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

孔 萍，金艾裙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进程中，家庭日益呈现出“421”结构，即面临“独子养老”困境[1]。庞大的空巢、失能、残疾、高龄等老年人口对中国养老服务事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8.7%[2]。加速老龄化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加重国家养老负担，普遍接受居家养老的老人在增加子女生活压力的同时，也让中国的人口红利成为历史。机构养老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态势下，承担起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角色。阜阳市作为安徽省常住人口第二大市，也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向外省输出、空巢老人陡增的局面。2020年阜阳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老人达113.1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3.79%[3]。为应对加速老龄化，2013年阜阳市民政局发布的《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全市要建设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新格局[4]。《2020年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建设工作要点》(皖双基办〔2020〕1号)明确指出：“阜阳市养老床位达至5.7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45张”,已满足我市基本养老床位数需求。但以2019年阜阳市发布的养老机构发展成效视之，该市养老机构入住率仅占32.4%。阜阳市作为安徽省人口老龄化大市，一面养老需求旺盛，一面养老机构床位大量闲置。厘清阜阳市养老机构入住率低之困障，探析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养老机构入住率，促进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与我国“未富先老”困境不同，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模式较为典型。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养老服务标准大都以条例、技术法规等形式体现，如美国医疗保险根据养老机构为入住老人提供的服务质量、服务人员专业度等方面进行评估，遵照评估结果对养老机构评定等级，为消费者提供参考标准[5]，故此他们鲜有低床位使用率难题。而今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相反，中国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完善。针对国内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普遍偏低问题，诸学者以养老机构入住偏差为契机，论证现存养老机构入住状况与影响因素。以理论视角观之，众多学者将养老机构床位低入住率诱因归结于定价过高[6]、服务供需错配[7]、医疗设施欠佳[8]、管理机制碎片化等问题，并提出改进养老机构应遵循最优定价原则[9]、合理配置养老资源、健全管理制度[10]等方面着手。

(一)认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服务价格相关

喻燕针对民办型养老机构实地调研现状，申明服务价格是提升养老机构选取率及服务品质的主导因素[11]。黄俊辉等人对江苏农村地区调查中证实了个人月收入与健康状况能够正向影响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12]。

(二)认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服务内容相关

徐俊、朱宝生基于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比数据，揭示医疗配套设施与服务内容是影响养老机构入住率的两大要素[13]。破解养老资源错配困境，理应扎根于现实需求。焦若水、马治龙通过考察甘肃省部分农村地区，展现部分农村地区公办养老机构面临供需失衡局面，并指明农村公办养老政策的适应性改进应基于农村养老实际建构“家庭-集体-公办-民办渐递型”的养老格局[14]。

(三)认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医疗资源相关

王春芳等人以机构负责人为被试，分析出医疗资源是助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7]。杨光媚等人运用Andersen模型，剖释了专业医护服务是老人择取养老机构的主因[15]。

(四)认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管理制度相关

健全管理体系是机构长久运行之良策，卢江阳、吴湘玲调查湖北省养老机构时强调规范管理制度与床位利用率呈显著性积极作用[16]。

(五)认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运营模式相关

实现可持续性运营模式是构建养老保障体系的关键举措[17]。王洪娜利用山东省226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数据解析机构运营模式对入住率呈正向预测作用[18]。

以上文献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作为安徽省第二人口大市，阜阳市养老机构床位入住率仅占32.4%，远低于全国养老机构入住率(50%),究竟何种原因造成该市养老机构存在低入住率现状。国内学者已有对研究养老机构影响因素开展论述，如医疗资源、价格、空间布局等，但甚少专门讨论养老机构床位低使用率问题与之机构内部状况深入调研。故而本文依据现存研究资料，结合实地考察情况，尝试利用100家养老机构调研数据，探究影响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H1：入住费用与床位使用率呈显著性负向影响。

H2：养老服务项目与床位使用率呈显著性正向影响。

H3：医疗设备项目与床位使用率呈显著性正向影响。

H4：管理制度完善情况与床位使用率呈显著性正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方便抽样法对阜阳市下辖的三区四县110家养老机构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

