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主流舆论格局中的内外宣联动机制：基于网络联动模型的讨论

王贵斌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反映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为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构建主流舆论格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既需要准确把握当前传播的基本情景，又要全方位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各种要素的有机组合，从而优化传播过程。鉴于“每一种媒介都包含技术、社会关系(机构)和文化形式的要素，并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下被塑造”[1]，对媒介有关因素及其互动作用的发现，将有助于传播过程的优化。那么，在构建主流舆论格局时，涉及宣传的构成内容有哪些？这些构成部分是如何实现联动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厘清媒介与舆论之间的生产机制，揭示媒介包含的技术、文化以及社会机构作用机制，实现这些要素的有机联系。

新闻框架有效解释了媒介生产的机制，展示了舆论生成过程中的内容生产、意识形态等重要内容，它能够框架化社会事实，促成社会舆论的成型。媒介框架能够定义话题方向，当媒体报道选择强调某些特定因素后，个人在构建观点时，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2]。在接到媒体提醒后，受众框架被激活，用户会按照媒介提示方向思考。恩特曼发现，美国的新闻生产深受文化情境影响，它规范着媒介组织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进而对公共舆论构成框架化，他用“网络联动”概括这些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网络联动揭示了文化情境、权力运作、媒介报道和公众舆论之间存在的框架化作用机制。网络联动解释了当代媒体和公共舆论的生产机制，对于我国的主流舆论格局建设具有参考价值。故此，借助网络联动模型，本文分析了内外宣联动的基本情境及其相互关系，对内外宣联动的中心任务进行思考，以便推动主流舆论格局的建设。

一、文献综述

(一)网络联动模型

网络联动是对框架作用机制的新认识。从理论发展看，人类学家最初用框架解释人类之间的互动，认为意义的生成与传播环境、认知主体等有复杂的联系[4]。“框架”最初被界定为“某时空界限内的一组互动信息或有意义的行为”。戈夫曼发现，符号互动论对人类行为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忽视情境，他认为情境框架化了符号和意义[5]。为了验证这一观念，戈夫曼对精神病院中病人与其他亲密关系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观察，结果发现现实互动中设定情境的重要性[6]。戈夫曼虽然没有清晰界定什么是情境，但他认为，诸如犯罪这样的行为，可以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确罪、审判和惩罚。而这些部分的情境被有效地设定在特定的空间中。戈夫曼认为，“犯罪现场，审判大厅和拘留场所都被安置在同一个小房间中；此外，犯罪、逮捕、审判、惩罚和重返社会的完整周期可以用两个手势一目了然”[7]。情境具有设定互动环境、规定人们行动的能力[8]，并时刻影响传播参与者的信息互动与意义生产[9]。这一发现将微观层次的符号互动论与更大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10]，对解释人类社会行为及其意义的产生至关重要。在戈夫曼之后，学者们将情境扩大到文化及其结构性压力[11]。

媒介作为重要的情境设定，规定和引导着意义生产。一方面，媒介作为中介，设置了人们交流的意义空间。特别是，新媒体和智能手机，使得人们之间的互动表现出很强的中介特征[12]。更重要的是，在传播活动中，情境决定着传播互动的可能性以及意义生产的方向[13]。情境体现为一系列框架化过程，而框架是媒介或者用户在进行传播的结果，又是未来传播的起点。恩特曼将框架视为“一种描述传播文本力量的方法”[14]。框架之所以能够影响用户，主要原因是权力、意识形态参与媒体生产，设置了受众接触的框架。框架能够界定问题、设定问题产生的根源、做出道德判断并提供解决方案[15]。媒体重复强调某些事实，从而为那些支持者提供了最好的支援。当新闻框架偏向某一内容，也意味着这些阅读新闻的个体获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力量。恩特曼认为，框架化还体现在受众成员的阐释以及偏好方面。通过框架的历时特点与文化共鸣，框架与传播就可以区别开来。受众框架会影响受众的认知基模，而传播则既可能是信息的传输，又同时扮演文化维系角色。因此，要获得期望的舆论转向，需要将用户既存的基模联系起来考虑[16]。

