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与理论自信：新闻传播研究的“东学西渐”
——基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分析

□文│张金凯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的对外传播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广泛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出版走出去不断推进，在学术研究领域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也刻不容缓。近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图书对外出版项目扶持优秀学术著作译介到国外，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下简称“外译项目”），其依托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通过对优秀学术著作的译介，将具有代表性的、呈现国内研究水平、传递国内研究动向的学术成果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与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和研究机构合作，对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出版，不仅是出版学术研究成果，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学术成果代表了较高水平的文化思想结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和支配着文化思想的基本逻辑框架和话语体系。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在东西方交流中也需要依靠学术出版的支撑，通过中西方出版的学术著作实现学习、对话和交流。经过百年的学术激荡和本土化历程，已经产生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代表中国研究特色的、呈现中国学术旨趣的在地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并从逐步反思、立足本土、构建本土话语的理论自觉阶段，开始进入主动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理论自信阶段。这一批批著作的译介，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研究话语体系，并逐步推动建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

一、从学术出版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生命周期

新闻传播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新闻学因其历史使命相对来说更容易摆脱西方话语框架的束缚。从学术出版的角度，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研究经历了从“舶来品”的理论依附阶段到逐步反思、立足本土、构建本土话语的理论自觉阶段。

1.理论依附：作为“舶来品”的新闻传播研究

尽管中国早期的新闻传播研究主要依赖于对西方理论著作的引进和学习，但是也正是通过西方理论话语的推动，使得新闻传播研究在中国能够比较迅速和顺利地实现学科化。在这一阶段大量西方著作被译介至国内，一度受到国内学者的追捧。找到“学科”并把它拿来全面完整介绍到国内，就是翻译的基本目的。[2]学科建制的初步阶段也正是通过对西方的适应、模仿、吸收、筛选、甄别、归纳等一系列学习过程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并将之体现在中国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中。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成为知识最初的生产者、话语表述者，成为学术话语“权威”，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被非西方学者“跟着说”“比着说”，构成一种“标准”、一种“参照”、一种主导的“思想”。[3]我们当下所使用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等，大多还是依附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文化差异、政治分歧等原因，萨义德强调在“理论旅行”过程中因时空限制等原因产生误读很常见，需要保持一种开放性和批判性。也正是基于这种开放性和批判性，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逐渐步入立足本土的新阶段。

2.理论自觉：立足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研究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对理论的引进脱离该理论在美国产生的学科背景，除了进行观点的论述和逻辑推演，更多是注重传播学理的探讨和传播技巧；对理论的现实运用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出现了将一些理论运用于中国时的削足适履现象。[4]如果不去关心中国社会真正发生的现实，不去深究和总结经验事实背后的社会发生逻辑和历史变迁规律，那么讲述的“故事”将浮于表面、无的放矢，西方学者更难以理解。西方尽管有众多成熟的社会理论资源自有其谱系，也构成其话语体系中的一环，将其用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其实并不完全适用，将这样的理论误用再传播到国外，一来容易引起对描述现实的误解，二来会显现出自身理论驾驭的不足。尽管至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在这一阶段相对来说已经能够实现一定的理论自觉，即自觉检视西方理论、自觉反思现有理论。

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人文社科，尤其是基础学科，新闻传播研究自有其现实基础，特别是当下媒介技术迭代、媒介化不断深化，也要求和反推新闻传播研究跟上时代步伐，以求准确、及时反映时代和社会发展特征。从近些年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优秀成果中可以看到，大量中国本土传统和现实社会经验提炼、总结出来的新闻原理和传播规律在其中得以呈现。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已经从主要引进西方新闻传播学术著作，并对西方著作进行解读和在地性阐释，走向深耕于本土，将本土实践与前沿理论相结合的阶段，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征、反映中国当下实际情况的学术成果。

在此基础上，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要求，考虑从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角度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时，更需要思考其在国际语境下的哲学理念，如何与国际既有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及其背后深层的含义和价值。[5]这不仅是从事本土化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将是建构学术话语权的理论根基之所在。十余年“外译项目”的推进，将有助于从学术出版的角度思考新闻传播研究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二、走向海外的中国出版：“外译项目”中的新闻传播研究

