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说诨话”的传播创作及文化意义

庆振轩 周欣媛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提要： “说诨话”即讲说幽默诙谐笑话。苏轼创作的“诨话”，既有诸多单篇留存，又有“专著”传世。其“诨话”形式多样，涉及“说诨”“唱诨”“花判”等，苏轼不仅作为“诨话”的创作者，而且成为时人笔下戏谑笑谈故事中的主人公。通俗文学尚谈笑戏谑的时代风尚，滋养苏轼成长的巴蜀文化，其自身幽默风趣的个性特质，是解析苏轼与“说诨话”关联的锁钥。苏轼“说诨话”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苏轼不仅将其视为人生困境谪居时的助益，亦重视其自娱娱人之功用，在与亲友僚属的幽默诙谐言谈之中，彰显出友情与温情，与此同时，其“诨话”含“医愚”“疗腐”之意。一系列戏谑谈笑背后，蕴涵着东坡对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亦体现了其超然物外、超然于荣辱生死的人格特质。系统探研苏轼“说诨话”的传播创作及文化意义，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苏轼颇有助益，其“戏谑笑谈”不仅成为苏轼诗文创作的“养料”，而且能作为研讨宋代通俗文学之窗口。

何谓“说诨话”？胡士莹先生在论述宋代说话家数时，专列“诨话”一节，认为“‘荤话’，是滑稽讽刺”[1]118。在宋代记载瓦舍伎艺的笔记中，有“说诨话”艺人之名姓，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张山人，说诨话”[2]87；《武林旧事》卷六中亦载“说诨话：蛮张四郎”[3]110，而未载“说诨话”的具体形式。只有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各家词短长》云：“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未盛也。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4]10从相关佐证记载可得，诨话即趣话、笑话，兼有滑稽、诙谐、讽刺、调笑之含义。又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宋有戏曲、唱诨、词说。”[5]6454可知当时不仅有说诨，且有唱诨。由此看来，“说诨话”当是一种兼具说、念诵、歌唱的综合说唱伎艺。

要研讨宋代的“说诨话”，不应忽略对东坡的相关文字进行深入分析。当前，对苏轼与“说诨话”之研讨未见有专人耕耘，依循可查阅的相关成果，前贤主要集中探讨与东坡“说诨话”有关的话本或著作。孔凡礼先生的《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指出《艾子杂说》确系东坡所作，其内容全是一位古人肆诹的诨笑话和趣闻轶事，即《艾子杂说》是苏轼所作的“说诨话”专书。程毅中先生《宋人说诨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研究〉订补之二》一文旨在分析文本内容及特征，明确宋代通俗小说集《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是宋代一个以东坡佛印为主的专题诨话集，该书虽旧题苏轼撰，当为伪托无疑，从该书可以略窥东坡与“说诨话”之关系，其中提及东坡与佛印嘲戏等事，可作为辨析该话本具有“说诨话”之特性的佐证材料①。基于上述研究背景，系统研讨苏轼与“说诨话”之文化现象，继续深入挖掘相关的文字记述是有必要的，这对于全面认识与研究苏轼，探究宋代通俗文学创作等方面颇有助益。

一、笑对生活，啸傲人生：东坡的“诨话”与笑谈故事中的东坡

在流衍的宋人笔记所载之谐谑趣谈和现存苏轼诗文中，搜集出苏轼与“说诨话”有关之文字数十则，其与友人、门人的笑谈趣语中处处可见“说诨话”的影子，东坡不仅是“说诨话”的主体，而且是文人笔下戏谑笑谈故事中的主人公。苏轼是“诨话”的接受、改编和传播者，其“有为而作”，不仅有简短精粹的单篇“诨话”创作，更有“专著”传世。

追索苏轼与友朋日常生活交往之“说诨话”材料，可分为四个部分：其一，与王安石有关的笑谈趣语；其二，与刘攽有关的笑话“段子”；其三，与钱穆父、黄庭坚诸师友有关的笑谈；其四，与其创作或与自身有密切关联的著述，诸如《问答录》《苏黄滑稽录》(已佚)和《艾子杂说》。这些文献资料揭橥谈笑谐谑浸漫在东坡日常生活中，已成为研究东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东坡与亲友之间的日常谈笑

