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利益与贸易优先
——英属海峡殖民地自由贸易政策初探(1826—1867)

李文光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转运中心。作为连接欧洲与中国大市场的关键点，海峡地区(1)本文中的“海峡地区”特指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及其新加坡港口附近地区。早就成为西方殖民者争夺的焦点。在全球海洋战略之下，英帝国必须占领处于“十字路口”的东南亚海峡地区。随着英国逐步打破西班牙、荷兰在东南亚贸易航线的垄断，英属东印度公司1786年趁机占领槟榔屿，拿破仑战争期间控制马六甲，1819年莱佛士占领新加坡，英国逐渐控制整个海峡地区。1826年英国正式将三港合并为海峡殖民地(2)本文中的“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特指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三港合并建立的海峡殖民地，起初首府设在槟榔屿，1832年迁往新加坡，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n Company)直接管辖。1851年海峡殖民地升级，改为直辖英国驻印总督。直到1867年正式成为英王直辖殖民地，属殖民事务部(the Colonial Office)管理。故而1826—1867年期间海峡殖民地实际上是由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当局直接控制。。自此，英国不仅在对华贸易的海上交通要道上获得一个中间站，而且拥有了一个向东南亚扩张的前进基地。东南亚亦从国际市场的“边缘”被纳入内部，成为英帝国全球海洋防卫系统的重要一步(3)李文光、陈永祥：《英帝国海洋战略与海峡殖民地的建立》，《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1826—1867年英国更加重视殖民地的经营，不遗余力地推行其自由贸易政策——打击海盗，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废除奴隶贸易，使自由贸易进一步合法化；将新加坡打造为东南亚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稳定了英国在海峡地区的统治。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帝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支柱，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

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的秘诀，也是维系英帝国在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砝码之一。1826年英国建立海峡殖民地，并在1867年将其升格为英王直辖殖民地(the Crown Colony)。海峡殖民地在英国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英帝国殖民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1826—1867年，海峡殖民地在英印政府统治之下，始终坚持不干涉马来半岛内部事务，处处奉行“贸易优先”原则。长期以来，学界大量的精力致力于探索英国自治领的发展，且以殖民史为主，对海峡殖民地的研究亦不例外(4)研究海峡殖民地殖民社会史的专著有：Constance Mary Turnbull,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Lennox Algernon Mills，British Malaya: 1824—1867,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Rupert Emerson,Malaysia: 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4。还有一些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政策涉及到海峡殖民地的研究，如：Huw V Bowen，The Business of Empire :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Imperial Britain, 1756—183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主要集中于英国在马来地区的殖民政策——由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5)Rupert Emerson,Malaysia：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1964.，对英国在海峡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政策涉及较少。英国在海峡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其在全球贸易与海洋政策的缩影，对于进一步研究19世纪大英帝国的全球海洋战略及海外殖民政策可提供有益补充，笔者基于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加强对外防御与打击海盗

(一)加强对外防御，优先发展贸易

在西方列强入侵东南亚以前，马六甲王国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后一个传统型的海权国家，中国与它保持着良好的官方关系和贸易往来。当时的马六甲港不但是“远东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也是印度洋进入中国的门户”(6)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重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1页。。但是，自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以后，马六甲的贸易中心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并逐渐丧失，主要原因是葡萄牙当局采取了垄断贸易政策。英国是最早在亚洲从事商业贸易的国家之一，对其来说贸易和海上力量是统一的。一开始英国注意发展海军的优势，把控制海权作为制胜的主要手段。英国18世纪战略思想上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方舰队(7)18世纪40年代，英国将主力战舰调至英吉利海峡向风处而不是在海峡内来保卫海峡，因为那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刮的是西南风，恰与英吉利海峡水流方向相反。法国和西班牙都没有在海峡内建立海军基地，因此他们的舰队必须向西而行。西方舰队的战略思想构成了英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航海战略的核心内容。的建立，并通过与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海权之争的胜利，建立起了强大的殖民帝国。18世纪后半期，英帝国将侵略的主要目标从西半球转向了东半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便是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商业贸易机构到殖民统治机构的巨大转变(8)张亚东：《重商帝国：1689—1783年的英帝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北美独立加速了重商主义的衰落。1786年英国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后又不断修订，表明自由主义正在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帝国新的指导思想和政府行为。

