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的多案例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正确的发展道路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和强大内需潜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仍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国长期处于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和投资率较高的困境，这显然不利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作为突发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中国消费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了空前的负面影响，而且全球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

。基于对新形势的准确研判，2020年7月30日，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主要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共同拉动经济。但就净出口而言，中国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

，因而扩大内需更有利于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以及稳住经济的基本盘。其中消费内需是重中之重

，但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市场的影响最大，被抑制的消费市场对经济的拖累也最明显。因此，从政府政策制定层面，利用各种消费刺激手段激发微观主体的消费动能，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是促进经济迅速回暖的关键

。

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因政策类型而异，并且各种政策可以相互搭配、相辅相成。一是财政政策。尽管学术界认同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存在影响，但对其影响方向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即财政政策既可能支持经济复苏，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经济复苏。财政政策尤其是福利支出可以有效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从而显著促进经济复苏

，但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扭曲抑制居民消费

，并且其促进经济复苏的效果还受到政府获取经济状态信息的效率以及政府决策形成和执行效率的影响，通常具有较长的内部时滞

。二是货币政策。利率是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直接的途径，其主要通过影响投资、资产价格和汇率来影响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并且利率机制在金融结构偏向银行业、银行业具有一定集中度和汇率制度具备一定弹性的情况下得以加强

。此外，基于全球化视角，虽然各国之间的货币政策较为独立且都实行浮动汇率制，但仍然有溢出效应，其主要途径是进口品价格和各国国债市场

。三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典型的分析范式是作为短期宏观经济学核心的经典IS-LM模型，最终产出和利率水平由两类政策共同决定。两类政策的协调有其必要性，因为货币政策效应更稳定，财政政策效应更显著。在不同财政政策环境下，面对货币政策冲击，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路径及其波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别，因而适当的搭配可增强政策可持续性和对经济复苏的效果

。进一步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组合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调整，以满足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复苏

。

尽管已有文献围绕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这些研究主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对当时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进行解析，没有聚焦于消费刺激行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不同，因而本文立足于当前时代背景，结合近期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重新考虑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多以一国的独立事件和政策为研究对象，鲜有文献基于全球视角，对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及其效果进行国际比较和多案例解析。

本文以全球范围内的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聚焦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选取6个典型的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提供有效激发消费动能的政策启示。长期以来，中国内需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为主，消费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且日益突出，但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结构已基本形成，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学术界有必要立足于新形势，从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经济复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和机制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消费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形式

，但现有的关于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文献，多注重对单一刺激政策具体效果的评估，或对单一国家的分析。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有多种形式，其与国民消费习惯、储蓄习惯、国家经济政策、一国市场发达程度和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影响有关，因而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十分复杂。本文依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探索，发挥理论研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支持作用。此外，本文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全球视角，对典型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并提出从消费端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可行性路径。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初衷是能够针对同一问题进行逻辑一致的结构化分析，因而其结论也更具普适性

。

二、研究设计

(一)选择多案例研究方法的理由

考虑到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国情等方面的差异，同样的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也会有所不同，因而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其合理性有四点：第一，本文侧重于从怎么样的角度探究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是经常性行为，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世界经济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此外，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具有外生性和不受消费者控制的特点，因而适合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二，本文并不是利用计量手段来进行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而是尝试系统研究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这尤其适合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三，基于国际视角的定性研究因其动态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特别适合于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四，较之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可以弱化单一案例中的特征异质性对普适性或规律性研究结论造成的偏差，使研究结论更具代表性

。

(二)案例选取

目标案例的筛选需要符合规范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和目标抽样原则

。作为多案例研究的样本，本文选择美国、英国和德国三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三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紫花鹤顶兰属鹤顶兰属(Phaius Lour.)，该属植物在我国有8种，在贵州有记录且分布广泛的是仙笔鹤顶兰(Phaius columnaris C. Z. Tang et S. J.Cheng)和黄花鹤顶兰(Phaius flavus (Bl.) Lindl.)。紫花鹤顶兰区别于其他种的特征是：假鳞茎细长，粗2 cm左右；花葶侧生于茎中部以上的叶腋，长38 cm左右，超出叶面之上；花苞片早落(封三,图Ⅵ)。模式标本采自印度，在我国台湾、云南、广东、广西、云南亦有分布。

