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流动背景下“一带一路”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潇 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合肥学院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学生跨境流动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新时代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其中，“一带一路”来华留学工作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更推动了中国从留学生源大国向留学目的强国转变。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的出台，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与新部署，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做强“留学中国”品牌、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成为了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议事日程。

一、“三次浪潮”：国际学生流动秩序的演变及其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国际/跨文化/全球的维度”[1]已成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提升整体质量、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其中，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征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国际学生流动的人数、方向以及流动特征成为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留学生或国际流动学生(internationallymobilestudents)定义为“离开生源国家或地区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求学的学生”。[2]根据UNESCO的数据，1999年至2004年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学生总数超过250万人，增长41%。此后十年，国际学生数量又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2016年已达到500万人。预计2030年国际学生规模将达到690万。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英国脱欧”、“特朗普效应”、“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思潮”等复杂国际局势，国际学生的流动规模、地理分布、留学模式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周大涵(RahulChoudaha)认为，国际留学生的入学率、生源流向以及服务保障与全球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提供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1999至2020年间，受到国际环境和教育政策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经历了三次变迁。[2]

(一)以高技能人才培养为特征的第一次浪潮(Wave I，1999—2006)

第一次浪潮的出现源于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增长，始于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硕博生入学人数的增长。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目的地，美国凭借着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声誉以及奖(助)学金的激励体系吸引了全球人才。2001年“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留学目的地收紧了对相关国家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对一些国家留学生采取限制性措施，导致留学生入学率增长放缓。与此同时，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和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HEA)以及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me)在推进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著促进了欧洲境内的国际学生流动。纵观这一时期，第四次科技革命引发全球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是国际学生流动的时代背景，获取经费资助、追求卓越学术以及应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劳动力需求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动机。留学目的地主要是以美英为代表的传统目的地，中国、印度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增长较快的生源国，其中印度留学生的增幅高达163%。[4]

(二)以入学率快速增长为特征的第二次浪潮(Wave II，2006—2013)

第二次浪潮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导致了发达国家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骤减，传统留学目的地院校转而依赖国际教育收入的增长，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随之调整。为提高入学率，依赖国际学费收入的国家和高校纷纷放宽招生政策，主要留学生群体渐从以理工科的硕博学习为主转变为以商业、管理与法律为主的本科学习，自费留学生成为最大的留学人群。此间，政策调整导致国际学生数量快速增长，仅以美国为例，国际学生入学率总体增幅高达44%。

这一时期，留学大众化潮流与新兴留学目的地的出现改变了全球人才的单向流动。根据UNESCO发布的《亚太地区学生的国际流动》(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studen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报告显示，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接纳国际留学生的趋势逐年增强，正成为吸引国际学生的“新兴竞争者”。例如，通过设立专门的学院和课程，新加坡为学生提供了低成本享受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从世界各地引进大量高层次人才。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不仅成立杜克—国大医学院 ( Duke-NUS Medical School) 和耶鲁—国大文理学院 ( Yale-NUS College)，还与国外知名大学开办联合学位课程(JDP)，在全球各大商业中心启动海外学院计划，实现了“国际化教育”与“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5]14-21国际化办学优势、人才激励机制为新加坡吸引全球人才创造了最佳环境，大量非新加坡公民的外国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and non-residents)的不断涌入保持了劳动力结构的多样性和灵活性。[6]与此同时，留学群体与目的地变化引发了关于如何满足留学生语言学习、文化适应、职业咨询等多样化需求和期望的教育议题。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DU)教授彼得·科尔(PeterKell)认为，新兴留学目的地的出现和源源不断的留学生为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解决因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提供了重要渠道。这一全球学生流动的动态趋势不仅与亚洲国家本身在文化、宗教和社会领域的共通性和亲和力有关，也与“911”事件后发达国家反移民情绪、极端民族主义影响导致美英留学、就业、移民政策不断收紧相关。[7]81

(三)以流动多元化为特征的第三次浪潮(Wave III，2013-2020)

第三次浪潮始于2016年开始的逆全球化政治导向，全球留学主要目的地国的分布与学生占比正在向选择更高开放度的区域迁转。这一时期，在“特朗普效应”、“英国脱欧”等国际局势影响下，美英不再是国际生留学选择与流动的单向中心，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中国正成为“跨境教育”的主要竞争者。特别是，随着亚洲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学术水平、国际声誉的提升，区域学术与教育合作项目增多以及国际化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授课方式的不断革新，以中国为代表的区域留学目的地越来越有吸引力。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吸引了该地区62%的国际学生。[8]