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如果说世界贸易中荷兰居首要地位的黄金时期是17世纪，那么18世纪就是大英帝国的时代(9)Lisa Jardine,Going Dutch: How England Plundered Holland’s Glory,《海洋史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18世纪初，英国为巩固在印度的殖民霸权，进一步向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将侵略的触角伸向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至18世纪中期，在英法孟加拉湾海战期间，英国殖民当局深感印度东海岸缺乏海军基地的不利形势，急于在印度洋东侧寻找一个可供修配船舰的海军基地。与此同时，这个海军基地还要适合英国对东南亚、东亚的航运、贸易和殖民扩张的需要(10)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当时马六甲海峡仍牢牢控制在荷兰手中，各国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必须在中部的马六甲停靠，荷兰人借此进行勒索。1780—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垄断被打破，英国加紧实行夺取马六甲海峡的计划。

在英荷对峙的150多年中，英国始终不忘夺取东南亚贸易。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兴起。荷兰被伦敦取代，失去了它最早获得的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英国逐步取得了印度洋的控制权，迫切需要打通马六甲海峡(11)翁惠明：《早期殖民者对马六甲海峡的争夺(1511—1824)》，《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在东方，英国努力建立一个中印之间贸易的中转站，使得印度的商品能倾销给当地商人，从贸易中所得的商品又能在中国找到销售市场，形成一个“印度—中间基地和市场—中国”的贸易通道(12)张亚东：《重商帝国：1689—1783的英帝国研究》，第219-220页。。于是1786年，东南亚第一个这样的贸易中转站在海峡西端的槟榔屿建立起来。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借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夺取荷兰东方帝国众多属地，完成了建立海峡殖民地的关键一步。随着工业革命的方兴未艾，东方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随之一步步建立起海峡殖民地。

拿破仑战败后，法国的海上力量一蹶不振，欧洲迎来40年和平，海峡商人无须担心另一场国际战争的可能。英国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得到了众多新的立足点，其共同之处就是均扼制着世界的海上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起初，加尔各答和海峡殖民地政府在海峡地区防御方面并未投入太多精力。槟榔屿由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负责防卫。马六甲城的防御工事在英国占领初期就被摧毁了。新加坡则是莱佛士建立的一个小城堡以及一两支小型军队负责保护来往船只和贸易(13)Constance Mary Turnbull,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pp.233-234.。加尔各答当局拒绝在新加坡浪费太多精力，主张海峡殖民地的防卫依靠皇家海军。甚至当地商人也抱怨东印度公司在维持新加坡驻军方面花费太多钱。理由是这会给帝国财政部带来沉重的负担，增加海峡预算的年度赤字。在东印度公司控制海峡殖民地的81年间，政府尽可能地严格奉行不干预马来各邦事务的政策。英国在海峡殖民地的利益纯粹是商业利益，一切奉行“贸易优先”(14)Lennox Algernon Mills,British Malaya：1824—1867,p.171.。

19世纪60年代欧洲有爆发战争的趋势，之后又有法国强大海军力量的持续威胁，新加坡的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克里米亚战争时，海峡商人甚至担心新加坡的繁荣会招致俄国海军的突然袭击(15)Constance Mary Turnbull,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p.235.。当地商人呼吁加强保护，抵制海盗，希望看到新加坡转变成一个海军基地。1857年在中国、印度和海峡殖民地的麻烦加剧了欧洲群体的担心。他们觉得应使新加坡成为英帝国在东方的战略中心，而不是香港(16)同①：第236页。。加尔各答当局认为新加坡非常适合欧洲驻军，且其作为连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港口区位也愈发重要。

