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与教育在高职院校中的发展现状研究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冯亚男,王兆才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山东 青州 262500)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简称“非遗”)的保护起步较晚，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非遗才逐步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非遗文化进校园作为非遗传承与活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受到很大重视。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其鲜明的应用性与实践性特征使其在传承非遗技艺上具有更多优势，对非遗传承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目前高职院校中还没有针对非遗传承与教育相关发展情况的定量统计分析，研究利用知识图谱分析法，回顾该领域20年的发展历程，找出其研究热点趋势及不足，以期为高职院校非遗传承与教育发展的深入研究提出些许借鉴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采集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字资源库，检索条件为“高职”“非遗”的主题检索，检索来源是“全部期刊”，时间范围为2001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共得到学术期刊335篇，为了聚焦，笔者对335篇学术期刊论文进一步手动筛选，去掉简讯、广告等，得到有效文献332篇，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的数据信息处理。

1.2 研究方法

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法，对高职院校非遗传承与教育这一领域的332篇学术成果进行科学深入的分析，借助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研发的软件Citespace(版本号：5.8.R1)进行可视化图谱呈现。

2 文献整体发展现状解析

2.1 年度发文数量分析

学术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量作为衡量科学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知识量的增进情况及该领域研究者的研究进度[1]。从发文年度来看，高职院校的非遗传承与教育研究在2001-2010年间的成果为0，其年度分布图(图1)从2011年开始，2011-2014年间发文量持续波动，每年的发文数量都不超过10篇。2015-2019年发文量逐年攀升，并在2019年达到高峰，年度发文量为88篇，2020年略微回落。该现状出现的原因与我国高职院校、非遗传承的发展现状及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我国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初步从法律层面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定义。2002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此后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大幅度提升，但2009年之后职业教育再度受到冷遇，招生人数逐年下降。针对这一现状，国家在2017-2018年出台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多个政策文件，开创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教新起点，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职教20条”更是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重新焕发生机，高职类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职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了大幅提升。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较晚，直到2011年才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遗保护提高到法律层面，从这时开始“非遗”逐渐受到更多大众和学者的关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7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各层次学生的教育内容。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其传承与发展也得到了政府与学校的重视，202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2021年)》。非遗传承中对技能和工匠精神的重视与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不谋而合，这就使得职业院校成为非遗教育的重要阵地，尤其是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阵营，其与非遗教育的结合也自然成为学术界与教育界关注的重点。因此，将“职业教育”和“非遗”两大领域的发展情况及研究合并分析，能更深刻地解读非遗传承与教育研究在高职院校的整体发展历程。

图1 年度发文量及发展趋势

2.2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Citespace提供了三种层次的科研合作网络数据分析，分别是作者、机构、国家合作网络，对应微观、中观、宏观的合作网络分析。其中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主要展示作者发文量和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图中作者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姓名字号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设定Node Types参数为Author，时间跨度为2011-2020年，时间切片为1，得到了节点数为187，连线数为46，密度为0.0026的作者合作与被引共现图(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高职院校非遗教育与研究相关成果的作者之间合作较少，研究成果分布松散。对发文量进行统计发现，发文最多的作者发表文章12篇，还有一定数量的作者发文数量为3篇，其他大部分作者的发文量少于3篇，如表1(该领域发文排名前7位的作者信息表，其中数量并列的排名不分先后)。从作者合作图谱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学者们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除了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周敏老师外，绝大多数作者发文数量较少，且作者之间的合作也不够。如果把同一作者就一个主题的发文量看作纵向坐标，作者合作看作横向坐标，以此坐标表示高职院校中非遗教育与研究的发展状况，可知，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的延展度也不够，研究成果呈点状分布。

