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艳阳高照化大雪 秀松高洁挺而直

邵雍

俞秀松，五四运动中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历程中，他留下了一连串深深的脚印，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有为少年,学生领袖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9月，俞秀松考入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高级小学读书。他在作文中抒发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在《进取思想论》中，他写道：“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在《愚公移山论》中又强调：“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虽强大之国，吾何畏彼哉？”

1916年9月，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读书。他不但功课好，待人接物态度也很和蔼，虽身材高大，但从不欺侮人，富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

1919年5月，五四运动风暴席卷浙江。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湖滨公园，召开大会。会后，俞秀松与宣中华组织和领导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大游行。在这期间，浙江一师的同学组织了不少宣传队，到热闹街市宣传讲演。俞秀松率领的一组十多人，拿着小标语旗，到湖墅以及日本租界拱宸桥一带宣传。

在老师陈望道、夏丏尊的支持下，俞秀松与施存统、周伯棣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周刊。这是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第一期发刊词中称：“本报的旨趣，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两个月后，陈独秀发表了《随感录》，认为“《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并鼓励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浙江新潮》后来刊发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提出反对封建家庭制度，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浙江新潮》因此被禁止印刷发行，施本人亦被迫于1919年底离杭赴京。

1920年1月，俞秀松打破了原先想做“学者的念头”，来到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想做“社会的革命者”。3月4日，他在给父母和诸弟妹的信中信心满满地说：“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但仅仅22天之后，他就因经济上的困难离开了工读互助团，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北京工读互助团所遇到的困难使他明白，在当时不通过革命来建设人类的新生活完全是一种空想。

3月27日，俞秀松抵达上海，进入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的《星期评论》工作，该社的社址同时也是沈玄庐的住所。4月初，俞秀松穿上工人装，离开《星期评论》，进入虹口东鸭绿路351号半的上海厚生铁厂工作，目的是为了深入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组织工会，同时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从白尔路三益里到东鸭绿路351号半的路程，俞秀松一路快走也要一个小时。为了节约上下班的时间，俞秀松索性住在厂里，每天做二三小时劳工，读四五小时外文。厚生铁厂卫生条件差，工人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无暇顾及卫生。俞秀松了解到该厂工人对什么资本家、什么罢工运动等一点都不知道。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工厂的情形，真没有什么意思，徒受无为的苦痛罢！”“工厂生活，我实在很不愿意过的。”他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工人太痛苦了，“我虽主张人生是快乐，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受苦痛，我不能独享这种快乐，暂时不能不牺牲我底快乐，去救这班大多数受苦痛的人”。

1920年五一劳动节，俞秀松等人聚集起了二三十个人，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空地上进行了一个庆祝五一的短会，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意义，还欢呼劳工万岁等口号。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有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会等7个团体，当晚开会，还决议发表《上海工人宣言》与《答俄国劳农政府底通告》。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是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寓所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并准备了一份“党纲草案”，主张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等革命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党名暂称“社会共产党”。这5人中，俞秀松与施存统、陈公培都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团友，俞秀松与施存统还是浙江一师的同学。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一共8人，即陈独秀（为临时书记）、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与施存统（时在日本）。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由于临时书记陈独秀负责除上海以外的4个大城市筹建党的早期组织，俞秀松作为党在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在上海的全部工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其早期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工人运动，而俞秀松是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驱。他在3个月的工厂劳动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感性认识与实际工作经验，他认为可以在上海先搞工人俱乐部，里面配备一些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以此吸引工人，然后“就可施一种工人教育，改变他们底旧思想，灌输给他们一种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的团体，来实现我们底劳动运动”。

1920年10月，陈独秀发起组织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俞秀松工作过的厚生铁厂是参加机器工会的发起单位之一。这一年俞秀松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利用工人的老观念，着手组织了印刷工会、纺织工会、五金工会等，还曾担任工会教导员。沪西半日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也是按照俞秀松的上述工作思路逐步展开工作的。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受陈独秀之命，与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一起作为发起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团址设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主持团务。至1921年7月全国各地的团组织拥有1000名成员，其中力量最强、组织得最好的是上海的青年团。

为了培养党的青年干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间建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早在8月底时，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就已挂在新渔阳里6号的乌黑大门上了。

1930年元旦，俞秀松在自传中写道：“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他写信给浙江一师的同学周伯棣，让他到上海半工半读，进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年11月20日到1921年5月，周伯棣就和俞秀松两人住在新渔阳里6号一间亭子间里。周伯棣一面学俄文，一面管理图书，每月有6元工资。1920年9月，俞秀松介绍已在外国语学社读书的汪寿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的一天，俞秀松又去找已到上海读英文的浙江一师的同学华林，希望他参加青年团，并改读俄文，华当场答应。第二天，俞秀松就同学员叶天底一道把华的行李搬到新渔阳里6号，与十多个同学住在一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来自浙江的除了上述的周伯棣、华林、叶天底外，还有王一飞、谢文锦、韩白骅等人。

1921年3月29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肩负联系外国语学社学员赴苏俄留学与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双重使命，只身一人乘火车离开上海，踏上了赴莫斯科的新征程。

在莫斯科，俞秀松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代表张太雷多次上书抗争，撤销了中国社会党党魁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资格，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唯一合法地位。

