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化作春泥去 回首留痕寄后人
——怀念杨蒲生先生

文/刘新阳

在喧嚣与忙碌中走过2021年，8年前的12月29日，老一辈京剧戏单收藏家杨蒲生先生在北京病逝。在蒲老去世的七年里，我却总在不自觉间，回忆起这位笑容可掬、可亲可敬的长者。

“老三届”的忠实观众

杨蒲生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回族家庭，退休前是煤炭部调度室的一名经济师。受母亲和舅父影响，蒲老自幼看戏，且与梨园中人广有往来。据我所知，蒲老一家曾与王瑶卿、陈少霖以及沈曼华、小兰英夫妇和曹艺斌、蓉丽娟夫妇等名家稔熟，前辈王瑶卿还为十岁的杨先生画过扇面（见《老两口说戏：京昆之二》铜板页）。据蒲老生前对我讲：他的名字还是戏曲理论家周贻白先生所取，因杨先生是五月生人，旧时把农历五月称为蒲月，难怪一次聚会上，欧阳中石先生曾问蒲生先生是山西生人，还是五月生人？

在梨园界和蒲老有着深厚感情的，还要数刘秀荣、张春孝、孙岳、袁国林、张曼玲、李鸣岩、杨秋玲、吴钰璋、李长春、钮骠、谢锐青、陈国卿、陈增堃、金桐、逯兴才、关雅农等一批号称“老三届”的原中国戏校毕业生，他们不仅同龄，更有因青少年时代开始建立起的观演关系而结下的深厚情谊。对这段情谊，蒲老曾在《“盛锡福”门前看“大队”》中津津乐道地谈到，散戏后看戏的小伙伴儿还会在“盛锡福”门前驻足观看演出结束并由此经过的戏校学生，“还会互相指认男生里边那个显得‘少年老成’的是陈国卿；那个‘好动调皮’的是李可；那个‘虎头虎脑’的是吴钰璋；女孩子中，那个‘青春活泼’的是李树芳；‘端庄大气’的是周长芸……如果其间有相识者，彼此微笑着点头就算打了招呼。”当然，蒲老和“老三届”的情谊，不仅于此。多年后，蒲老受《戏剧电影报》之约，和穆守荫先生合作完成了一组《“老三届”与园丁》文稿，交《戏剧电影报》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连载。2007年岁尾，蒲老在女儿的协助下，把连载于报纸上的《“老三届”与园丁》做了适当增订，刊印成册，为《“老三届”与园丁》撰写“前言”的是老一代戏曲评论家刘乃崇前辈，而《“老三届”与园丁》的读者中也有著名作家黄宗江先生。

吾shi戏mi

蒲老还是位灯谜爱好者，据说他还是北京市灯谜协会的理事，我曾在杨宅见过著名书画家邓元昌先生为蒲老题写的书法作品——《吾shi戏mi》。问及蒲老，始知两处汉语拼音可以分作两种解释，既可以理解为“吾是戏迷”，又可以理解为“吾嗜戏、谜”。他是把“是—嗜”、“迷—谜”同音不同义的巧妙构思融入了shi和mi两个汉语拼音中，谐音本身就是猜灯谜的思路之一。蒲老还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瓦酉斋”，问其由来，答曰：“瓶的一半为瓦，醋的一半是酉——‘瓦酉’就是‘半瓶儿醋’。”可见，自谦自嘲而不失幽默是蒲老的天性。

古稀之年的蒲老开始在家中学习上网，一方面，借助网络了解资讯，另一方面，他还采取单指打字的办法在《中国京剧论坛》等网站和论坛上发帖，因发帖数量极多，一度“咚咚锵——中华戏曲网”还为蒲老开设了专栏，其中仅2009年底至2010年5月半年的时间，蒲老就以“瓦酉”的网名发“瞧戏忆当年”专帖59篇，差不多平均每三天一篇，即便是在后来蒲老在摔伤腿不宜久坐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每天到戏曲网站上浏览，关注京剧动态。

说到我与蒲老的接触，我经常在《中国京剧》《百戏斋》上读到蒲老的文章，后来才知道，蒲老在《百戏斋》和其他刊物、网络论坛上还用过谱升、菩声、阳菩声、顾误、瓦酉、想当初、俞锁枝、吾shi戏mi等一批笔名，蒲老的文章不做长篇大论，经常是在很短的篇幅和轻快的文字中，阐释深刻的道理，例如他在不足六百字的短文中批评当下旦角扎靠却不戴线尾子，就很有说服力。因我在文中引用过蒲老的观点，蒲老曾向李麟童先生了解我的情况，还把《“老三届”与园丁》赠我，因此我和蒲老相识，想来那是2008年夏天的事。