据此，恩特曼发展出网络联动模型[17]，以之指示媒介框架化过程中各种情境的相互作用。在网络联动模型中，网络特指关联集群。关联集群的概念可以用来讨论政策、议题和跨国倡议等领域，总体上以组织/个体和密集的信息交换为主，且伴随一定程度的对话[18]。在这一概念体系下，我们发现文化情境、权力机构、传播文本、公众舆论之间的存在明确的级联关系。网络联动模型反映了公众舆论的可塑性[19]，为建构主流舆论格局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

(二)宣传与中国宣传

现代宣传的界定人是拉斯韦尔，他的博士论文讨论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而此后30年间他的讨论主题就是宣传与公共舆论[20]。根据拉斯韦尔的观念，宣传就是对现代社会施加控制的有力工具，通常涉及操纵符号以达到传播者的目标。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对宣传的特殊情境尤为关注，例如战时宣传与常规宣传不尽一致，而且全球化传播与限定在一国范围内的传播也很不相同，但这不意味着宣传工作无迹可寻，它作为现代科学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与新闻报道相比，宣传有更明确的目标，即用户接触宣传信息并接纳之。

将宣传与现代传播体系结合起来，是世界各国提升国家形象和进行国家管理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宣传工作，并且紧跟技术发展，广泛应用现代传播理论。在建党初期，中共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21]。而延安时期，中共已经非常重视国际广播，以争取海内外人士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人大都对宣传工作做出指示，形成中国特色的宣传体系[22]。“中国的宣传体系积极吸纳了政治公共关系、大众传播、政治传播和西方民主社会常用的其他现代大众说服方法”[23]，具有很强的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特点。

十八大以来，中共宣传发生重大转折。在此之前，中共宣传政策一直把国内用户与国际用户区分开来，进行分别对待。例如，在宣传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内外有别的策略[24]。在宣传方式上，中共的宣传经历了浓厚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走向高度注意新闻舆论的规律[25]、强调内外宣相统一等不同阶段[26]。在十八大召开后，中国梦、“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宣传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共主动拥抱互联网，高度重视传播规律，中共舆论宣传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至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的宣传愈益完善。宣传政策、媒体组织、宣传方法，以及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展示出很强的系统化特征。中共的宣传观念展示了强大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面临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内外宣联动的提出意味着宣传工作对内对外一盘棋，把握两者的互动机制，创新外宣方式[27]，提升内宣水平，对内构建主流舆论格局，增进传播效果。也就是，让国内民众形成强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创新宣传方式[28]，扩大宣传范围，建设主流文化；让国外用户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主流文化，客观看待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

二、建构内外宣联动的文化情境

我国的宣传体现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性特征，政治权力的行使与媒介的信息传播形成互动，直接作用于媒介报道，进而影响公众舆论。这些内容构建了中国内外宣的基础，实现内外宣联动就是要将相关情境联结起来，形成网络化结构。

(一)中国主流文化的设定

第一，内外宣联动的文化构成。在一切的传播行为中，文化是底色，是长期影响传播的基本要素。“文化意味着对人特殊能力、感觉和思维的培养过程”，格罗斯伯格援引威廉斯的说法，“文化并不仅是对新工业和生产方式作出反映，它涉及一种崭新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换言之，它能让人意识到人和社会在实践中相分离，同时又被各自强调”[29]。主流文化不单是在严肃媒介中传播，也在流行文化中广为扩散。当代流行文化的遍在，使得流行文化成为最有力的媒介建构者。尽管流行文化具有极大的传播流量，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先进文化，是塑造流行文化的内核。中国主流文化离不开中国历史传统，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在媒介报道和用户认知方面起作用。因此，中国文化不仅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包含社会主义建设和宣传的经验积累，以及由电视、网络和电影等建构的流行文化。中国文化将是主流舆论格局建构的基础，而技术手段和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是情境外延。

第二，协调媒介报道，注重中国主流文化的历史性、现实性和世界性。中国主流文化的历史性显示中国文化的包容、合作和和平友好，现实性则强调中国发展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例如，培养用户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理解，要将倡导的中国主流文化与面临的挑战结合起来，帮助用户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为基础的理解沟通桥梁就是内外宣联动的前提条件。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亚洲的发展具有积极价值，也使得人类精神进一步优化，提升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出很强的稳定性与追求发展的特征。

