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书传》儒学仁德三辩
——苏东坡“海南三书”论之一

阮 忠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苏东坡谪居海南，诗歌创作有三个走向：遍和陶诗，与弟弟苏辙、儿子苏过唱和以及吟咏自我经历的生活。他的文章除书信外，有一些生活、药物札记，较为系统的是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论述，如《论武王》《论管仲》《论商鞅》等，表明对人生和社会政治的思考。这些文章都不及他的“海南三书”或说“经学三书”，即《易传》《书传》《论语说》。“海南三书”代表了东坡在海南及在经学上的最高成就，他自认为三书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但这三部著作长期为他的文学成就所遮蔽，学界对“海南三书”的研究至今不足，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重要原因。

一、“海南三书”的东坡交代

本文作为拟撰述的“苏东坡‘海南三书’论”系列论文的首篇，有必要审视“海南三书”的东坡交代。

苏东坡晚年一再提到“海南三书”。他给友人王定国的信中，说自己谪居以来，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和《书传》。关于《易传》和《论语说》，他谪居黄州时给文潞公即文彦博(1006—1097，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潞国公)写信就明确说自己：“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黄州上文潞公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0页。他自白遭“乌台诗案”而贬黄州，成为凶衰不祥的平凡人，所撰《易传》《论语说》的命运难料，恐其湮没，故托付给文彦博。

苏东坡在海南完成《书传》后，给郑靖老的信说《书传》十三卷。关于“海南三书”，他还对滕达道、李端叔等人说过。如对滕达道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滕达道(二一)》，第1482页。还在《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里作了记载。并在北归渡过琼州海峡后，他从海康乘船去合浦时，遭遇连日大雨，水无津涯，船行海上，“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书合浦舟行》，第2277页。。这是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三书行于海上，所幸安然无恙。一年后，他在常州病重，弥留之际把三书托付给门人钱济明，说三十年后一定有懂得这三部书的人。这话类似孔子修《春秋》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司马迁撰《史记》，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5)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他还对苏坚(生卒年不详，字伯固，号后湖居士，与苏轼有诗相唱和)说，抚视三书，觉此生没虚度，与他对滕达道说的瞑目无憾相近。

苏辙受兄之托，为其写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中说到“海南三书”的始末：“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6)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7页。这里有四层意思：三书之作，起意于苏洵。苏洵作《易传》一事，他在嘉祐六年(1061)53岁时给丞相韩琦的信中说：“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7)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上韩丞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苏洵58岁卒于京师，《易传》未完，临终前交东坡续作，这成为苏氏父子治经学的开端。三书先成《易传》，再成《论语说》，最后成《书传》，唯《书传》是在谪居海南时完成。三书或发千载微言，或揭孔子秘闻，表明了东坡对三书的深刻思考和学术表达。希望三书能够传名后世，他也因三书获名，与他将三书托付给钱济明时所说一致。不过，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有人认为《易传》之作有苏辙的参与。曾枣庄在《三苏全书·导言》里，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说：“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这是符合实际的。”(8)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三书中的《易传》，是苏东坡续苏洵所著而成，与《论语说》一起完成于黄州。但他说在海南了得三书，可以解释的是他在海南对《易传》和《论语说》做了修改完善，二者最后定稿于海南。《论语说》的命运不好，明代以后亡佚，今传《论语说》为后人辑佚。舒大刚在《三苏全书》的“论语说叙录”里梳理了清代以来的辑佚情况，在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辑佚的基础上，他又辑得《论语说》数十条，并将辑佚出版。《三苏全书》的“苏氏易传叙录”“东坡书传叙录”，对东坡的《易传》《书传》流传和影响做了说明，相对于《论语说》，东坡的《易传》和《书传》保存完好。与苏轼治三书相近，弟弟苏辙治了《诗集传》《春秋集解》。这些成为北宋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的重要内容，与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并驾而驱。

“海南三书”涉及的问题较多，不是本文所能够承载，这里只就东坡在海南完成《书传》即《尚书传》中的一些问题略做探讨。先要说明的是：《尚书》古又称“书”“书经”，西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其中有《书经》博士，《尚书》遂成专门之学。它因书写的文字和释经的走向不同，故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说，两说形成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又因《尚书》曾遭秦火，复出后有真伪之辩，争讼不息。这些都不影响东坡《书传》以笺注与解说表达自我的思想，也不影响这里对东坡《书传》表达的思想进行探索。

