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的文化土壤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的矛盾

陈立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大批农村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企业内工会”为特色日本式经营的体制下，离开“村落共同体”的年轻人进入“职场共同体”，他们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贡献全部力量，安居乐业，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动力推动了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日美结构协议》的签署，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自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进行结构性制度改革，导入了竞争原则、个人效绩考核、劳动派遣等制度。自2002 年2 月至2006年10月，日本出现类似“伊弉诺景气”（1965—1970 年）的经济繁荣局面。但日本在2003 年自杀人数达34427 人，相较2002 年增幅为7.1%，达到日本警察厅自1978 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自杀率升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衰退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在长期的经济景气中，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很少发生，更为突出的是30岁～40岁的自杀人数增长速度非常显著。不仅如此，职场中患抑郁症的人数增加，工作失误增多，工作动力下降，压力过大，看不到希望，日本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活力。日本在2004年3 月修订了1984 年的《劳务派遣法》，允许向制造业开展劳务派遣业务。此后，各种劳务派遣公司如雨后春笋向各个行业派遣临时性劳务，不仅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且在大学、研究所的专业人才中也出现了派遣员工。随之日本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非正式雇佣”，即不能享受“年功序列、终身雇佣、企业内工会”的“正式雇佣”的待遇。2008年日本雇佣者总数5159 万人中非正规雇佣者为1760 万人，非正规雇佣者占比达34.1%，2012 年非正规雇佣者人数在雇佣者总数中占比达35.2%，2019 年雇佣者总数是5660万人，非正规雇佣者为2165万人，非雇佣者占比增至38.3%。当然，这种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式雇佣的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效益一时推动了GDP 的增长，这也是日本在2002—2006年经济景气的原因，但这严重削弱了在日本长久的历史中形成的团队合作精神，降低了职员在“职场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向心力，以及由此创造的生产力。本研究的问题旨归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应该符合大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文化土壤相适应。如果破坏了社会的文化土壤，这种改革不仅不能收到持久效果，很大的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本研究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作为日本社会文化土壤的特质，就20 世纪90年代后半期导入了竞争原则、效绩考核制度、劳动派遣制度等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制度改革对日本文化土壤的破坏和冲击进行分析，从社会学的视角解释“日本失去了30年”的原因。

一、日本结构性制度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为了消除日美贸易不平衡，自1985 年9 月《广场协议》签署以来，美国通过持续不断的谈判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内需，解除对大型零售店的管制，呼吁日本进行结构改革。1989年前后签署《日美结构协议》，1993 年7 月继日美结构性谈判，开始了日美经济谈判，三个主要议程项目是宏观经济、从全球角度看环境问题的合作以及个别部门的结构问题。

1991 年开始，日本经济泡沫开始崩溃，股票和不动产价格狂跌，经济进入萧条。同时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日元升值让很多大企业开始到海外寻求发展，制造业面临空洞化的威胁。日本对内面临经济泡沫崩溃后不良债权的处理，产业结构转型；对外面临美国要求市场开放的压力，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结构调整”变成了日本政策改革的基调。1995年12月发表的《平成7年規制緩和推進計画に見直しについて》（平成7年缓和限制推进计划的修改）中指出，“要恢复不断失去的我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重要的是要彻底改变“建立在日本人、圈内人、统一行动、依靠上级、大政府、随大流、单一价值观基础上的封闭、和谐和秩序”。