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学术理念上亦有分歧，但这些并未妨碍宋代历史上两位文坛巨擘的相互推扬和敬重。苏、王二人的私谊及政见异同值得深入探求，论题所限，在此只讨论文献所载与苏、王有关的趣闻笑谈。

王安石执政，著《三经新义》和《字说》，其所持论往往成为东坡和朋友们嘲谑的对象，《高斋漫录》《鹤林玉露》《调谑编》均载。譬如：

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鳲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6]27

对于东坡风趣幽默的笑语趣谈，结合当时的政治生态及东坡的政治遭遇，岳柯在《桯史》中曾认为东坡因笑谈而贾祸。联系东坡在元祐间因戏语引起洛、蜀争端之事，因嬉笑而成仇敌、笑谈贾祸，固然值得引以为戒，但就苏、王私交而言，政见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宋代政坛文坛两位巨人的相互称誉和交往私谊。当然，交往过程中，依然会有精彩的“故事”发生，《后山谈丛》多有所记。宋代文献中有关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笑话，可以组成“说诨话”系统的“王安石系列”。东坡与王安石相关的笑话是比较“出彩”的几例。

与之相类的是宋代“说诨话”中的“刘攽系列”。《高斋漫录》载苏轼称刘攽为“滑稽之雄”，刘攽为人博学多识，趣谈诨语，因时因人因事，触处皆发，多且自创，幽默敏捷如东坡，亦不免为其戏谑。据《画墁录》所载，其中所谓“造语”，是刘攽自己创作的笑话趣语。现实生活的丰富刺激，使得刘攽时有创作诨话的冲动。《道山清话》载：“刘贡父言：每见介甫《字说》，便待打诨。”[5]2945东坡与刘攽交谊深厚，情趣相投，日常交往会触发创作诨话的契机和冲动，使得现实生活灵动而丰富。据陈师道《后山谈丛》载：

世以癞疾鼻陷为死证，刘贡父晚有此疾，又尝坐和苏子瞻诗罚金。元祐中，同为从官，贡父曰：“前于曹州，有盗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书数卷尔。盗忌空还，取一卷而去，乃举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库家质之，主人喜事，好其诗不舍手。明日盗败，吏取其书，主人赂吏而私录之，吏督之急，且问其故，曰：‘吾爱其语，将和之也。’吏曰：‘贼诗不中和也。’”子瞻亦曰：“少壮读书，颇知故事。孔子尝出，颜、仲二子行而过市，而卒遇其师，子路趫捷，跃而升木，颜渊懦缓，顾无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经幢避之，所谓‘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贤者所至，不可复以故名，遂共谓‘避孔塔’。”坐者绝倒。[6]135

《东皋杂录》录载有东坡嘲谑吕微仲的故事，亦载于《高斋漫录》《调谑编》，字面稍异。日常笑谈，往往即兴而发，在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可窥苏轼一代文豪之生活情趣。

东坡与门弟子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师友之间亦多有笑谈谐谑，其中与黄庭坚趣闻最多，时人曾据以编辑《苏黄滑稽录》，该书虽已散佚，但据之可知苏、黄生活意趣之一斑。现存留文献中，亦可觇一二。

据《独醒杂志》载：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6]124

米芾痴迷奇石、书画，世人称其“米颠”“石颠”，苏、米交往，多有笑谈。据赵令畤《侯鲭录》：

东坡在维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东坡曰：“吾从众！”坐客大笑。[6]189

东坡的乐天性格，其日常生活中充溢着天才智慧的滑稽幽默，自有一种诱人的魅力，由是之故，陈师道《后山谈丛》、李廌《师友谈记》对东坡的笑谈和笑谈中的东坡时有载记。

(二)兼备众体的东坡“诨话”创作

目相关文献，东坡不仅说“诨话”，创作诨话，而且其所作诨话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东坡所创作文字中，还有所谓“唱诨”，其一为《减字木兰花》，词序云：

秘阁《古笑林》云：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余过吴兴，而李公择适生子，三日会客。求歌辞，乃为作此戏之。举坐皆绝倒。[8]82

