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彻底的决裂”再认识：论马列主义创始人的传统文化观

郑济洲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00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发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曾多次间接地表达过对传统的深刻认识，包括对传统形成发展规律、历史作用以及如何对待传统等内容。但一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传统观念的态度，人们自然而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全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告别传统”曾一度成为共产党的文化旗帜。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在此，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传统文化观的另一个维度，看到了马克思对于“文化基因”的肯定，我们不可能与传统决裂，传统做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历史的传承中遗留在每一个人身上。本文以《共产党宣言》中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思想为分析起点，拟对马列主义创始人的传统文化观做出辨证分析。

一、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思想的辨证分析

《共产党宣言》中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激进、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识。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其他场合提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亊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1]但是，仅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出马克思、恩格斯是要对传统既往的东西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结论，无疑是不深刻的、有偏差的。

(一)在历史进程中理解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的科学理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首先推翻整个旧社会制度。正如陈来所说:“《共产党宣言》更多地是一种对于反对者的宣战书，还不能充分代表成熟马克思对历史与文化的全部看法。”[3]辨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思想是对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运用。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传统文化观中，不仅要求学者考察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还必须重视思想资料的历史继承性。历史上的任何思想家创立自己的思想理论，既不能完全离开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脱离人类历史所长期积累的思想资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一切划时代的思想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4]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思想和行动中，并没有完全割断与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劳动阶级思想成果之间的联系。

任何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演进都不可能以与历史“决裂”的方式来书写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思想是他们对于“旧社会”的批判，他们以共产主义的“彼岸”世界的理想、制度和社会建设模式对“传统”进行“否定”，但是这种“最彻底的决裂”的适用对象是封建的、落后的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否认也无法“决裂”历史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中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文化基因”的模式植入于每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维意识中，并深刻影响着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现实的实践。

(二)“回到马克思”

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文本考证和“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角度找到了这种理解偏差的理论依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俞吾金的观点，他以德语词汇“überlieferten”的翻译问题为中心，在对德文原文、英国大卫·麦克莱伦主编《的卡尔·马克思选集》英译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文综合分析基础上，进一步从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的背景处境、马克思本人的用语习惯、马克思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学理研究出发，主张这段话应翻译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流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流传下来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并且他认为，关于德语词汇“überlieferten”翻译为“传统的”还是“流传下来的”的翻译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准确地理解马克和传统关系的重大的理论问题。”[5]

早在1958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这段话的就被翻译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传下来的各种观念。”[4]而当1972年人民出版社编撰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时，译文被修订为目前的文字，并沿用至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并非‘传统’，而是‘流传下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益的东西”。[6]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因此，马克思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所坚持的“革命”理念并不是一种“全盘否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变革态度通过人的实践、奋斗去改变世界，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变革社会，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唯物辨证法阐释了二者既是现实的对立，又在发展中实现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无论是从他1841年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钨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写作，还是倾注了其一生大量心血的《资本论》写作，无论是他对国民经济学说的解读，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都建立在马克思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传统观念的认真研究基础之上。基于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马列主义创始人的传统文化观，已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文化观

传统，包括民族传统、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一直不断地延承过去，并在时代的承续中开启新的社会，成为人类现实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基础。马克思在阐发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曾多次间接地表达过对传统的深刻认识，包括对传统形成发展规律、历史作用以及如何对待传统等内容。

(一)传统文化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传统之中，并受到传统的影响，而历史的交替和时代的发展，都是以先前时代创造的或好或坏的为条件。马克思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和出发点。”[2]受传统的物质基础影响，这两大集团表现出来独特的思想方式和人生观等上层建筑也自然不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平等”这一历史范畴时提出，做为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平等观念，它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并且“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7]

莫里斯·梅斯纳在《对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预示了同压迫和已经脱离了的过去彻底决裂，预示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预示了即将来临的变革会使人类的漫长的‘史前期’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新社会只能建立在旧社会的基础之上，只能通过继承过去的全部物质以及文化成果建立起来。假如只考虑第一个命题，它或许有利于文化反传统主义；而第二个命题却不断引起反传统的冲动，它对于理解马克思有关文化遗产问题的态度或许更为重要。”[2]梅斯纳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反传统主义，而是辨证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继承传统与反对传统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认识到，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传统之中，人们可以通过传统获得批判性认识，但却不能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不能妄想从传统中摆脱出来。实质上，任何—个民族的传统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是在其历史进程中长期积淀而逐渐形成，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深深地印在民族心理之中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这正是民族传统对人们的影响和制约。民族传统作为一种惯性和遗传性而存在，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就像我们耳熟能详而又发人深省的那句话“人不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二)扬弃而不是抛弃