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较为完善，其社会成员往往没有储蓄的习惯，储蓄率不高。各国国民经济年报显示，2018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居民的储蓄率依次为7.61%、4.13%和11.3%。因此，政府的直接现金补助有效地促进了消费增长，进而刺激了经济复苏，说明现金补助是最能救急的措施。另外，以信用卡为主的借贷式消费也是发达国家的特点。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人员暂时性失业，信用卡还款受到影响，因而政府采取直接派发现金的手段，可以维持私人消费水平的稳定性，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进而维持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第四，发展新产业。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 IT、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机器人等产业；发展现代制造业，如飞机高铁制造、信息装备制造、核电设备制造、特高压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物流、技术服务、专业服务（会计、律师、审计等）、文化旅游休闲服务、养老婴幼服务等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如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都市农业、创汇农业、网络农业等。

该原则要求所选案例能提供从研究问题到研究结论的完整证据链。本文研究主题为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新冠肺炎疫情为本文提供了外生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六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刺激实体经济以推动经济复苏。作为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数据和资料较为丰富，可提供完整的证据链。

2.典型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所选案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本文所选样本在国家选择和事件选择上具有典型性。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GDP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三和第四，三个国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34.59%；2019年，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的GDP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九和第十一，三个国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20.41%。这说明上述六个国家均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国家选择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此外，本文所选择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重要的全球性冲击，对各国经济打击较大，在事件选择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之一是家庭消费者受到的流动性约束

程度不同。造成流动性约束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市场欠发达，表现为消费信贷的规模和种类较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信贷市场欠发达等制度性因素，使得流动性约束程度较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不利于消费者的平滑消费，而仅能依靠当期收入作出短期消费决策，背离了持久收入假说

。

3.目标抽样原则

该原则要求所选案例能够有效地促进理论构建或发展。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这些机制在六个样本国家中体现得较为充分。这六个国家不仅宏观经济政策较为成熟，而且政府具有调控的雄厚实力。因此，本文所选择的六个样本国家适用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

(三)资料获取与数据收集

借鉴谢莉娟等

的做法，本文六个样本国家的资料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获得：第一，二手资料，即通过国内外权威文献、网页查询和公众号推文，查阅样本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使用的各项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及其对经济复苏影响的有关文献和二手资料，形成较为详尽的前期资料库。第二，深度访谈，通过国内外实地调研以及与相关人员深度交流，进一步获得各国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和经济复苏状况的实地资料。第三，辅助问卷法，即运用调查问卷获取相关信息，以佐证访谈资料。

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所有问题均同时通过上述三种途径以便相互印证，多元证据来源保证了效度。此外，本文逐一检验不同资料来源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差异过大，并对这些差异过大之处及时进行追踪、确认和再检验。在此过程中，详细记录每个过程并形成完整的案例资料库，使本文的资料具有较高的信度。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这本身也可以保证研究的效度

。

(四)研究组别划分和国家特征编码

本文基于全球视角，聚焦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将样本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对于两个组别中的案例国家，由于国家发达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效率上的差别，相同的政策往往表现出并不完全相同的传导路径，导致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同的作用机制。依据多案例研究的做法，本文分为组内案例分析和组间案例分析。

三、组内案例分析与讨论

(一)发达国家组

美国、日本和德国均采用直接现金补助(含补贴)，其中美国和日本补偿或延迟缴纳工人和消费者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美国和德国推行大规模减免税款和延迟缴纳税款，日本还提供无息贷款，德国提供短时工作津贴。发达国家组的政策特征和具体表现如表1所示。

3.财政压力、消费补贴和特别国债

1.规范性原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直接现金补助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直接表现为收入效应。现金补助的方式使补贴接受者的名义收入增加，在短期内假定价格不变，这也就增加了实际收入，从而提高了预算水平，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但是，这种方式并未体现出各商品种类的异质性，没有改变不同商品种类间的相对价格，并不发生替代效应。