其辞曰：

维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谢无功，此事如何著得侬？[8]82

张志烈先生认为，联系苏诗“山林等忧患，轩冕亦戏剧”“东坡这首词，在戏谑中也是深藏禅意的”[8]593。苏轼诗文辞赋之魅力，往往读者各见其美。探寻东坡与“说诨话”之轨迹，由说诨到唱诨，还可寻踪及东坡之“花判”。何谓“花判”，简言之即用游戏滑稽笔墨写作的判词，宋洪迈《容斋随笔·唐书判》曰：“唐人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世俗喜道琐屑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9]140

文献记载人们熟知的东坡“花判”有二。其一为《渑水燕谈录》《侯鲭录》所载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判歌妓从良轶事，其二为《北窗琐语》中所载东坡在知杭州任上判灵隐寺僧了然杀人案。其一：

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有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6]39

判歌妓从良之判词，《渑水燕谈录》赞其“敏捷善谑如此”，而判了然一案，更因其轰动性、戏剧性以及东坡效应诸因素，在此后的传播中，入唱诨，入小说，为人熟知。

不仅有大量散见于宋人笔记文献的有关东坡“说诨话”资料流布，而且有相关的“专著”流传。人们熟知的有《问答录》《苏黄滑稽录》和《艾子杂说》。限于篇幅，略加论列。

在研究宋代说话方面，《问答录》曾引起广泛关注，因为无论研究“说参请”，抑或“合生”“商谜”，以至于“说诨话”都要提及《问答录》。《问答录》全称为《东坡居士佛印禅师问答录》，关于该书的性质，笔者赞同程毅中先生的观点。程先生在《宋人说诨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订补之二》中认为“说诨话应该是说话的一家，现存的《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一书应是说诨话的底本”。“《问答录》则是现存宋代的一个综合性的说诨话话本，包含了小说、商谜、合生、说参请等各种成分，虽然情节简单，但其有很可贵的文献价值资料，值得重视。”[10]37-41

如前所论，研究宋代的“说诨话”，依据现有资料，可以有“王荆公系列”“刘贡父系列”，更可以有“苏东坡系列”，而程毅中先生就认为“《问答录》实际上就是宋代一个以东坡佛印为主的专题诨话集”。该书虽旧题苏轼撰，当为伪托无疑。但从该书可以略窥东坡与“说诨话”之关系。言及东坡与“说诨话”，也应该提及《苏黄滑稽录》。杨万里《跋苏黄滑稽录》认为“此东坡山谷礼闱中试笔滑稽也”[11]636。由之推衍，在南宋，《苏黄滑稽录》仍在坊间流行，是为“说诨话”之“苏黄系列”。

在这三部专书中，保存至今且确为东坡所著者为《艾子杂说》。论及该书的笑话专集的性质，鲁迅先生即将该书与《笑林》等书相提并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认为“《隋志》又有《笑林》三卷”“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笑林》之后，不乏继作”“大抵或取子史旧文，或拾同时琐事，殊不见新意”。“惟托名东坡之《艾子杂说》稍卓特，顾往往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矣。”[12]45-53

认为《艾子杂说》为伪托者还有林语堂先生，其《苏东坡传》附录二《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其六“伪托书”曰：“不过《艾子杂说》颇值得一读，内容全是一位古人四周的诨笑话和趣闻轶事。”[13]350

但依据孔凡礼、朱靖华和曾枣庄诸先生的论证，《艾子杂说》确系东坡所作。为本文论述之便，引述孔凡礼先生论证要点如下。孔先生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第3期上发表了《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其基本观点见于他点校整理的《苏轼文集》中《苏轼佚文汇编》卷七《艾子杂说》第一条校语。据此，揭橥两点信息：其一，《艾子杂说》为苏轼所作；其二，《艾子杂说》为寓言体，内容全是一位古人肆意走访、收集的诨笑话和趣闻轶事。简言之，《艾子杂说》是苏轼所作的“说诨话”专书。《艾子杂说》与《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桃符艾人语》《螺蚌相语》《记道人戏语》绝相类。《艾子》其中一则及吕梁、彭门，为苏轼为官之地。凡此，亦可为《艾子》出于苏轼之佐证。在此撷取该书片段，以资说明《艾子杂说》作为笑谈谐语的“说诨话”特征：

齐地多寒，春深未莩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馈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尝，乃先以荐。”艾子喜曰：“烦汝致新。然我享之后，次及何人？”曰：“献公罢，即刈以喂驴也。”[15]1