随着走出去倡议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也不仅着眼于内化国外相关理论或提出本土化概念，而是将视野放到国际学术话语场和全世界，思考如何让本土新闻传播理论话语走出去。在此建构过程中，国家一系列图书对外出版推广计划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平台，通过与国外著名高校和出版社合作，将体现国内较高研究水平、具有话语影响力的优秀著作译介至海外，让国外学者和大众了解当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关注点、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这也将推动学界主动建构对外话语体系，让国内新闻传播研究构成“东学西渐”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东学西渐：“外译项目”的传播使命

自晚清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容闳提出“西学东渐”至今，西学在中国传播已逾百年。百年来更多的状态是中国紧追猛赶，将西方更为前沿、更为普适、更为深刻的理论成果译介至国内，这也包含了西方掌握了主导学术话语权的原因。但是在西学引进的过程中，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没有放弃将西学的合理内核内化和本土化，以期反向输出给西方来实现“东学西渐”。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启动了“外译项目”，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6]2013年至2019年间，我国版权输出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版权贸易顺差更是不断扩大，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2013年的1:1.75达到 2019 年的1:1.02。[7]也就是说，当下版权引进与输出总量已基本均衡。其中，“外译项目”作为学界盛况和对外输出的重要平台，亦在出版走出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著作相对于其他大众文化或普及性内容，尽管受众面更窄，接受门槛也更高，但是其权威性同样更高，也更为国外同行所接受，从而所形成的知识认知与文化认同也更为深厚。20世纪后期美国学界提出的“法国理论”思潮，正受惠于当时大量法国学术著作输入美国，同时众多美国学者对这些著作高度推崇所引致。而如今要在国际学术话语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的学术著作一方面需要更多精良的著作译介到国外，另一方面使得在与国外学者对话中让其对这些研究成果产生认同和推崇，借助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权威性，在国外的学界乃至大众中产生相应的影响力。

2.出版中国：“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2014年“外译项目”增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门类，至2021年已有16部著作获得立项。这些著作从某种层面不仅反映了当下国内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理论旨趣和思想指向，也反映了中国大众传媒和媒介化社会的发展态势。学术出版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是会通中西、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以“外译项目”为代表的学术出版项目，不仅作为中国对话话语建构过程的阶段性表征，同时需要实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参与到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作为“出版中国”的重要典范，这些著作从不同面向以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框架叙述着“中国故事”，并试图归纳出具有本土新闻传播研究特色的“中国理论”。

中国故事。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国工农阶层研究一直是富有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将成为抗衡西方政治传播、种族研究、宗教研究和健康传播等优势研究领域的一大重点。其主要围绕两种研究对象，一是大众传媒从业者的劳动，一是其他劳动者的媒介实践。这些著作集中反映在新闻传播领域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农阶层一直是中国故事的主体，工农阶层叙事也一直是中国故事的“宏大叙事”。

正如《进城》作者所言，通过回到经验事实本身，遵从发现的媒介逻辑来深入理解和分析作为行动者的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内涵和意义。[8]中国故事的叙事需要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中，同时倾向于使用行动者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所推崇的。一方面传递中国故事，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框架呈现中国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过程中各阶层、各族群的媒介实践，以及大众传媒本身的行业转型，呈现中国近年来传媒行业的社会、体制和职业变化；一方面传播中国故事本身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实践，在新闻传播领域既展现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文化交往，同时又将这种文化交往与媒介实践融合在一起，从地方、区域和全球视野，讲述中国与其他地区、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换句话说，通过回到中国故事本身，遵从发现的媒介逻辑来深入理解和分析作为行动者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内涵和意义。这样的中国故事不仅更能够体现中国本土的时代特征，同时在国际学术话语场中也将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由于语境的陌生、文化的隔阂，很多故事并不能为大众乃至国外学者所接受，如何叙事成为学术交流的基本思考点。《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聚焦于近代涌现的各种画报、画册、摄影、漫画等图像载体，这种具象化的方式在传播过程中更容易为异文化语境的受众所接受。拉近受众与中国故事的心理距离、思想距离、生活距离，对中国故事“具象化”再造、“叙事化”传播、“感性化”形塑、“日常化”言说。[9]可以说，这样的“讲故事”不仅让中国故事更为受众所接受，同时不乏学理性的论述也在叙事过程中自然呈现。

