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活样态及生存逻辑
——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为例（1938—1946）

2022-02-27 02:12赵国壮周挥辉

湖北社会科学 2022年1期

赵国壮，周挥辉

私立大学约占中国近代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发挥了公立大学、教会大学无法替代的作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设立的私立大学，学校存续四十余年（1912—1953 年），秉承“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校训，坚持“注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养文化的根本原则”“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上的成就”“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机关”的治学理念。1934年举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旗，做出“万人大学（包括中小学幼稚园）”规划，聘请了一大批名师名家，如邹昌炽、余家菊、严士佳、陈启天、丁绪淮、苏西弟、姚铁心、王北辰、鲁润玖、陈立夫、杨杰、冯玉祥、马寅初、邹韬奋、卢前、郭沫若、范长江、顾维钧等。培养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光未然等杰出人才。1947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考核200 多所公、民办大学排名，中华大学位列第15 名（私立大学）。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中国教育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及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历史中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颇受学界关注，除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友及该校从纪念角度编辑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战时历史之外，教育学及历史学界的学者也从民国教育史角度对其予以探讨。首先是对其发展简史的叙述，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直接相关的校史著作，还是间接相关的教育史、大学史著作，均简单介绍了其西迁、1941年募捐办学及回迁武汉的过程，但并未全面概括其战时重庆岁月的全貌。其次是对陈时教育思想的讨论研究，陈时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他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被周恩来誉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的教育家”。相关研究成果，肯定了其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的贡献，但是对其战时艰难维持学校的弦歌不辍着墨不多。再次是对中国私立大学的一般论述，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为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有关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研究成果亦提及该校的办学情况，然而亦未能分析其战时对中国教育及中国抗战的具体贡献。

综上所述，因受资料限制，已有研究成果对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在重庆八年生活样态和生存逻辑等相关方面的论述较为简略，本文利用重庆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典藏的档案资料及相关报刊资料，评述其西迁重庆后的生活样态及生存逻辑，希冀借此丰富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

一、从武昌粮道街到重庆米市街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曾帮助部分私立大学继续办学，曾资助私立复旦大学与私立大夏大学内迁，准予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批准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程学院合组国立西北工学院等等。但是，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无暇顾及私立高校的搬迁问题，湖北省政府鉴于此等危局而实施了战时教育政策，组织省立、市立中、高等学校向鄂西北迁移，而私立的中、高等学校则自行选址、自定去向。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无法在粮道街办学，为了找到合适的迁移地点，校长陈时先行到西部进行考察，他先是决定在宜昌办学，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政策支持上的考虑，湖北省的绝大部分学校被省政府安排在这一区域，并且省政府也在这里，学校在此办学有较多的便利条件；其二，办学经费上的考虑，学校搬迁的路途越远，所需搬迁经费越多，而选址宜昌，路途较近，所需费用较少。1938 年秋，为了尽早安排好师生的生活和学习，学校董事会决定将校址暂时选在宜昌西面的后坪（今三斗坪），并办理了相关手续，一切就绪后，在此复课三周。随着武汉的失守，日军不断对宜昌等地狂轰滥炸，并一度威逼宜昌，学校无法在此继续办学，陈时决定继续西行，迁往重庆办学。

随着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沿海地区的企事业机构、大中学校也纷至沓来，一时间战时首都拥挤不堪，想要在此寻得一块地方复学困难重重，更何况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又是临时动议和仓促搬迁的。陈时求助时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湖北旅渝同乡会会长的校董喻育之，在其大力协调下，湖北旅渝同乡会同意将会址——重庆南岸龙门浩坡上米市街的禹王庙——借给学校作临时校舍。禹王庙内大殿和两边房子是同乡会和学校的办公地方，部分作为男生宿舍，经殿楼为女生宿舍，山坡上为校园，有一丈多宽的道路相连，男生宿舍、教室、图书馆设在上面。禹王庙可用面积仅有不到2000 平方米，不敷使用，学校又在米市街用竹篾搭盖几个教室，并借用觉林寺的空场作为学校的操场，教员及其家属则住在校外的望儿楼、周家湾、觉林寺和茶亭街等处，宽不上二丈的米市街遂成学校的日常生活及教学活动场所。