1.在阜阳市区县内民政或工商部门进行过注册登记并获得养老助残机构许可证的机构。

2.愿意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准为：调查期间暂停运营的养老机构。本次调查对象为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共发放110份问卷，回收110份问卷，剔除10份无效问卷(未填写机构入住老人数)，共收集到10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9%。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床位使用率。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一般用床位使用率表示，床位使用率主要是指养老机构使用的床位数与在民政局登记备案床位数的百分比 (使用率=使用床位数/备案床位数)[13]。由3个题项构成，分别是民政局备案数、床位使用数、入住老人数。鉴于部分养老机构的床位存在虽无人入住但已被租出去的事实，因此将问卷中的“养老机构使用床位数”操作化为“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属于连续性变量。

2.自变量。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老人们对养老机构的需求不再拘泥于温饱层面，更趋向于机构服务水平、文化娱乐等精神方面的需求。那些服务质量佳、内容多样化的机构逐渐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反观部分机构由于质次价高、服务方式单一而出现床位大量搁置。因此本文参考前人研究与实际调研情况，选取养老机构的人均入住费用、养老服务项目、医疗设备数及管理制度完善情况作为自变量。具体内容包括：

人均入住费用：马克思曾指出：“受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19]价格是人们考虑是否入住的主因[20]。鉴于此，本研究将人均入住费用作为解释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变量之一加以考察。养老机构入住费用主要由床位费、护理费与伙食费三部分构成[21]，故将人均入住费用变量设定为：人均月入住费用=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以验证养老机构是否因价格低廉使入住率增加。

养老服务项目：根据国家发布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三章中包含的服务项目及质量要求[22]，将养老服务项目设定为9个题项，即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洗涤服务、医疗护理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安宁服务。根据养老机构为入住老人提供服务项目累计相加，得出单个养老机构服务项数。项数越多， 说明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越多样。

医疗设备数：养老机构为老年群体配套先进的医疗设备事关老人生活质量，数据研究显示，医疗设施齐全的养老机构比医疗设施欠缺的养老机构入住率高出8.66%[23]。为此，本研究依照国卫办印发的《养老机构医务室基本标准》中关于养老机构配置医疗设备要求，将养老机构提供的医疗设备数题项设置为医用冰箱、雾化器、血糖测量仪、吸痰器、吸氧机、氧气瓶、输液泵、便携式心电图、心电监护仪9个选项，根据养老机构提供的设备数量计算养老机构医疗设备情况。

管理制度完善情况：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是企业、社会组织长久发展的必备条件[24]，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能够推动机构良序运营。民政部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第25条指出：“养老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消防、食品、卫生、财务、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制定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并予以公开。”问卷依照该办法将管理制度操作化为入院评估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卫生保健制度、食堂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和薪酬制度8个题项，累加生成管理制度总分。

3.相关控制变量。本文除关注人均入住费用、服务项目、医疗设备数、管理制度完善情况这四个自变量及养老机构的基本信息外。还选取了其他可能影响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变量，如养老机构运营模式，作为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

(三)研究工具与方法

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的《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情况调查问卷》是参考前人编订的问卷基础上所制定。为检验《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情况调查问卷》的信度，运用Cronbach's α系数对100份样本数据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值为0.824>0.8，说明测量项目的内容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测量结果可靠。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衡量该问卷数据的效度，分析出KMO值为0.781，且显著性强(P≤0.000)，表明该问卷变量间呈显著偏相关关系，适宜进行因子分析，样本数据效度良好。

研究方法：本次统计学分析是通过spss20.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床位使用率与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床位使用率，属于连续数值型变量。为探寻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四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统计

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养老机构分布在集镇的数量最多。公办公营型养老模式多于其他两种模式，说明阜阳市的养老机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推动。近些年成立养老机构的数量增加，显示出国家有关养老政策在推动落实方面发挥成效；养老机构在民政局备案的床位数均值为159，而实际入住的老人数量均值为78，证实了该市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可能存在较低的情况。在机构为员工提供培训情况来看，80%的机构平均每年至少为员工提供一次培训(见表1)。

表1 养老机构统计性描述(n=100)