2.直接税、税收收入结构和减税政策

4) 母舰减速制动不影响其所拖曳的多分枝线列阵的线阵声学段的安全保障性能及工作稳定性，但若减速度过大或减速冲时过少，会导致阵列自身的摆动加剧从而使得分支阵列难以保持平衡，无法精确预报拖曳线列阵声纳的位置和构型姿态，出现阵型畸变后探测性能下降、甚至无法工作的状态。

除直接现金补助政策外，美国和德国实施了减税政策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从税种上看，作为典型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均以直接税为主体，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绝大部分。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各国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71.03%，德国为42.80%。此外，发达国家纳税人占工薪劳动力的比重可达到50%，税收政策可以对绝大部分个体消费者产生收入效应，运用减免税款和延迟缴纳税款等税收政策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税收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较大。

3.收入不确定性、财富代际转移和社会保障政策

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减税政策属于需求管理政策，其作用机制包括促进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抑制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公众预期效应。减税政策的乘数效应是指收入的变化与导致该变化的税收减少量之间的比率，通过消费来体现。具体地，减税导致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并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消费增加导致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国民收入增加中的一部分又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被用于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倍增，促进经济快速复苏。进一步地，减税政策还具有挤出效应。作为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税导致社会总需求提高并引发经济过热。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利率上升使未来的消费相对于现期消费变得更便宜，导致家庭进行消费的跨期替代，选择减少当期消费。此外，减税政策还会调节消费者预期，产生公众预期效应，进一步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当消费者具有部分的理性预期时，在政府减税的情况下，消费者会意识到减税意味着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当未来政府需要弥补该赤字时，又会提高税收，因而消费者会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高税收，此时消费受到抑制。

美国和日本均采用了延迟社会保障缴纳时间和提供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均采用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即在国家立法与社会自治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下，由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基本生活保障，其重点是解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

作为一种需求刺激政策，延迟社会保障缴纳时间和提供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能否刺激消费，在经济学上有两种相反的效应。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根据他所能够预期到的终生收入进行消费，并使各期消费尽量平滑。但是，未来的收入作为一个随机变量，具有波动性，从而不利于个人的平滑消费。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险，可以部分地消除终生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其在收入较低甚至失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消费，从而增加了现期消费。代际转移理论则认为，社会保障是财富的一种来源方式，可能并未增加当期收入，而是将收入转移到了下一代，减少了现期消费

。

4.政策协同与开放经济下的溢出效应

式中,δij为克罗内克符号,(EI)e为FRP布加固黏弹性梁在Laplace变换域中的等效抗弯刚度,且

1.储蓄率、消费模式和补助方式

(二)发展中国家组

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均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中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减税降费等政策，巴西和俄罗斯采取延迟缴纳税金和债务偿付以及直接发放现金(含补助)等政策，中国还发放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消费券。发展中国家组的政策特征和具体表现如表2所示。

从发达国家案例组所采取的消费刺激措施看，各国政策具有高度的协同性，有利于提升消费者信心，加强政策执行效果。显然，政策协同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换言之，各国政府消费刺激政策增加了本国收入，从而刺激了本国进口，本国进口表现为别国出口，别国出口增加导致其收入水平增加，从而刺激了该国进口，该国进口又表现为本国出口，从而也提升了本国收入水平，又拉动了本国消费。如此循环往复，加强了本国政策对消费的刺激和对经济复苏的支撑程度。

1.3.2 观察组 采取硝苯地平与盐酸拉贝洛尔(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2026120)联合治疗：予以盐酸拉贝洛尔100 mg/次，3次/d，口服；硝苯地平用药方法与对照组相同。两组均持续治疗2周。

虽然中国、巴西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都实施了消费补助，但补助的方式不同。巴西和俄罗斯采取了直接现金补助的方式，而中国则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方式。采取何种补助方式刺激消费，与该国居民的储蓄率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的居民储蓄率分别为44.56%、27.58%和12.19%，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最高，该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其次是俄罗斯，最后是巴西。在储蓄率较低的俄罗斯和巴西，政府的直接现金补助能够快速反映在消费增长上，但在储蓄率较高的中国，就没有采取直接现金补助的方式，因为如果政府直接进行现金补助，必然导致一部分补助以储蓄的形式流出经济体系，这与刺激消费的初衷相悖。