之后，随着学校的恢复重建以及教学活动走向正常，校舍不足成为制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生存及维持的瓶颈。1942 年2 月6 日，学校董事长何成濬为学校增筑校舍事情，同徐克成、贺国光、贺衡夫在庆华公司宴请大华、裕华两纱厂董事长苏汰余、总经理石凤翔，苏汰余因事未到，何成濬希望两厂共筹10 万元，石凤翔慨然应允。3 月5 日，学校假借庆华公司召开董事会，到会董事有徐源泉、贺国光、万耀煌、陈键庵、浦心雅、贺衡夫、乐润田、孔庚、闻亦有等人，苏汰余受邀参加，主要商议了添筑校舍一事，其次讨论了募捐一事，苏汰余答应先捐助5万元。3 月17 日，学校建筑校舍募捐一事截止到当日仅收到康心如筹募四川各银行所捐之7万余元，以及大华、裕华两纱厂之5万元，刘航琛筹募各公司之款项尚未得到确实答复。因时间紧迫，当日晚7时，何成濬同徐源泉、贺国光邀请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及中南、盐业、大陆、金城、四明、上海通商、兴业、湖北省各银行负责人，在交通银行晚餐，并请其酌量补助，校董浦心雅在金融界夙负声誉，极力周旋其间，又得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首先提倡，结果共筹款18万元之多，何成濬认为“其圆满殊出意外，事由人定，若无心雅，决无此成就”。4 月4日，校董徐源泉以学校建筑校舍，考虑各方募集之款项，数额或有不足，听闻汉口特业公会前存有救国公债50万元，原本拟就此款在汉口设立一所大同医院，但是未能成行，希望将此项公债捐助学校，是日中午，徐源泉约何成濬、贺国光、浦心雅、乐润田等到庆华公司，同该会负责人李耀姗、周耀青商谈，李、周均感可行，只是担心筹设大同医院一事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登记备案，现在移作他用，需要呈报该部许可，并且该会另一杨姓负责人居住昆明，理应沟通，讨论决定由校长陈时拟稿两封，何成濬、徐源泉、贺国光共同署名，分别送至财政部及昆明。何成濬认为“此事如能成功，则校舍建筑问题，即毫无困难矣”。很遗憾未见到此事的后续记载，不过，同年12 月28 日，学校的新建校舍终于初步完成，并举行新生宣誓典礼。

新建校舍虽初步完成，但是，因陋就简的原有校舍却出现了垮塌伤人事件，这也进一步说明校舍问题一直存在。1943年5月12日，学校位于米市街的女生宿舍德字斋因阴雨浸泡，加上年久失修突然垮塌，当场砸死该校经济系一女生。事情发生后，学校立即呈文重庆市工务局、警察局，概陈事件原委，并请求协助妥善处理这起意外事件，重庆市工务局、警察局接到呈函后非常重视，分别派员赴学校详查事件经过，并将事件原委简要呈报重庆市政府备案。5月19日，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吴华甫报呈重庆市政府该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呈文称：“中华大学女生宿舍，于本月十二日晚倒塌，压毙女生一名，查该舍系借用禹王庙继善堂，为穿透旧式建筑，土墙载重，年久失修，不堪连日阴雨浸袭，以致倒塌，又南岸彭家湾市立第十一中学高级部教室大楼，于十五日晨四时塌下一部屋架，教职员二人受伤，查该房系因屋架接笋欠牢，未用铁件，日久松动，不堪载重所致。”10月4日，学校借此人员伤亡之际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使用附近闲置的觉林寺及渝德染厂作为校舍。10 月15 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函（第50789号）重庆市政府，希望其“查照核办见复”。10月30日，贺耀祖市长一方面回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称拨用房屋一案“自应照办，除令饬本市警察局查明该觉林寺及渝德染厂两方面产权情形再行函复外，相应先行函复”；另一方面，训令重庆市警察局详加调查“南岸渝德染厂及觉林寺两处其产权情形以及现在状况”并迅速具报。

全面抗战时期，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从武昌粮道街先迁宜昌，再由宜昌迁到重庆米市街，艰难困苦，无以为继。陈时的全部精力均集中于在社会上奔波张罗办学经费，而全部校内事务则由严士佳负责，教务、训育、总务，他都兼任过。严士佳也在困难时刻充分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坚持、坚守，永不放弃，“所经道路，何等坎坷！在粮道街缺粮，在米市街无米，我这个教授越教越瘦，有人劝我改行，以优厚待遇相罗致，我不为所动，愿和中华大学与共甘苦而不去”。学校的西迁、复校窘状并非个案，而是整个西迁私立高校真实状态的一个缩影，这亦可与以往研究较多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迁徙的情况形成互补，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战时高校西迁图景。