图2 作者合作图谱

表1 作者发文量

2.3 机构合作统计分析

机构合作图谱展示的是机构发文量及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作者合作图谱相似，连线代表机构合作关系，学校名称字号大小表示发文量多少。设定Node Types参数为Institution，时间跨度为2011-2020年，Slice Length为1，得到了节点数149，连线数0，密度为0的机构合作图谱(图3)，由此可以看出，该领域机构之间无合作关系，相关研究缺乏院校、机构之间的协作探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院校之间及院校与非遗机构间的合作探索有很大提升空间，彼此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地区性影响。此外，通过对机构发文量进行统计(表2)，发现虽然发文机构不存在合作关系，但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研究主体分布不均衡，排名前6的发文机构主要集中在江苏地区，这一现象可以从江苏的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得到答案，江苏地区一直是国内职业教育发展高地，“第一所职业大学，第一所县办大学，第一所中德合作职业学校……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发祥地，江苏曾创造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多个‘全国第一’”[2]。这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资料与信息。

图3 机构合作图谱

表2 机构发文量统计表

3 研究热点分析

3.1 高频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的凝练，而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呈现的是关键词在不同文章中出现的频次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两篇文章中同时出现一个关键词，表明该关键词共现一次。该图谱可以为我们揭示某一专业领域内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进而直观地展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在软件控制面板中选择时间跨度为2011-2020年，时间切片为1年，Node Types 中选择Keyword，在Pruning选项中勾选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三个选项，得到了节点数239，连线为290，密度为0.0102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因节点大小、标签字体大小和与之相连的关键词数量成正比，所以发文量较多的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非遗传承”“高职教育”“工匠精神”“校企合作”“非遗文化”等词。进一步观察可发现该共现图谱中出现了一些相近或类似的关键词，如“人才培养”“培养模式”“高职教育”“职业教育”等，可以分别归纳合并。因为Citespace软件不具备相似关键词自动合并功能，所以笔者将关键词手动合并后重新运行，得到新的关键词共现频率表(表3)，表中呈现了排名前12的关键词，这些就是高职院校中非遗教育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重点的准确性，在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行聚类效果处理，得到一个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3 共现词频表

Citespace聚类词谱，是将若干相近关键词进行组合，呈现出一个个包含若干关键词的类团，更加形象地展示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热点。图5为本文的聚类图谱，Modularity Q=0.8611，Silhouette S=0.9869，聚类量为47。其中，Modularity Q表示网络聚类的有效性，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而数值越大，聚类效果越好；Silhouette S代表网络聚类的可靠性，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表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S=1则表示聚类最可靠，效果最好。因此，本文的聚类效果数值均在有效范围之内，且聚类效果非常不错。图5中显示的是聚类数量排名前10的词团，其中一个色块表示一个聚类，分别是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非遗传承、非遗文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传承创新、校园文化。高职院校、职业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五个聚类关键词聚类标签的出现与文献搜索主题“高职”“非遗”高度类似，不具有独立分析的意义。通过进一步分析文章具体内容，发现绝大多数文章可归纳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等关键词类团。将关键词的聚类分析结果与高频关键词共现结果相结合，即可得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人才培养”“高职教育”“工匠精神”和“校企合作”四大方面。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3.2 人才培养

非遗视角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探讨是目前该领域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点。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曾在2013年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建设，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实施对口培养。从文件中可以看出，职业院校与非遗相结合进行的人才培养，需要探索的内容比较多，学术界成果范围也非常广泛，既有对两者相结合的“现状、问题、意义、对策”[3]和新培养模式[4]的普遍性探讨[5]，又有大量关于高职院校非遗教育与研究的个案分析。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一、地区性非遗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主要探索某一地区代表性非遗文化与地方性高职院校交叉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文冬妮等人的《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模式》、王颖睿《浅析地方高职人才培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融发展》、布乃峰的《大湾区背景下基于产教融合的“非遗”文创设计人才培养研究——以清远市龙塘镇陶缸烧制技艺为例》等；二、非遗文化与某个高职院校相结合教育传承路径分析，如李兴武等人的《乡村振兴视角下渝东南地区非遗本土人才培养路径——以重庆旅游职业学院为例》、武芳等人《高职院校传承与发展山西非遗文化的实践性研究——以山西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等；三、非遗文化与某个具体专业相结合，从更加具体、微观的角度，探索某一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而且在专业建设中经常与非遗大师工作室相联系，如孙璐等人的《地方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三室三融”模式研究》、吴萍等人的《纺织类非遗大师工作室与高职服装人才培养的耦合机制研究》等。此外，“基于地方性丰富的非遗产业发展，以及对‘非遗’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探索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衔接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6]也是值得学界重点关注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目前成果欠缺。

