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领导『听风部队』的三件往事

陆汉伟

长征时期，我军的电台情报人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红色听风者，他们构成了红军最隐秘的部队——听风部队，这支神秘部队的领军人物，就是从江苏大地走出去的王诤将军。

王诤，江苏武进人，作为江苏唯一的开国中将，被毛泽东誉为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而鲜为人知的是，王诤其实还是我军情报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在周恩来、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王震等隐蔽战线领导人的谈话、回忆当中，他们对王诤的评价都很高。周恩来总理称他“非你莫属”，陈云称他“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徐向前称他“长征中情报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叶剑英称他“独立苍茫有所思”，王震称他“视野广阔”。长征时期，为了他们这些红色听风者能够专心致志拍发、破译密电，周恩来、王稼祥等最高首长曾亲自动手给他们烧饭做菜。

延安时期，王诤完全主持了我军150多位派到敌占区的电台工作人员的选拔、考察、谈话等工作。因此，毛主席就亲自交待王诤：王诤，你只能做无名英雄，朱总司令可以做有名英雄，你只能无名。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也和他谈话，强调对情报人员的要求：有苦不说，受气不叫，冒险犯难，埋头苦干，舍己救人。参加革命48年，王诤就是这么做的，他以终生的缄默，成就了自己对党永恒的忠诚。这里，我们就简略追述三件以往没有披露过的王诤在隐蔽战线中的往事。

第一件事，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的故事已广为人知。其原形就是我党在情报战线的著名烈士李白，他是1949年5月7日，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之下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李白是王诤的得意门生。李白烈士，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入党，17岁参加秋收起义，1931年被推荐到中央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因刻苦机灵，被王诤指定为班长。在教学过程中，王诤对他多加指导，精心培养，半年后，即成为报务技术出众的无线电人才。李白在长征途中，因表现突出，曾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军的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10月，在延安裴庄军委三局驻地，王诤找李白谈话，表示经周恩来副主席同意，组织上准备派他到西安、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而且他这个电台，是中央领导亲自掌握的级别很高的秘密台，在延安总台，相对应的收报员是秦岩同志（王诤的爱人）。李白听到这样的安排，马上明白了自己此次任务的份量，表示一定舍生忘死，像一把钢刀插到敌人的心脏中去。王诤对李白的出征做了周密的安排，给他配备了我军无线电系统最出色的机务人员涂作潮，并且出发之前，王诤还和涂作潮精心研究了李白在敌占区如何改装电台的问题。

涂作潮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无线电专业，他能独立装配电台。在李白到上海之后，涂作潮也奉王诤之命赶往上海，通过在无线电商店购买的一些零配件，给李白改装了一台非常独特的电台。该电台功率小、电波信号弱，但通过涂作潮对波长、天线的巧妙处理，照样能把电波信号清晰传递到1500公里外的延安总部。秦岩同志曾经回忆说，当她在军委总台第一次接到李白台发来的信号时，围在周边的众多情报系统领导人一片欢腾。可见李白台对当时中央情报系统的重要性。而且，更绝的是，李白的这部电台，搭载了两个小线圈，既能发报也能收报，如果紧急状况下卸载掉这个线圈，它就是一部普通的收音机。这个巧妙的设计在1942年的时候救了李白一命。那年的中秋节，在日本人查抄商业电台的一次统一行动中，李白夫妇被日本宪兵逮捕。但在日本人破门而入之前，李白已经把电台上的两个线圈毁掉了，所以李白被捕之后，日本人请无线电专家反复测试鉴定，都认为这就是一部普通的收音机。关押一个月之后，李白夫妇被无罪释放。两人按照上级安排，到浙江暂避风头。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根据李克农、王诤安排，又悄悄潜回上海，继续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1948年12月29日，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关键时刻，李白接到上海地下党一份国民党军江防图，十万火急。在明知道保密局的无线电侦测车一直在侦测他这个电台方位的情况下，李白顾不上避险，当晚立刻发报，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国民党特务在次日凌晨包围了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夫妇的住所，李白再次被捕。在狱中，面对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党的地下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1949年5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坚不吐实，立刻处决。李白倒在了黎明前的夜幕中。此时，担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只知道李白突然失联，并不确定李白已经牺牲。上海解放之后，他和李克农还专门发报给陈毅，希望能查找李白确切的下落。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在李白夫人裘慧英的帮助之下，最后找到了烈士的遗体。王诤得知消息，深为悲痛。全国解放后，王诤一家和李白的家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战友情谊。“文革”中王诤受迫害期间，他的大儿子王苏民曾带着家人躲到了杭州裘慧英的家里。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给李白烈士恢复名誉，王诤曾数次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秦岩更是在王诤去世之后，数次陪同裘慧英找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申诉，1987年还亲自参加了李白故居开馆仪式。

第二件事，解放战争期间，王诤亲自指挥我军“听风部队”，取得了情报战线“电波大战”的完胜。

1947年3月7日，周恩来要王诤、罗青长、童小鹏、李质忠等情报系统的领导连夜去见他，亲自部署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后和各地下党电台的联络事宜。他要王诤专门安排两部电台，在9号晚开始独立行动，每天24小时不间断保持和重要情报来源的地下电台的联系，准确为各大战略区和党中央提供战略情报。

当时，国民党胡宗南军在陕北各处运用各种手段搜寻党中央的踪迹，形势非常紧张，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依托我军的情报优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照样从容不迫，一切尽在掌握中。有一个小故事值得一说。有一次，毛主席带着王诤、罗青长、童小鹏等到了黄河边上，毛泽东突然诗兴大发，把手往腰上一插，摆了一个造型，说王诤、青长和我一起照张相，后有黄河，前有追兵，但是敌人能奈我何？其大无畏地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给在场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遗憾的是，因为技术原因，这张照片没有留下来。罗青长一直半真半假地和童小鹏说，你一辈子照相，最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却没有留下。