二、“吃平价饭”、举债银行及公演募捐

离开了武昌，失去校产依托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完全沦落为后方的一个“孤儿”，为了维持学校日常运行，学校不得不由依偎湖北地方政府而转向依靠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之后的临时校园扩建，平价煤、平价米以及平价电等物资的求购，均有赖于国民政府的一定支持。1942年3月，学校还利用教育部特拨办学经费15万元，增设了理学院的实验室、物理室。与此同时，银行贷款、公演募捐亦成为其继续维持办学的重要凭借。

全面抗战时期，受物价上涨影响，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不得不向国民政府祈求平价物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日常用品为平价米、平价煤和平价电，学校师生员工吃着由国民政府配给的平价米已实属不易，白菜、豆腐等平常食物迅速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根据国民政府粮食部规定，战时政府机关及学校采取计口分配平价米办法，即大口月领两斗、小口月领一斗。1940 年12 月，重庆市粮食管理委员会核发给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当月的平价米为：大口389名、小口4名，计米78石2斗。1941年12月9 日，陈时致函重庆社会局请其发给合作社许可执照，以便购买平价日常生活必需品，函称：“鄙校位居本市南岸，现有员生、工役及眷属计600人，举凡日常所需，消耗甚巨，兹拟组设消费合作社，相应依章拟具简章，备函送请贵局查照，准予备案，发给许可执照，以利合作事业之发展。”1942 年2 月3 日，陈时到何成濬寓所请其致函粮食部徐堪部长，希望能够尽快办理学校员生平价米事宜，何成濬认为此事已有先例，去信请求应非难事。1945年1月，中华大学员生消费合作社向国民政府经济部燃料管理处提交购煤申请书，登记需要岚煤14640斤，烟煤2000斤（供给该社理发部烧水使用），登记表上明提示“非常时期节省物资多用烟煤，少用岚煤”，而该社职员及其家属全用岚煤，可见待遇不一般。

维持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需要大笔经费，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中华大学不得不一方面向银行举债，另一方面采取公演募捐形式筹措经费。学校开办之初，完全依靠陈宣恺、陈朴生兄弟的家产。在动荡不已的民国初期，国立大学尚且难以为继，更何况是既无政府拨款，又无财团支持的私立大学，筹措办学经费无疑成为学校“最大的政治”。对此等艰难过往，陈时在《武昌中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的序文中有真情表露：“回忆二十余年之经过，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遇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算到难谋之时，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佇苦茹辛，向前迈进，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卒得以勉渡难关，此种情景，年必数遇，未尝不叹一事之经历，若忠心耿耿以赴之，如孤臣孽子，操心危，虑患深，乃一种必然之成就。”迁到重庆之后，学校利用校董事长何成濬、董事贺国光在渝的人脉关系，一开始主动向重庆各银行募捐。不可否认，学校初期向各银行募捐，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学校每年均需要一定经费来维持日常运转，而银行不可能年年认捐。1943年后，因向银行募捐已势不可行，学校转而向银行借款，举债随即成为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重要途径之一。如1943年8月25日，邮政储金汇业局龙门浩办事处曾就学校函请押借50 万元一事向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请示；9月1日，该分局复将此事呈报邮政储金汇业局总局。不过，因为学校并无校产可资生息来偿还借款，故而透支、借款转期及展期成经常之事。如1944年6月12日，学校向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申请将前借之30 万元再予转期。1944 年8 月16日，学校向川康平民银行函请透支25万元。随着物价上涨及通胀压力增大，学校借款数字急剧攀升，每每以千万计算，到抗战胜利前夕甚至一度将所有校产抵押向四联总处商借3000万元，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另一方面，1944 年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多次利用公演加价、学生演剧、征用票税等方式筹措办学经费。在非常时期，这种形式在实际运作中尽管较为烦琐，但也不失为一个可靠的经费筹措渠道。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吸引了大批流亡艺术家，比如阳翰笙、田汉、曹禺、陈白尘、夏衍等剧作家纷至沓来，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国立戏剧学校相继西迁，加上西迁高校的师生群体，形成了一个以创作家、演员、剧院为一体的演剧流水线作业团体，一大批优秀节目得以迅速与观众见面，在大轰炸的阴霾下，以雾季公演为代表的剧院演出活动在重庆颇为盛行，一方面慰藉民众压抑的心灵，另一方面激发民众抗战的热情。1942 年，学校建校三十周年之际，学校校友总会为筹措图书馆基金向重庆社会局申请公演“爱情进行曲”5场。5月14日，学校致函重庆社会局称：“敝校轫立三十周年纪念，校友总会邀请中电剧团假国泰戏院公演筹募图书馆基金，自本月16 日起19 日止，计4 天共5场。”5 月15 日，重庆社会局致函学校照准其公演请求，并分函重庆市财政局、国泰戏院予以衔接。1944 年9 月11 日，陈时致贺耀祖市长代电（渝字第702 号），恳请市政府批准在重庆市国泰、新川、民众、唯一、升平、一园、第一、第二等八剧院提高演出票价，每票附加30元，以一个月为限，所得用以维持校务。次日，何成濬、贺国光致函贺耀祖，请其批准此募捐事，函称：“武昌中华大学迁渝已逾六载，学生以两湖及各战区者为最多，一切均赖校中筹划，弟等忝领校董，年来罗掘俱穷，近以发起向多方筹募建设经费，现拟在市区各剧院附加捐款，已由校另具文申请，盼祈惠准。”随后，重庆市政府批准了该申请。但由于此次演剧和放映电影等募捐活动效果不太理想，学校再次致函重庆社会局，希望延长募捐期限，函称“已与新川剧院商定，自本月25日起至本月底延长附加期限，俾能逐达定额”。期满之后，学校又请何成濬斡旋，拟将公演时间再次延长，何成濬遂致函贺耀祖，后者将函件转交重庆社会局核办，经过协调，学校申请终得批准。