结构改革的主要方向大致是：一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成本的意识，积极利用民间委托、公设民营等形式，通过国营与私营的角色分担，实现行政的精简以及行政资源的重点配置”；二是社会福祉和社会保障领域导入市场机制；三是市场的改革。在这种结构调整的方针下，日本内阁提出价值观转变的号召。1999年内阁决定的《经济社会应有的形态与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中写道：“为了实现和维持经济社会应有的形态，对其运营的基础，需要如何选择面对世界变化的价值观”，效率、平等、安全作为战后日本社会重视的价值观，今后要加上“自由”，“大力支持在自己的喜好与不间断的竞争中产生的创新”。对于“平等”，主张放弃事实上的“结果的平等”，强调“机会的平等”和“选择的自由”。对于“安全”，主张“人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判断承担风险”，只有通过自由和竞争形成的效率才可能维持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成长，这是“基本的正义”。1995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把未来的劳动者分为“长期储备能力活用型”“高度专业能力活用型”“雇佣柔软型”，提出对后两种劳动者通过非终身雇佣的市场原理推动劳动力的弹性化、流动化，进而降低人力成本。

日本自1995 年开始，有关结构调整的各种倡导、法律和政策陆续出台，到2000 年进入具体的制度改革实施的阶段。首先在“医疗、福祉、环境、生活、文化等新兴成长领域压缩国有企业，扩大私营企业的进入。其次，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例如道路公团和邮政事业的民营化，政策投资银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的完全民营化等金融机构改革。最重要的是劳动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 年派遣劳动原则上开始自由化，2004年制造业劳动派遣解禁，非正式雇佣数量快速增加。

通过这种结构调整的制度改革，2002 年，日本的经济从负增长转向正增长，但却出现了前述的自杀人数连年创下历史新高，人均收入连年下降，进入了超过30年的通缩时代。

二、日本文化土壤的特质：同调、协作

有关日本文化的研究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中根千枝的《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纵型社会的人际关系）、《タテ社会の力学》（纵式社会的力学），指出日本人的“内”与“外”、“上”与“下”的意识非常敏感，在行动上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在日本社会，各个层次的正式集团和非正式集团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他们属于“同舟共济”的关系，非常自觉地与他人配合。还有土居健朗的《甘えの構造》（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透彻地分析了日本人的心理行为。他指出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像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的“甘え”的心理结构。“甘え”在中文中没有非常准确的译文，土居健朗的《甘えの構造》的中文翻译的书名是《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笔者对“甘え”理解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含义，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甘え”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而血缘关系以外的“甘え”是建立在“义、礼”的基础之上。这里重要的“义、礼”不是单方向，而是需要社会上个人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支持。

日本社会如何形成这种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文化土壤呢？首先，日本长期的封建世袭身份社会形成了各阶层的封闭集团。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约400年间，日本施行士、农、工、商的世袭性等级身份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划分了身份上的区别，对职业和居住区域也完全分离，不同等级相互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命令与服从，而是通过契约相互合作。日本的“士”不是中国的儒士，而是将军家臣的武士，“工”是指工匠和手工作坊，“商”是商人。将军或大名住在城堡内，他们的武士们住在外围的“城下町”，工与商住在市井的“町内”。农民则住在农村，称为村。大名是各藩的统治者，在各自的领地制定税收制度，但町内的各种事务由町内成员决定，村内的事务由村民决定，大名不能肆意干涉。这种身份制度的分离在教育方面也很显著。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对后代进行不同的价值观教育和知识教育。武士家庭的孩子从小学习汉文和儒教的忠孝思想，培养武士对君主忠诚的价值观；农民孩子的教育主要由村里的寺院承担，称为“寺子屋”，在知识教育方面以基础的识字和算盘教育为主，同时用佛教的自利和利他的思想培养农民的价值观；工、商阶层除了基础的识字和算盘教育以外通过徒弟制度进行手艺传承。这种封建世袭身份制度构筑了日本各个阶层封闭的社会集团，一直延续至明治维新。

其次是各阶层封闭的社会集团内部形成的相互协作的机制。日本自镰仓时代（1185 年）至二战结束一直都是长子继承制，如果家庭中没有长子，长女的女婿需要入赘改姓代替长子的位置，次子、三子、四子等没有继承权，需要独立成立自己的小家庭。长子继承全部的财产，同时也要独立承担照料父母、给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很多兄弟结婚后虽然都住在同一个村子，但是各自都是独立的经济体。