二、责申韩老庄以积学成仁义

苏东坡对儒学的熟悉，最早见于他嘉祐二年(1057)22岁应科考时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以经义取士，此文取《尚书·大禹谟》的“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考罢，东坡名居第二。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里提到这事：“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9)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36-2637页。他是从古文角度说的，当时石介的“太学体”古文以险怪流行，与欧阳修尚韩的古文平易趣味相背，而东坡古文与欧阳修的好尚相合。

苏轼论述涉及《尚书》的虞、夏、商、周之书和《诗》《春秋》。随后他在《春秋》对义时，名居第一，殿试中了乙科，二者虽说都为应科考，但可以见证他在经学上的修养。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过他们兄弟二人少时学通经史。其后，苏洵写了《六经论》，东坡和苏辙都有《五经论》，少了《乐论》，是对经学简略而较完整的论述。东坡在《书论》中对《尚书》的语言风格有“回曲婉转”的评价，说开始读《尚书》时心存疑惑，认为它濡滞迂远，疑而不决。后来才领会到“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1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书论》，第54页。。他对《尚书》心悦乐从，并以之为议事的基本评价准则。

在《周书·无逸》里，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周公说自己听闻：“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1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六《无逸第十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6页。他告诉周成王，古人都是互相训诫，互相保护和教诲，这样就不会有彼此蒙骗的事发生。不能教而不听，改变法度或法令，否则百姓会心生怨恨和诅咒。召公希望成王听话，不要乱了法度或法令。东坡从这里引申开去，说道：“若曰不杀为仁，杀为不仁，薄敛为有德，厚赋为无道。此古今不刊之语，先王之正刑也。”(12)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这与他40年前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表达的思想极其相似——为政以仁，而不动辄以刑施威。他批评一些人以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子为师，或诵六经以掩饰奸邪的言辞，反而说多杀为仁，厚敛为德，哪有这样的道理呢？然而“其学之有师，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13)同①。。东坡显然逆时俗而动。

东坡少时“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14)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1126页。，他审视自我的人生遭际，崇尚庄子的随缘委命。他在黄州《赤壁赋》里说的“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1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前赤壁赋》，第6页。，出自庄子的《齐物论》；《十拍子·白酒新开九酝》的“身外倘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即是乡”，前者出自《庄子·缮性》的“物之倘来，寄者也”；后者出自《庄子·逍遥游》的“无何有之乡”，二者关乎自然和人生的体认，疏离家国。而在家国理念上他崇尚儒学而非老庄，所以他在《韩非论》里说周衰之后，有老、庄、列御寇虚无恬淡，卒归于无有，他们放心无忧，无恶天下，但也非圣人之道。这一批评还是平和的。

随后东坡说商鞅、韩非主张以刑名治国、治天下，秦始皇用之，平定六国，但得天下后依然用之不改，故速亡。东坡说秦“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1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韩非论》，第102页。，他还在《六一居士集叙》里说：“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学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1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六一居士集叙》，第315页。申、韩或申、商、韩，说的是申不害、商鞅、韩非，三人都是战国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曾在韩国变法、商鞅曾在秦国变法，各有政绩，唯韩非是纯粹的理论家。东坡把申不害、韩非之罪归结于老、庄，是指他们的思想本于老庄。这种看法先于东坡的司马迁也有过。司马迁在《史记》里将老子、韩非合为一传，称《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后附了庄子传，在韩非传前增加了申不害传，司马迁还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8)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还在传后的“太史公曰”里又一次提到，特别说了老子、庄子的道德对申不害和韩非的影响。黄老之学和老庄之学不一，但在主张道德自然上趋同。东坡沿袭司马迁的思想，表明对老、庄与申、商、韩之间关联的认知，严厉批评秦的教化不足，说是申、韩、老、庄的影响所致。而这教化不足的根本内容是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的仁义不足。当攻天下变成守天下，怎能仁义不施呢？在贾谊看来，秦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东坡在《庄子祠堂记》说了一个他人不曾言及的观点：庄子尊孔，阳挤而阴助即明贬而暗褒，这种观点后来有人承袭且不论，东坡以此同样表明了自己尊孔的立场。所以他晚年思想最终归宿于儒家经学是很自然的，且认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海南三书”，别有深意。