然而，海峡殖民地当局以及商人始终将本地区自由贸易商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不希望在新加坡投入太多武力装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结盟，使得新加坡的商人更加不惧怕法国，他们起初甚至认为法国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扩张不是威胁而是地区和平的保障。更有甚者，为了节省开支，1865年克劳福德和其他在伦敦的海峡殖民地早期的领导人给殖民部建议：海峡地区只需要一支200个欧洲人的小型武装，加上少量印度和马来人，组成欧洲志愿者集团，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足够自信、足够和平的商业氛围，给缺乏法律保护的财产以保障(17)同①：第240页。。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负担不起在海峡殖民地建立一个长期海军基地，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已经将香港建设为皇家海军的指挥所而不是新加坡。1864年印度总督提出，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活跃，建议将新加坡取代香港作为英帝国在东方的战略中心，但被英国政府拒绝了。尽管新加坡处于没有防御的状态，但这个城镇却依赖众多有现代化火炮装备的商船而免于任何陆地或海上的威胁。

(二)打击海盗，保护海上航线

14世纪以后，在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海洋扩张，海盗行径与殖民活动相伴而行。16世纪初叶以后，以葡西殖民者为代表的早期列强相继进入中国海域，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海盗活动相汇流，贸易与暴力抢劫、杀人越货相交织，把东南海域的海盗活动推向高潮。东南亚海岛地区航道众多且交通繁忙，是海盗作案的理想地带。迷宫般的岛屿、纵横交错的狭窄水域、密集的红树林沼泽地，加上缺乏强国及其强大的海军力量，都为海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18)李庆新：《16—17世纪粤西“珠贼”、海盗与“西贼”》，《海洋史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另外，很多东南亚海岛在传统上也认可此类行为带来的财富获取和势力扩张。“马来海盗”在1825年是被广泛接纳且尊贵的称呼，不仅属于亡命之徒，同时也属于商人、贵族甚至苏丹(19)安乐博教授长期从事东南亚海盗史研究，他认为东南亚海盗问题与当地的航海历史一样悠久，并在1750—1860年达到巅峰。。

东南亚的本地海盗，最为有名的是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其活动范围西至新加坡，北至菲律宾。另一恶名昭彰的海盗奥朗劳特(Orang Laut)，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上的过往船只以及新加坡周围的海域。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海盗，从婆罗洲出发抢掠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海域上的商船。活跃于东南亚海域的华人海盗，因为有更好的装备和更好的组织，比东南亚本土海盗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在东南亚海域的影响力也更大(20)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81页。。可见，在近代国际贸易中亦商亦盗是常态，商船与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海峡殖民地的商人们不用担心内部的安全却对来自外部的袭击惴惴不安，来自海上的海盗是对海峡商业最严重、最持续的威胁。伴随着该区域商业奇迹般的繁荣，19世纪30年代东南亚海域的海盗也得到有目共睹的持续增长(21)Constance Mary Turnbull,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 p.242.。东印度群岛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海盗们沉潜出没。欧人东来很可能给海盗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好的驱动力。葡荷等势力破坏了已经存在多个世纪极为繁盛的本土贸易。为了垄断贸易，荷兰人禁止岛屿间的互通有无，只允许部分商品贸易。为此，许多马来贸易遭摧毁，身兼商人和统治者的王公(Raja)损失大量收入，很自然地就以本身冒险的天性来补偿损失。海盗活动盛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1825年后马来政权以惊人的速度普遍败坏，即便苏丹想制止海盗，却也无能为力。

1825年，海盗势力日益壮大，以致被形容为“具有巨大摧毁性的祸害”。从槟榔屿到新几内亚，从爪哇到菲律宾的海域皆遍布寻找战利品和奴隶的海盗船队，战俘如商品般值钱。苏禄、文莱、苏门答腊和其他地区成为海盗脱手掠夺品和购买补给品的主要供应站(22)米尔斯：《海盗与海峡殖民地》，廖文辉译，《南洋资料译丛》，2014年第2期，第44-57页。。其中最猖獗的应属苏禄群岛海盗，他们装备精良，旌旗高扬，大肆蹂躏东部诸岛及马来半岛。新加坡东部群岛的贸易一开始就要受到布吉人(Bugis)的保护，他们早期甚至试图向新加坡的华人出售奴隶(23)John. R. Logan, The Piracy and Slave Trade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1850, vol.iv.。