中国理论。中国故事描绘的是在中国社会发生的社会现实，呈现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同样也要通过中国故事凝练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理论。这也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很多中国学者往往容易忽视或者遗漏的地方。郑杭生指出，当下众多学者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用来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10]这就需要学者一方面对西方理论概念及其谱系和思想体系十分熟悉，一方面对转型中的中国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中国理论”。

在“外译项目”中多部著作采用了西方的理论概念，集中呈现了当下新闻传播领域在使用西方理论概念中逐渐突破当初“西学东渐”早期遭遇的一系列问题，进入反思西方理论、提出中国理论的阶段。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走进国际学术话语场必须具备的能力，由此新闻传播研究才能够拥有和国家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合作、交锋和对话的前提条件，也为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进行本土化新闻传播研究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社会现时发生的实际经验和传统变革，以归纳和提出更为精炼、准确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在建构本土理论和理论旅行的过程中，大量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不论这些概念成熟与否，有根据地提出这些概念本身就值得提倡。挖掘本土话语概念在于从现有的概念话语中发掘其新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并赋予其新的话语意义，这并不是对概念话语的歪曲，而是发展和推进话语的变革，这也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理论自信：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未来建构

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优势更得以凸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力还远没有跟上综合国力的步伐。一国的学术话语权既离不开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保障，又需要依靠学界持之以恒对于学术话语的生产。近30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界也从“理论自发”走向“理论自觉”，同时这份“理论自觉”有助于提升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有了这份理论自信，不仅仅是客观现实所呈现的中国制度和发展优势，同时也是从主观层面不再仅仅依附于西学，不再习惯于借西学来反观中国。这就对国内新闻传播研究学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促进学界跳脱第二阶段的“舒适圈”，自觉、主动进入构建对话话语体系、建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这一第三阶段。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要求，需要意识到这是在学术研究上凝练中国特色的一次良好机会，也是中国走进国际学术场的必然要求。有了对外话语体系才能建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没有话语权的支撑，就无法实现理论旅行的持续进行，在面对西方话语构筑的一座座学术高山时，没有本土话语体系的支撑，翻越的自信就无处凭存。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是立足于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增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11]

在思考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如何聚焦这些问题点，寻找中国新文科建设的知识路径，着力解决西方理论概念的普世性和中国文化意涵的本土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关键所在。[12]可见，中国理论并不是说要完全抛弃西方理论概念，而是在学习和使用这些理论概念时注意这些理论概念本身所包含的话语指向和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与中国本土文化意涵很多时候并不相容，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重新解释理论概念还是完全抛弃，则需要依据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文化话语研究》，通过对西方的“话语分析”进行全面考察，指出其既包含了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又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现实，从而根据中国本土实际提炼适用本土的话语范式，并尝试对城市、贸易、公共领域等方面进行话语实践。这样的中国理论尽管仍可溯源至西方理论，但是已脱胎换骨成为具有本土特色、适用于中国媒介语境的一般理论。

作为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化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不仅需要从学理和逻辑上经得起推敲，更要在媒介化社会实践中得到体现和佐证。发现传统与当下的媒介实践，摸清实践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时空变迁动向，深入理解生发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动因，在此基础上才能归纳媒介行为的行动规律以及提炼更为准确、深刻的一般概念和理论，这已不仅是在本土化阶段提出某个局部的、自洽的理论或概念，而是主动建构成体系、成系统的媒介话语网络，将理论、规律、概念、话语融合为具有统一特征和整体风格的系统化话语体系。在各种对外交流和对话的学术平台上，拥有系统化的话语体系将是一种理论自信的表现。也正是拥有这份理论自信，才能够主动在国际学术话语场建构学术话语权。

四、结语

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从早期“舶来品”的理论依附阶段到逐步反思、立足本土、构建本土话语的理论自觉阶段，现在进入主动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理论自信阶段。理论自信，不仅仅是客观现实所呈现的中国发展优势，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境，凝练具有本土特殊性和一般普适性的理论和概念，以新闻传播研究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框架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理论”。

中国学术出版将成为传播中国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渠道，一方面侧面呈现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和趋势，一方面主动搭建沟通中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平台和渠道，在此过程中，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将成为沟通平台搭建的基石。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对外传播过程虽然漫长，但是随着包括“外译项目”在内的一系列战略举措的推进和学者们的添砖加瓦，可以看到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正逐步扩大、完善，在国际学术话语场也将有望掌握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