直接现金补助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直接表现为收入效应，但消费券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则直接表现为替代效应。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消费券的价格杠杆功能，对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发放消费券，使得那些没有获得消费券补贴的商品在市场上暂时失去了价格优势，导致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购买可利用消费券获得优惠的商品，这是消费券的微观调控功能；另一方面，消费券的这种替代效应也使得政府可以从宏观层面对消费结构和消费内容进行调节，这是消费券的宏观调控功能。上述消费券的两个基本功能，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有效地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复苏。

在合作学习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情感相通、亲密无间、心理相容的朋友性关系。君子教育理念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精神面貌，用健康文明的课堂语言与学生交流，同样也要求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真诚互助，如此创造一种积极的、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会带来正能量，师生和生生就会积极合作，共同探究。

2.间接税和减税降费

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了减税政策。从税种上来看，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以消费税、增值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为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则较低。间接税通常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或劳务价格等办法转嫁出去，最终由消费者负担。在发展中国家，刺激消费需求并拉动经济复苏的一个抓手就是对间接税实施减税政策。

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Beveridge) 于1909年首先提出了这个就业能力(Employ ability)概念。他认为就业能力也可叫作“可雇用性”，是指个体获得和持续保持正常工作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就业能力是获得就业岗位、持续维持就业工作或者重新选择，并重新获得新职业、新岗位的过程，美国教育与就业委员会(2005)再次对就业能力做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就业能力(Employ ability)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业能力是指找到工作岗位的能力，广义的就业能力既指找到就业岗位的能力，也包括个人持续完成某项工作、良好地实现其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

间接税的减税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机制，除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和收入效应外，还包括收入分配效应和消费外溢效应。关于收入分配效应，间接税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累退性

，不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间接税的减税政策会减轻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从而提高居民购买力水平和社会总产出水平。关于消费外溢效应，间接税因其可以进行税负转嫁，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消费外溢现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对于跨境消费和国际贸易的限制较少，那么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异就会导致消费者选择跨境消费，出现消费向境外溢出的现象，制约本国消费提升和经济复苏。因此，减税政策可以将本国居民需求更多地留在境内，是拉动内需的必要条件

。

1.储蓄率、消费模式和直接现金补助

虽然各国采取的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复苏，但也会恶化财政赤字，对财政收支形成较大压力。对此，中国政府大规模发行了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旨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如果本轮国债资金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有效带动个人消费。

特别国债是一种非常规的应急消费刺激手段。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特别国债除了具有常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具有的乘数效应外，其主要与中央银行和各级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由于特别国债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定向发行，因而通常伴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动，削弱财政扩张政策的挤出效应，以保证在不影响金融市场现金流的情况下增加政府的消费供给。

四、组间案例分析与讨论

本文所选取的六个案例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组和发达国家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情和刺激政策在税种、流动性约束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因而会对经济复苏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在分别对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进行组内分析后，本文将实施两个国家组的组间分析，进一步研究组间案例的特征。

(一)直接税、间接税和减税政策的作用机制

自李嘉图指出税收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以来，减税等调节宏观税负的经济政策被广泛地用于实现促使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和助推消费升级等政策目标。本文组间案例的比较分析揭示，发达国家组的税收结构主要以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为主，而发展中国家组的税收结构则主要以间接税为主，二者的区别在于税收负担能否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

1.直接税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一方面，所得税等直接税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但对不同商品种类的影响相对平衡，其对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因为直接税不能被转嫁，所以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地，直接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从而整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的办学理念是“奠基教育”，即在小学阶段为学生健康的身心素质、良好的道德习惯、浓厚的学习兴趣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理念是怎么提出的呢？我想，这同我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我对基础教育的理解是有很大关系的。

2.间接税的替代效应和累退性

一方面，增值税等间接税改变了商品与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对不同商品种类影响不平衡，影响居民消费结构，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间接税对不同收入群体最终承担的税负程度不同，通常表现出累退性，即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高于高收入群体，总体上呈现为负的收入分配效应

。

(二)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和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