最有特色的是，这种单系家族制度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自治机制的形成。日本以水稻为主，在解决水稻生产过程中水的配给和使用、劳动力的互相协作、村里的共同事务等过程中形成了村落共同体的自治机制。大户可能会成为村里的村长，但村里的很多公共事务都是经过居民协议制定明确的制度，共同承担责任。除了生产活动，村里重要的仪式是各种祭奠、庆祝等活动。他们祭奠的不是祖先，而是保佑他们生产活动的神灵，很多村落每年都定期举行祭奠活动。这些活动的准备工作由干事小组完成，干事由各家年轻人平等地轮流承担。由于是轮流制度，为寻求合作，其他人也会积极配合。干事工作也是年轻人锻炼能力、表现个人素质、获得认可的机会。在这个机会平等的“干事”制度中，每个人的性格、人品、能力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每次干事活动会寻找一些曾经参与过的人帮忙，这也意味着这些人的人品和能力受到大家的肯定与认可。在日本如果有人在集体活动中被忽视，这些人被看作“村八分”，意味着在村里失去信任和支持，因日本的村落比较封闭，在这种境地下也很难搬入别的村落。

农民与藩主之间也常发生矛盾。最典型的是遇到灾年，农民的收成减少，要落实藩主制定的税收法律就会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很少单独地抵抗税收，而是通过“一揆”，进行集体抗争。“一揆”是日文，可以理解为通过集体的力量争取自己权益的独特的契约形式。加入“一揆”的成员，责任、奖惩都有书面的记载，遇到灾年，农民通过“一揆”向藩主提出减少赋税的要求，大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双方妥协达成让步。也就是说“一揆”的特质是不同利益集团通过契约用集体的力量争取个人的权益，交涉成功，大家共同获益。现在“一揆”在形式上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直影响现代日本社会的政治运作和集团利益博弈的形式和方法。例如日本政党内部的派系集团，同业者之间谈合竞争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团主义，利益形成的机制不是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而是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个人的行为取向不是自我中心，而是关注他人的行为，通过与他人的协作、对集团的信任和服从获得个人利益。

三、暧昧的“空气”社会难以培养自我判断的能力

2007 年，“KY”这个词，“空気が読めない”（读不懂空气）成为日本当年“新词和流行语大选”的候选。这个“空气”是什么意思？如果问外国人，可能很多人无法回答。这里的“空气”通常指“特定场合、特定集合中形成的气氛、氛围”。这种“空气”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在场的人们都会默默地顺应这种“空气”行动。这种行动不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而是基于一种同调心理。在日本现代社会，读懂“空气”的同时配合他人的行动无须逻辑解释。揣摩“空气”是日本文化土壤中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可以说是日本人比较独特的行为方式。

其实，在日本以外的文化中，也有很多暧昧、委婉的方式来表达礼貌或不情愿。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无论言语表达多么委婉，都可以明确理解其意图。例如，在英语中，“如果你不介意……，我愿意……”这句话很委婉，但对他人意图的确认和自己意志的表达却很明确。但是，日语的歧义性非常独特，不熟悉这种文化的人即使懂语言，也往往难以理解其实际的意图，例如“今日は一緒に飲みに行きましょうか？”（“今天和我一起去喝酒好吗？”，很多场合下的回答都是“いいです”，日语的意思是“好的，一起去吧”。）但很多情况下实际表达的是“我不想去”。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要确认对方的真正意图就要根据当时的“空气”判断。

在暧昧的“空气”社会中，跟着“空气”与大家采取同调行为不需要逻辑思维。“对空气的感知是一种默知”，在日本社会，对于为什么行为、如何行为，理性的说明和解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明白特定场合的“空气”，默契地配合他人的行动。同样的行为，如果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引起的反应也不同，不是“人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判断承担风险”的社会环境。