中国主流文化的世界性是其具有包容品质的持续发展和与世界保持连接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和行动，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新理念。这些理念有的诉诸于实际行动，有的强调价值观。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主张是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负责任的观念，体现着大国责任。中国主张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自然延伸，“只有实实在在地推进改革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国家形象”，媒介报道“就是要如实展示我国改革发展的良好形象”[30]。随着中国元素在媒介作品中的增长和中国对演艺队伍的整治，媒介作品的中国特征不断增长，而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主张和媒介报道成为国内外用户认知和记忆的内容。

(二)新媒体新形势对文化情境的再塑

第一，社交媒体推动社会参与文化的形成。新媒体激活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全媒体发展不是用传统媒体制造新媒体，而是将新媒体充分融合与渗透。例如，传统媒体的短板是社交，就不能重新发明传统媒体的社交部分，而是要借用新媒体，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和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将宣传工作做到位。以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的社会参与文化为参照，推动互联网舆论交汇融合。微博作为爆料社会问题的窗口，是民间舆论表达的平台。通过网络爆料，形成社会压力，成为民间反腐的一般流程[31]。胡泳指出，网络爆料的众多事件，大都与政府治理或官员行为有关[32]。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微博成为两会意见的收集平台。如果说微博是联系陌生人为主的信息工具，微信就是联系熟人社会关系的工具[33]。短视频后来居上，成为趣味人群连接的平台[34]。互联网发展进入“下半场”，媒体信息传播的智能融合将得到极大的发展[35]。对社交关系和言论表达而言，这意味着互联网舆论的更快捷和更智能，参考社交媒体舆论，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内容必须关注的部分。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风险和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也为中国主流舆论格局带来了一定冲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深刻含义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带动社会发展，“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36]；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模式令世界瞩目；国际形势呈现出东西方平衡、世界的多极化特征。在这种情境中，中国应当而且有能力更主动参与国际社会，形成新的全球化主张，并已经体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在“大变局”时期，我们的周边环境就可能遭遇诸多变革，对此媒介有义务向公众解释。在对内与对外宣传上，中国主张能够为国际社会的平衡、科技的发展以及全球化发展提供新机会、新气象。

三、内外宣联动网络的激活

内外宣联动就是要将传播情境的各部分有机联系起来，由文化设定次级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设定媒介文本方向，媒介文本设定公众舆论，从而形成彼此相连的传播机制。

(一)推动国家权力与媒介关系联动

第一，以制度优势，推动内外宣联动。国家是传播资源的拥有者和传播制度的设计者。因此解释中国的国家权力运作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看到中国的努力方向具有矛盾性的一面，但也要注意中国的媒介体系是党的媒介这一实践。中国的媒介在传播理念上既有国家主义的成分，又有全球主义的内容，二者相互交叉，中国的媒介也面临“国家的”和“全球的”互动交汇，两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存在矛盾[37]。也有学者将中国的媒介理论看做是一种与四大报刊理论不同的国家媒介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新闻传播相对的自主性带来了国际新闻报道的新变化[38]。实际上，“党媒姓党”，“一个标准全覆盖”等一系列顶层设计，是在新时期形成的中国传播制度。

第二，加强内外宣管理机构的灵活性。传统上，内宣以中宣部为中心，外宣大都以外交部和涉外媒体为主。由于当代传播的全球化，这些机构之间需要保持高度灵活性，实现通力合作。作为中国的宣传直接管理部门，中宣部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以确保国家利益。中宣部与地方媒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表达，这既可以看做是中国国家权力对管理的灵活性，又是出现舆论不一致的重要根源。就其实质来看，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之间的不统一，在共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下，体现出二者追求利益的不同[39]。不过，以国家总体利益来看，这些差异并不构成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冲突，它们可以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进行统合。