一方面，逆全球化政治导向加剧了美英政策制定的保守趋势，导致美英留学群体安全感、就业以及移民机会普遍下滑，国际学生在生活、安全、就业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现。相较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留学与移民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凭借开放宽松的留学和移民政策分流了赴美留学人群，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留学生的主要增长极；而德、法等国则以就业机会、留学成本等取代英国成为欧盟留学目的地。例如，《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战略 ( 2010—2014) 》(InternationalStudentsStrategyforAustralia，2010—2014)为代表的留学政策强化了留学生权益保护，包括全方位留学保障体系、国际教育消费者保护机制以及留学信息渠道等。加拿大通过推行毕业后工作许可项目(PGWPP)，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计划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后申请永久居住权。又如，德国政府制定的《教育、科学和研究国际化战略(2017)》指出，“联邦政府的既定目标是巩固德国在科学、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国际优势地位……联邦政府将继续努力，进一步打破阻碍学者国际流动的障碍，吸引更多优秀的留学生和学者来到德国”。[9]2020年3月，德国《专业人才移民法》的出台进一步放开了就业和移民限制。法国也于2019年实施“人才护照”政策，为博士阶段的国际学生直接签发有效期为4年的签证，并提供1年的居留签证。[10]

另一方面，亚洲国家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东移”、“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的到来，亚洲学生在大学择校方面拥有了更多选择，亚洲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加。其中，随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稳步实施，国际学生的流入、流出实现了双增长，助推了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格局、国际留学生流动新秩序的出现。目前，作为国际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生源地，同时也是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目的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首选目的地。随着来华留学生专业结构不断优化，学历生占比逐年提高，过去“赴中国留学的大多数国际学生寻求的并非学位教育，而是学习语言和短期课程”[11]的情况正在改变，不少高校开始探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型学位教育。

大变局时代的三次国际学生流动“浪潮”对整个留学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全球入学率增速放缓、留学目的地多元化、留学制度创新成为当前国际学生流动发展的三大特征。而全球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英美留学相关产业的萎缩，据IIE最新发布的《2020年门户开放报告》(The Open Doors Report 2020)数据显示，英美留学人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12]随着传统目的地留学生入学率增速持续放缓，留学目的地国呈现更加多元化发展态势，教育质量和学习体验成为影响国际留学生流动的主要因素，中国有望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二、“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的深入实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来华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目前，支撑来华留学生高速增长的主体大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0%的来华留学生来自亚洲与非洲，以奖学金生为主，更倾向于攻读学士学位；相比之下，来华欧美留学生侧重于副学位(Sub-degree)课程学习和汉语学习。总体上看，这一趋势与国际学生流动趋势大体一致，即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的增长更强劲。[13]随着我国政府奖学金制度完善、留学生管理水平提升和人文交流合作推进，来华留学教育迎来了提质增效的新机遇。

(一)政府奖学金制度日趋完善

关于国际学生流动因素的相关研究显示，经济激励(economic incentives)一直是出国留学的强大动力，[14]而奖学金制度无疑是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华留学的激励手段和重要渠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

“一带一路”的倡议(2013)提出后，为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教育交流，为更多优秀人才提供深造机会，中国政府奖学金政策开始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倾斜。例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提出，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2016)致力于培养大批共建“一带一路”急需人才，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2018年，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表示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15]通过“丝绸之路”等政府奖学金制度激励，“一带一路”地区来华留学生大幅提高。目前，来自为巴基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和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对外教育的主要生源地，奖学金生已成为我国留学生主体。

政府奖学金政策的设立，不仅可以提高生源质量，而且具有调节留学生内部结构的积极作用。通过专业、学历等设置导向，我国“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对留学生的吸引力逐年增强、专业覆盖面越来越广、招生结构不断优化。目前，从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生源层次看，研究生比例增长强劲，年均增长率21.3%；学历生占比不断上升，2018年占比89.9%；从奖学金覆盖专业来看，工科、管理、经济、汉语言、西医、法学、理科、文学、农科、教育、艺术和中医12个专业的奖学金生占奖学金生总数的99%。从奖学金生人数排名省份来看，京津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三省占据了排名前10。[16]65

作为国家奖学金的补充和延伸，地方政府和高校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双一流”建设也推出了相应的奖学金项目，以助力来华留学高端人才培养。例如，作为全国首批“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接受院校，江苏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学院和“一带一路”产学融合研究院，设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校师资培养博士项目，为“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培养了千余名知华友华高层次人才。不少高校还结合办学特色、学科优势专门设立了面向特定群体的“一带一路”奖学金，如北京体育大学针对国际冰雪运动体育专业人才、复旦大学针对国际MBA项目、华侨大学针对华裔留学生、上海财经大学针对区域经济学硕士、天津大学针对预科生纷纷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据统计，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华留学生超过20万人，其中奖学金生占来华生总数的10.21%，研究生比例为68.01%。

(二)留学生教育管理水平逐年提升

随着“一带一路”办学规模扩大、学生流动数量增长，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备受关注。近年来，我国出台了系列来华留学质量规范和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保障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实现了来华留学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例如，教育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2017)、《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2018)和《教育部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2020)的相继出台，从完善政策、出台标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多领域提升了我国留学生教育管理质量，促进了留学教育事业内涵式发展。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服务保障不足往往成为制约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双边、多边联合办学中，我国不断探索与改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有效保障体系。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自我评估、合格评估等制度逐步完善，建立了从入口审批到过程监督的系统的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第三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2015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启动了关于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的论证工作，2019年正式启动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激励、认证、评估等质量保障机制，形成了政府管理、学校办学、社会评价良性互动，提高了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的效果和效率。