东坡当年科考时对“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说有自己的理解和引证，终不出广恩与慎刑，其核心与罪疑惟轻的不罚、功疑惟重的过赏，都出自于仁。《商书·说命》有他关于仁的说法。相传傅说辅佐商王武丁，商大治，这在《史记》里有记载。傅说曾告诫武丁：“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19)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第56页。傅说重学古，他说的“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后来许多人也说过，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曾向秦始皇进言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20)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54页。学古需要谦逊勤勉，借以修身和“道”的积累。对此，东坡有一番解说。他说傅说以学勉王，忧其所学非道，故劝他谦逊向学，学以求道，而道是什么呢？东坡说：“志于仁，则所得于学者皆仁也。志于义，则所得于学者皆义也。若志于功利，则所得于学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饰非，辩足以拒谏，皆学之力也。敏于是，则随其所志而至矣。故必先怀仁义之道，然后积学以成之。”(21)同①。他说得很清楚，“道”应是仁义而非功利，人当怀仁义，“积学以成之”，根本在于为仁由己而非由人，那么积学的功夫应该是孔子说的“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2)刘宝楠：《论语正义·里仁》，《诸子集成》(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76页。；应该深知积学“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23)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诸子集成》(第1册)，第189页。，重在自我的修炼。

三、批韩愈以维护儒学道术

苏东坡《仁说》说仁，文章开头引用了孟子的“仁者如射，发而不中，反求诸身”。他以射箭打比方，射而不中自然求诸己。为仁修身也如此，与孔子的为仁由己相合。孟子说，“仁者如射”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4)刘宝楠：《论语正义·颜渊》，《诸子集成》(第1册)，第262页。。东坡相沿，说道：“君子之志于仁，尽力而求之，有不获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于礼，一日足矣。”(2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仁说》，第337页。这话出自孔子，他没做多的发挥，最后归结到孔子所说的礼上，求仁得仁，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6)同⑥。，这是仁的修炼路径，因此东坡说非礼之害，甚于枉杀无辜，推崇孔子之仁。他在《论语说》对孔子“四非”的解说中，还有“故圣人一之于礼，君臣上下，各视其所当视，各听其所当听，而仁不可胜用也”(27)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3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礼之用，归于仁。所以当他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一文中以礼、法对举时，强调以法为末，以礼为本，法急礼缓，为政当行以礼而非行以法。

礼是以仁为本的，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理念。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8)刘宝楠：《论语正义·阳货》，《诸子集成》(第1册)，第371页。而修身重在“克己复礼”，这正是傅说主张的学古，不仅用于自我修身，而且用于治国治天下，故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9)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政》，《诸子集成》(第1册)，第20页。。这德的核心也是仁。孔子还说义，劝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0)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诸子集成》(第1册)，第143页。。这二者都为孟子继承。孟子把孔子的仁德政治发展成为仁政王道，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补充了舍生取义，仁义相系，成为儒学道统的重要内涵和古代奉行的君子人格。孟子还说天下之路只有两条，仁与不仁，“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31)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上》，《诸子集成》(第1册)，第298页。这深刻影响了韩愈，他执着于儒学，尊孔尚孟，且通过尚孟而更加尊孔。

中唐韩愈是儒学道统的坚定维护和继承者，他在《原道》里开宗明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32)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原道》，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62页。基于此，他说儒学的道统，从尧顺流而下，儒学道统的继承者有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孟子之后儒道不传。本来后面还有荀子与扬雄，但韩愈说他们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略而不论。他排佛非道，以纯儒的姿态大兴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始终“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33)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答李翊书》，第1455页。，故文道相与，以文载道。其后北宋欧阳修尚韩，学韩，既好韩愈说的儒学道统，又好韩愈兴的古文。东坡说：“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3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六一居士集叙》，第316页。他对儒学道术的梳理，立足于孔儒，涉及的问题既是道术论，又是治国论。东汉“董卓之乱”后儒学衰微，有老、庄之学兴起，三日不言《道德经》则舌根僵硬的清谈和南梁武帝的佞佛，在东坡看来都是王朝败亡之道，“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就是例证。