艾子行，出邯郸。道上，见二媪相与让路。一曰：“媪几岁？”曰：“七十。”问者曰：“我六十九。然则，明年当与尔同岁矣。”[15]2

这一系列与艾子有关的笑话故事组成了《艾子杂说》，搜集与东坡有关的诙谐幽默故事，应是一部具有诱人魅力的“东坡笑林”。由于东坡喜谑善谑，有大量的笑谈雅谑流传，所以在元祐期间，东坡已成为宫廷谐剧演出的戏剧人物。据李廌《师友谈记》所载：

东坡先生近令门人作《人不易物赋》，物为一人重轻也。或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者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顾公久之。”[16]11-12

也正由于东坡善谑喜谑，再加上东坡声誉所致，其诙谐笑谈流传甚广，竟然产生了“副作用”。据《耆旧续闻》，文中“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诸语，更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东坡之“作诨话”已闻名一时。

概而言之，大量资料证明，探讨东坡与说诨话之关系，可以见出，东坡是诨话笑谈的传播者，其寻常谈谐，常谓某“记得一小话子”，或谓某朝如何如何。其与友朋相处，由于刘贡父、黄庭坚、米芾等人情趣相投，诙谐谈笑中，往往妙趣横生，触发新创欲望，一语惊人，令人绝倒。有鉴于笑语谐谈的特殊魅力，东坡时有谐谈类文字创作，有些借时人载记流传，有些散见于东坡著述，《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均有所载。更为引人的是诸如《问答录》《苏黄滑稽录》《艾子杂说》等专书的流布，使得大凡关注宋代“说诨话”研究的学者，绝不会忽略苏东坡。更何况涉及东坡的“诨话”形式多样，涉及“说诨”“唱诨”“花判”种种。因此，苏轼与“说诨话”值得深入探讨。

二、文化熏染，乐天个性：东坡“说诨话”之内外因素探析

(一)宋代说唱技艺之盛行

有宋一代，说唱艺术发达，“说诨话”是一门受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的艺术种类，“说诨话”很早在宋代瓦子勾栏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技艺》记载，“说诨话”在北宋京城“不以风雨寒暑”，常年在勾栏瓦舍演出[2]87；重要的节日，“说诨话”更是必不可少的表演技艺，《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所载“百戏”中亦有“说诨话”[2]158。

由于“说诨话”贴近生活、诙谐有趣、引人发笑、令人愉悦的特色，相关艺人的讲说表演遍及君王宫廷、大臣府邸、市井瓦舍，且源远流长，宋人马令所著《南唐书·谈谐传序》曰：

呜呼！谈谐之说，其来尚矣。秦汉之滑稽，后世因为谈谐而为之者。多出乎乐工、优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讥当时之弊政。必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蔽。虽非君子之事，有足书者，作《谈谐传》。[17]6

宫廷的谈谐表演，主要是以“怡悦天颜”，据《新唐书·元结传》：“谐官，诨臣，怡愉天颜。”[17]6前朝如此，宋人承袭，宋人笔记多处记载有关艺人在宫廷的戏谑表演，兹据《优语集》所载，迻录数则如下：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三：“伶人对御作俳”[17]109；“会浙东大水，伶官对御作俳”[17]112。洪迈《夷坚志》支乙“伶者对御为戏”[17]112；董弇《闲燕长谈》“会大宴，伶官为优戏”[17]114；周密《齐东野语》“一日，内宴，教坊进伎”[17]115；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一日，内宴，诨人因以讽之”[17]116；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宣和间，钧天乐部焦德者，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17]116。

任二北先生在《优语集》中提到：“以龚说为杂剧，以周说为优谏，足见此等传说，通过文人笔下，遂多出入。”[17]116翻检比较王国维先生《优语录》和任二北先生《优语集》，再参阅相关文献资料及研究论著，可发现同一文献资料，此说为“杂剧”、彼说为“忧谏”的现象所在多有。何故？主要是因为诙谐笑谈的“说诨话”短小精炼、灵活多变，可以一人谈谐，亦可两人装演。因是之故，长篇说部中有笑谈，戏曲戏剧中更多“插科打诨”。独立出来，它们可以成为“说诨话”；融入其他技艺的表演，也成为出彩的亮点之一。所以后世辑录的诨话笑谈，或独立成篇，或摘自艺人表演之引人片段。正由于谐谑笑谈的“说诨话”具有愉悦心神的作用，优秀艺人常被选派到宫廷演出，世风浸染，皇帝与权臣偶或自娱自乐。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载：