新加坡在被英国发现并占领之前一直是海盗的乐土，后来被东印度公司视为眼中钉。海盗活动是根植于马来沿海民族特性的产物，对他们而言，贸易和劫掠活动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一直是共存的，只要时机到来，从事商业活动的马来商人也会转身干起海盗勾当。马来海盗目标在马六甲海峡，他们亦渔亦盗，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的交易模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掠：4月到5月袭击半岛东部沿海，6月到9月之间骚扰南部诸岛及柔佛海湾，10月至次年1月在马六甲海峡游荡，2月到3月则捕鱼收海藻并为新的征途做准备(24)同②：第243-244页。。新加坡的开埠曾一度助长了海盗活动的发展，但最终也导致了海盗的没落。海峡殖民地政府迫切地想要保卫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因此极为重视消灭海盗活动。

然而在1835年，全面控制海盗仍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论如何努力，海盗不减反增。因为海军可笑和不当的安排，除了少数例外，海峡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无法保护当地商人的安全。在1835年以前发给海峡政府文档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官员们针对海盗活动的绝望笔调，他们对东印度公司注入剿匪资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结果海盗迅速滋生。1829年，海峡政府甚至担忧长此以往将没有任何本土船只涉险而来，新加坡的本土贸易将无疾而终。1830年，英国海军最终出现在马来亚水域的海面上。新加坡的华欧商人将要求有效对付海盗的陈情上呈到英国国会、最高专员署和孟加拉商会(Bengal Chamber of Commerce)，他们认为海盗问题的不断恶化，随时会导致东方殖民地的本土商贸瓦解，而新加坡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本土商贸。因此，新加坡的陈情也要求授予地方司法官法庭(Recorder’s Court)海事管辖权，海峡殖民地总督文咸(Samuel George Bonham)完全认同这项要求(25)Constance Mary Turnbull,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1867, pp.245-246.。他不断向加尔各答当局抱怨海盗已经威胁到海峡殖民地的亚洲贸易，请求派一支英国海军永久驻扎在马六甲海峡。然而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损失巨大，英国海军才担负起保卫帝国在东方贸易的责任。

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英印政府意识到应该放弃孤立政策，利用自身的影响确保海峡殖民地的自由贸易不受海盗行为的破坏性影响。有效遏制海盗意味着要清除他们在整个东南亚的出没地，这需要英国与其他殖民国家的合作。莱佛士曾断言：只有荷兰、英国和当地的马来各州联合起来才能剿灭海盗(26)同①：第247页。。浮尔顿认为清除海盗必须依赖本地人的团结合作，1827年他建议英国政府将势力扩展到整个马来半岛以实现这一目的。1849年，马来半岛的海盗最终在英国与荷兰人的联合行动中被暂时震慑下去了。虽然1824年的《英荷条约》明文规定英荷双方合作剿匪，但事实上双方不曾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合作和行动计划，彼此仍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直到1836年加尔各答当局任命文咸(Samuel George Bonham)为新加坡政务参政司，才促成双方真正合作摧毁海盗(27)罗伯特·浮尔顿(Sir Robert Fullerton)，英国殖民部任命的海峡殖民地第一任总督(1826/11—1830/11)。。19世纪40年代中期，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海盗战役。西班牙主要对付兰农海盗，以确保菲律宾的安全，并取得不错的成绩。荷兰对剿灭活动的作用更大，在群岛的战舰远较英国多，做法比英国更系统更见效，特别是对付东印度群岛的海盗比任何方面的贡献都大。英国在马来群岛、廖内龙牙群岛和毗邻马六甲海峡的苏岛沿岸的剿匪工作成绩斐然。1849年英国冒险家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爵士(28)英国冒险家詹姆斯·布鲁克爵士是砂拉越第一位白人王公，他联合文莱苏丹打击海盗，甚至建立起世袭的布鲁克王国。在皇家海军帮助下的远征有效地粉碎了臭名昭著的泗里末(Sarebas)和实卡郎(Sekarran)海盗，给马来亚、达雅、兰农和苏禄海盗以沉重的打击(29)同①：第249-250页。。此后，海盗袭击在新加坡岛附近非常罕见，没有武装保护的小型船只平安往返也并不罕见，而大规模海盗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绝迹。