四、日本的文化土壤中欠缺“强者生存”意识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导入的个人效绩考核、劳动派遣等制度改革是想通过“理性”的明确标准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通过自由竞争提高生产力。但是这种制度改革却忽视了培育自由竞争的文化土壤中根深蒂固的是与野兽和严酷自然作斗争的狩猎、游牧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强者生存”和“个人责任”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出现早至古罗马斗兽场，如果连续10次获胜，观众也会为幸存的奴隶和罪犯加油，成为平民的人兽之间的格斗标准，这种标准是对凭借个人的力量在“九死一生”的格斗中活下来的“强者生存”的赞赏。在西方，不仅在古罗马的斗兽场，中世纪贵族之间的决斗规则，乃至延续至今的西班牙“斗牛”规则都体现了在狩猎和游牧的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强者生存”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演变为“机会平等”“个人责任”“自由竞争”等价值观，形成了“强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文化土壤。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独立、竞争的意识，面对竞争的结果，也能够养成“对自己的判断承担风险”的能力。

但是，在日本的稻作生产活动中，没有“强者生存”的合理性，而是形成了相互“依赖与协作”的机制，这样的文化土壤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小就注意感知群体的“空气”，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最优先培养的是在群体生活中的协作能力，尽量避免个人竞争。小学教室中的标语很多都是“仲良し”（大家都是好朋友）、“友達を大事に”（珍视朋友）、“思いやりの気持ち”（想他人所想）的内容。运动会和各种学校的大型活动也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运动会中奖励对象不是单项运动优胜者，而是班级或团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团体的力量受到重视。个人能力需要通过集体活动才能得到发挥，成为很多日本人的行为取向。

有关人的行为取向，韦伯提出了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传统的行动四种类型。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笔者则认为每个人的社会行为都不是单纯的，而是各种动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社会行为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情、义、理、利。人们付诸实施的社会行为是对这四种因素的优先程度进行权衡的结果。

这里，“情”是指人的喜、恶、爱、恨、怨、悲、欢等情绪；“义”是构成价值观和道德的判断基准；“理”是调整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规范和标准；“利”原指直接的物质利益，这里可以延伸至间接的利益。

“情”是人类共有的基本特质，是对持不同的价值观、道德，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的民众，无论人种、民族、国界，喜悦的笑容和悲伤的泪水，都可以唤起的共同感受。对“利”的理解和判断的标准虽有差异，但“得到好处”“获得恩典”，可以说是对“利”的共同认识。

但是，“义”与“理”却与价值观、道德、法律、制度等文化要素密切相关，对其理解和判断因文化土壤而异。“义”字，起源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输入日语后不仅留下了原来的含义，还增加了中文中没有的含义。但在英文里，不仅没有“义”这一单词，甚至连准确的翻译都找不到。原因是英语社会没有东方社会的“义”的现象。“义”是中国儒家价值观之一，是判断每个人对他人、对集体的行为的善恶，以及忠诚与背叛的标准，常与“利”形成对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了“义”为善、“利”为恶的儒家的价值观。汉语中使用“义”的词语有两个主要含义。首先是表达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善”与“忠”。自从“义”作为儒家思想进入日本后，表达价值观标准的“善”与“忠”的含义直到现代社会，仍然常用于男性的名字中，“义”的名字表达对男孩的行为期待，从中可以看出，“义”对日本人在社会行为的选择中占据着优先地位。