(二)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分析显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机构成立年限变量之间差异性检验为0.158，说明养老机构床位使用情况与机构成立年限差异不显著；而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与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情况、运营模式以及所在区域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2 培训情况、运营模式、所在区位与床位使用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1.为员工提供培训情况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养老机构为员工提供培训情况与床位使用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量F=10.32，P≤0.00)。多重比较结果发现，拥有员工培训机制的养老机构高于无员工培训机制的养老机构，反映出养老机构为员工提供培训有助于增加入住率。

2.运营模式因素分析。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与运营模式变量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量F=10.32，P≤0.00)。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三种养老机构模式中，民办民营型养老机构入住率最高；公民民营模式次之；入住率最低的是公办公营型养老机构。在本次调研中多数公办公营模式的养老机构地理位置在较偏的农村或集镇，存在服务单一、医疗条件欠佳、专业护理人员匮乏等，这些因素均阻抑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增加。

3.所在区位因素分析。所在区位与床位使用率存在显著差异(统计量F=10.39，P≤0.009)。在县城(区)的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高于集镇和农村；农村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高于集镇。与农村、集镇地区养老机构较之，县城(区)的养老机构在交通、医疗设施以及人口数量等各方资源均具显著优势；农村地区属公办公营型养老机构分布最为广泛，也以“敬老院”称之。该类机构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具有公益性质，老人入住时不会对自身经济造成负担，床位使用率自然也相对高于集镇。

(三)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根据床位使用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建构如下模型。

模型一：Y床位使用率=Z+cX+ε1

模型二：Y床位使用率=Z+cX+β1X1+ε2

模型三：Y床位使用率=Z+cX+β2X2+ε3

模型四：Y床位使用率=Z+cX+β3X3+ε4

模型五：Y床位使用率=Z+cX+β4X4+ε5

模型六：Y床位使用率=Z+cX+β1X1+β2X2+β3X3+β4X4+ε6

上述公式中，因变量Y是床位使用率，变量cX代表所有控制变量 (包括养老机构所在区位、运营模式等)，Z是该模型中的常数项，ε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误差项，β1、β2、β3、β4代表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1代表入住费用，β2表示服务项目，β3代表医疗设备数，β4代表管理制度。具体回归模型及显著性结果见表3。

表3 影响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六个模型的Durbin-Watson检验的结果分别为1.55、 1.57、 1.60、 1.55、1.42、 1.46，均接近于2，说明变量的取值不存在序列相关。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均小于5，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在控制变量中：(1)运营模式变量，民办民营型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高于公办公营型与公办民营型。这与徐俊、朱宝生的研究结论一致，两位学者针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发展现状，辨析民办民营模式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高于公办公营与公办民营型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13]。民营型机构以自身过硬的服务口碑与医疗质量跻身于人口老龄化浪潮之中，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2)所在区域变量中，县城(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高于集镇与农村地区。该结果与殷为华研究的上海市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特征较为一致[25]。与农村、集镇地区养老机构较之，县城(区)养老机构在区位、人口等各方面均具优势，这一现象可以“区域差序”称之，“区域差序”的背后亦彰显着地区之间人口、医疗等各方资源间的博弈成效。

