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历程

姚 涛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自19世纪60年代始，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导下，进行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然而，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洋务派30年“励精图治”却一朝惨败于东洋“蕞尔小国”，向来鄙视日本的国内士大夫阶层无不深受震撼。恰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作为近代中国较早一批接触到西方社会的人之一，身处天津的严复既震惊于清政府的惨败，又痛心于昔日同窗及学生的牺牲，“覺一時胸中有物，格格欲吐”，[2]愤而在天津《直报》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反思甲午败局、批判洋务运动、探求自强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救亡图存之道。在严复看来，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国家间竞争的实质是人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只有着手于教育，逐步发展民力、民智、民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富强。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战后的严复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奋力译介西学以开启民智，辗转南北各地以图教育振兴。

一、译书与办报

甲午战败，举国哗然。严复虽对北洋一系的腐朽堕落了然于胸，却未想到会输的如此彻底。震惊之余，严复深感救亡图存不能只依赖于朝廷和海军事业，必须另辟蹊径。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躬耕不辍的西学上，于是“得有時日多看西書，覺世間惟有此種是真實事業，必通之而後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國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3]对西学长达20年的深入研究使得他深刻意识到，“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4]欲讲西学，就必须将西学经典著作加以翻译，引入国内供国民学习，他说：“複今者勤苦譯書，羌無所為，不過閔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5]随后，严复开始了自己的翻译事业。从1898年《天演论》出版开始，严复相继翻译出版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美术通诠》《名学浅说》等一系列西学名著。这些名著的翻译出版，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知识视野，为国人学习西学提供权威文献，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无过于《天演论》。1895年，深受甲午战败刺激的严复先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未数月而脱稿”，[6]在书中借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向国人生动地阐述了国家间“优胜劣汰”的残酷性，敲响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警钟。

为了进一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推动变革，1897年夏，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7]这两个报刊以通上下之情、中外之故为宗旨，刊发了大量中外要闻，对列强的侵略与国内顽固派经常通过社论加以批判，尤其关注维新变法运动，与南方的《时务报》一起，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活动、宣传变法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作为创办者，严复也时常在《国闻报》发表社论，阐述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根据王栻先生的研究，《国闻报》从1897年夏创刊到1898年10月14日，总计发表了42篇社论，其中有27篇可以确定是严复所作。[8]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后，《国闻报》由于鼓吹变法、言辞激烈而遭到清政府查封，严复的办报事业就此结束。

二、初涉教育

从1880年被李鸿章调至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一职开始，严复供职于北洋水师学堂长达20年之久。20年间严复虽然一直郁郁不得志，但对于海军教育始终尽心尽力。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期间，严控生源质量，重视教学管理，完善奖惩制度，全程参与了建校、师资、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实习等工作，为中国海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驾驶班学生六届共120名，管轮班学生六届共85名；[9]昆明湖水师学堂驾驶班学生24名于1893年在此毕业；[10]自美回国学生王凤喈等9人亦在此修习肄业。[9]396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留在水师学堂任教，有的入海军现役担任军官，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骨干；有的还步入政界，如民国总统黎元洪、海军总长刘冠雄等。可见，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担任总办的严复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元勋。对此，严复曾自信的说道：“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即吾生徒。”[11]可惜，1900年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尽毁天津水师学堂，师生四处逃散，严复也由天津逃往上海避难，从此脱离了天津水师学堂，结束了海军教育生涯。

甲午战争失败后，眼见俄国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奏效，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极力主张采用“联俄制日”战略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为培养对俄外交人才，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月，严复奉朝廷之命在天津创办俄文馆，[7]81他本人出任总办并亲自拟定课程，聘请教员，完善学校机构设置，主持考试。作为中国最早的俄语专门学校，天津俄文馆附设于天津水师学堂内，主要是利用水师学堂的闲置校舍进行教学活动。

同年，朝廷议覆御史陈其璋有关推广学堂的奏折，准许官绅集资办学。受此政策鼓励，在总理衙门任章京的张元济决心创办一所新式学堂。身为张元济至交的严复早就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多有不满，于是大力协助学堂的创办工作并亲自为其取名为“通艺”。1897年2月12日，通艺学堂开馆，[7]84有学生四五十人，主要学习英语、数学、天文、地理、农、商、矿、化学、制造等学科。严复虽因事务繁忙没有亲自到通艺学堂任职，但他推荐了自己的侄子严君潜担任学堂的常驻教习，并在后来为学堂聘请外籍教习一名。此外，严复曾利用1898年四五月间赴北京办事的机会两次往通艺学堂“考订功课，讲明学术”。[7]114同年9月18日，因光绪帝召见而寓居通艺学堂的严复在此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比较中西不同的学术传统、介绍斯宾塞构建的学科体系和具体学科的功用与划分、将求学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在京师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然而，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爆发，张元济被罢免所有职务，通艺学堂遭到解散，学生纷纷退学，严复在通艺学堂耗费的心血也付之东流。