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制度改革提倡“只有通过自由和竞争形成的效率才能维持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成长”，才是“基本的正义”，那么通过竞争“强者”出现是必然结果。然而，在以东方的“义”为行为取向的大多数日本民众很难接受和认同在这种竞争中创造巨大利益的强者。最引人注目的是2006 年在日本社会引起轰动的村上基金事件。1999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制度，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的村上世彰创立了村上基金。短短几年内，为企业提供通过并购等方式有效利用资产，提升企业价值的业务。当时村上世彰作为改革先锋受到媒体的关注，但村上的做法打破了日本社会有关交易特有的潜规则，成为赞否两论的聚焦点、电视和新闻的常客。当时在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他的“只要不违法，赚钱有什么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当时弥漫在日本社会的“空气”是不能接受这种在自由竞争中创造巨大利益的强者，村上世彰于2006年遭到起诉。200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款300 万日元，11.49 亿日元的附加罚款。2009年，村上上诉，东京高等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罚金200万日元，并处以11.49 亿日元的附加罚款。村上免除了牢狱之灾，之后村上基金完全撤出了日本的业务，移居新加坡，开展投资业务。经过大约三年的司法审查，除了确认与堀江贵文的一次内部交易违反法律，除此外没有发现其他犯罪事实。村上如果在美国，他可能会被称赞为在短时间内实现梦想的英雄。然而，在“情”“义”“理”“利”的优先顺序的冲突中，村上被视为与日本社会的“义”背道而驰，代表民众共同利益的法官以“社会正义”最终决定以“利益至上的名义”惩罚他。

五、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对日本文化土壤的破坏

20 世纪90 年代，日本开始导入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个人绩效评价制度和非正式雇佣制度时，倡导者用“评价公平”“机会均等”“自由选择”等很多正面词汇吸引民众，却很少有人提及这种制度中潜藏的“弱肉强食”与“相互残杀”的残酷性。对于在“尊重个人选择”、强调“个人责任”的美国社会中长大的人而言，这是从小形成的价值取向，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对其负面残酷性的适应能力。然而，在“同调、协作”的日本文化土壤中长大的人可能被其正面的词语吸引，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能力适应其负面的残酷情况。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移民社会，在“评价公平”“机会均等”“自由选择”的原则下对个人绩效评价的基准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通过制度和法律进行监督和制约，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大批饥饿、勤奋、积极进取的移民，通过个人奋斗争取成功，从而产生了维持这种制度的有效机制，也给美国的文化土壤增加了活力。

然而，日本社会的竞争是集团之间的竞争，不是集团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日本文化土壤的活力来自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协作和自律，这种文化土壤可以排除负面因素，维持集团的整体效率。在美国的压力下，推进结构改革的人全面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倡导“只有通过自由和竞争形成的效率才可能维持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成长”，才是“基本的正义”，但却忽视了在一个流动性弱的社会，正负力量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整体的生产力。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正负力量同时增加，整体生产力不会改变。但是，如果积极力量减少，整体生产力必然会恶化。

日本社会群体观念很强，个人之间通过协作达成目标，集体主义占据主导，“想别人所想”，揣摩别人的要求，跟着群体的“空气”，压抑个人欲望与他人协作，结果是排除了负面力量的影响，增强了群体的力量。二战后实施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的日本式经营让每一个员工都成为“职场共同体”的一员，任何人在工作中如果发现他人的不足和过失，都会主动积极地弥补和修正，因而增强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国际上树立了“Made in Japan”的质量信誉。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于其服务的高质量和礼貌，这些服务源于从最小的细节做起，这种竞争力是基于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而形成合作机制。

日本的企业中历史超过100 年的有33076 家，超过200 年的有1340 家，占据世界首位。在100 年以上的企业中，年销售额超过500 亿日元的企业占16.8%，例如住友金属（430年）、养命酒（418年）、住友林业（329年）、田边三菱制药(342年)等很多大企业。日本社会对企业的认识与美国不同，有一种共识是，企业并不只是老板赚钱的工具，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设施，日语叫“公器”，企业不仅是员工们工作的场所，更是个人成长的平台、精神上的归属。

然而，日本导入的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把职场的成员划分为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的等级，让许多员工在职场产生了圈外人的意识，更谈不上自由竞争。很多企业还把个人绩效评价的结果和工资、奖金挂钩。“职场共同体”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工作不过是为了谋生，很多人开始对他人的不足和过失视而不见，结果使预防工作失误和早期发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机制明显减弱，严重影响了整体的竞争力。