3.3 高职教育

“高职教育”这一高频关键词是由“高职教育”“教学”“课程”“专业建设”等多个相近词条整合而来的，它作为高职院校中非遗传承与教育领域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集中在非遗+教学/课程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非遗与专业教学的结合和非遗与通识类课程的结合。一、非遗与专业教学融合。因为很多非遗项目具有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等优点，正好符合高职院校的技能型专业设置要求，所以非遗文化进入高职院校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非遗与高职院校专业教学相结合。它表现为一方面可以直接引入非遗项目开发特色专业课程，如“在专业基础课与专业必修课中添加相关非遗元素，并新增相应的专业选修课程”[7]，甚至专业英语课程也可以与“非遗”相联系，“力求探讨适合高职‘非遗’专业的英语教学体系与培养模式，助力非遗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扬”[8]。另一方面也可以设立非遗传承人大师工作室，将其作为重要的传习场所参与职业院校专业教学工作，如苟勇的《艺术院校非遗工作室的建设与发展路径研究——以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为例》、王冠的《浙江高职工艺专业工作室教学培养模式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二、非遗与通识类课程相联系。在高职院校通识课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类通识课程，不仅可以使大学生群体较为系统地了解非遗，而且大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兴趣萌生共鸣，能更加自觉地融入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中。非遗与通识教育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德育[9]、美育[10]及第二课堂[11]等方面，让学生感受传统工艺、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审美水平以及劳动等方面的教育。

3.4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指专业、耐心、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它最早由著名企业家、学者、教育家聂圣哲先生在创办木工学校时提出，2016年写入政府报告“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此后，工匠精神开始在全国各行各业推行，这也对教育界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尤其是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性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的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技能的同时要注重学生精神素养的教育。非遗作为经典的历史性文化与技能，与工匠精神具有天然的联系。因此，高职院校与非遗教育融合时，非遗文化可以打造一种“以深度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沉浸式’‘交互式’学习方式，既可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又提升了他们的人文素养”[12]，同时“工匠精神也成为了高职学生的内在精神要求，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学校在传授‘非遗’知识的同时传递了‘工匠精神’”[13]。此外，工匠精神还经常与前文提到的非遗大师工作室相联系，成为高职院校与非遗融合的一个研究视角，如吴萍的《“工匠精神”视域下高职服装专业艺工融合实践研究——以非遗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依托》、付玉霞等人的《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模式探析——以王丽云剪纸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等。

3.5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结合的一种合作模式，也是当今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之一，但由于当前热度极高，所以对其单独探讨。2017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校企合作与职业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很多地区与高职院校纷纷以非遗项目为切入点，以非遗传承工作室、大师工作室为基地，更新课程内容，探索校企合作办学试点与教学模式，如仲溪的《苏州非遗项目传承中校企实践工作室的制度建设》、姜旭等人的《高职校企合作教育型创意基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为例》、成晶的《非遗视角下动漫文创人才校企合作培养课程改革的实践研究》等。此外，在高职院校产教研学融合、校企合作的非遗传承教育过程或非遗视角下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学徒制”是深化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不仅可以帮助解决“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制度问题[14]，甚至可以实现企业、学校、非遗传承与创业的深度链接[15]。

4 研究趋势分析

Citespace的“突变检测计算”可以计算某研究领域中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时间内激增，突然变成热点，而被学术界关注的情况。呈现的图谱清晰标注了变量名称、突现强度、突现持续时间等，不仅可以直观反映某领域在某一阶段的讨论热点，也有利于掌握该领域的前沿动态。在前文获得的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热点突现词的探索，突现时间为2年，伽马取值范围为0.4，共获得13个突现词(图6)，其中浅色条段表示该词出现并持续的时长，深色条段表示突现持续时间。