1922年3月，俞秀松从苏俄回到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他立即投入到恢复与整顿地方团组织的工作。4月19日，由他筹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皮市巷3号成立，俞秀松兼任书记。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俞秀松以上海、杭州两地青年团代表身份参会，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团的“一大”实现了全国青年团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5月11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秀松、蔡和森，方国昌（施存统）三人住在上海”。5月12日，团中央第二次会议决议，推选俞秀松为经济部主任，管理关于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经济状况等事。俞秀松任经济部主任期间撰写了《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提出“国家民族之强弱兴替及社会之健全与否系于青年，以是近代国家咸趋重青年运动，对于青年团之组织无不充分发展”。《启事》强调，本团“锐意为民前驱”，所做工作“与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9月2日，团中央第十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施存统由于身体原因辞去团中央书记职务，会议改选俞秀松为团中央书记。9月8日，团中央第十七次会议在上海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共出席。在俞秀松主持下，会议讨论了青年团和国民党的关系，并议决俞秀松原来担任的经济部主任改由张太雷担任。与此同时，俞秀松还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多次罢工，10月间“内部指挥”了上海金银业800余工人的罢工。也就在这个月，俞秀松经党中央批准辞去了团中央书记职务，赴福州从事军事工作。

1924年3月30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俞秀松任省党部常委、中共党团书记。他成功组织了5月1日、5月4日、5月9日的游行，在铁路工人中进行广泛的宣传。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俞秀松在码头组织大学生列队护卫和欢迎时被逮捕，旋经孙中山交涉后获释。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俞秀松积极参加了这些运动，并在上海日本纱厂职工工人后援会、五卅运动事件后援会中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俞秀松夜以继日地参加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唤起民众。

在苏联的十年革命生涯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赴苏联，开始长达10年的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生涯。此次前往苏联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共103人。俞秀松任这批留苏学生的带队人、临时支部书记。11月23日，俞秀松一行安全抵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俞秀松写信给父母亲说：“此校学生都是世界各国的人，尤以德、法、英、美四国的人为多，此外如南美洲、非洲、印度、波斯、南洋群岛、日本、高丽，各地的人都有，聚世界各色人种于一堂，诚人生最快事也。”“此间生活是很舒服的，每星期除上课和自修外，总有一两次晚会，或者看电影，或者参加各种大会听名人讲演，所以对于身心都有极大裨益的。”

俞秀松在中山大学学了两年，专攻政治经济学。不过作为党的支委兼组织部书记，他在中山大学工作多于学习。性格刚烈的他参加了该校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坚决反对不正确的学说，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

1926年6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员批评计划案》全面评价了时在党委组织部工作的俞秀松各方面的表现，肯定了他一切行动“甚合于党员的身份”，“守纪律”，“对党的及一切政治问题均能了解，在大会中能积极的提出问题讨论”，“确实的执行”党指定的工作，对同志们的关系“适当”，对功课“有兴趣”，能作为别人的榜样。

1927年11月，王明制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俞秀松被牵涉在内，被指为反革命、独裁者，而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被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同月，俞秀松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工作。1928年8月10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经过调查，“认为控告这些同志为反党或反革命是没有根据的。但应当承认，在中国同志中的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里面存在各种派别都是有害的，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立即取消类似的派别”。这给俞秀松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发来控告，称“江浙同乡会”与“托派”有关。在列宁学院的清党会议上，俞秀松对此做了说明。在列宁学院的工作评语里则写着：俞秀松对待农民和工人朴实大方。1931年10月1日，俞秀松在列宁学院结业，不久被派往远东城市伯力工作，任《工人之路》副总编辑，而总编就是原中山大学同学周达文。

最后的斗争

1935年6月后，俞秀松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新疆开展革命工作，历任新疆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主办《反帝战线》，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

1936年7月28日，经斯大林批准，俞秀松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后改名安志洁）结婚。婚前斯大林送来一箱衣物表示祝贺，还送给俞秀松夫妇一块富有俄罗斯风格的金属艺术匾，中间刻有俄罗斯神话“尼基塔杀怪蛇救美”的图案，四角则是莫斯科名胜的图案。婚礼当天，苏联领事馆全体同志都来参加婚礼，俞秀松用俄语介绍了恋爱的经过。他们的婚礼还被苏方拍成电影，在莫斯科、迪化（乌鲁木齐）等地放映。两人结婚一周年时，斯大林又送来一只照相机作为贺礼。盛世同回忆，俞秀松“对待工作的充沛干劲和渊博的学识，使我对他由钦佩而产生了感情。他一再表示：‘我是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信徒。我要找的是志同道合、思想进步的伴侣，并不是因为你是督办的妹妹。我一定为你自立创造条件。’”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延安，经停新疆时竟诬指俞秀松等人为“托派”。次月，俞秀松被盛世才逮捕。1938年3月，他在狱中给盛世才写申诉书时说：“囚民过去在国外时，在中国同人中，曾有少数个别野心家、小组织者、托洛茨基派者，利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机，造出绝对无根据无原则而且非常卑鄙龌龊之谣言，对囚民作私人无原则之攻击，宣传囚民系托派与所谓‘江浙同乡会’领导者。关于此问题，曾经最高相当机关之详细调查，正确解决，并有明文之决议案可稽。虽此辈少数个别野心家、无原则之小组织者，一再企图旧案重提，以冀达到其诬陷囚民之目的，但皆经国外最高相当机关之驳斥，盖国外最高相当机关固深知囚民在最近十余年来，与托派曾作坚决无情之斗争，而所谓‘江浙同乡会’者，更与囚民毫无关系者也。”

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等人被押送至苏联。同年，康生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13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诬陷陈独秀、俞秀松为“托洛茨基匪徒”，并称“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是“陈独秀最好的干部”。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前的捷尔任斯基广场被冤杀。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俞秀松这位党的创始人，1962年5月，为表彰他对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96年8月29日，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正式作出为俞秀松恢复名誉的决定，并给家属寄送了《平反证明书》。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俞秀松是践行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杰出代表，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功在千秋，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