1938 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仓促西迁，先迁宜昌，再迁重庆，失去了武昌“基地”后俨然成为战时高校中的“孤儿”之一，依靠湖北同乡会的帮助而暂时栖居重庆涂山上禹王庙内。在渝期间，学校困苦备尝，通过乞怜“平价商品”、举债银行、公演募捐等一切办法维持生存及学校的日常运营，在“无序”中艰难维持无疑成为后方私立大学战时生活样态的一个缩影。

三、教育部规训下的招生录取及毕业考试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借高校西迁之机进一步整合、规范高等教育。而私立大学在西迁之后往往因经费不足而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扶持，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甚至专业、课程设计上均需遵循教育部的规训和指导。“国立化”是战时私立大学得以维系及生存的重要路径，私立复旦大学改国立以及私立大夏大学拒绝更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均为私立大学“国立化”路径中的重要明证。战时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一度努力进入“国家队”，“国立化”成为其战时生存路径中的重要指向。1942年3月，学校董事会讨论了学校的“国立化”事宜，“候相机向教育当局设法，改为国立”。虽然直到抗战结束学校未能进入“国家队”，但是其已见融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章”的制度规范中。

其一，受规训的招生工作。战时国民政府一直努力规范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甚至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将高考招生分区、分时而分别统一进行，但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常常出乎意料，各校教学招生工作无法步调一致。不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未放松对招生工作的管理，即便是对中华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亦是如此。例如，该部明确要求中华大学必须将每年度的招生考试简章，含招生计划、招生学科、招生名额、招生试题、报考资格、学费收取等一一报部核查，同时该部也将派员进各校抽查，一旦发现问题，轻则勒令整改，重则撤办。1939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签署训令称：“查专科以上学校招考新生应由本部统筹支配，经于上年通饬各校知照。本年本部仍设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国立各大学及各独立学院统一招生事宜。其他国立各专科学校及省私立各专科以上学校仍照上年成例，应将招考科系及名额先期呈部核准，再自行招生。”招生工作完成后，亦要将招生情形连同成绩表及试题一并报呈该部鉴核。比如，1940年12月12日，学校将该年招生情况报教育部审核，据材料显示：该年度报考学生人数为402 名，录取170 名，备取12 名，转学生5名；此次招考试绩经严格审定，以总平均分28分为合格，平均分合格而1科零分者列补取，2科以上零分者不予录取；各报考第一志愿名额已满而成绩合于标准，则取入第二志愿。同时，中华大学还呈报了录取新生、转学生的成绩及试题等。1941年1 月23 日，教育部指令学校：“新生入学试验，英文或数学成绩零分，列为备取，或基本学科考试成绩较差各生，应于入学后由校设法补习；转学生转学试验成绩不及格各科目，应分别令其重修；嗣后该校招收转学生，其各该转入科系之主要科目试验不及格者，应不予录取或降退年级。”对于招收转学生，该部亦有明文训令：“各校招收转学生，必须先呈请本部核准册报录取各生并须注明由何校转来及转学原因，于未经核准前只应随班旁听。”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高字15701 号）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指出：“近来国内交通情形较之过去两年尤为困难，统一招生本年仍停进行，惟交通状况目前未见改善而物价飞涨，学生辗转投考力有不逮。”该部为“慎重周密起见”，“征询国立各院校之意见”制定了1942 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办法，通饬各学校遵照执行，同时，建议各院校“应体念时艰及一般中等学校毕业生之困苦情形，与他校互助合作，务须依照部定办法办理”。是年，学校根据该办法第9条调整了招生名额，文理学院每学系仍为30名，商学院每学系则各定为40名。