国民党方面知道中共在国统区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要削弱这种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断中共的无线电传输系统，不断破获破坏地下电台。为此，保密局收罗了日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军的大批密码破译专家，加上从美国进口的无线电测向装置，千方百计侦测我地下电台，侦测各野战军司令部和党中央的具体位置。对此，在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之下，王诤采取了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反侦测布置。第一，1947年3月20日，在得知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使用无线电侦测装备之后，果断决定党中央电台静默3天，让胡宗南无法了解党中央的准确位置。第二，王诤清楚，国民党军的这种侦测设备，对信号弱的小电台无能为力，他就建议各野战军前方司令部用小电台发报，转发后方大电台代转。第三，在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王诤为其配置了两部电台，并且要求这两部电台必须相距60公里以上，这样轮流发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对方始终无法侦测到确定位置。第四，具体规定了密件伪装、电台联络伪装、新闻保密、电话防窃听、代号使用、严禁提敌情来源、机密电话回避等多种保密措施。第五，从1947年9月开始，周恩来、王诤、戴镜元、罗青长、童小鹏、李质忠等人连续30天，每天下午用5小时研究针对性的“反侦测行动”。如此针锋相对的“电波大战”贯穿了解放战争4年的全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敌方始终没有探知我野战军司令部、党中央的具体方位，而我方各秘密电台，照样源源不断为中央输送绝密情报，我方完胜。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他说：革命胜利之后，要给王诤颁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而王诤，则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地下电台的无名英雄们，对他们从生活到家庭，都关怀备至。开国大校刘克东对此印象深刻，他曾经回忆道，1936年8月初的一天，王诤找我谈话，谈话的氛围特别好，都是商量的口气，没有丝毫的强迫命令：克东，现在组织上考虑要派你到西安建立秘密电台，你看怎么样？主要因为你本身是陕西人，民情风俗口音都适合到西安潜伏，你看看有什么困难，家里怎么办，身体是否可以？有困难可以提，组织上也可以派别人去。刘克东说，王诤局长平时比较严肃，能够这样推心置腹和我谈话，我非常感动，当即表示：我没有白区工作经验，但是组织上认为我行，就是天大困难，我都敢去。随后，王诤详细交待了建立秘密电台的关键六点：第一，在白区工作，要机智勇敢、胆大心细，要随时准备各种意外。第二，你放心，每晚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我会亲自上机和你联系。第三，耐心教刘克东怎么计算波长，怎么修复电台容易出毛病的零件，如可变电容、震荡线圈等。第四，介绍敌方电台的性能、类型。第五，谈话结束后就不能回原单位了，和家里也不能通信，和任何人都不能说到哪里去。第六，马上到李克农处接受具体任务。刘克东说，我们的王诤局长就是这样，手把手教会了一个又一个电台工作人员，成为出色的隐蔽战线的情报高手。

第三件事，从1963年开始，王诤担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的首任部长，在周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电子工业。1967年1月，四机部被“造反派”夺权，王诤被打倒。1968年2月，四机部的“造反派”在搜查王诤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一支钢笔，上面刻着这么几个字：赠兄留念朱某赠。“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掌握了王诤“特务嫌疑”的铁证。那么，这个“朱某”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特嫌铁证呢？

原来，朱某原名朱道松，在延安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军委三局的副局长，做过王诤的助手。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朱道松脱离了革命队伍。离开延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有点愧对王诤多年的培养，就给王诤留了这么一支钢笔作为告别的留念。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种种委屈，毛泽东当时批示：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还怪别人。这个事情，毛泽东是知道前因后果的。

后来，一直到解放战争，平津战役前夕，朱道松又想归队了，和我们地下党联系上了之后，罗青长找王诤商量如何应对，相关人员就是拿着朱道松送给王诤的那支钢笔去接头的。最后上级决定，还是让他留在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再后来，朱道松也一直和我党有秘密联络，1949年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1950年，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特务全部破坏之后，朱道松又被迫撤退到了美国。

因为事关我党机密，事关潜伏人员的生死安危，所以“造反派”拷打王诤的时候，王诤不作任何解释，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最后，“造反派”将这个情况逐级上报，一直报到周恩来那里。“文革”中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所以当他听取有关方面的口头汇报之后，就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这事你们查一查。

时任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罗青长同志，既是王诤在延安时期的战友，也是“朱道松事件”的知情者，后来知道王诤为此受冤之后，赶紧找机会提醒周恩来。周恩来听罗青长前后这么一说，当时就说道，不好，我犯错误了。

1972年，王诤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四机部部长。一次周恩来召集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说：“其他同志可以走了，王诤同志留一下。”在会议室，看着王诤被“造反派”折磨得瘦弱的身体，周恩来动情地对他说：王诤同志，我对不起你啊，让你受苦了。王诤反过来劝慰周恩来：“总理，这事不怪你，即使没有你那句话，他们也会找借口整我的。”在任职期间，他提出了大力推广电子技术的多方面意见，使得我国的电子工业迅速摆脱了困难局面，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1975年底，在王铮的带领下，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面站研制成功，全面提升了我国电子工业的通信技术水平。1978年8月13日，王铮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中央于8月19日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王震致悼词。

丹心照日月，业绩永恒在。回忆王诤在情报战线上的这三件往事，我们更加体会到这些无名英雄无私无畏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也更加能分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基因密码。这里，可以用王诤革命的引路人朱德同志的几句诗来作答：

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

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更加鞭。

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