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17]118

在宋代，由于“说诨话”表演的即兴、喜庆、愉悦的功能，宰相新拜，“说诨话”艺人出演助兴几成“惯例”。范公偁《过庭录》载：

元祐间，伶人丁缐见教坊长，以谐俳称。宰相新拜，教坊长副庭参，即事打一俳谐之语，赐绢五匹，盖故事也。[17]106

流风所及，宋代士大夫之间谐笑相娱已是寻常生活状态。当然，作为职业艺人，也往往借谐谑以讽世情，是为“优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四载：

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17]107

谈谐讽谏的“优谏”传统在有宋一代持续发展，正如南宋张炎《蝶恋花》(末色褚仲良写真)所言“诨砌随机开笑口，筵前戏谏从来有”[18]98。仇远《稗史》《志忠门》记载了宋末元初一位金姓艺人的一则“诨戏”，悠久的“优谏”传统，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喜尚，是博学的东坡爱好诨话、参与诨话创作的重要因素，此为其一。

(二)蜀地优游娱乐之风

东坡生活的巴蜀大地富含幽默乐天的文化因子，给予东坡以深远的影响。蜀地乐观诙谐的习尚浸润着休闲文化，岳柯《桯史》卷十三载：“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宴，皆用之。”[5]4448周密《齐东野语》亦载：“蜀优尤能涉猎古经，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19]216而这些具有蜀地乐天幽默的娱乐性的优伶歌妓，在宋平蜀之后，多归于宫廷教坊，影响甚著。《宋史》卷一四二载：宋初循旧制，制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乐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20]3347。言及蜀地优游娱乐之风，庄绰《鸡肋编》卷上有颇为生动的记述：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盒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剧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厅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櫈，庶民百姓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需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21]11-12

当然也会有论者提出疑问，蜀地乐天习尚并非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位巴蜀人，具体到东坡是否有可寻之迹？全面论述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或者论述苏轼对于巴蜀文化的贡献，已有诸多学人关注。限于本文主旨，仅着眼于蜀地诙谐笑谈乐天文化因子对苏轼的影响。《高斋漫录》《曲洧旧闻》均曾载东坡请钱穆父、刘贡父食毳饭故事，后者记述较详。东坡与友朋之间的此类笑谈流传一时，但细加究索，东坡利用了蜀地流传较广的一则笑话，《类苑》引《魏王语录》云：

文潞公说，顷年进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简于任曰：“来日请食皛饭。”任不晓厥旨，但如约以往。具饭一盂，萝菔、盐各一盘，余更无别物。任曰：“何者为皛饭？”郭曰：“饭白、萝菔白、盐白，岂不是皛饭？”任更不复校，食之而退。任一日致简于郭曰：“来日请食毳饭。”郭亦不晓，如约以往。迨过日午，迄无一物。郭问之，任答曰：“昨日已上闻，饭也毛(音模)，芦菔也毛，盐也毛，只此便是毳饭。”郭大噱。蜀人至今为口谈。[22]617-618

东坡在不同场合承袭了蜀中豪士郭震、任介之趣事，诚所谓“蜀人至今为口谈”，东坡之为蜀人，其承继蜀风明矣。东坡文集中的相关文字对于郭震、任介，曾特别予以关注，《记郭震诗》载：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放荡不羁，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识过人。[23]127

同书尚有《书蜀僧诗》之类，现存资料说明，巴蜀文化对于东坡的影响极其深远，其诙谐笑谈趣尚，直接受到家乡文化的熏染。

(三)幽默乐天之个性

东坡所特有的幽默诙谐性格是其内因，论及东坡的幽默诙谐性格，一般论者会引述《避暑录话》中的这一段记述：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6]73