图6 关键词突现图谱

4.1 持续时间分析

从突现持续时间来看，校园文化建设、特色专业建设、高职特色三个关键词在所有词中持续时间最长，且成为热点的时间集中在2011-2015年之间，当时该领域整体科研成果数量较少，但这三个词反映了当时的研究主流，它们比后面的“非遗艺术”“工作坊”“实践教学”等词更加宏观，或者说研究视角更大。这也符合一般研究领域的科研发展历程，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出现后，人们的研究视角在刚开始都比较大，随着研究成果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会出现更加微观的研究角度以及统合各部分的整体研究。笔者认为高职院校非遗传承与教育领域，在2015年前出现这三个关键词主要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影响。在规划纲要中共提到了25个“特色”，多个“特色”更是与高校、职业院校、专业等直接相关，如促进高校办出特色、职业院校特色校建设、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纲要的引领以及2011非遗立法的出现，引起了学校对非遗的重视，特色专业建设、高职特色也就自然成为了该领域那几年的研究热点。同时，由于当时对非遗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非遗进校园的很大一部分探讨也就集中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因为与之非常接近的“校园文化”关键词是整个高职院校中非遗传承与教育领域中突现强度最高的词，如果将其与“校园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其持续时间也最长2011-2017年，它都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这也表明非遗文化进校园之初，在很长时间内“校园文化”都是最容易与非遗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4.2 突现强度分析

从突现强度来看，“校园文化”的突现强度最大，为2.47，不过突现时间较短，2016年突现开始，2017年结束。校园文化是全校师生的精神家园，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互动性与渗透性特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尤为重视校园文化，明确提出了建设绿色校园、平安校园，优化校园育人环境，以及改善社会育人环境等任务。因此，在2016年，学界对校园文化的探讨有所增强，同时非遗文化进校园是非遗教育与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教育部等部门在2015年推出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委托一些高等院校提供有针对性的辅导，为非遗传承提供学术、教学资源的支持。项兆伦在2016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要逐步覆盖其他非遗门类，要继续推进非遗进校园。 种种原因融合到一块，也就造成了“校园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之后进一步成为2016-2017年高职院校中非遗传承与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此后，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更加微观的教育观点如工匠精神、实践教学等主题的分化，校园文化的研究热度逐渐退化。

4.3 突现时间分析

从突现时间上看，非遗传承人、实践教学、工匠精神成为2018年以来高职院校中非遗传承与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可能成为今后几年持续关注的重点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多次提出了弘扬工匠精神，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并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开设传统技艺相关专业课程，这些为“工匠精神”的研究提供了政策性引导。高职院校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在这个发展极为迅速的21世纪，面对浮躁化的社会风气，在学生技能锻炼的同时注重培养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工匠精神成为高职院校学生发展的精神追求，但单纯的精神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培养需要通过非遗传承人建立的大师工作室、校企合作及实践教学等具体的外化途径实现，这也是非遗传承人、实践教学与工匠精神同步出现的原因。

总结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中非遗传承与教育的探索已初具规模，但地区探索不均衡，院校、机构、作者之间也缺乏相关的合作，应该尽快展开院校、机构及区域间的合作，在高职院校探索更加系统、深入的非遗传承与教育的模式、途径与方法，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高职教育”“工匠精神”“校企合作”等领域，对非遗进入高职院校的传承与教育的目的、意义、途径、课程改革以及创业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探讨，尤其是“实践教学”“工匠精神”等将会成为近几年的持续关注热点，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专业建设方面，主要集中在高职院校的艺术类专业中，而非遗与非艺术类专业(如建筑、食品、医药、信息工程等学科或者专业)的结合与探索还是学术界的空白。建筑、食品、医药、信息等领域有很多非遗项目的存在，如潮汕古建筑营造、建筑彩绘、传统面食制作技艺、茶点制作技艺、中药炮制技术、针灸及非遗数字化等等，这些非遗项目都可以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发展相结合，更新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教学的同时传承非遗，或者开设院系通识课，为全校学生唤起专业之外的兴趣爱好，为他们的就业创业开辟一条“非遗”通道。同时，高职院校非遗环境下的“现代学徒制”“产学研教”“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融贯教育”等内容的研究与发展也还存在很大空间，最重要的是非遗育人宏观体系的研究远远不够，大部分院校还处于或专业教育或通识教育或创业等单一育人模式的实践中，缺乏一个集项目载体、课程建设、师资队伍、传承手段、育人目标等于一体的立体式非遗育人体系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