既然民族传统是任何人所不可逾越的，客观上就存在着如何继承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的传统，主张对之前和现存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进行批判，但是他们却历来不对民族传统采取简单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抛弃的方法。恩格斯在对待黑格尔哲学遗产时说，黑格尔哲学对民族文化有巨大影响，“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2]马克思对“扬弃”这一概念曾做过精炼概括：“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8]扬弃而不是抛弃，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传统文化观的重要内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过程就是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欧文和傅立叶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扬弃”的过程。正如列宁在批判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这一属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在于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在于它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8]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他写道：“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淳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2]但是，随着马克思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他开始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学说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而后，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又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展开了充分的实事求是的批判。

即使抛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我们仍然能够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书立说、通信中发现很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西方民族传统。例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手稿和通信中多次提及罗马法并对其进行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工业社会法的先声”，“必然被当做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4]恩格斯在论及法兰西民法时说：“以法国大革命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2]此外，马克思对“传统”、“古代”社会的态度也是批判地接受。在马克思晚年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就正确地提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4]。综上所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恩格斯视为反传统者，他们致力于通过“扬弃”的方式对待传统，并将传统视为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和历史进步的前提条件。

三、列宁的传统文化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确证了文化传统不可决裂，要在实践中实现对文化传统的扬弃。列宁做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强调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在实践中亲身践行着马恩“扬弃”传统的理念，用行动诠释了马列主义创始人的传统文化观。

(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但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他反复提醒大家，如果没有继承，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他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9]必须最大限度“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8]“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9]

列宁在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开展论战，批判他们意图徒手建立一个全新的、没有任何旧文化痕迹的无产阶级文化，反驳他们的虚无主义观念和对文化遗产所持的否定观点。列宁认为，传统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任何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借助现代认识形式可以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含义，有利于社会达成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社会发展。

当然，从理论上泛泛而谈继承传统，这种事情“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在反对“疯狂地进行反抗”的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中，掌握和利用文化遗产，“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8]之所以在落后国家继承传统这个问题极其困难，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本身就是相当复杂，而且因为马列主义创始人关于继承传统问题的思想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空间，人们在运用时存在着教条化和庸俗化趋向。正如恩格斯曾批评过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1]

(二)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对文化遗产进行继承与发扬。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化遗产思想的正确继承和发展，也是指导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客观需要，更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基本途径。列宁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化遗产思想的发展。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如何看待民族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历史的创造，包括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是离不开自身的民族传统的。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的文化思潮，如上文提及的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片面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自身创造出来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关系。他们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概念来混淆民众思想，打着建设纯粹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旗号反对旧俄国的一切文化，他们还扬言要火葬拉菲尔，破坏博物馆，摧毁艺术之花，要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摧毁”，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从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铁路”。除此之外，还包括马赫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未来派等，这些文化思潮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针对以上文化思潮，列宁先后通过《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遗产》《致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论无产阶级文化》《给布哈林的便条》等等文章、讲话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继承和发扬民族遗产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需要。首先，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五阶段论”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共产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列宁指出:“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设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8]其次，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列宁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只把文化赋予了少数人，但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马上就着手建设，而不是用——说句笑话——将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9]再次，在对建设共产主义新一代人青年的训练、教育和改造问题上，列宁认为需要以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基础，即“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8]

第三，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重要途径。列宁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很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在其晚年表现的更为强烈。1921年10月，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该报告从俄国落后的国情出发，全面论述了文化任务与经济任务、军事任务的关系，并把“文盲”问题作为摆在俄国当前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提出要把文化任务置于重要位置。而后，1922年3月列宁在《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中提到：“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10]列宁对文化建设如此重视，但列宁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从零开始的，正如他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青年团的任务》讲话中，指明：我们要建设的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是结合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创造出来的知识综合，它需要建立在对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的确切了解和改造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8]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传统文化观的还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文化”与“继承旧传统”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做为当今世界践行马克思主义最成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对待民族文化经历了从“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转化，这种理论转向和实践转型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旨原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