并且据此认为东坡之谈神说鬼、诙谐放荡是东坡面对困境的解脱超越之道，实际上，东坡之“谈谐放荡”不惟在“黄州及岭南”，在元祐间亦是如此，杨万里《跋苏黄滑稽录》即曰：“此东坡山谷礼闱中试笔滑稽也。”[21]636有关文献资料表明，对于东坡而言，由于性格喜好使然，不仅在黄州、岭海，喜人聚谈驱遣寂寞时光，寻常仕宦岁月，也惯以谈谐放旷笑傲人生。相关资料亦可证明，东坡题跋中《书鬼仙诗》载记“鬼仙”诗八首，因东坡所录“此一卷皆仙鬼作或梦中所作”，故屠友祥《东坡题跋校注》引清刘玉书《常谈》卷一谓东坡“以鬼自晦者也”；又引《王直方诗话》云：

张文潜见坡、谷论说鬼诗，忽曰：旧时鬼作人语，如今人作鬼语。二公大笑。[23]139-140

东坡与多位友人和门人皆好谈谐，共同的喜好给仕宦生涯的休闲生活带来无穷趣味，《北窗炙踝》亦有所载，在诗文书画之切磋，政见世态之交流之外，趣谈谐语多由此出。黄庭坚慨叹：“东坡居士……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6]147

东坡一生，才高学富，性情所趋，常以幽默诙谐之大智慧笑对人世，故友朋及后人欣赏其“虽谑弄皆有义味”[24]43，“善嘲谑”[6]135、“好戏谑”[6]121、“善戏谑”[6]121且“多雅谑”[6]131。东坡之“好戏谑”乃性格使然，东坡之“善嘲谑”“善戏谑”，敏才捷学令人叹服，而其“多雅谑”之评判，则是对其以诨话原创和人格魅力对于“说诨话”技艺提升的赞许和肯定。由是之故，探寻东坡与“说诨话”之关联，其诙谐幽默之个性是内在因素。

三、笑语解颐，源远流长：东坡“说诨话”之社会功能及文化内涵

《笑林》《解颐》一脉源远流长，论其源流，郭子章《谐语序》曰：“夫谐之于六语，无谓矣，顾《诗》有善谑之章，《语》有莞尔之戏，《史记》传列《滑稽》，《雕龙》目著《谐隐》，邯郸《笑林》，松玢《解颐》，则亦有不可废者。”[11]643冰华居士(潘之恒)《谐史引》亦曰：“善乎李君实先生之言曰：‘孔父大圣，不废莞尔；武公神畏，犹资善谑。’仁义素张，何妨一弛；郁陶不开，非以涤性。唯达者坐空万象，恣玩太虚，深不隐机，浅不触的；犹夫竹林森峙，外直中通，清风忽来，枝叶披亚，有无穷之笑焉，岂复有禁哉！”[11]646

回顾研味文学史上诙谐滑稽、笑谈解颐一脉的发展线索。自《诗经》《论语》始，“善谑之章”“莞尔之戏”谐和人情；阅《滑稽》传、《谐隐》篇，知笑谈谐谑有益社会人生；《笑林》《解颐》以降，则知笑话一体，多达者所创，智者之言。东坡之作，沿革有自，达者之言，有无穷滋味。东坡之后，门人友朋文集载记其笑谈者有黄庭坚、张耒、李廌、晁补之、陈师道等人，根据《冷斋夜话》《后山谈丛》《师友谈记》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极有价值的资料。仿效东坡者，有《艾子后语》；收编东坡笑谈者，则有《调谐编》《拊掌录》《古今笑史》诸书，冯梦龙曾被友人奉为“笑宗”，然其《古今笑史》收录有关东坡笑料者，多达二十余篇，由此可以概见东坡在《笑林》一脉笑话一体的影响。试循前人余绪，结合东坡所作，略论“说诨话”之功能及文化内蕴。

(一)自娱娱人，彰显个人魅力

多数论者言及谐谑笑谈类著述的作用，例如：梅之埙《谭概论》：“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11]655咄咄夫《一夕话序》：“从无可消遣中觅一消遣法。”[11]661掀髯叟《笑林广记序》：“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11]672独逸窝退士《笑笑录自序》：“事类抄胥，贤犹博弈，知不足博大雅一粲，亦仍以供我之祛愁排闷而已。”[11]671赵南星《笑赞题词》：“书传之所记，目前之所见，不乏可笑者。世所传笑谈，乃其影子耳。时或忆及，为之解颐，此孤居无聊之一助也。”[11]645于是，“爰集十种话，聊破一夕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代论者论及苏轼的诙谐笑谈，多重东坡谪居黄州、岭南时谈神说鬼之记载，意谓东坡谈谑放浪，亦在“祛愁排闷”。东坡之为东坡，在于他不仅深谙谐谑笑谈在人生困境谪居无聊时的助益，而且更认识到笑谈怡人悦性的自娱娱人功用。在现实生活中，在东坡的仕宦岁月里，东坡“好戏谑”“善嘲谑”“多雅谑”，与亲友僚属幽默诙谐言谈之间，显友情，具温情，见亲情，露真情。