三、系统实践

(一)主持复旦公学

1905年5月，严复从欧洲返回国内抵达上海，受震旦学院创始人马相伯邀请，与张謇、熊希龄、萨镇冰等28位社会名流共同担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董。[7]198随后，严复开始具体投入学校的创建工作，与马相伯一同筹建新校舍、制定“本学教授管理法”。鉴于严复在国内的显著声望，校董们曾建议由他担任总教习一职，但严复深感“主意之人太多，恐辦不下”，[3]438于是加以拒绝。面对复旦公学在办学经费上的困难，严复亲自撰写《復旦公學募捐公啟》，强调“興學”对于“自強保種”和“民生髮舒”的重要性，阐明复旦公学面临的经费困难，号召社会各界慷慨解囊为兴学救国贡献力量。[12]1905年8月24日，严复与马相伯亲自主持了复旦公学的首次招生考试，从500多名报考者中录取了50名优秀者，严复治学之严，可见一斑。9月14日，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严复在校承担英文翻译教学任务。但1906年上半年，复旦公学出现严重内乱，马相伯于春夏之交辞去监督之职。11月29日，严复应学生们的恳求，出任复旦公学校长。由于再次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严复只得电请两江总督端方拨款相助。同时，为了节约办学经费，1907年春，严复精简了复旦公学的人事安排。只留干事三人，分别负责监学、会计、文案，由教员兼任。另外，为了贯彻体育教育思想，特聘请一位美国武官负责教授学生体操，严复本人则隔日到校巡视监督。在严复的严格管理下，复旦公学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学生总数突破200人。眼见人满为患、校舍不足，4月18日，55岁的严复只得再次亲往南京拜访端方商讨扩建校舍事宜。或许是过于操劳，或许是年事已高，严复返沪后“忽患肺炎，幾成危候”，[13]“至四月中旬，乃稍平復”。[14]1908年初复旦公学开学后，校舍问题更加尖锐，庶务员叶景莱趁机煽动学生闹事。对此严复说到“私念衰老之人乃與頃領小兒計論短長，真為可笑”，[15]再加上自己常年奔波于上海、南京、安庆各地，体弱多病、不堪重负，于是在1908年4月至5月间正式致函端方，[7]262坚辞复旦公学监督并推荐夏敬观等三人为继任者。离开复旦后，严复又受继任校长夏敬观之托替复旦寻觅教习，颇费一番周折。

主持复旦公学期间，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抱负，从学校的创建到日常管理、经费筹集、课堂教学，严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他与马相伯共同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为学校确定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内容细致周详”，[16]1906年11月继任校长一职后更是对学校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使得复旦的发展重回正轨。然而，他对复旦的办学效果却并不满意，1908年4月曾有诗云：“桃李端須著意栽，飽聞強國視人才。而今學校多蛙蛤，憑仗何人與灑灰？”[17]严复不辞辛苦地主持复旦校务是为了培养救国救民的“桃李”，怎奈学校之中充斥“蛙蛤”之辈，阴为绊阻，不免使人心灰意冷。或许这也说明：教育救国，道阻且长。

(二)监督安庆高等学堂

安庆高等学堂，初名“求是学堂”，创办于1897年。开办数年来，管理不善，成效甚微，急需一位德高望重而又有能力的学界前辈加以整顿。1905年秋，安庆高等学堂代理监督姚永概获悉严复正于上海办学，便函请严复前往安庆主持学务。10月25日，姚永概不待严复回应即携安徽巡抚诚勋亲笔信亲自登门邀请。严复起初犹豫不决，亲友也多反对，“皖中亦已有反對之人，數數寄以匿名信相恫嚇”，但见安徽官绅言辞恳切，而自己又素有教育救国之志，“乃許其勉效綿薄”[14]249。1906年4月5日，严复自上海乘船赴安庆就职。[7]2224月8日，严复抵达安庆，受到安徽各界盛情欢迎，巡抚恩铭尤其殷勤。见此，严复暗下决心：“誓必令此校有成”[14]249。