第三，深化自媒体与党媒的全媒体协调。全媒体是中国媒介发展的基本目标，旨在推动媒介发展和加强新闻报道的价值引领。在新时期，国家推动“全媒体”发展，自媒体和党媒的新闻报道，总体上接受我国新闻宣传方针指引，实现自主传播。但“全媒体”的舆论表达将不再限于媒体引导，协调自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成为媒介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平台型媒体和媒体型平台是当前全媒体的重要发展形态，前者像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如果按照以往的媒体界定，他们都无法归入传统的新闻报道机构。然而，正是这些平台，在传播信息方面的聚合与定制，极大地撼动了媒体组织的新闻舆论影响力。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实现用户使用的有机连接，保障舆论导向。

(二)加强媒介文本的话语框架

第一，发挥社交媒体的话语优势，构建媒介事件的框架。大众媒介和社交媒体都是国家认同和国际形象的重要角逐场。国家掌握的媒体资源和自媒体资源的有机组合是促成中华民族的复兴的重要工具。尤其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对国家的建构能力显现出其黑马般的态势[40]，如脸书网和推特网在重大事件传播中，保持了很好的话语优势。它们能够在短时间集聚人群，且潜移默化地渗透了用户日常生活，这些通俗的、流行的媒体传播，可引发公共舆论的累积效应。如此一来，社交媒体的流行内容与重大事件传播，就能引发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形成社交媒体设置严肃媒体框架的情境。

第二，提升话语认同水平。媒体文本包含明确的或者隐含的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它与公众既有的认知基模一致时，便能产生强大影响力。为此，媒介文本可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媒介首先要控制‘真实’，将真实还原为人们可以感知的，这意味着将其作为尽可能掩饰其选择性和表达意图不足的话语结构。另外，要以话语方式建构出来，使得那些没有获得利益的个体接收其作为真理的现实塑造”[ 41]。媒介框架设定的核心就是受众对媒介话语的可感知性，将话语设置与利益个体连接起来，既满足了利益群体需要，又加强了其他群体的现实感知，有助于最大限度动员群众。在话语认同中，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重要的话语表述，它们均可引发用户共鸣。话语认同还需要根据媒介特性分别对待。如流行的媒介，包括社交媒体在内，通常是包含高度情感的，因此大都采用民族主义。在严肃媒体的信息传递中，理性主义诉诸人们的利益要求，也能获得较好效果。显然，两者各有短长，民族主义话语把握得好，能够获得最大化效果。

(三)以媒体引导实现舆论统合

第一，实现媒介框架与公众兴趣的对接，实现社会认同。公众对多种报道框架的兴趣在于能够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无论是出于心理安慰，还是实际行动驱使，不同框架可以让人们的身份得以展示。在公众身份转变过程中，人们会自觉将对国家认同联系起来[42]。社会认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依据是周边意见的表达，媒体框架可辅助公众认知。泰费尔和特纳等认为，社会认同是人们如何将自己定义为社会集体和类别的成员[43]。身份建立是内外宣联动的核心，身份创造意义。个人的“社会”身份植根于社会关系中，但具有不稳定性[44]。社会关系因媒介使用而变，社会关系有差异，媒介使用就有差异。参与情境和话题对个体的利益、情感影响不同，身份就会不稳定。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当感知意见“共同体”存在时，就会通过符号和仪式中介等媒介实现认同[45]。

第二，发挥媒介影响公众舆论的心理机制。首先，心理机制是舆论生产的基本原因。当代舆论的解释，已经转向心理机制[46]。媒介可在大众传播中产生强大的恐惧诉求，计算机中介传播则显著削弱了对孤立意见表达的负面影响[47]。社交媒体推送方式强化了公众自我意见表达的正确性。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意见表达过程已经倒置，即先决定要不要表达意见，然后寻找表达机会，而焦点事件则正好满足了表达愿望的需求。其次，意见领袖仍然重要。拉扎斯菲尔德发现了影响力产生的“意见领袖”，而社交网络加强了意见领袖的作用[48]。意见领袖成为级联效应的一个关键节点。级联效应是指存在一些对某些事件比较关心的个体，他们通过发表意见，能够影响多达一百个的直接关系，而这些被影响者能够在其社交关系范围内产生更多影响，如此反复，从而增强了意见领袖的信息扩散。此外，大众心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能根据极化意见聚焦和重组归属群体。李普曼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认为，“冲突和分歧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无法……达到目标”[49]，这是在利益形成过程中的惯常形式。正是因为人们的利益诉求不同，人们需要以意见为参照，寻找属于自己的认同。在冲突和分歧的意见形成后，群际界限被打破，群际水平反映了参与者的自身的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群际过程展示了信息接受的偏好、情感和共意的存在。