相较于其他国家，英国在剿灭中国沿海海盗方面当居第一功。1840年以后，海峡殖民地的本土商人又得面对另外一批新兴的中国沿海海盗。然而中国沿海海盗的剿灭主要归功于香港，而不是海峡殖民地政府。中国沿岸自古便满布海盗，但直到19世纪随着与东方贸易的日益增加，欧洲人才开始注意中国沿海海盗。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国，在香港早期的贸易常遭中国沿海海盗的破坏，因此英国在剿灭中国沿海海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849年开始，中英船队定期巡弋以对付海盗，且摧毁了数百艘海盗船只(30)同①：第250-251页。。在此情况下，海盗渐渐消失，海盗堡垒和船只的摧毁，也使马来群岛水域的海盗销声匿迹。

二、废除东南亚奴隶贸易制度

奴隶制在东南亚文化和社会中根深蒂固，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当地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美独立极大地冲击了重商主义，加速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衰落，亦冲击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的重心，迫使英国反省自己对殖民地的政策，开始向新的地带转移(31)张亚东：《重商帝国：1689—1783年的英帝国研究》，第215页。。从理论上讲，1823年新加坡不应该有奴隶，因为181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奴隶贸易重罪法案》(Slave Trade Felony Act)，1819年东印度公司官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和莱佛士从柔佛苏丹手中获得新加坡岛时，禁止奴隶制(32)Shawna Herzog, Domesticating Labor: An Illicit Slave Trade to The 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s, 1811—1845,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17, vol.28, no.3-4.。在谈及非洲奴隶贸易时，有一个问题容易被人忽略，即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外，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方向和非洲东部的亚洲方向都存在着奴隶贸易现象。英国议会和东印度公司只关心在东方废除奴隶制，而非洲奴隶的贸易则不重要；他们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大西洋体系的残酷不人道上(33)同②。。

整个非洲的奴隶贸易是朝多个方向进行的。这些奴隶不仅被卖到中东、波斯和印度地区，甚至还被卖到了中国。4世纪到18世纪之间，非洲奴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在前殖民时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ute)就已经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奴隶贸易发展很快(34)David Eltis，Stanley L. Engerman,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1420—180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7.。与中国相比，印度使用了更多的黑人奴隶。在亚洲从事奴隶贸易的主要是阿拉伯商人，他们活跃在整个亚洲海域，进行各种商业活动。15世纪后欧洲人来到亚洲，他们接替阿拉伯商人继续进行这一事业。世界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最终带来了边缘地区奴隶制的强化和扩大。从17世纪中叶起，随着西印度群岛各个岛屿上甘蔗农场的扩大，奴隶的需求急剧增加，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渐扩大，抓捕和购买奴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35)朱京哲：《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刘畅、陈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4页。。咖啡和白糖给欧洲人带去了幸福，却给美洲和非洲带去了无边的苦难。奴隶在东南亚很普遍，虽然直到欧洲人进入东南亚地区，才发现这里的奴隶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动产奴隶”，但这里的奴隶一样是地位低下的(36)“动产奴隶”即奴隶是一次性财产，作为处于暴力统治关系中的人，其法律地位严重受损。参见：David Eltis，Stanley L. Engerman,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1420—1804, p.164.。东南亚的奴隶贸易除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贩卖的黑人奴隶，还有从印度、海峡殖民地和中国沿海口岸被强行掠卖到海外从事奴隶劳动的契约华工。

由奴隶驱动的经济在18世纪繁荣昌盛，很少出现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经济动机。同时，并不是每个到达海峡地区的人都是贵族或欧洲人，很少有人希望长期定居。根据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的《大英帝国殖民地统计》，1833年，新加坡的总人口为20 880人，只有119名“欧洲人”。同一份报告告诉我们，上述总人口数中应包括553名罪犯和600名“军人及其追随者”。海峡殖民地严重依赖罪犯、印度契约劳工和中国移民劳工(37)Shawna Herzog, Domesticating Labor: An Illicit Slave Trade to The 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s, 1811—1845,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17, vol.28,no.3-4.。殖民当局认为所有这些人在道德上都值得怀疑，需要密切监督和控制。