Helveston综合征为外斜A征、上斜肌功能亢进和DVD共同组成的一组眼肌运动的三联征，临床上比较少见。Helveston[1]在1969年首次描述了该病的临床特征。本病的治疗以手术为主，手术目的是使两眼在各个注视眼位达到运动协调，保持双眼视轴平行，为双眼单视功能的发育提供机会。本文对在我院确诊并手术的的5例Helveston综合征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受制于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只能根据当期收入进行消费规划，发生短视消费行为，并且这种短视行为在短期表现得尤其明显。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低，并且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更加严重，短视行为就更加突出。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补贴的短期消费刺激政策，但由于短视行为的发生，使得补贴效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补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流动性并部分地缓解了流动性约束，加之消费者具有较强的短视行为，所以在短期内补贴政策会显著刺激发展中国家家庭的消费支出，从而产生相当大的暂时性边际消费倾向。在发达国家，补贴政策不会显著影响流动性约束较小的家庭消费支出。

(三)就业支持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调节能力的作用机制

就业支持政策是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采取的第三个共同的消费刺激政策，包括三个刺激渠道：第一，收入风险渠道。考虑到不确定性，家庭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防范家庭风险。特别地，当家庭面临就业风险时，通常会减少消费

。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使用的为企业用工提供补贴等就业政策，有助于保障就业稳定，降低消费者的收入风险，进而保障或提高其消费支出。第二，长期居住意愿渠道。相比于长期居民，短期移民和购买力低的居民的消费率更低，储蓄率更高。就业支持政策使得短期移民和购买力低的居民既能保障当前的消费和物质生活，又能对未来产生积极的消费预期，使得其消费方式更加接近于长期居民，从而增加其当期消费。第三，劳动供给时间渠道。当工资收入不确定时，消费者不得不比平时付出更多的劳动，以获取同样多的工资收入，从而减少了其可支配的消费时间。因此，有效的就业支持政策会减少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增加闲暇时间，进而促进非必需品的消费，并最终提高其消费水平。

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图书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 or World Reading Day）。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设立于1995年，旨在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就业系统和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归因于制度和经济系统的调节能力

，因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侧重于通过技术驱动就业，而发展中国家则侧重于通过规模驱动就业。在发达国家，技术驱动就业对消费和经济复苏的作用体现出滞后性，短期内会减少对传统岗位的劳动需求，形成技术进步对传统行业的挤出效应。但从长期看，间接收入补偿效应则会最终扩大内需，并且可能会出现新兴领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随着就业率的提升，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得以提高，为经济复苏提供保障。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普遍过剩，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失业的持续时间较长，就业结构仍然较为初级。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政策通常融入扶贫的政策目标，侧重于规模驱动就业，通过对企业进行用工补贴降低用工成本，在短期内提供大量就业岗位，释放消费潜能。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发达国家组(美国、日本和德国)和发展中国家组(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共六个典型国家的组间和组内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各国政府采取的主要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经济体制和市场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系统地阐释了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在不同类别国家和各单一国家中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

对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的组内案例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直接补助的具体形式，即发放现金或发放消费券，取决于各国居民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受到储蓄率的影响。第二，发展中国家以消费税、增值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为主要税种，其减税政策的作用机制除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和公众预期效应以外，还包括收入分配效应和消费外溢效应。第三，延迟缴纳社会保障和提供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可以稳定公众预期，从而促进经济复苏，但也会通过代际转移抑制当期消费水平。第四，基于开放经济视角，各国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能够加强本国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和对经济复苏的支撑程度。第五，特别国债不仅具有通常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还可以配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间接拉动经济复苏。

