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溪头村为例

林敏慧 王君竹 孟 悦 卢娜娇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逐步打开了乡村旅游市场。随着乡村旅游态势的良好发展，城郊传统村落旅游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城郊传统村落相较于偏远的传统村落更具优势、更能够吸引城市居民，具有可达性强、游客重游率高等特点。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主要探索城市居民进行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后的幸福感及其呈现的特征，并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法获取资料、进行验证。

一、城郊传统村落与旅游幸福感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城郊休闲旅游在传统村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属于城郊旅游的一种，其中传统村落是我国璀璨文明的结晶。关于传统村落的概念，国家印发的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包括现存传统建筑风貌的完整程度、村落选址和格局保持的传统特色情况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情况[1]。现如今，众多学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价值研究、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研究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研究[1-3]。在这些研究中，有关传统村落旅游对游客幸福感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较少，目前传统村落与幸福感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等。

旅游幸福感是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幸福感”被引入各个行业，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在旅游领域，对城市居民来说，旅游除了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能够满足社会和精神层面的需要，以及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幸福感”[4]。

有学者发现，不同种类的旅游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其中，观光、节事等旅游活动往往只能带来短时间的幸福体验，文化旅游、志愿者旅游等则可能带来较长时间的幸福体验，而研学旅游、观光朝圣等则可为旅游者带来长久的幸福体验[5]。此外，一些学者还探究了旅游者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发现旅游活动不仅可以提升人们在旅游过程中的幸福感，还可以提升人们游前和游后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二、案例地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溪头村基本情况

溪头村是流溪河三大源头之一，位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东北部，面积约13 km2，下辖5个经济社，总人口约810人。溪头村人杰地灵、山清水秀，村民友好好客。2019年12月31日，溪头村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还被誉为“广东省最美丽的乡村”，有“长寿村”“美女村”之称。溪头村的主要旅游方式是徒步旅游和研学旅游，知名度较高，人客流量较大，旅游发展较为迅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是根据妥艳媜等人的研究进行量表的建立与问卷的设计[6]，问卷包括7个维度和25个测试项（见表1）。

数据收集以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溪头村为案例地，该村的游客以周边大城市居民为主，因此调研对象界定为参与城郊传统村落旅游的城市居民。调研于2022年1月8日到9日进行，在此期间共发放200份问卷，其中回收190份，有效问卷185份，有效率为97.4%。从收集到的问卷分析可知，被调查的游客在性别上男性与女性数量接近，分别占50.8%和49.2%；在年龄上，18岁以下、18～34岁、35～54岁和55～74岁游客的占比分别为14.1%、48.6%、32.4%、4.9%；在文化程度上，游客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为17.6%、14.2%、23.8%、40.1%、4.3%，大专和本科学历的人群占比最高；在年人均出游次数上，出游1～2次、3～4次、5～6次、7～8次、8次以上及从不出游的比例分别为16.8%、31.9%、13.5%、12.4%、24.9%、0.5%，每年出游3～4次的人数最多；在平均月收入上，3000元及以下、3001～4500元、4501～6000元、6001～7500元、7501～10 000元、10 001～15 000元 及15 001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7.0%、4.3%、10.3%、13.0%、16.7%、20.0%、8.7%。

（三）城郊传统村落旅游的幸福感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各变量的平均值，来探寻城市居民通过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后的主观幸福感得分。根据信度分析可知，α系数为0.937，大于0.9，表明信度水平较高。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可知，KMO值为0.884，大于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对应的P值为0.000，表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同时，因子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5，效度水平较高，因此所得数据有效。

由表1可知，各变量平均值均大于4，表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处在比较满意到满意之间（不满意为1，不太满意为2，不确定为3，比较满意为4，满意为5），城市居民在城郊传统村落旅游过程中幸福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大部分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 较高。

表1 描述性分析结果

（四）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幸福感的构成特征

为了探寻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因素的重要性，对所收集数据进行旋转因子的相关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与加权换算操作，得出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因素的排名（见表2）。

根据上述旋转因子的相关分析，本研究共探索出7个因子，7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为14.764%、13.465%、10.577%、10.334%、9.881%、9.094%、8.598%，这7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6.712%。通过对这7个因子的加权换算操作，得出7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19.246%、17.553%、13.788%、13.471%、12.881%、11.855%、11.208%，表明在城郊传统村落旅游中，成就体验代表19.246%的城市居民幸福感，个人成长代表17.553%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沉浸体验代表13.788%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满足感代表13.471%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积极情感代表12.881%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控制感代表11.855%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社会联结代表11.208%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在城郊传统村落旅游中，成就体验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社会联结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小，7个因子的贡献率排序为成就体验、个人成长、沉浸体验、满足感、积极情感、控制感、社会联结。

（五）人口统计特征对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幸福感的影响

本部分主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旅游者的个人特征和旅游经历等是否会影响其进行城郊传统村落的旅游幸福感。

由表3可知，性别对城市居民沉浸体验、社会联结、积极情绪、满足感4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个人成长、控制感、成就体验这3个维度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城市居民个人成长、沉浸体验、成就体验、控制感、积极情绪、满足感6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在社会联结这个维度的影响不显著；文化程度对城市居民个人成长、社会联结、成就体验、控制感、满足感5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对沉浸体验、积极情绪这两个维度的影响不显著；年人均出游次数对城市居民沉浸体验、控制感、积极情绪、满足感这4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个人成长、社会联结、成就体验这3个维度的影响度不显著；平均月收入对城市居民个人成长、社会联结、成就体验、积极情绪这4个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对沉浸体验、控制感、满足感这3个维度的影响不显著。

三、结语

城市居民通过城郊传统村落旅游所获取的幸福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大部分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高。从幸福感维度的贡献率来看，按照贡献率从大到小排序为成就体验、个人成长、沉浸体验、满足感、积极情感、控制感、社会联结，其中，年龄、文化程度和平均月收入对成就体验、个人成长的影响显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年人均出游次数对满足感、积极情感的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和年人均出游频率对沉浸体验的影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和年人均出游次数对控制感的影响显著；性别、文化程度和月平均收入对社会联结的影响显著。

表2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排名

表3 城市居民的特征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民众对生活的需求不会仅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条件方面，而会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需求，旅游幸福感仍有极大的探索空间。学者通过多种方式的阐释，将旅游和幸福感联系起来，如“实现生命意义”“提高生活品质”等。《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指出，旅游是人的基本权利，旅游是人类实现自我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也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将旅游业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大众旅游时代已经到来，提升旅游品质、旅游种类多样化是大势所趋，要将旅游幸福感融入各种旅游方式、政策、决议等实践中，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旅游业应体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本研究有助于补充旅游幸福感的研究案例，可为城郊型传统村落制订更有效的营销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但本研究在样本规模方面还可进一步拓展，在抽样方法方面也可更加科学化。未来可以在其他种类的旅游方式下进行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也可以选取两种旅游方式进行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