收在丁丙、丁申辑《武林掌故丛编》第三集，同时收入丁丙所辑《西湖集览》， 后又编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丛书集成续编》艺术类第九十五册，以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年影印本 《丛书集成续编》子部第八十五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西湖文献丛书·四时幽赏录（外十种）》与王国平主编 《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2004 年版）所收 《西湖卧游图题跋》 同样是依照这个本子标点的。 清宣统三年（1911），邓实、黄宾虹所编上海神州国光社铅印本《美术丛书》初集十辑行世，《西湖卧游图题跋》收入第十辑，此本所据亦为丁氏钞本。

上海图书馆藏《李流芳题画诗跋》一卷，同样为长蘅存世手稿，乃海内外孤本，尤为珍重，收题跋凡二十一篇，与《檀园集》卷十一、卷十二所收同题篇目略有出入。 经细致比对，除个别字词上的异文外，《李流芳题画诗跋》和《檀园集》各版本的差异主要有四：

其一，《李流芳题画诗跋》第八则《题画册为同年陈维立》后附组诗十首，《檀园集》卷十二的同题篇目未见附诗，而将该组诗收入卷五，题作《为陈维立题画》。

其二，《李流芳题画诗跋》第十二则《题灯上人竹卷》开篇云：“画竹自文洋州、眉山长公而后，其超逸绝尘者，仅见梅道人耳。 灯公笔法大都得之道人，而圆美秀润又当在李氏父子间。 公经禅之暇，以游戏得此，亦奇矣。 是日，秋气萧奕，偶步屧访公于竹中，出此卷为题数语。己酉八月。”《檀园集》卷十一同题篇目无此八十五字。 《檀园集》卷十一《题灯上人竹卷》云：“少时，见余友髯朱画竹，喜而效之，……信笔题此。 ”《李流芳题画诗跋》同题篇目无此二百十二字。

其三，《李流芳题画诗跋》第十三则《题寒山诗卷》为《檀园集》卷十一、卷十二及其他卷目所未收，今录于兹：“一雨弥月，索居无聊。 如以小船独泛大海中，极目滔天，无可放脚处。 所谓对此茫茫，不觉百端俱集也。 今日，湿气稍解，焚香磨墨，读寒山子诗，随喜辄书，竟尽此卷，聊复记之。 戊午四月廿五日。 ”

其四，《李流芳题画诗跋》第二十则《题画册》（辛酉腊月北行）篇末云：“夏日，兰花大开，芬馥满堂。 命童子焚香煮茗，涤宋研，开窗延凉风，意思甚适。试笔连画，得数纸。昔人云：‘不作无益之事，安能悦有涯之生？’画之为他日怀欢之资，可也。壬戌六月。 ”《檀园集》卷十二同题篇目无此六十七字。

笔者发现上海图书馆还藏有刘向校定， 署名张宾王、李长蘅、汪无际三色批点，佚名批校过录的《战国策》十卷。 是为明万历刻本，二册，纵27.3厘米，横17.1 厘米，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有栏，版框纵21.5 厘米，横14.0 厘米，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上下书口无字，上黑鱼尾下刻“战国策卷几”，上册封面题“战国策卷壹”，系后人补书，卷首有《战国策序》，署刘向题，是为原序，“战国策序”下有钤印三枚，正文前有“战国策目录”，各卷头题“战国策卷第几”，正文卷头题“战国策卷第一”，下方空白处贴小纸，从右至左依次用行楷署曰 “黄笔 张宾王批点”“绿笔 李长蘅批点”“红笔 汪无际批点”，笔迹分别为黄色、绿色和红色，卷末无跋。 书中眉批有黑、黄、绿、红四色，为手书行楷，黑笔作者佚名；圈点形式有点、圈两种，分黄、绿、红三色；正文中时有夹注，为手书行楷，黑笔，作者佚名。

书中批点有如下特色：一、全书眉批以黑笔最多，红笔次之，黄笔、绿笔较少，圈点则以红笔为多；二、全书眉批大部分是围绕《战国策》艺术特色的论评，少义理说教之辞，如绿笔所评“作法甚奇”“徐而紧”“微词宛语， 咄咄逼人”“才行得荆轲有赡”（“赡”应作“瞻”）“文章描写生色如画”等；三、全书眉批大都简洁精炼，三言两语作评者居多，如绿笔所评“妙妙”“肯綮”“精健”“小人之言”等。

在中晚明以来，评点学逐渐兴盛，坊间书贾为牟利而大肆刊行伪托之作的背景下⑥，此书评点人的身份真伪暂难断定，具体原因有三：一、从版本角度看，书中所含版本信息有限，不足据以判断；二、从文本角度看，批点内容未能反映关于批评者的任何有效信息；三、从外部情况看，现今存世的李流芳著述均未关涉李氏批点《战国策》的事迹，同时人及其后辈亦未有相关著录或间接提及。 总之，在目前的主、客观条件下，这个本子的真实情况尚不能明判，俟方家作进一步考证。