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的制度改革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力，降低了信誉，更重要的是让很多日本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归属。日本人精神上的归属不是宗教，而是他们周围的“世间”，也就是家庭、社区共同体、职场共同体、朋友等。对于很多日本人而言，被“世间”认可是最大的幸福，而被别人“无视”，则是最大的痛苦。职场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谋生，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作构筑同僚和朋友的社会纽带，感受被他人认可的人生价值的平台。但是，制度改革导入的非正式雇佣和个人绩效评价，让人不再是具有人格的人，而是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力；工作不再是“业”，而是“术”；企业不再是“公器”，而是资本家挣钱、劳动者谋生的场所，这不仅破坏了日本特有的“职场共同体”的机制，腐蚀了日本长期形成的勤劳、敬业、协作的文化土壤，更重要的是让很多日本人失去了人生价值和精神归属。

笔者对本校选课的一年级同学会做简单的意识调查，跟踪日本年轻人意识的变化。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大学四年级时中了3亿日元（日本男性平均生涯收入）的彩票，你的选择是”，①不工作；②先不工作，发现自己喜欢的工作，再工作；③先找工作，锻炼能力以后有机会自己创业；④把钱存起来，一切照常。图1 是2010 年到2018 年9 年间的变化。

图1 2010—2018年大学生的选择变化

笔者任教的关西学院大学是日本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学生的素质、能力、就业都位于前列。2010 年在大一学生中选择“先找工作，锻炼能力以后有机会自己创业”和“把钱存起来，一切照常”的学生合计占93.5%”，即便有了一生可以挣到的金钱，也还要积极地到各种职场参加工作的行为取向占绝大多数，但到了2018 年下降至61.5%。与此相反，选择“如果有了钱就不工作或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学生在2010 年是3.5%，可以说是极少数，而到了2018 年则增至38.3%。这一调查并不是标准的随机抽样调查，只是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的大一学生近10 年的变化。如此显著的行为取向的变化当然与多种复杂的原因有关，但可以明确地看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作看作只是谋生的手段，不再将职场看作是个人成长的平台、精神上的归属。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虽然增强了劳动市场的弹性，采用非正式雇佣的制度帮助企业降低了劳动成本，然而，经过30年，不仅没有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更没能振兴日本经济。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制度改革忽视了文化土壤与经济制度的关系。结构改革后的各种制度破坏了日本原有的文化土壤和日本社会的“公平”和“安心”，导致社会分化，引起整体“效率”的下降。“自由竞争”和“个人责任”等各种制度破坏了日本人特有的与他人的协作精神、对职场的归属感、通过集团完成自我实现的行为取向。非正式雇佣的员工2～3 年换一个单位，同样的工作反复循环，失去了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变成了单纯的廉价劳动力，其结果让在“仲良し”（大家都是好朋友）、“友達を大事に”（珍视朋友）、“思いやりの気持ち”（想他人所想）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很多年轻人走向社会后，失去发展的平台、失去希望，陷入自我否定或自暴自弃。日本终身未婚率男性1990 年是5.1%，2020 年增至23.4%；女性1990 年是4.8%，2020 年增至14.9%。不消费、不工作、不结婚、不生育的人数逐年增加，作为社会细胞，失去活力的个人增加，这不仅在经济上让日本企业失去竞争力，也导致日本社会整体活力的不断下降。

在竞争日益激烈、价值观流动和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当今世界，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必不可少。但是，作为社会学家必须指出，在制度改革时，必须尽量减少对维持社会制度的文化土壤的冲击和破坏，同时缓和对个人价值观和行为取向的冲击。如果这种努力不足，制度改革本身就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即便在短时间内或一定的范围内收到一定的效果，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的文化土壤一旦遭到破坏，要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努力。社会文化土壤的恶化如果持续两代人以上，就会引起民族的衰落。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改革不行，但改革不是为某一部分，或某一领域，只有让大多数民众幸福、安心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大义”，只有这种“大义”才能使社会文化土壤在时代变革的过程中吐故纳新，不断地增加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