在自变量模型中：(1)观察模型2可以得悉，养老机构人均入住费用与床位使用率间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说明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根据入住费用的降低随之增加。这一结果支持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H1成立。价格始终是消费者选择产品的首因[26]，老人在择取养老机构时，惯习表现出“物、价相匹”偏好。(2)模型3中数据显示，养老机构内部提供的服务项目与床位使用率双方呈积极效应。服务质量径直影响老人在机构内的获得感与归属感[27]，那些服务项目与照护需求适配、提供高品质服务水准的养老机构更加获得老人青睐，H2成立。(3)医疗设备变量对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影响效力最高，这一结论与前文中假设3一致。医疗资源配置是养老机构医疗水平的确切展现，机构内的老人普遍存在慢性病发病率高、多病共患的现象[7]，他们更重视机构配备的吸氧机、吸痰器等医护设备。(4)模型5中的管理制度变量每增加1个水平，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增加0.05，H4成立。管理制度是机构将各项服务落至入住老人实处之标杆，健全管理机制有助于保障机构可持续运营。(5)模型6数据显示，将所有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后，除入住费用对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外， 服务项目、医疗设备数及管理制度三个主因子依然能够正向预测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医疗设备因子对床位使用率的影响系数虽有下降，但影响指数仍高于其他三项因子。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安徽省阜阳市养老机构调研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单因素方差分析呈现阜阳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现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揭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阜阳市养老机构床位入住率不到半数(45.4%±15.9%)，大量机构面临床位空置问题。其中，机构分布于集镇区域居多，区位因素致使养老机构床位出现“空间结构性矛盾”，汪斌等以空间分布视角剖析出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现象呈“城区低-郊区高”特点[28]。本研究与其结果部分相似。受上世纪城镇化影响，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内养老机构带来“人口福利”。与此同时，根植于农村老人思想信念深处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情怀，加之国家政策对农村养老机构资金等各方资源的扶持力度，为农村养老机构发展提供契机。而集镇养老机构置身于县城与农村间双重窘境，既无法与县城多方资源优势相匹及，亦无法与农村不离乡土之特式比拟，与县城(区)相比，仅存的价格优势也因物质水平提升略显羸弱。笔者在走访集镇养老机构负责人时得悉，镇内部分养老机构房屋属自建房改建而成，后作为养老机构投入使用，虽初建成本低于县城(区)与农村机构，但部分软硬件设施(如楼梯、地面等)难以满足适老化需要。该况可解释集镇地区养老机构何以数量多而使用率低之情势。

第二，不同运营模式的养老机构其床位使用率存在显著性差异。调研数据结果显示，阜阳市民办民营型(以下简称“民办”)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最低。自国家鼓励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养老事业以来，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势如破竹，作为社会化养老的生力军，民办养老机构是国家推行积极老龄化的应然之举[29]。民办养老机构遵循市场调节机制，以老人需求为导向，在利益驱动下，不断探求自身所存盲点为入住老人提供适配而精细化服务，力争在养老服务事业中发挥市场优势，补齐养老模式短板。

第三，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阜阳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过程中发现，养老机构的影响效应因子包括入住费用、服务项目、医疗设备及管理制度。就入住费用而言，“高性价比”是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之首选。政府可依据老人养老偏好，给予养老机构资金等政策支持，养老机构依托政府财政支持为老人提供质价均等的养老服务，提高老人机构养老意愿。服务项目直径影响老人生活品质，服务质量的优劣直接作用于床位使用数量的多寡[8]。机构应根据老人异质性特点，为其设计个性化服务，增进老人主观幸福感与获得感，实现可持续居住。医疗设备对床位使用率的影响指标超出入住费用居于首位。随着医养融合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实证剖析了老人越关注医疗水平越倾向机构内养老[7]，部分老人因机体组织器官老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对医疗设备需求日趋旺盛。而医养融合养老机构作为集医疗、养护等发展一体型养老机构，充分整合了医疗与养老资源[30]。因此优化养老机构医疗资源配置，拓宽医养融合养老机构发展渠道，对提升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加快养老机构良序运行具有积极作用。管理制度规范化既是支撑机构可持续运转的重要一环，又是机构管理理念与服务标准的确切体现，在服务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老人入住体验。当前多家养老机构存在制度“上墙”不落地现象，故而，机构应立足入住老人现实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推动制度既上墙又落地，以期增加床位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在本次调研过程中获悉到部分养老机构为扩大整体规模，在初建期有意设计大量养老床位，以彰宣政府对其重视和投入力度。但设计床位数过量加剧了床位空置局面，造成养老资源搁浅。数据分析过程中探知养老机构的影响因子不拘泥于价格维度，服务项目、医疗设备及管理制度亦发挥着预测效应。鉴于此，阜阳市养老机构可设置合理的价格定位、提供适配性服务、完善医疗设备、健全机构管理制度，助推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提升，优化养老机构资源布局。

本研究采用的是地域性横断面调查，洞察了各变量间的关系及解释模型，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尚未考量，后续可开展进一步追踪研究。且加之疫情、地区等因素影响，样本量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次调研以安徽省阜阳市内养老机构为样本，对与之相似城市更具镜鉴价值，今后可对标不同地区养老机构开展多中心调研，以巩固结论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