进而，通过不同级别的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与对话平台推进，“一带一路”留学生学位学历互认取得积极进展，打通了因教育体制机制不同而存在的学习壁垒，有效促进了高层次人员的跨境流动。例如，我国倡导并推动《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全球公约》，参与跨区域、跨境教育合作公约制定，支持世界范围学历互认机制。从2015年的“重庆倡议”到2017年“亚洲国家信息中心协作网络组织网站”(ANICCW)、“亚欧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协作网络组织”(CBQAN)，多项亚欧学历互认计划取得突破。此外，我国持续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亚太地区国家合作，推动《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地区公约》修订完善。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我国已与188个国家和地区、46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累计覆盖54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在读学生已超30万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过半。

(三)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民心相通

为应对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流动的多样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我国政府与高校结合国家战略、区域优势以及学生特点，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的留学项目落地，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目前，我国高校开展“一带一路”留学项目主要包括国家部委合作、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合作、地方政府合作、企业合作、独立承办等形式。在线调查显示，地方政府合作项目(29%)、教育部合作项目(26%)、独立承办(21%)是来华留学教育项目的主要类型。[17]

首先，相关省市积极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自2016年起，教育部陆续与二十多个省(区、市)签署了部省(区、市)共建备忘录，各省市向后设立了“一带一路”项目。例如，广西20余所院校依托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招收近万名东盟国家留学生，是中国招收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其中，广西民族大学自1964年起开始招收东南亚各国留学生，至今已为东盟各国培养2万余名高层次人才，现有在校东盟留学生1400余名。宁夏重点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一批中阿联合研究机构和智库。贵州省与老挝琅南塔省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平台，在农业、科技、教育、轨道交通人才培养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此外，国内“双一流”高校依托教育资源与学科优势，多渠道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加强双向学生流动，来华留学生规模和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例如，中国海洋大学依托海洋人才培养特色，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海洋岛国作为留学生生源拓展重点区域，建立“中泰海洋和水产中心”，探索海外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国际人才培养模式。

此外，短期项目、海外学院也是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有效方式。例如，2017 年，北京大学为响应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越两国元首关于开展教育、文化和青年领域合作创意，启动了“一带一路”友好使者项目，邀请15名越南学生来华进行暑期学习及交流。该项目的目标群体为两国具有未来领袖潜质的青年，致力于通过人文交流推动教育合作，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来华攻读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定期举办的京师哲学暑期学堂“中国思想与现代文明”，亦旨在助力“一带一路”国家青年学者亲近和感悟中国传统文化。此外，为更多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扩大中外民心相通的覆盖面，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深度合作交流。作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的重要成果，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2019)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组织学生来华留学，培养认同中国企业文化和技术标准的技能人才，建立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可推广的新模式。

概言之，建立教育共同体关系、夯实民心相通基础，既是“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使命与目标，亦是中国高等教育应担负起的历史责任。随着“一带一路”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奖学金激励、留学生管理与人文交流合作成为打造“全链条”、“浸润式”留学教育，推动更高层次和水平的跨境师生交流的重要渠道，为传播中国理念、汇聚知华友华能量提供了广泛国际共识。

三、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走向与未来

在跨境教育规模指数增长和流动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国际学生流动已发展为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中心与多极并存的学生流动网络新格局的日趋形成，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国家结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已从21世纪初的强半边缘国家迅速成长为中心国家，与美国共同组成全球学生流动网络的双核心。[7]4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与新兴目地国，中国正成为全球学生流动网络中心的重要一极。[22]当前，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格局、走向与模式正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首先，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力是国际化发展的重点任务。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不断变化与中国全球治理参与度日渐深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学生流动，对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看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教育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与全球国际学生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两种态势是共存的。当前，国际学生的外向流动与高等教育内部的人才培养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如何借力“双一流”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立足“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改革的系统推进，提升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成为培育国际化品牌、打造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其次，促进人文交流是今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走向。当前，我国凭借“一带一路”优先策略、学位学历互认、境外办学、项目驱动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国际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人文交流机制与平台，不仅有助于构建以全球责任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而且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推动和完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可以发挥国家、机构和民间等不同层面人文交流机制的特点与优势，打破来华留学生“阻隔化”培养模式的局限，培养多元文化沟通力与跨文化理解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多语种教育、汉语国际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人文交流中的主体地位，为“一带一路”建设固本强基，助力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

再次，线上教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新的生长点。当前，国际教育合作的创新主要集中于推进网络教育和合作办学两个领域。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国际教育普遍采取了线上合作办学、在地国际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新模式，中国也围绕“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常态化”开展卓有成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认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增加远程教育(线上模式)的使用，教学人员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意愿可能会增强。[19]事实上，疫情引发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教学观念转变与手段多元化，线上合作办学、在地国际化、线上课程的推广，为国际学生流动提供了更多选择，而未来针对多元化合作办学、网上学位项目等领域探索与尝试无疑有助于营造更加便捷化的来华留学环境。[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