古代王朝灭亡没有这样简单。但东坡在其中揭示了儒学之道的起落，韩愈兴儒学的道术，东坡之说跳过了韩愈提到的荀子和扬雄，直接以韩愈配孟子，正在于避开荀、扬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的传道弱点，追求纯粹和完备。其中，韩愈希冀以儒术治天下，他在《原道》里讲修齐治平之术，当“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与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阐述的仁政王道“制民之产”的方略吻合。又在《论佛骨表》里指斥唐宪宗佞佛会导致百姓弃业事佛、伤风败俗，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东坡然后以欧阳修配韩愈，于是有人说唐代继承儒学道统的是韩愈，宋代继承儒学道统的是欧阳修，没有人说东坡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而东坡说儒者犹若五谷，可以养生，换言之是可与守成，那么儒学之道也是政治化的。与孔子主德政、孟子主仁政一致。

东坡对韩愈最经典的评价是《潮州韩文公庙碑》说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各有所出，指向韩愈的文、道、忠、勇四品，涉及儒学道统的是“道济天下之溺”。是说韩愈在儒学之道沉溺之时，拯济了它，故儒学之道得以复兴，同时古文也得以复兴。这对韩愈是很大的褒扬，各有所据而言之成理。但对韩愈的评价不限于此，东坡还有《韩愈论》，就韩愈对圣人之道的态度多有批评，这批评与圣人之道无关，而是他说韩愈好圣人之道之名，而未能乐圣人之道之实，“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3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韩愈论》，第114页。。他举了韩愈《原人》的“圣人一视同仁”说为例，认为韩愈误解了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孔子的仁并非墨子的兼爱，进而说儒者之患在于论性，认为人的喜怒哀乐出于情而非出于性，他特别拎出这一点，是因为人有喜怒才有仁义，有仁义才有礼乐，这本当与人性为一，“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36)同①：第115页。。

可以印证的是，《书传》的《商书·汤诰》说商汤灭了夏桀后回到商都亳地，号令百姓，其中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东坡解说道：“衷，诚也。若，顺也。仁义之性，人所咸有，故曰‘天降’也。顺其有常之性，其无常者，喜怒哀乐之变，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37)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第16页。他说人都有仁义之性，类似于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说喜怒哀乐之变不是性之变，因为人的仁义之性是天生的常性。这与韩愈在《原性》里说过“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是一样的道理。东坡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更重理性的推导，也显得更周全。

东坡好儒，也好佛好道。儒佛道在魏晋玄学时呈现融合状态，入唐后，儒佛道三教合一渐成声势，北宋相沿不息。虽说东坡不排佛非道，但不妨碍他继承儒学道统，在北宋的经学领域，与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蜀学自立。上述东坡对傅说教诲武丁的阐发，就是很好的例子。东坡对韩愈治儒学的批评，彰显了他是儒学的卫道者。韩愈在儒学上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至有东坡批评他的论理不精。

四、辩俗儒之诬以明孔子之德

东坡的《论孔子》说，齐景公时，晏婴深明礼可治国的道理，但不及孔、孟。孔子在游说诸侯时，“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38)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论孔子》，第150页。；在《孟子论》里，他说孟子深于《诗》，长于《春秋》，“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39)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孟子论》，第97页。。东坡希望儒者明孔、孟之理，明儒经之理，不要误解失了本义。关于《召诰》的理解就是如此。