探讨东坡所讲所著笑话长期流传的原因，还在于东坡的笑谈谐谑具有深层历史文化意蕴，往往令人一笑之后，思索其深层蕴含。诚如梅之埙《叙谈概》所言，能够“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笔端”固属高致，而能使读者“以子之谭，概子之所未谭”，探究寻味，意蕴深切。东坡《仇池笔记》下《广利王召》所载东坡以醉梦中自己到处被鳖相公厮坏自嘲，而其背后暗寓的是其被贬海南的艰险处境：

东坡至儋耳，军使张中请馆于行衙，又别饰官舍，为安居计。朝廷命湖南提举常平董必者察访广西，遣使过海，逐出之。中坐黜死。雷州监司悉镌职。遂买地筑室，为屋五间。——故诗有“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句。[6]216

“鳖相公”喻指董必，“鳖”“必”谐音。他如《桃符艾人语》：

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汝何等草芥，辄居我上！”艾人俯而应曰：“汝已半截入土，犹争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然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27]267

阅《桃符艾人语》，首先让人联想到宋代新旧党争、元祐党争，其中都不免文人的意气用事之处。东坡反思党争，此其一；进一步探究，门之不存，艾人桃符安存？然门神亦曰“傍人门户”，则其“人”所指，概可想见。这则笑谈写出了东坡晚年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是其独立人格精神的显现。再如东坡海南随笔所记，面对贬逐流放荒远之地，东坡于“凄然伤之”之后，为之“一笑”。人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东坡在儋耳能够迅速摆脱贬所困境的困扰，展现了他超拔坚韧的人格魅力。见微知著，从中可以看到东坡一生不断地思考人生战胜自我的精神历程。东坡追求超然物外、超然得失荣辱、超然艰难困苦，甚至超然生死，在东坡晚年这颇具自嘲意味的粲然一笑中，让人高山仰止。

(二)“以笑医愚，以笑疗腐，以笑醒世”之社会功能

综览东坡之笑话谐谈，可以窥见东坡相关文字的丰富内涵，可以领略其笑话多元的文化因子，如郭子章《谐语序》所谓“口谐倡辩”“谈言微中”[11]643；赵南星《笑赞题词》所谓“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为机锋之助，良非浅鲜”[21]645，可谓怡情悦性，医愚疗疾，疗腐警世，自嘲醒世。限于篇幅，仅举显例。读《古今笑史》，偏爱冯梦龙的评、批文字。《古今笑史》之《荒唐部》收东坡《三老人》夸年寿荒诞语，冯氏评曰：“于今知有坡仙，不知有三老人姓名，虽谓三老人夭而坡仙寿可也。”[25]563冯氏认为东坡之笑谈有“医愚”“疗腐”之措意。

言及笑谈有“疗腐”之用，往往使人忆及在司马光葬仪上东坡与洛党“因嬉笑而成仇敌”一桩公案，而实际上东坡之意乃在于厌烦程颐执守“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迂腐之论，故以俗语讥笑之。揆诸史料记载，程颐之迂腐，已广为人知，沈作喆《寓简》卷十所载，可知东坡“疗腐”之用心，其文曰：

程氏之学自有佳处，至椎鲁不学之人，窜迹其中，状类有德者，其实土木偶也，而盗一时之名……刘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司马光)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叹息久之。然则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6]114

石成金撰《笑得好》，其在《笑得好》初集书首写道：“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昧，可称度世金针。”[11]666以笑医愚，以笑疗腐，以笑醒世，以游戏三昧为度世金针，坡公得之。

探讨东坡以及历代谐谑笑谈的作用，不能不论及传统笑话的特有魅力。李贽撰《山中一夕话》，三台山人《山中一夕话序》曰：

窃思人生世间，与之庄严危论，则听者寥寥；与之谑浪诙谐，则欢声满座。是笑徵话之圣，而话实笑之君也。先生名书，是谓是欤！[11]641

冯梦龙编纂《谭概》，后易名为《古今笑史》大行于世，李渔《古今笑史序》感慨：

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唯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不投以所喜，悬之国门，奚裨乎？[11]660