殖民时期的贸易中心，如毛里求斯、马斯喀特、孟买、马六甲和新加坡，只是这个全球奴隶贸易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到17世纪，这些节点已经嵌入了世界商品和劳动力市场。18世纪末，废奴主义者的主张在欧洲得到了广泛支持，欧洲人已经在这些古老的奴隶贸易网络中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贸易，这些网络为新兴的殖民中心提供劳动力(38)同①。。甚至新兴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如亚当·斯密所论证的，也开始质疑奴工的收益率。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强调了自由贸易和工资劳力的益处，质疑了极力维护帝国奴隶体系的英国经济思想(39)亚当·斯密：《国富论》，胡长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316-318页。。到了18世纪晚期，有影响的人物开始把奴隶制度视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阻碍，或者认为它对新兴的人人平等观念是一个严重挑战，或者认为它从根本就违反基督教教义。

广泛发生的奴隶抵抗和逃跑事件预示着东南亚社会的奴隶制度也不再能继续维系。19世纪初，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国开始限制全球的奴隶贸易。1811年，奴隶贸易在欧洲占领下的印度尼西亚群岛被宣布为非法(40)David Eltis，Stanley L. Engerman,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1420—1804, pp.182-183.。马德拉斯和孟买的政府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

最初的禁令并没有扰乱马来半岛的奴隶贸易，直到1805年，东印度公司的新任主席——副总督罗伯特·法夸尔(Robert Farquhar)开始废除槟榔屿的奴隶制。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Wiberforce’s Bill)，禁止大英帝国子民从事奴隶贩运。但是直到1811年5月，议会通过了《奴隶贸易重罪法案》，英国政府才开始在印度和马来半岛组织一个正式的执法机构(41)Slavery in India: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rable House of Commons,dated 13th of April 1826, June 1827, 99.。英国不再需要将其作为一种制度，因为它拥有庞大的帝国，和当地政府的控制力。亚当·斯密认为，奴隶制不是那样一个会赚钱的制度，而且自由劳动力市场还允许工厂老板在贸易松弛时期进行裁员。1833年，英国通过《废除奴隶制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宣布在所有殖民地内逐步废除奴隶制。此后，其他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例如美国、俄国、法国、中国。奴隶制由此逐步遭到废除。

英国19世纪初期废奴运动的高涨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英国于18世纪末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这时英国发现奴隶制度和机器工业格格不入，因为机器工业需要的是大批自由劳动力；其次，英国的基督新教福音组织从道义的角度主张废奴，他们将奴隶制度视为人道主义灾难。废奴运动刚好契合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新经济需要。

马六甲海峡是欧洲贸易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他们日益扩张的殖民地急需劳动力。在此期间，富裕的中国商人对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产品和劳动力(包括奴隶)行使了最大的控制权(42)Shawna Herzog, Domesticating Labor: An Illicit Slave Trade to The 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s, 1811—1845,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17, vol.28, no.3-4.。在1823年回到伦敦之前，莱佛士为新加坡的“奴隶债务人”制定了法规，作为在海峡殖民地自由劳动的唯一选择。为了适应政治现实，这种“渐进制度”暂时利用了盛行的债务制度，开始了从奴隶到自由劳动力的转变(43)同①。。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资本主义最初是部分通过奴隶制度发展起来的，最后又导致了奴隶制度的解体。西印度学者埃里克·威廉斯认为，西印度群岛经济在18世纪末期其实是衰退的，只是因为英国的市场保护措施才得以勉强维持(44)同①。。随着英国经济日益工业化、日益依赖全球自由贸易，资本家及其议会代表转而反对奴隶制度。虽然工业革命并未为废除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提供经济动机，但工业革命却创造了使废除奴隶制度深入人心并成为现实的意识形态环境。英国和北美没有奴隶制度，经济却发展迅速，人们开始认识到奴隶制度对社会发展并非必要，甚至可能阻碍了经济发展。