经过初步了解，严复发现安庆高等学堂办学规模很大，讲堂、校舍、食堂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常年办学经费多达6万元，不足之时还可申请追加；学校规章制度较为严谨。缺陷在于缺乏优秀教员、课程设置不可理、学生对西学掌握尚浅。有鉴于此，1906年上半年，严复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第一，学制上，以五年为限。头三年用于学习普通知识，后两年分政法、实业两科进行深入学习。毕业后保送至京师大学堂，表现优异者则派往欧美留学。第二，调整课程设置。基于以西学为主、兼顾中学的教育理念，西学作为五年内的主要学习内容，全部以外语教授。伦理道德、经学、国史、掌故等中学内容一律用国文教授，头两年后仅留月课，由学生自学。第三，调整师资构成。头两年教学先用本国人，而后三年由聘请的外国教员授课。第四，因材施教、分斋修业。鉴于学堂内待毕业学生较多，故分师范、预备两斋，分别为一年、五年为期毕业，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意愿选择修习。1906年下半年，严复继续进行校务改革。第一，由教员兼任斋、庶两长，缓和师生矛盾。第二，聘用若干英文教员、中学助教。第三，细化课程设置，以英文、数学等西学基础课为主，兼顾中学。第四，设立监膳官一名，另由学生推举两位董事参与食堂管理，以促进学校饮食卫生。此外，为了存优汰劣、端正学风，1906年底，严复对预备各班学生进行甄别考试，总共不到300人参加考试竟然有37人被淘汰，一时间，严复“手辣”之名传遍全城。对于教员严复也严加考校。他与教员一一面试，考察其授课能力和教学方法，将几名滥竽充数的东归教习辞退。经过这次淘汰，严复满意的说到：“本學堂經我秋間整頓之後，至今日有起色，學生亦肯用功，毫無風潮，皖人同聲傾服，至今唯恐吾之舍彼而去也。”[18]不过他也深知，这些被淘汰的教员和学生必定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但为了学堂的长远发展，严复已经无暇顾及，恰如他所说的：“食人之祿，不能不任怨也。”[19]

1907年4月，安庆高等学堂开学，不仅增添了新校舍，学生人数也扩大到300名。正当严复擘画学堂新学期的发展蓝图时，5月24日，一场蓄谋已久的学潮爆发了，矛头直指以监督严复、斋务长周献琛为代表的所有闽籍教员。此时的严复正因过度操劳而肺炎复发、卧病上海。眼见学潮愈演愈烈，舆论又不辨真伪、煽风点火，安徽官绅不思平息事端、但求分肥。心灰意冷的严复坚决辞职，于6月7日乘船离开安庆。关于此次学潮的起因、经过，严复在《與沈曾植》、[20]《與安慶高等學堂》[14]249-253、《與甥女何紉蘭》[19]458等信件中已有说明，后世学者如皮厚锋在《严复的教育生涯》、[16]54-62沈寂在《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21]等文章中也进行了较为细致严谨地探讨，此处不再展开分析。

综上所述，监督安庆高等学堂期间，严复以自身的教育救国思想为蓝本，从学制、课程、师资、外语、考试、升学、留学以至于膳食等方面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学堂的建设发展。然而，一场学潮终结了严复在安庆高等学堂的教育实践，这既是安徽教育界的损失，亦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之路步履艰难的生动写照。恰如严复后来满怀失望地感慨：“不佞所深恐無窮者，在今日通國之學務，安徽一隅，尤其小小耳！唉！”[14]253

(三)执掌北京大学

1898年、1902年，时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张百熙曾先后举荐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洋总教习，均因守旧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师大学堂原总监督劳乃宣反对共和，甘当清政府的殉葬品，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虽是临危受命，但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严复深感欣慰。3月8日，严复自天津抵京，正式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然而，刚一就职，经费不足的问题即迎面而来。民国政府初立，学部、度支部经费紧张不愿拨款相助；学堂存款又即将告罄。万般无奈之下，严复只得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重信任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白银7万两，暂时解决了开学经费问题，全校师生倍感振奋。随后，严复开始对学堂进行改革：第一，为了节省办学经费，除此前已签合同的洋教员继续执行合同，其他职员一律依照严格标准或续聘，或淘汰，共裁员20余人。第二，将全校所有科目进行调整合并，分为文、法、商、农、工等科，每科设学长一人，选取出洋毕业优等生担任，严复自兼文科学长。第三，调整课程设置。开设介绍近代西方文化学术的课程，推动西学教育；提倡外语教育，规定除中学课程以外全部用外语授课。“5月3日，袁世凯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为校长，仍以先生署理校长”。[7]318正当北京大学校教学工作正常开展时，6月初，财政部“以庫款支絀，通行京內外各衙門，凡薪水在六十元以下者，照舊支給；其在六十元以上者，一律暫支六十元”。为了稳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北京大学校全体教职工的情绪，严复亲自撰写《上大總統和教育部》一文，阐明限薪对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巨大影响，主张“學校性質與官署迥殊”，[22]教职工不应当被限薪。同时，为了表现对政令的服从，严复表示只要其他教职工薪水不变，情愿自己降薪至60元。在严复的据理力争之下，最终北京大学校全体职工薪水仍旧全额发放，避免了混乱。