对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的组间案例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减税政策在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对消费和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发达国家主要体现为收入效应，不影响当期消费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体现为替代效应，影响当期消费结构。对照发达国家组，发展中国家组的间接税会阻碍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不利于刺激消费，政府的减税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这种现象。第二，国家的发达程度越高，补贴政策对消费和经济的刺激作用就越小。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他们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更加严重，容易产生短视行为。政府补贴政策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在短期内可以显著地刺激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而对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第三，就业支持政策能够有效刺激消费。发达国家侧重于技术驱动就业，对消费和经济复苏的作用表现出滞后性特征，短期内会减少对传统岗位的劳动需求，但从长期看，会出现间接收入补偿效应，未来将会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复苏。发展中国家侧重于规模驱动就业，通过大面积扶贫性就业和对企业进行用工补贴等措施，在短期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释放消费潜能。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提升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的同时，推进税收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体制主要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由于其税负可以被转嫁而表现出累退性，不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从而抑制了整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因此，政府要重视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同时要坚持推进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以减弱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消费的阻碍，最终提升整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第二，完善消费券发放机制，充分考虑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对具体补贴形式的影响。针对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的特征事实，较之直接发放现金，采用消费券进行补贴更适合中国国情，但目前的消费券发放机制还有待完善。在政府层面，消费券的发放应实现精准补贴，补贴的范围、形式和额度等具体措施对低收入居民的保障型消费应有别于中高收入居民的改善型消费，也应因消费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企业层面，要及时调整市场发展策略，享受政策红利，在政府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在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政企合作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有利于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有效发挥规模驱动就业和技术驱动就业对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助于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动，也有助于长期内通过稳定就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供给创造需求与需求拉动供给的连接点，就业对于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第四，建立政府管理预警防范机制，使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具前瞻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过程不再是一个单向指令，而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公众预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利用公众预期效应强化政府政策驱动经济复苏的效果。因此，政府施政能力的前瞻性越强，政府面对像新冠肺炎疫情等系统性风险和不可抗力的外生冲击时，可以使经济较快地恢复到正常状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1] 徐嘉祺，刘雯.经济新常态下居民消费意愿变化的统计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9，(16)：95-98.

[2] 金碚.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20，(4)：23-41.

[3] 铁瑛，张明志，陈榕景.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164-180.

[4] Wagner，A.K.，Rex，Y.D. How Economic Contractions and Expansions Affect Expenditure Pattern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2，39(2)：229-247.

[5] 唐遥，陈贞竹，刘柯含.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以及价值链的影响——基于突发事件的研究[J].金融研究，2020，(6)：40-59.

[6] 王宝顺，徐绮爽.财政支出、区域经济差距与动态增长收敛[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3)：48-57+90.

[7] 殷红，张龙，叶祥松.我国财政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冲击效应——基于总量和结构双重视角[J].财贸经济，2020，(12)：37-52.

[8] 周宙，魏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经济失衡形成和传递机制的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考量[J].经济学动态，2015，(4)：23-34.

[9] Inoue，A.，Rossi，B. The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on Exchange R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9，118(5)：419-447.

[10] 黄晶.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8)：55-67.

[11] Giorgio，V. International Interest Rates and US Monetary Policy Announcements：Evidence From Hong Kong and Singapo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9，28(6)：920-940.

[12] 陈小亮，马啸.“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J].经济研究，2016，(8)：28-42.

[13] 李成，李一帆，张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和组合模式[J].改革，2020，(1)：100-110.

[14] 安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反思——基于逻辑学的分析视角[J].理论学刊，2013，(2)：61-64.

[15] 陈涛涛，吴敏，金莹，等.投资拉美：中国企业的多案例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20，(5)：25-39.

[16] 毛基业，张霞.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及现状评估[J].管理世界，2008，(4)：115-121.

[17] 刘英为，汪涛，聂春艳，等.如何应用国家文化原型实现品牌的国际化传播——基于中国品牌海外社交媒体广告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1)：88-104+236.

[18] 谢莉娟，王晓东，张昊.产业链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效率实现机制——基于消费品行业的多案例诠释[J].管理世界，2016，(4)：150-167.

[19] 王金波.社会保障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动态一般均衡视角下的再审视[J].经济问题探索，2017，(7)：11-19.

[20] 刘元生，李建军，王文甫.税制结构、收入分配与总产出[J].财贸经济，2020，(9)：39-54.

[21] 刘胜，冯海波.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跨国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6)：22-38.

[22] 聂海峰，岳希明.间接税归宿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3，(1)：287-312.

[23] Zeldes，S.P.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7(2)：305-346.

[24] Hendren，N. Knowledge of Future Job Loss and Implication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7)：1778-1823.

[25] 张鹏，张平，袁富华.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J].经济研究，2019，(12)：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