三、推行新的自由贸易经济措施

(一)在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港

自从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以后，马六甲的贸易中心地位就开始逐步衰落，并最终丧失。其主要原因就是早期殖民者以掠夺财富实行垄断贸易政策为主，对过往船只课以重税，从而导致去往中国的商道自此断绝。“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辀张，故贾船稀往者。直诣苏门答腊，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略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泼路断绝。”(45)张燮：《东西洋考》卷四《麻六甲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1641年，马六甲又落入荷兰人势力范围。与葡萄牙一样，荷兰人继续推行垄断和贸易强迫政策，使得马六甲日益走向衰落。在葡、荷统治之下，马六甲与其说是一个贸易港口不如说是一个军事要塞。马六甲(1795年)早在欧洲人航行到东南亚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世界性社区，除此之外，槟榔屿(或威尔士王子岛，1786年)、韦尔斯利省(1800年)和新加坡(1819年)的东印度公司商栈的目的是为英国船只提供仓库，并在新加坡建立一个自由港来挑战荷兰和葡萄牙的贸易政策(46)Barbara Watson-Andaya，Leonard Andaya,A History of Malaysi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111-117 .。

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殖民霸主，大量的殖民地使得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前提条件。一方面需要打破各国的关税壁垒，让其工业品自由地倾销；另一方面则利用海外殖民地垄断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于是，它要求新加坡为自由港，为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服务，让新加坡把东南亚的原产品汇集起来，转运到英国及其殖民地，又将英国的工业品运至新加坡，然后再转运到东南亚其他地区出售(47)马志刚：《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1页。。海峡殖民地亦是自由竞争时期为英国垄断贸易市场服务的。

因为能快速航行至泰国、印度支那和中国，位于欧洲和印度去东方各国的最短贸易航线上，新加坡很快成为欧洲与东方商人交换东印度海岛产品的中心地区。此时，荷属东南亚众多港口均对过往船只课以重税(48)Lennox Algernon Mills,British Malaya：1824—1867, p.189.。1819年莱佛士起初占领新加坡就是看到海峡地区几乎不存在免税港口，而且这一政策很快就被证实非常有远见。当东印度公司仅对海峡殖民地促进中国的贸易感兴趣时，莱佛士1819年的意图就是打破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垄断，一开始东部诸岛的贸易就被这一新港口吸引过去(49)Constance Mary Turnbull,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867,p.162.。根据莱佛士的指示，新加坡开放为自由港，来往船只无须纳税，目的在于将更多船只从荷兰控制下的港口吸引过来。此举成效显著，实行自由贸易仅两年，新加坡的贸易额就已经超过英国经营了36年的槟榔屿。

马来世界被暹罗、不列颠和荷兰分割，新的边界由国际条约加以固定。而新加坡是这幅重组地图的中心，起初就被设想成一个伟大的贸易港口，这一港口将会促进英国商业的发展。莱佛士希望新加坡成为一片“独立贸易和我们同盟贸易的仙境”(50)Rupert Emerson, Malaysia：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 p.81.。他指示新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实行节约，“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而不是寻求收入来弥补”(51)同③：第189页。克劳福德发现遵守这些命令很容易，尽管两人之间存在个人反感，在政策的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在促进自由贸易和限制政府支出方面，克劳福德甚至比莱佛士本人更加热心。克劳福德和莱佛士的名字开始与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这几乎成了新加坡商人的神圣信条。

随着1786—1824年从荷兰手中正式夺取海峡地区，1826年英国正式把三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建立，标志着英国在东南亚势力的崛起。尤其是作为海峡殖民地首府的新加坡，从此“不但成为英国在东方海上势力的中心，而且成为沟通中国与不列颠之间的一大停泊站”(52)Frank A.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London: John Lane Company, 1929, p.103.。在英国殖民当局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激励之下，新加坡的对外贸易很快超过了西属马尼拉和荷属巴达维亚，成为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和中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53)余定邦、喻常森：《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337页。。1825—1867年，新加坡是英国与东印度、广州和香港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对华贸易的总部。进出口贸易多数是同大不列颠和印度进行，对中国贸易紧随其后。与此同时，爪哇和荷兰诸岛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荷兰一直试图对新加坡进行抵制，想打破1824年《英荷条约》的限制。然而无论如何努力，荷兰的殖民地始终是新加坡对外贸易的重要部分。