然而，一波初平，一波又起。7月7日，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办学效果不佳、社会各界多有不满为由，突然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闻讯后异常气愤，甚至一度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但为了保护北大，最终还是语重心长地向教育部条陈《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貼》，[23]从北京大学校的历史、西方各国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性等方面陈述北大不可停办的理由。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办学效果，平息各方不满，严复又上呈《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貼》，[24]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如何整顿师生队伍以节省办学经费；如何培养本国师资力量；如何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文科、法科、理工科、农科、商科等学科的发展等。在包括严复在内的全体师生的坚决反对下，教育部权衡利弊，最终取消了停办北大的决定，北大再次逃过一劫。此后，北大回归正常教学秩序，逐步展现出生机。“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大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即其学历成绩被英国上述单位承认。北京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提高了。”[25]尽管办学效果逐步显现，严复却终因与教育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不得不于10月7日主动辞职，结束了他在北大短暂而又波澜迭起的办学经历，也结束了他的教育生涯。对于严复离开北大的原因、经过，严复在《與甥女何紉蘭》[19]468-469书信中有所说明，后世学者如皮厚锋在《严复的教育生涯》、[16]54-62张寄谦在《严复与北京大学》、[25]141-165尚小明在《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26]陈平原在《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27]等文章中已经做了较为深入而严谨的分析，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由上可知，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严复始终在为北大的继续存在和长远发展而四处奔走，他依据自己教育救国的具体主张对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使其走出旧式大学堂的阴霾而逐步转变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府，他“提出的‘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思想，被后来的蔡元培校长发展为‘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28]为北大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学术、制度和精神基础。这既是对北大的保护，亦是严复在教育救国之路上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三个主要办学经历之间，严复还进行了其他一些践行其教育救国思想的活动。譬如，1902年3月4日，严复接受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聘请，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任职期间，严复时刻以译书救国、启迪民智自勉，其所制定的《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29]极为重视教科书的翻译，对所翻译教科书的实用性、涉及科目、门类划分做了细致的规定。据统计，严复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两年间，译书局共翻译新式教科书达45种112册之多，[30]为各地新式学堂提供了急需的教学文本，促进了学堂教育的发展。同时，随着西学的逐步翻译引入，其中包含的大量术语在中国传统学术用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为避免民间私定标准引起混乱，1909年5月，学部尚书荣庆聘请严复担任审定名词馆总纂，“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6]1550。在严复的主持及亲力亲为之下，学部审定名词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据统计，名词馆审定的名词术语“约有30000条”之多，“涵盖22门学科”。“这些全新的、统一的名词术语，经中小学教科书而广为流传，不仅成为国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工具，而且促使中国社会全新的文化符号环境形成，文化新陈代谢意义功不可没。”[30]30此外，严复还积极参与留学工作，1906-1908年间多次应邀主持各地留学生考试工作，几乎成了一名职业考官；献身社会教育，屡屡在各地演说，阐述自己的教育救国思想，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上海青年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商部高等实业学校等处都留下了严复的足迹；注重发展女学，不仅大力支持女弟子吕碧城创办女子教育会的举措，为《女子教育会章程》作序，还对甥女何纫兰创办女学的设想加以细化，在书信中为女校建设提出七条建议。[19]455-456

综上，从1879年9月回国到1912年10月离开北大，严复职业生涯基本都在教育界度过。任职于天津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除去日常教务还勤奋学习西学，钻研西方富强之本，终于在甲午战争后发出了自己的怒吼，提出了旨在自强保种的教育救国思想。此后，从发奋译书到参与创办《国闻报》、从总办天津俄文馆到协助创办通艺学堂、从主持复旦公学、监督安庆高等学堂到执掌北京大学，包括其他一些在教育领域的活动，严复始终在为促进中国的教育发展而大声疾呼、四处奔走。然而，起而执事不同于坐而论道，看似科学合理的思想理论常常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反复碰壁。严复在复旦公学、安庆高等学堂和北京大学等处的教育实践时间都不长，往往都是来去匆匆，坎坷不断。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包括：注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重视西学学习；推行外语教学；精简学校机构、将主要经费投入教学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所在学校的发展，但与他所期望的通过教育实现民族自强的长远目标之间仍相距甚远。不过，“比照严复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严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强行’者。”[16]62他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和具体措施虽不是尽善尽美，其中却始终闪耀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教育救国的理论光芒。他的教育实践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启蒙。而他在教育领域所经受的一系列挫折，既源于社会局势的诡谲多变，亦与其清高自负的性格有关，更反映了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教育救国之路的曲折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