此后，我与蒲老始终保持着电话和邮件联系，直到2009年5月，我去北京出差，始到和平里蒲老的寓所拜访他。好客的蒲老不仅在家中待茶，更在静思素食坊设宴款待，并约邓元昌先生作陪，这也使我得以获识元昌先生，后经蒲老介绍相识的还有钮季冬先生。2010年，我到中国戏曲学院读艺术硕士，和蒲老面对面交流自然多了起来。在瓦酉斋喝着蒲老的茉莉花茶，听他聊着戏，是我那段学习生活中颇为惬意的一件事。得知我学习戏曲剧本创作后，蒲老建议我在选材上要“平地抠饼”，即选择那些未经前辈艺人创作过传统剧目的故事进行创作。他还把《高文澜剧作及评论文选集》送我留念，文澜先生是蒲老的挚友，曾是煤炭部的公务人员，后来“下海”到中国京剧院做编剧，我知道这是蒲老希望我能从文澜先生的遗著中寻找戏曲编剧的思路与方法。

邓元昌先生为杨蒲生先生题写《吾shi戏mi》

《回首当年》和《菊苑留痕》

当时恰是中国戏曲学院建校60周年之际，学院通过媒体公布征集校史资料（实物）的公告，经过陈志明、潘占伟先生的玉成，蒲老把自己几十年来积攒并逃过劫难而保存下的“中国戏校”的戏单，悉数无偿捐赠给中国戏曲学院。后经双方达成意见，学院决定把蒲老捐赠的戏单交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平心而论，我对蒲老向中国戏曲学院无偿捐赠戏单是由衷赞同的，更对蒲老博大与无私的胸襟深表钦佩。他曾对我说：“卖了固然可以变钱，但它们（指戏单）却是我爱戏、看戏的见证，也是有感情的。卖给个人可惜，总觉得不把握——买主儿会不会因为别的原因再次卖掉？这就难说了。既然学院愿意接收，让这些戏单有个好归宿，又把它们出版，戏迷也看得到，这对它们是最好的选择。交给学院，我也放心了。”蒲老就是这样，从来听不到“豪言壮语”，更没有“煽情与自我表扬相结合”，但总是蕴含着无私的情怀与深刻的道理。

戏单集编辑过程中，一心提携后辈的蒲老又主动提出由我来为他整理书中的前言部分。为什么蒲老执意要让我为他代笔？学苑出版社潘占伟先生向我道破天机，老先生就是想让我参与到《回首当年》这本戏单集的编辑工作中来。于是，我根据蒲老的口述，很快整理出文稿，取名为《我与中国戏校的因缘》，通过电邮发给蒲老请他过目，蒲老看后只简单说了两个字“成了”！便让我把稿子发给负责此事的董德光主任。蒲老是如何同董主任交涉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但我却因此成为《回首当年——中国戏曲学院老戏单》编务中的最后一名，我很清楚这是蒲老对我的爱护和提携。

2010年10月28日下午，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了杨蒲生先生老戏单捐赠仪式暨新书发布会，我因带校车接蒲老参会，有幸侧身忝列末座。当天，学院领导纷纷到场，李长春、吴钰璋、沙淑英、张曼玲、李鸣岩、陈增堃、费玉明等中国戏校的老校友也都悉数到场。蒲老不良于行，我亲眼见到昔年“虎头虎脑”而今却已两鬓如霜的吴钰璋先生，亲近地抢着推蒲老的轮椅，笑着说：“来，我推着您！”时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杜长胜先生在会前曾紧紧握住蒲老的手，一再对蒲老向学院无偿捐赠戏单表示感谢。杜院长和吴先生瞬间的语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当天会议由巴图院长主持，“老三届”校友们纷纷发言，坐在一旁的我却在想，若是平时要凑齐这么多老艺术家，该是什么场合啊？蒲老作为一名煤炭部退休干部的第一身份，我想这只能由他们几十年来结下的深厚情谊和蒲老个人的人格魅力来诠释了。事后，蒲老又在家中设宴，宴请陈志明、潘占伟先生和我，用蒲老的话说是“大家为出书都出了力，向大家表示感谢”！

《回首当年》《菊苑留痕》书影（图片提供：潘占伟）

继《回首当年》出版，蒲老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另一批戏单无偿捐给首都图书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与《回首当年》规模相当的大型戏单集《菊苑留痕——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先生在《菊苑留痕》前言中写道：“这数百张老戏单，经过岁月的磨砺，经过‘文革’的浩劫，在杨老的默默守护下完整存留至今。为了给这份宝贵财富找到最好的归宿，杨老主动提出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同时寄托了他的深厚情谊和殷切期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京剧留存一个时代的纪念，为广大读者特别是京剧爱好者留下一批翔实的历史资料。”我以为这是对蒲老义举的最大肯定。如果说，戏单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可以为亲历者和后来者提供很多可供挖掘的内涵，那么，因蒲老无偿捐献而汇聚成册的《回首当年》《菊苑留痕》，必将在新中国京剧史的研究中发挥它们积极的作用，这也是蒲老对京剧事业默默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终生难忘的馈赠