是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东坡正言立朝，危言高论之外，著述《艾子》，且杂著之中，多记可笑之人，可笑之事；闲暇之日，指点尘世人生，谑浪笑傲，欢声盈耳之原委。

余 论

在探讨总结东坡与“说诨话”之关联以及在俗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时，首先肯定东坡在“说诨话”方面的贡献。如前所述，东坡由于受戏谑谈笑的时代风尚影响、地域文化熏染、个人爱好诸原委，喜好谈谐放浪，笑谈迭出，具体表现为讲述前朝及当朝笑谈，与友朋亲旧交游，随机随性而发，往往令人捧腹。东坡不仅善于采录前朝掌故中可笑之人可笑之事，而且由于现实生活引发，即兴创作笑话。更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东坡文集中，不仅可以时时看到散见于文集的笑谈，更可见到东坡的笑话集《艾子杂说》，所以研究宋代的“说诨话”，绝对不应忽略对于东坡的相关文字深入综合研讨。

进一步讲，由东坡与“说诨话”这个话题，强调指出，东坡与宋代说唱文学之关联应该加强研究，因为一提起宋代的“讲史”之“说三分”，人们必然会提及东坡《记王彭论曹刘之泽》，而论及“说参请”“说诨经”，则必提及与东坡有关联的《东坡居士佛印禅师问答录》，这是“现今流传的唯一的说参请话本”[29]599；也必会论及东坡与歌妓琴操的问答故事[6]179-180。对于这一故事，程千帆先生说：“这是宋人记录的一个说参请样本。它或许是说话人编造的，或许苏轼和琴操真有过这段问答。但无论如何，这乃是属于说参请的基本样式。”[29]599

探索宋代的行令、合生、商谜等说唱技艺，宋人所载与东坡相关的以下两节文字当不应忽略。《鸡肋编》载：

苏公尝会孙贲公素。孙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汉也。”苏大喜，厚赏之。[6]138

至于从笔记小说、传奇志怪角度观照，相关研究亦可拓展。正如褚人获《坚瓠集》所言：“袁伯修云：苏子瞻前身为五祖戒，后身为径山果。董遐周云：子瞻辛巳岁没，而妙喜实以己巳生。岂先十余年。子瞻已托识他所耶？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长公外纪》云：在宋为苏轼。逆数前十三世在汉为邹阳。子瞻入寿星寺，语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忏堂，有九十二级。其薨也。吾郡莫君蒙复有紫府押衙之梦。余戏为语曰：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纵好事者为之。亦词场佳话也。”[6]248-249。

要之，有宋一代，说唱艺术的发达，使以“说诨话”为代表的艺术样式，成为受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的艺术种类，其借由戏谑嘲弄的内容，通俗易懂的形式，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心理，苏轼的“诨话”也正受此种社会文化风尚之熏染而产生。苏轼与亲友之间的笑谈，以及包括“说诨”“唱诨”“花判”在内形式多样的“诨话”类别，亦成为宋代通俗文学创作之“养料”。因东坡善谑喜谑，加之东坡声誉所致，其诙谐笑谈流传甚广，亦更具传播力与影响力，正如《耆旧续闻》所载，“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诸语，说明苏轼“作诨话”已闻名一时。

故而，东坡的“诨话”系列与宋代通俗文学呈相辅相成之态。东坡之后，门人友朋文集载记其笑谈，仿效东坡者，有《艾子后语》，收编东坡笑谈者，则有《调谐编》《拊掌录》《古今笑史》诸书。而《问答录》《苏黄滑稽录》《艾子杂说》等专书的流布，可作为研讨宋代通俗文学之“窗口”。尤以《问答录》为典型，其中，苏轼与佛印之间的对答笑谈，则多成为后世通俗文学创作之素材，由苏轼、佛印交往为主题的创作，在宋、元、明戏曲小说中经历了一系列流传与演变，而对于这一论题，则尚有可继续深入挖掘之空间。

注 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孔凡礼：《艾子是苏轼的作品》，《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程毅中：《宋人说诨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研究〉订补之二》，《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