(二)推行自由贸易制度促进东方贸易

18世纪后半期，英帝国战略目标重点转向了东方。东印度公司独立性增强，大力支持对华贸易(54)张亚东：《重商帝国：1689——1783年的英帝国研究》，第102页。。随着英国在印度的工业发展和贸易投资的上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大规模发展。茶叶、棉布、丝绸、青靛这些商品的贸易额都大大提高了英国对亚洲贸易在整个进口贸易中的地位，同时，它也唤醒人们认识到了英帝国与东方贸易的重要性。

英属东印度公司建立海峡殖民地，就是着眼于其保护和刺激对华贸易的地位。海峡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贸易据点，又控制着通往中国的商道，对东方贸易影响颇大。在新加坡，英国人采取了免税政策，极力吸引各国商船前往贸易，力争将新加坡建成一个自由贸易港，而招徕中国帆船更成为新加坡殖民当局的重要政策。1821年，第一艘中国帆船驶抵新加坡，此后更多的中国商船到达新加坡进行贸易。1829年有8艘中国商船进入新加坡，1831年有18艘，1839年有84艘。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中国与新加坡的帆船贸易达到鼎盛。如1841—1842年度，到达新加坡的中国帆船达到247艘，创历史最高纪录；1844—1845年为140艘；1847—1848年为136艘；1850—1851年为87艘；1853—1854年为218艘；1855—1856年为218艘；1862—1863年为134艘(55)余定邦、喻常森：《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337页。。

中国帆船与英属海峡殖民地贸易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英国殖民当局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在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帆船贸易在海外各地屡遭挫折，处境艰难。特别是西班牙和荷兰人分别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采取垄断贸易限制中国商船的做法，使得两地的中国商船数量迅速减少。与此同时，越南和暹罗政局不稳也给中国商船的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然而新加坡恰在此时以自由港的面貌出现，并且给各国商船以种种优惠条件，极大地吸引了各国商船尤其是中国帆船前往贸易。这就使得中国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的贸易在周边贸易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一枝独秀的佳绩。

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中国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转口贸易，是英国对华贸易甚至是英属印度对华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国的贸易对英国来说相当重要，因为茶与糖一样都是英国最重要的进口货物(56)同①：第219-220页。。近代中国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帆船贸易为期不长。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50年代前后达到鼎盛，6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走向衰落(57)同②：第338页。。鸦片战争结束、五口通商以前，海峡殖民地的对华贸易构成了英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支柱。中国五口开放以后，英国商船可以轻易进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新加坡的贸易中转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与此同时，西方帆船大量加入对华贸易行列，这种横帆船航速快，载重增加，武器装备精良，迅速取代了中国落后的旧式帆船(58)同②：第338页。。随着这一运载技术的进步，近代中国与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总额不断上升。

四、结 语

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方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与葡萄牙和荷兰人的暴力入侵不同，在东南亚，英国人把自己标榜为商业伙伴，而不是殖民者。最初，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和东南亚仅仅被视为英属印度的附属国，对该地区自身的经济潜力几乎不加重视。自1813年英国对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开放以来，东南亚和英国之间的直接贸易日益重要，超过了印度和海峡地区之间的贸易。海峡殖民地的自由贸易原则是由管理委员会于1826年制定的，并在整个印度政权中得到维护。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新加坡贸易和人口的惊人增长，在东南亚作为中国市场的商品供应商和鸦片等印度商品的消费者，在东印度公司更广泛的亚洲战略中非常重要(59)Anthony Webster,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0 to 1868: The Rise of a Coloni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Identity? Modern Asian Studies,2011, vol.45, no.4.。政策倾向东方表明了殖民领土原则的突变，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殖民地统治会更注重商业贸易渗透到市场和寻求新资源的能力。回顾1826—1867年英帝国在海峡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政策，明显体现了帝国海上力量与重视贸易的统一，即始终奉行“贸易优先”这一原则，积极融入这一潮流，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整个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通过这一过程即可一窥19世纪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海洋战略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强化了英国在马来半岛乃至东南亚的地位，影响着西方其他国家在东南亚的政策，并对之后的东南亚局势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