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感知如何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
——基于闽皖陕三省的调研数据

陈世文，黄森慰，陈 静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随着农村生活垃圾产量的逐年上升，垃圾污染已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源头之一，不仅污染湖泊、损害村容，还对农户的健康产生了危害[1]，阻碍了乡村振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的振兴离不开村庄环境的改善。农村实行垃圾分类不仅是垃圾治理的主要途径也是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内容，垃圾分类势在必行。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该方案强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农村垃圾治理要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因为农户不仅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和垃圾污染的受害者，也是垃圾治理的受益者[2]，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离不开农户的参与[3]，农户在生活中是否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对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成效至关重要。在已有农村垃圾治理项目中，由于当地政府制定的治理方案没有很好地与村庄的特点以及农户紧密联系[4]，最终造成了农村垃圾治理成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5]。究其原因，或许是对农户垃圾分类治理的内在需求关注不足[6]。因此，如何促进农户垃圾分类，成为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成效以及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

学者们从理论、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等角度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理论方面，申静等[7]、崔亚飞和Bluemling B[8]、王瑛等[9]分别基于规范激活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卢因行为模型构建农户垃圾分类行为解释模型。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将其划分为内外部影响因素。内部影响因素包括行为态度和个人规范[7]、外部知觉行为控制和习惯性启发[8]、就业类型[10]、道德素养和资本禀赋[11]、环境关心和制度信任[12]、污染认知和村庄情感[13]。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互动[14]、制度环境[15]、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利用试点的推行[16]、垃圾分类宣传语类型[17]、乡土规训和经济惩罚[18]。在影响机制方面，贾亚娟和赵敏娟[12]利用双栏模型，提出制度信任对环境关心与农户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刘霁瑶等[13]基于ABC态度模型，提出村庄情感强化了污染认知对农户垃圾分类的促进作用。姜丽娜等[14]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也可以通过环境收益感知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垃圾分类。

然而，价值感知这一概念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还有待丰富。目前，价值感知更多应用于促进农户对农业技术采纳的意愿[19]，进而产生绿色生产行为[20]。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由于需要分类的垃圾种类过多，垃圾分类知识复杂且容易遗忘，使得垃圾分类对农户来说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儿”。已有学者提出农户是否执行某种行为往往取决于对该行为的价值感知水平[20]，那么，价值感知作为农户对垃圾分类益处的认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是否产生影响？影响结果如何？其次，异质性作为农户不可忽略的特征[21]，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价值感知对不同农户群体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此外，农户收入水平已成为其垃圾分类行为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在农户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22]，价值感知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此，研究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很有必要。基于此，本文充分考虑农户的异质性和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差异性，利用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三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价值感知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丰富农户异质性和收入差异研究，并为研究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解决农户垃圾分类积极性不足问题、提升农村垃圾治理成效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分析

价值感知类似于技术接受模型的感知有用性，是指农户对垃圾分类的效益感知[23]。个人对某种行为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其行为决策[24]，农户对垃圾分类的利益认知越多，越有可能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25]。贾亚娟和赵敏娟[26]的研究表明农户具有较强的垃圾分类偏好，刘宁宁和孙玉环[27]的研究表明垃圾不分类会对农户的健康产生危害。因此，从理性人的角度分析，农户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改善自身社会福利的行为动机[28]，来决定是否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此外，马奔等[29]提出价值感知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唐林等[30]发现利益感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有促进作用，即农户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直接影响其垃圾分类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有正向影响。

(二)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分析

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是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且被广泛应用于垃圾分类影响因素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价值感知可以通过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间接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

1.行为态度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个体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受感知有用性影响。农户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越强，其行为态度也会越发积极，进而促使其更多地参与到垃圾分类等保护环境行动中。马奔等[29]的研究同样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生态保护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保护环境的态度可能会受到其对垃圾分类价值感知的影响。此外，农户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也进一步提高了其环境认知，诱发其保护村庄环境的情感，进而产生积极的垃圾分类态度或环境保护态度，最终通过影响农户的价值取向来促使其参与到垃圾分类等保护环境行动中。