其二，停办师范专修科和教育学系。中华大学原教育专修科和教育学系虽然办得不错，但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师范教育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改革，先后将学校的师范专修科和教育学系撤销，而将师范教育指定由国立高校设办或另设国立师范学院，明令私立大学除特殊原因外，一律不得开办教育学院（系）。1938 年7 月5 日，陈立夫签发教育部训令（汉教字第5589号），称：“查我国公私立大学之设置，过去缺少一定之计划，故各校地域之分布与院系之编制，既未能普及合理，又未尽适合需要。自抗敌军兴，战区各校大都迁移后方，师生精神，虽能力自振奋，但设备简陋，院系重复较前益甚，殊不足以适应战时教育之需要。本部兹根据实际需要，参酌目前情形，拟定全国公私立大学院系调整办法。自下学年起，该校师范专修科应遵照前令停止招生。”1940 年7 月23 日教育部训令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依据“一、设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之大学，如其所在省区已设有师范学院，令自廿九年度起暂停招生，原有学生肄业至毕业为止。二、未设师范学院之省区及平津沪三地之私立大学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仍暂准继续招生”等原则，于1940年度起暂停教育学系招生，学校遵令于是年停止招生。

其三，报批毕业考试。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自1939年度始全国高校实施毕业生统考制度，各校必须在考试之前将考试科目、学生考试情况、学籍情况、学校考试制度、学校考试委员会组织等按要求提前造册上报备核，并附上学校校长签名和盖章。具体到中华大学，学校须先将毕业生名单、考试科目（含用书）、考试委员会名单等材料呈报主管机关国民政府教育部（重庆）及湖北省教育厅（恩施）报备；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及湖北省教育厅将先后就上述材料进行批示；学校在收到指令后，方可组织考试。自1939年度开始，学校每逢毕业季均将相关材料呈送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时，造具毕业生名册统计表，附学生相片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鉴核。

1940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毕业考试办法，改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考试为“总考制”，并计划于1941年新学期实施。然而，部分学校执行新办法不力，为此，教育部于1941年5月10日训令各学校，指出“仍有少数学校学生不明了总考制之意义，每以准备时间不足及体力不济等为理由，具呈本部请缓实施，其所陈不无因循积习，以视本部对于战时青年应加倍努力之期望违反，实多殊堪惋惜”。强调各学校往往将最后一学期期末考试视为毕业试验，这不切合毕业以后的实际需要，故而明确“本案关系提高学生程度及增进效率者，至为重大，各校自应一律遵办”。中华大学对此予以严格执行。

中华大学自陈时执掌校务之后，一直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办学理念来治校，当时政府出于对私人办学权的尊重，不轻易干预私立大学的具体事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将私立大学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将其地位进一步提升至与国立大学对等的地位。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的私立大学不得不寻求国民政府庇护进而加入“国家队”，而此时的教育部乐见私立大学的主动“投靠”行为，一方面将部分西迁私立大学“国立化”，另一方面趁机对其他西迁私立大学的办学活动进行规训，将其纳入国立大学“有章”的制度规范当中，也即该部严格管控学校招考及毕业事宜。就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而言，这是一场未竟的“国立化运动”，因其体量过小，并且国民政府教育部本身亦限于办学经费支绌，只是管控其招生资格并严格其毕业事宜，而未能准许其由私立而转为国立。“无序”与“有章”并存，从“私立”到“国立”的努力，从学校的种种“苦衷”中，不难窥见战时后方私立大学的生存逻辑。