《史记·周本纪》记述了召公建洛邑、作《召诰》事。《召诰》是周成王居洛治周时，召公向周成王进言，劝他效法先王敬德，“惟德是用，不用刑也”。《召诰》随之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40)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第135页。对此，东坡解说道：“古今说者，皆谓召公戒王过用非常之法，又劝王亦须果敢殄灭杀戮以为治。呜呼！殄灭杀戮，桀纣之事。桀纣犹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劝王，使果于殄戮而无疑？呜呼，儒者之叛道，一至于此哉！”(41)同①：第135-136页。他辩俗儒误解了召公之意，召公并非劝成王果断用“殄戮”治民，指斥俗儒浅薄叛道，远离了孔儒尚德。他批评的“俗儒”不知所指，汉孔安国作《尚书传》，对《召诰》“亦敢殄戮用乂民”的理解是“亦当果敢绝刑戮之道，用治民”；唐代孔颖达疏“既言当法则贤王，又戒王为政之要”(42)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均未言及以殄戮治民。东坡批评表达的是：“皋陶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人主之用刑，忧其不慎，不忧其不果也；忧其杀不辜，不忧其失不经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罚，言未终，而又劝王以果于殄戮，则皋陶不当戒舜以‘宁失不经’乎？”(43)同①：第136页。他认为，召公不可能劝戒成王慎刑之后，又劝成王果于用刑戮，二者自相矛盾。东坡就此表明自己主张慎刑慎罚，一仍与“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相一致，而在这一理念中，蕴含的是孔子仁德思想。

东坡引用了《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孔子的对话，季康子即季孙肥，鲁国大夫，曾三次问政于孔子。季康子问：“如杀无道就有道，何如？”与孔子同时代的郑国子产曾以宽猛相济来说为政之道，铸刑鼎广而告之，以求百姓不犯法不用刑。孔子曾称道他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子产死后，孔子说民将安归。治国，刑可以用，但要慎用。重要的是，首先当用德而不用刑。孔子回答季康子：“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孔子这番话，东坡在先于《书传》的《论语说》里就解说过。“盖虽尧、舜在上，不免于杀无道，然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民之不幸而自蹈于死，则有之，吾未尝杀也”(4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3册)，第226页。。百姓不幸而有死，但不是君王的杀戮。说到底不当用杀而用德，君子德风，小人德草，风行草偃，皆出自然，是为政的境界。孔子也用刑，他在鲁国由大司寇摄行相事时，诛少正卯就是一例，但他不好用刑，甚至不主张战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46)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诸子集成》(第1册)，第352页。，重仁德的感召，不是武力的强行征服。他随后引了孟子的一句话：“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这话出自《孟子·尽心上》。之前孟子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4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352页。他说的是一个共同的道理，顺应民心民性。但东坡说，即使这样，孔子仍有顾虑，唯恐刑罚为后世的暴君污吏利用，不当杀而借口“吾以生道杀之”。

东坡《书传》里的解说，虽距《论语说》有近二十年，但他的思想没有变，故他说：“夫杀无道以就有道，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盖未为过也。而孔子恶之如此，恶其恃杀以为政也。”(48)同①：第136页。这与他在《论语说》里说的言异意同。不得已杀无道而就有道，但孔子的本意在德不在刑，所以他最热衷说的君王为政之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的是人伦道德。但他在那个诸侯蜂起、战乱频仍的年代不合时宜。孔子56岁时因鲁定公好齐景公送的女乐，懈怠朝政，愤而出走游说诸侯14年，不为诸侯所用。东坡还有话：“王勿以小民过用非法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过，我自不过，称罪作刑而已。民之有过，罪实在我；及其有功，则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则法用于天下，王亦显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乱；刑固不可废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为俗儒所诬，以启后世之虐政，故具论之。”(49)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第136页。他认为，在百姓有过、有功之时，君王应反责于己，民之罪过在我，民之有功在德，这也是孔子反求诸己的基本思想原则，当然不可恃刑。东坡痛心，因为有人恃刑，故世有虐政。他就王安石变法《上神宗皇帝书》提出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批评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让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提出以清净为心，让奸无所缘，行德泽以厚风俗；而存纲纪的方盛虑衰，立法救弊，特别提到对谏官言者的保护，使人敢言以尽愚忠，其实是他的儒学思想在社会改革上的运用。

苏东坡在《书传》表现出的仁义、仁德思想值得重视，但人们对他的儒家思想的研究不足，特别是从《书论》角度展开的探索。期待本文能够引起学者对《书传》或者说“海南三书”的关注，以求对东坡也有更多、更深入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