2.外部知觉行为控制

学者王晓楠[31]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究了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认为知觉行为控制在环境价值观对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知觉行为控制可分为内部知觉行为控制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8]，即农户的垃圾分类行为不仅受其自身相关因素影响，也受他人和客观环境的影响。积极的外部影响可以促使其进行垃圾分类，消极的外部影响则会抑制其垃圾分类行为的产生。聂勇浩和罗景月[32]的研究表明，当个体认为执行某种行为有较高的价值时，其克服外界因素干扰的信心和执行该行为的动力会增强，也就是说当农户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较强时，其克服他人消极影响的控制力会增强，从而体现出较高的环境保护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即其外部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增强。相关研究[33]表明外部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行为态度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H3:在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外部知觉行为控制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的理论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实地走访调研数据，课题组在东、中、西部分别选择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作为调研区域。三省的习俗和城市发展各具特色，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三省分别位于东、中、西部，相隔较远，有效地防止了空间的内生性。此次调研，选择福建省的福州市、南平市、龙岩市、宁德市和三明市，选择安徽省的阜阳市和合肥市，选择陕西省的西安市、延安市和榆林市；在每个市选择1～2个县区，共计14个县区；在每个县区选择4～5乡镇，共计34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择2～6个行政村，共计106个行政村。发放问卷618份，回收有效问卷数531份，问卷有效率为85.9%，适用于本研究的有效问卷数为446份。

(二)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本文设置的因变量题项是二分变量，所以选择Probit回归模型来分析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Bi=α0+α1Valueperceptioni+α2Controlsi+θi

(1)

式(1)中，Bi表示农户垃圾分类行为，Valueperceptioni表示价值感知，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α1表示价值感知的回归系数，α0表示常数，θi表示随机干扰项。

(三)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借鉴申静等学者[7]对于垃圾分类行为的测量指标，本文的农户垃圾分类行为采用问题“您生活中是否有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否=0，是=1”来测量。

解释变量：借鉴颜端武等学者[34]对于感知有用性的测量指标，本文的价值感知采用问题“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可以改善环境”、“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可以提升自身素质”来测量，并对这2个指标进行等权重取平均值，求得农户总体的“价值感知”。行为态度采用问题“人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保护对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您认为村庄是否有必要开展环境治理”来测量，并对这3个指标进行等权重取平均值，求得农户总体的“行为态度”。外部知觉行为控制采用问题“如果别人不保护环境，我也不愿意采取行动”来测量，详细赋值情况见表1。

控制变量：综合已有文献研究，本文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等三个层面，设置了可能会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控制变量，详细赋值情况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及定义说明

三、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stata软件进行Probit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可以看出，随着变量的逐步引入，Pseudo R2的值在不断提高，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在不断增强。同时，考虑到估计方法的差异，文中采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的正负符号均未发生变化，说明文中研究结果稳健。以下分析以回归2为主。

回归2中，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回归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农户认为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是一种个人文明行为，能体现出其优良的行为品质。另一方面，垃圾作为污染农村环境的主要源头之一，会通过污染空气、吸引蚊虫和滋生疾病对农户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农户出于改善村庄环境、优美村庄面貌和提高其生活质量等考虑，则会积极地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回归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农户的年龄越大，其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年龄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4]，农户垃圾分类意愿越低，越不会实施具体分类行为[8]。家庭成员数量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农户的家庭成员数量越多，其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越低，这与唐洪松[11]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家庭日常生产垃圾的种类增多，进而增加了垃圾分类的困难性，对此农户就需要为垃圾分类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往往会选择为垃圾处理付费，让集体来代替自己处理垃圾。

表2 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参与度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检验

理论上，价值感知和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价值感知会加强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农户在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过程中亦会增强其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为了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齐莹等[35]、王晓敏和颜庭武[36]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变量的选择，选取“信息获取”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由Roodam[37]所提出的条件混合估计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检验结果如表3。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信息获取对价值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此外，价值感知系数得到了显著提高，Atanhrho_12的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0。上述结果表明，具有较高价值感知的农户确实会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表3 CMP检验结果

(三)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借鉴唐林等[30]的研究方法，首先，构建中介变量与价值感知的基准回归模型，来检验价值感知对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其次，构建中介变量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基准回归模型，来检验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模型如下：

MediatorVariablei=α0+

β1Valueperceptioni+β2Controlsi+θi

(2)

Bi=α0+γ1MediatorVariablei+

γ2Controlsi+θi

(3)

式(2)和(3)中，MediatorVariablei表示中介变量，包括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β1、β2、γ1和γ2均为待估系数。

表4中的Oprobit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价值感知对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OLS模型获得的回归结果也显示，价值感知对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影响的显著性和符号均未发生改变，说明该结论稳健。

表4 价值感知与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的关系

表5报告了中介变量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价值感知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还可以通过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间接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上述中介效应结果证明了假设H2和H3成立。

表5 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回归结果

四、群组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农户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本文从性别、年龄和村庄是否是环境项目整治村等三个方面将农户进行分类。其中，年龄的划分根据唐林等[1]的研究方法，将年龄在60岁以下的视作青年农户，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视作老年农户。