四、国难中坚持办学宗旨及特色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华大学在艰难生存中未改初心，依然坚持学校办学宗旨及特色，凸显了为振兴中华民族办好大学的坚强韧性。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学校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接收沦陷区的借读生、转学生，让他们继续完成其学业；内迁重庆后，一方面努力扩大学生招录规模，为国蓄才，另一方面，保持传统办学特色，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会计人才；抗战后期，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学生从军运动中，学校鼓励英语成绩较好的学生投笔从戎，短期培训后应征入伍服务盟军作战。毫无疑问，中华大学为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

其一，接收借读生、转学生。全面抗战爆发后，立下了教育救国、振兴中华雄心壮志的陈时及中华大学，在支援抗战方面作出的贡献，首先是以借读生形式接收内迁武汉的中国其他高校的学生，为国家保续人才力量。在西迁前，学校应国家培养战时人才需要，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接收战区迁汉的应届毕业生到校借读，时间约为一学期、一年不等，学校准予其与校应届毕业生一同参加毕业考试（见表1）。

表1 1937—1938年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借读生一览表

西迁重庆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继续响应政府号召，承部令接收借读生、转学生。1938年初，国民政府公布了《战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嗣后，教育部根据该办法公布了《教育部登记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分发借读办法》。1939 年6 月，该部考虑到全面抗战已近两年，国立各高校的统一招生工作正在大力推进，收容和接纳分发战区流亡学生转校、借读工作正在进行，又颁发了《抗战期间专科以上学校借读生学籍处理及毕业证件发给办法》，对借读生的“学籍处理”和“毕业证件发给”作了更加妥善和周密的规定。是年，学校接收借读生共计9名（具体情况见表2）。从转入学生的情况来看，学校较为主动地遵循了教育部的借读生办法，不仅接收了中专院校的学生，也接收了西北大学、西南联大、光华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等知名学校的借读生。

表2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1939年度第二学期各院系借读生一览表

1941 年8 月9 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借读以原校陷入战区或停办者为限，转学应由学生自行报考”并令中华大学在校学生一体遵照。9 月30 日，该部分发第一批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借读，分发借读生国立东北大学化学系一年级苏志新到学校。10月21日，分发上海私立新中国大学理学院化学工程系一年级生李宏道到学校。10月24日，分发第二批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借读生持志学院国学系二年级王应銮到该校。10 月30 日，分发北平中国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袁书林到学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澳门、上海租界等地沦陷，国民政府就各该地退出之学生借读一事作出相应规定。1942年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代电，称“凡自港沪澳退出之学生仰一律准许借读，免收各费并列册报部，由部酌给补助”。4月30日，该部分发香港私立广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曹美成到学校借读。5月4日，分发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政经系二年级生刘开瑞、周家庆到学校借读。8 月12 日，该部训令学校优容香港学生，“该校收容香港大学学生，准入原年级肄业，如必须举行甄别试验，得展缓至明年暑假时举行”。10 月28 日，该部又分发香港国民大学一年级学生曾永昌到学校借读。

其二，扩大学生招录规模。1939年中华大学在渝招收第一届新生、转学生及借读生。1940年度报考人数为190 人。1941 年度参加考试的为363 人，其中正式录取166 人。1942 年上半年，各院系各年级在校学生为274 人，其中，新生及转学生为69人，借读生1 名，休学生31 人，复学生9 人，退学7人。1942 年度参加考试人数为616 人，录取218人；同年，学校接收港澳地区退出之学生，槟榔屿等地侨生。1943年度报名参加考试人数840人，实际参加考试者为682 人，该年度录取标准线为总平均分30 分，录取总人数为220 人。1944 年上半年，在校学生人数为464 人；会计专修科新生招录情况良好，有成绩者168人，正取36人，录取分数线为30 分；下半年，在校学生340 人，从军17 人。由此可见，战时学校的招生呈良性增长势头。