此外，李流芳诗文还时常被编入后世丛书、总集、选本等，或被传钞、镌刻甚夥。 前者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明诗百家》卷十一即收录《李长衡先生诗集》一卷。 后者如清人王士祯所记，其门人户部主事何炯相赠的长蘅诗钞本 （参详王士祯《居易录》卷二十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带经堂诗话》卷十，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上海嘉定博物馆藏清嘉庆十九年（1814）嘉定张大有镌《四先生诗札》石刻真迹，亦收录李流芳手书体诗歌、书牍若干。

四、结语

笔者正是在仔细清理、 研究以上诸种著述的基础上，以李流芳躬自裒集，版行最早，当世稀见的崇祯原刻《檀园集》为底本，校以清康熙间重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参校长蘅手稿《李流芳题画诗跋》、清嘉庆十九年（1814）嘉定张大有镌《四先生诗札》石刻真迹、光绪七年（1881）刻本、《美术丛书》本《西湖卧游图题跋》，以及长蘅传世书画上或后世书画著录转引的自题诗跋等， 另自长蘅存世的书画、书札真迹、历代书画、印刻著录、别集、总集、选本、方志等各类文献中，或相关传世文物上辑出《檀园集》未收篇目若干，续为补遗一卷，与原《檀园集》十二卷合为十三卷，并裒辑与长蘅有关的重要史料附诸卷末，题作《李流芳集》，庶成足帙。 此书已于2012 年6 月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梓行，2019 年12 月重刊。 今人整理的李流芳文集，另有陶继明、王光乾校注的《嘉定李流芳全集》、李维琨点校的《檀园集》两种，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刊行于2013 年。 有明一代，在“图像的作用已经上升到与文字具有同等的意义和地位”[20]的大背景下，李流芳传世文集与书画文献的互校、 书画文献的辑佚补录功能是笔者整理《李流芳集》时试图回应的关于晚明社会诗文书画合流现象的两大学术命题， 也是笔者在现有整理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事李流芳佚文辑录和辨伪工作的重要依傍。

注释：

①万历《嘉定县志》卷二“风俗”曰：“大家僮仆，多至万指。平居乘气，为横乡闾。及主家衰落，则掉臂不顾。至于中人之家，抚养有恩，或至长子育孙，而一旦叛去，恣意殴詈，甚且操戈入室焉。 ”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第6页下）云：“（顺治二年乙酉闰六月二十二日），南翔复有李氏之祸。 李氏自世庙以来，蝉联不绝，其裔孙贡士李陟，年少有隽才，知名当世，就镇中纠合义旅，号匡定军。未就，里儿忌之，声言李氏潜通清兵，因群拥至门。陟与其族杭之等，自恃无他肠，对众嫚骂自若。 市人素畏李氏，恐事定后，陟等必正其罪，佯言搜得奸细，李氏无少长，皆杀之。 投尸义冢，纵犬食其肉，惨酷备至，莫敢问。 各路闻风，竞相盘诘，路人单行，稍涉疑似，即缚去，乱枪戳死，弃尸河中。 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骤加，其人方欲置辨，身首已离。城内外杀人无算，穷乡僻壤，自相仇杀，莫能禁止。”李流芳家族所遭“奴变之祸”另可参详张承先撰，程攸熙订，朱瑞熙标点《南翔镇志》卷六“人物·文学”、卷十二“杂志·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7-58，194-195 页）；康熙《嘉定县志》卷十六“人物二”；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文学”；等等。

② 参详康熙本《檀园集》卷首徐秉义《重刻檀园集序》、卷末陆元辅《重刻李长蘅先生檀园集后序》。 另按：陆廷灿《南村随笔》（清雍正十三年陆氏寿椿堂刻本）卷五“四先生集”条：“《嘉定四先生集》刻于明季，邑令四明象三谢公、虞山钱宗伯为之序，后遭兵燹，散佚不全。康熙甲戌，商丘夫子命为补刻，序云：缺者补之，朽蠹者新之，而四集复完。”其中，“商丘夫子命为补刻”一句须作如下辨析：康熙二十八年（1689），《檀园集》刊成，“商丘夫子”宋荦尚在江西巡抚任上。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荦调任江苏巡抚，遂有荦于康熙甲戌（1694）腊月为是年重修完毕的《嘉定四先生集》所撰序文（参详康熙本《嘉定四先生集》卷首《嘉定四君集序》）。 故而，“命为补刻”应理解为包括《檀园集》在内的《嘉定四先生集》的重刊得到了地方官员宋荦的支持。

③崇祯本卷十二的卷首目录中列有《为孙山人题画》一篇，未见于正文，康熙本亦未订正此误，一仍其旧。诸如此类未及更正的疏讹，康熙本中尚有数处。

④ “明李檀园”，原文讹作“清李檀园”，据文意改；“唱和闲适”，原文讹作“唱和间适”，据文意改。

⑤ 不同于多数康熙本《檀园集》的是，台湾“中央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康熙本残卷中的虏、犬、羊等字，均以墨钉涂篡，据此断其为后印本，涂篡目的与四库馆臣所为类似。 此处亦可参详“国家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三，“国家图书馆”1999 年版，第 114-115 页。

⑥ 参详（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67-70 页；任蕾懿《“心学”和晚明文学的复兴》，《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4 期，第35-36 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