表6显示，女性农户的价值感知其垃圾分类行为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价值感知对女性农户群体的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在农村，男性群体往往承担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以及日常开销的重担，男性群体就会选择外出打工，而由于照顾老人和养育小孩的种种原因女性群体往往选择长时间居住在农村，如此就造成了女性群体在村时间相对于男性群体较多。另外，由于女性群体同时承受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导致其幸福感比男性低[38]，而农村环境对农户的家庭幸福感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9]，农村环境的改善可以弱化男性外出打工对女性家庭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所以女性农户在得知垃圾分类有利于农村环境改善时，便会积极地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青年农户的价值感知对其垃圾分类行为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价值感知对青年农户群体的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青年农户的教育水平较高，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不断地加强，这不仅提高了其亲环境意识，也让其认识到了垃圾分类对改善农村环境的意义。同时，年轻人对事物的回报更加敏感，更会在意他们可能获得的好处[34]。相对于老年农户，青年农户选择安于现状的可能性更低，更会通过垃圾分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福利[26]，所以青年农户的价值感知对其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整治项目村农户的价值感知对其垃圾分类行为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价值感知对环境整治项目村农户群体的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作为环境整治项目村的村庄经过环境治理后，村庄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使农户切身实际地感受到了垃圾分类对环境改善的益处。而且，项目村相对于非项目村，其环境政策的强度更大，这就使得项目村农户受到政策的影响也更大，为了响应政策，项目村农户更愿意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所以环境整治项目村农户的价值感知对其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6 群组分析结果

五、门槛效应分析

唐林等[40]的研究表明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进而呈现出门槛特征。环境政策会通过教育宣传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的相关信息传递给农户，增强其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进而影响其垃圾分类行为。前文的群组差异结果也表明，环境整治项目村会对价值感知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疑问，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是否会受到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进而呈现出门槛特征呢？另外，垃圾分类不能够直接为农户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对农户素质的提升以及村庄环境的改善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这就使得价值感知促进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原始驱动力不强，需要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够被激发。在基准回归中，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否意味着，起初价值感知并不会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而是当家庭总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价值感知才逐渐发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促进作用？为了解决以上疑问，本文将通过Hansen提出的可用于截面数据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41]来检验价值感知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Bi=α0+δ1Valueperceptioni+

δ2Controlsi+θi,q≤π1

(4)

Bi=α0+ε1Valueperceptioni+

ε2Controlsi+θi,π1≤q

(5)

式(4)和(5)中，q代表门槛变量，π代表门槛值，δ1、δ2、ε1和ε2均为待回归系数。上式中若存在至少1个π值使得价值感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出现门槛特征，则说明门槛效应成立。

检验结果如表7。总体来看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一个门槛值，为6万元。当农户总收入低于6万元时，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这类农户群体由于收入较低，还处于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阶段，并不会把劳动成本和时间成本投入到垃圾分类中[40]。当农户总收入高于6万元时，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开始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首先，这类农户群体往往有外出务工或经商的经历，在他们外出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更为先进的环保理念、增加了对垃圾分类的认知。而且，由于收入较高，也就具有较高的经济资本，从而使这类农户群体具有垃圾处理付费的支付能力和追求优质居住环境的条件以及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动力。其次，较高的收入使得农户更加关注自己的形象和公众影响力。垃圾分类是村级公共事务，不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农户可能会被其他农户、村干部和清洁工批评指责，导致其名誉受损。相对而言，如果农户积极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则其在村的公众影响力可能会提高。因此，为了避免被惩罚，提高自己在村的公众影响力，高收入农户群体都会积极地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最后，较高的收入也激发了农户保护家乡环境和为家乡做贡献的情感，在情感的驱使下，其也会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表7 家庭总收入门槛回归结果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三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价值感知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而且也可以通过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

(2)群组差异分析表明：女性农户、青年农户和环境整治项目村农户的价值感知对其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会随着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随着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达到6万元时，价值感知开始发挥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第一，增强农户对垃圾分类的价值感知，让农户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真实感受到垃圾分类对环境的益处，同时提高农户环境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垃圾分类氛围，以此来提高农户的行为态度和外部知觉行为控制能力。第二，关于垃圾分类价值感知的宣传应针对不同的农户群体而有所不同。应加强对女性农户、青年农户和环境整治项目村农户的宣传教育，发挥他们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其余农户垃圾分类的积极性。第三，对于低收入农户群体，可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激励其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例如对垃圾分类的次数进行积分累计，不同的积分可以兑换不同的生活用品。对于高收入群体，可采用表彰的方式，通过提高其在村庄的公众影响力来促使其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