其三，保持商学办学特色。在吃饭已成“最大政治”的困局下，中华大学仍努力维持学校原有的文、理、商三学院七学系（文学院下设中文系、外文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化学系，商学院下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的办学体系，并且一直保有商学学科优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有限资源为商学院的学生开展实习活动，以保证教学质量。如1939 年1 月17 日，学校工商管理系10 名学生，在唐学庠教授的带领下到美丰商业银行参观，受到了总经理唐忠如的热情款待。1943 年11 月18 日，学校致函中国毛纺厂公司，函告该校商学院三年级学生“约30人拟于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前来参观，藉资历练”。1943年12月2日，学校就商学院学生12 人拟赴厂参观见习事致函裕华纱厂。此外，学校高度重视商学院毕业学生的就业情况，先后介绍他们到国民政府粮食部、财政部税务处、盐务总局等单位工作。比如，1942年8月，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复函学校，函称“贵校……商学院毕业生杨汝兴、尹孟婧二名……现已来部报到，刻因本部会计处限于缺额，其名义一时未能提高，以后考察工作情形，再行酌办”。1942 年7 月9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务处致公函给学校称：“贵校……毕业生王锡明、刘澧芬、杨文祥、卢集熊、尹孟婧等五名……志愿服务本税，自所欢迎，除女生请另候通知来处外，所有男生请转知于本月16日前来报到，以便参加财务人员训练所受训。”

其四，为战争需要开办会计专修科。1940 年1月，为了救济失学学生并适应战时会计人才亟需，中华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开办会计专修科（二年制），呈文称：“各地空假高中毕业生及战区退出失学学生，均纷纷请求入学，且贸易委员会与财政金融机关多来函征用毕业生，为适应急切需要，拟于本年春季招收二年制（上课一年实习一年）之会计专修科，新生一班约五十人，隶属商学院。”这次呈请很快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其首要原因是战时国民政府急需财会专业人才；其次是学校商学院办得不错，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1940年2月2日，批文正式下达，中华大学商学院获准“自二十八年度下学期起添设会计专修科，该科主任应另选专任人员充任。招收该科新生及其他各学系转学生，应俟补呈招生简章并补报各系拟招名额到部，再行核办”。开班以后，报名踊跃，第一次就招到新生一百余人，以至学校将其分为两个班来上课。

其五，宣传、支持抗战。全面抗战伊始，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就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斗争，同时，学校响应湖北省教育厅号召，成立战时服务团中华大学分团奔赴乡村进行抗战宣传。西迁重庆后，学校师生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战、支持抗战。1940年5月1日，22名学生联名签署了“武昌中华大学国民抗敌公约”，其内容为：“一、不做敌国顺民；二、不参加伪组织；三、不做敌军官兵；四、不为敌人带路；五、不为敌人侦探；六、不为敌人做工；七、不用敌人纸币；八、不买敌人货物；九、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并表示“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学生用这种较为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炽热的爱国热情。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向重庆各大学征召少校军衔的翻译官，学校各系男生踊跃报名，体检合格且英语成绩优良者应征入伍，集中在北碚复旦大学培训，至1945 年9 月，先后有五期学生参加培训。

与战时后方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相比，内迁后方的私立大学的处境更为艰难，虽然其影响远不及上述国立、省立学校，但是，它们屹立不倒，确为危亡之秋的国家、民族贡献了其作为施教者的绵薄之力，是故，其战时生活样态及贡献不应一直模糊下去，很有必要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褪去尘封的“面纱”，还原其战时的历史原貌及生存逻辑，并从其生存韧性中汲取发展高等教育的力量。

五、结语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举校西迁，和其他西迁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一道接收战区、沦陷区学生就读，在艰难中弦歌不辍，为国蓄才。同时，该校在困难中坚守自己的办学特色：其一，坚守商学办学特色、努力发展会计专业，服务于战时政府与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要，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会计一直是该校的特色专业，战前学校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七个系，战时除努力保持办学的延续性完整性以外，特别设立了会计专修科，服务于战时政府与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要；其二，重视毕业生工作，学校特设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负责毕业生工作，充分利用学校董事社会资源，积极推荐毕业生就业，1939年至1946年，中华大学在渝录取考生近1000人，除结业的编级生（即插班生）、借读生、保送生、同等学力生外，大学本专科毕业生300人左右，大部分进入党政机关和投身实业救国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