2012年秋，蒲老将腿摔伤，先后住进中日友好医院与和平里医院。这时，蒲老开始在见面和电话中和我谈起他珍藏多年的戏曲书籍，他希望我能“抓空请假到北京来一趟，帮我整理一下，有用的你就拿走。”我在感激蒲老记挂的同时也回绝了他的要求，但蒲老却并未就此罢手，在我记忆里他至少和我提起过三次，我只得将“君子不夺人所爱”及体会说给蒲老，蒲老听后格外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你别想那么多，等我想看，我再跟你要！”

2013年11月初，突然接到钮季冬先生电话，告知蒲老再次住院，情况不好，让我回个电话。我立即拨通了蒲老的手机，电话里蒲老没了往日的幽默和洪亮清脆的嗓音，而是开门见山地说，“我跟你说啊，你尽快来一趟北京，带二百块钱来！”我在11月10日匆匆赶往北京，在钮季冬先生夫妇陪同，来到和平里医院蒲老的病房，此时蒲老显得格外虚弱，腿和脚上的水泡让人揪心。能感觉到蒲老见到我出现在他面前，显得踏实了许多，缓缓地对我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也别嫌我那乱，就住在家里。继而又问，你有《田汉文集》吗？我据实相告没有。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说，《田汉文集》你应该看，还有一套《水浒戏曲集》你也应该看，《京剧汇编》我原来有一整套，后来借出去过，不全了……说来说去，最后索性说：“还有我北屋和阳台书柜里的书，你这两天翻一翻，有用的、没有的，你都拿走。”此时，我无法再同蒲老争执，只能默默地点头说“是”。蒲老又提到他在电话中说的“二百块钱”，让我把钱当面交给他的女儿，严肃地对女儿说“这不是我给他的，是我卖给他的。”此刻我才明白蒲老让我“带二百块钱来”的用意，他是担心女儿不理解自己把书无偿送给别人，而有意用这“二百块钱”来“掩人耳目”，蒲老的这片苦心那一刻让我心如刀绞。为了顺从病中的父亲，杨飏姐含泪接过了那两张薄薄的百元钞票，后又把钱还给我。在逐一认真地嘱咐后，蒲老还让女儿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便于我来去自由，最后还不忘吩咐女儿请我吃饭……经过前后三天的整理，我从蒲老家中取出整整两大箱书，杨飏姐又驱车帮我把书通过邮局寄回沈阳，具体册数已无法计算，我只清楚记得两箱书合起来的总重量是49公斤。期间，我同杨老的女儿说起蒲老赠书的原委，温良孝顺的杨姐是一名律师，她非常能理解父亲的做法，并认为这是老人心中的牵挂，把书送给有用的人，既是对父亲的安慰，也是对后学的关爱。杨飏姐的话，使此时内心非常纠结的我，得到些许的释怀。

离京前，最后一次去看蒲老是在11月13日，当时他侧身靠卧在病床的被子上，看上去精神很差，甚至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即便如此，他依然关心我女儿的情况，并告诉我等孩子大一些，要教孩子认些繁体字，哪怕不会写，也要认识。道别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可又找不出更多安慰老人的话，只能紧紧捂住蒲老的手，请他保重身体，蒲老只简单地说了句“回去吧”，没有一句离别伤感的言语……从北京回到现实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尽管我也给蒲老打过手机，但他已无力再接听我的电话。12月29日晚，钮季冬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蒲老已于当日傍晚去世，看着蒲老送给我数百册他曾视若珍宝的书，我的泪水无声地流下……

如果说，蒲老把自己积攒多年的戏单分别无偿捐赠给中国戏曲学院和首都图书馆，是老人在有生之年为他珍爱的戏单寻找到一个他认为的最好归宿，那么也可以说，他同样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把珍藏一生的戏曲书籍转赠给了他认为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我，从这个角度说，晚年的蒲老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料理着他认为有价值且必须完成的后事，他的博爱之心和对后辈不遗余力的关爱与提携，令我没齿难忘。

因尊重杨老的民族习惯和家属意愿，我没有参加蒲老的葬礼，未送老人最后一程，这于我而言是个遗憾。2014年8月，因去北京出差，在杨老女儿的陪同下，我同钮季冬先生夫妇一道去北宫回族墓地为杨老扫墓。彼时雨季未过，杨老的墓冢还未修缮，虽与蒲老近在咫尺，但再次相见却已阴阳两隔……回忆前尘，记录过往，谨以此表达我对老人深深的怀念：

谬托忘年缘顾曲，

愧蒙错爱贶遗珍。

落红化作春泥去，

回首留痕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