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赵玉存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典籍不仅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而且是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武器。为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需要以翻译为媒介，对典籍进行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推动，典籍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早已形成了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的关系。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以典籍的翻译为载体，同时，典籍的翻译又促进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因此，在正确看待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需要从典籍的选材，典籍的翻译以及典籍的译者选择等方面对典籍进行翻译，从而更好地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

1 典籍的选材

以典籍的英译为载体，为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需要译者对典籍进行筛选。针对典籍的选材，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巴顿·华兹生教授（Burton Watson）认为“经典性是中国典籍译入的最主要标准”（吴涛，2018：104）。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幸存下来，直至被后人奉为经典，不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可以吸引他人阅读借鉴，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智慧能够启迪心灵、引起共鸣。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是由蓝登尔·泰勒（Randal Taylor）根据拉丁文《中国贤哲孔子》版本于1691年改编而成。而在1593年，便已有意大利传教士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论语》由此传入到欧洲。继蓝登尔·泰勒之后，欧洲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开始了对《论语》英译的不断尝试。1809年，《论语》首次被直接从中文翻译为英文，其翻译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20世纪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在海外享有权威地位”（何刚强，2007：77）。21 世纪，我国中译外领军人物之一的林戊荪对《论语》进行重新英译，其译作《论语新译》于2010年被出版发行。时至今日，依旧有无数译者走在《论语》新译的道路上，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经典作品常读常新，《论语》用简单的语言诠释了中国人的智慧，它丰富的内涵吸引着人们对其进行不断的解读释义。

虽然作品具备经典性特征是典籍英译选材的重要标准，但这不能作为英译选材的唯一标准。中国文化若想真正地走出去还需要“满足目的语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吕世生，2013：32）。以唐代僧人、诗人寒山子所做的寒山诗为例，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寒山子及其诗歌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寒山诗渲染的一种超然脱俗、个性自由的生活态度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在美国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美国翻译家赤松（RedPine）曾经称赞“寒山子可能不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是离神坛最近的诗人”（陈娜，李伟楚，2018：111）。寒山诗在美国的译本有很多，不仅赤松创造了寒山诗的第一个全译本，而且华兹生的译作《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100首》一经出版便受到了西方读者的喜爱，并在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寒山诗作为中国冷门文化走出去的典型，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态度迎合了西方市场的需求，满足了外国读者的需求。它的“走出去”也恰好说明了在典籍英译选材上，经典性并不是典籍选材考虑的唯一标准，而能满足读者需求的作品同样也能受到欢迎。

从典籍英译的选材上，不仅典籍本身具备的特征能影响其是否会被选择成为翻译的材料，而且读者的文化需求也对典籍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为了促进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出去，译者在对中国古典书籍进行翻译的时候，除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典籍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所选典籍的价值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文化需求，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拓一个市场。

2 翻译理论与翻译策略

为了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除了需要在典籍的选材上进行思索，还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翻译理论的指导和翻译策略的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底蕴让中国的文学作品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特色。那么如何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也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2.1 翻译理论的指导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中国典籍的英译也是将中文转译成英文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正确地传达出原语言的特点，往往需要译者对翻译的理论有所了解。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典籍的英译可以取得理想化的效果。以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三美”理论——意美、音美和形美为例，简单探讨翻译理论对典籍英译的指导作用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能打动读者，引起读者共鸣，译者应“尽量展现原诗的意境美”（李文鹏，2017：92）。以《静夜思》为例，许渊冲在翻译过程中将标题译为“A Tranquil Night”。虽然许渊冲没有直接表达出原诗所蕴含的思念之意，但是通过“tranquil”这个单词，在体现夜晚的宁静时，间接地渲染了诗人的思念之情。宁静的夜色唤醒了读者的思乡情，意境之美油然而生。

如果想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体现译本的“音美”，需要译者在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上仔细推敲。以《声声慢》第一句为例，许渊冲在翻译的时候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译为了“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so drear,So lonely,without cheer”。在这首诗，作者李清照通过七组叠词的使用，展现了诗歌的音律美。叠词的使用不仅使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表达出了诗人内心的凄苦悲惨。在许渊冲的翻译中，前三行采用了相同的句式来迎合原诗中叠词的使用。在这四句诗中，许先生通过“miss”“is”“drear”“cheer”四个单词押尾韵的方式呈现了诗歌的韵律美和节奏美。中国大部分古代诗歌本身便具备着音律美的特征，而许渊冲的这一译法在翻译的时候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色，使外国读者在阅读时更能体会中国诗歌中蕴含的音律美。

许渊冲提出的“形美”是指译作的形式应与原文的形式保持一致，长短整齐，对照工整，这样更能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从许渊冲翻译的《静夜思》来看，他按照一、二行和三、四行，每两行分别为12个单词的形式分布；单词音节按照七，七，八，八的形式排版，最大限度的展示了诗歌的形美。

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对中国诗歌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三美理论的指导下，译者不仅可以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到中国诗歌的魅力，而且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在保留其原汁原味的情况下更好地走出去。

2.2 翻译策略的使用

国内翻译界将翻译策略划分为“归化”和“异化”，任何的作品“都是译者在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交织作用下产生的混合体”（熊兵，2014：84）。作品的翻译，通常会受到译者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个人喜好、宗教信仰的影响。但是和翻译理论相同的是，翻译策略的使用也会对典籍的英译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借以杨宪益夫妇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对《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多采用直译和异化的翻译方法，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文的写作风格。而霍克斯作为西方译者在翻译时多站在西方读者的角度考虑，采用了增译和归化的翻译手法，其译作中个人风格明显，灵活地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适应。比如，在对《红楼梦》第十二回出现的“菩萨”一词的翻译，杨宪益将其翻译为“Bod-hisattva”，这种翻译方法不仅使译文在读音上与“菩萨”的中文发音相似，而且保留了“菩萨”原有的佛教特征；而霍克斯在翻译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文化需求，将带有佛教色彩的“菩萨”翻译成了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Holy one”。霍克斯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更易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从而可以引起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加深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3 译者的选择

为了促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除了要对典籍的内容进行选材，还要对译者有所选择。译者在典籍翻译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应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2003：22）。按照国籍来分，译者主要被分为本土译者和外来译者。和外来译者相比，本土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本土语言的认知更为清晰，更容易理解原文中想表达的含义，对作品中涉及到的本国特色民俗文化以及文化负载词等的认知往往比外来译者更加清楚。但是本土译者用英语表达的效果往往不如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的翻译。虽然本土译者在翻译时比外来译者有很大的优势，但这不代表外来译者在对中国古典书籍的翻译上比本土译者差。因为西方译者会站在西方读者的立场去审视作品的翻译，他们的译作往往会更贴合西方读者的文化审美，而且他们的英文表达往往会比本土译者更流畅，如华兹生、霍克斯等人作为西方译者就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当代中国年轻译者，我们也应肩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一方面，我们要时刻将翻译的责任铭记于心，自觉树立起学习意识，稳固基础知识，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工作中锤炼翻译技能，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文化熏陶中培养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文化输出过程中，自觉摆正个人身份，牢固政治意识，加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出去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4 结语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逐渐提升，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典籍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英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回顾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程，正确看待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系，通过对译本的选材，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策略的正确把握以及译者主体性地位的发挥，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