第三，媒体引导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反作用于信息传播。媒体能够引导公众舆论，促成用户的群体成员身份。内外宣中的派系或趣缘特性，会造成群体身份差异。群体身份差异属于社会一般现象，对于一般的情感表达，可视传播偏向进行归类。负面情感聚集数量众多，则需要从源头上找寻相关信息及其报道，实现公众舆论的情感宣泄。对于策略性行动，即由于网络动员或者线下组织行动，有待国家权力机构和媒介共同努力。这种运动式行动往往是相关事件处理方式违背了主流文化内涵，要反思在内外宣联动中存在的不足。

四、内外宣联动的实现策略

网上网下一体、内外宣联动是希望国内外用户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行为角度看，这些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使用户直接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和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文化、政治权力、媒介报道与公共舆论之间彼此相连，实现真正的网络联动，将为内外宣联动带来助益。内宣外宣作为传播行为，联动的基础和实现都依赖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价值认同。

(一)媒介的互融互济

发挥媒体在内外宣方面的协同作用，形成媒介间的互融互济。将人民的意愿传播出去，形成对内宣传支援外部宣传的功能；将外部世界的复杂性根据媒体框架传播到中国社会，形成支持用户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具体到媒体的分工协同，就是要将代表国家主张和传播国家声音的主流媒介，与通过社交媒体提供讨论和信息扩散的媒介结合起来，前者强调权威性，后者注重对话的平等性。主流舆论格局的形成，还要对当代意见表达给予高度关注。鼓励理性讨论，促进意见结晶，是主流媒介需要加强的内容。充分利用主流媒介与社交媒体的讨论空间，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主张传播出去，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互动。

(二)核心是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的联动，就是要解决中国媒体出不去，公众对外国媒体信息的青睐问题。框架化的网络过程，展示了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而不同国家的媒体是符合自身国情和文化的信息供应者。要想突破这一框架机制，在报道内容、传播区域和共同价值方面做努力。

第一，媒介报道内容选择的突破点。以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为方向，选择内外宣议题。这些议题可以是科技、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议题，也可以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事件。考虑到政治沟通方面的沟通难度，优先传播科技和经济等硬新闻，真实展现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水平。实现中国主张和中国价值传播，除了在坚持共赢合作外，还要对国际社会共同问题给予足够的报道，形成中国全球经济的绿色发展，降低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由于发达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事实上造成了全球不平等和发展中国家遭受环境破坏等发展的巨大压力。

第二，传播优先发展区域的选择。加大文化方面的交流，优先发展“一带一路”国家见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建立良好的信息传播关系。无论是出于地缘政治优势，还是合作共处的现实状况，对已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优先报道[50]，将是中国媒体内外宣联动的重要方向。

第三，展现中国价值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共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需要在全球交流中共享共同的话语(所有文化和文明都通过全球交流相互联系)[51]。中国价值要与全球传播话语交互，在发展中推进交流空间扩大。以人类面临共同问题为出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成为媒体报道话语。大力推动民间交流，让具有中国文化的产品成为用户喜爱的对象。从用户立场出发，制作媒介内容，是中国价值的内容构成之一。为此，新闻报道要评估不同用户的接收基模，采取针对性报道。

(三)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危害性的评估

第一，媒介报道与“民众”。在价值认同方面，媒介报道应认识到，当代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共同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以“民众”为出发点的思想观念，前者往往比较保守，后者则比较激进。这两种思潮反映了当代政治转向的一些特点，民粹主义反对全球化，民族主义也反对全球化[52]。

第二，在媒介报道中注意框架设置。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观念下，媒介报道要做到联系国内外受众，实现理解中国主张和中国问题，是媒介报道的重要问题。民粹主义对抗主流文化，源自于社会不平等，其破坏力主要集中在国内[53]，网络是重要的滋生土壤，容易造成民众分裂。民粹主义只有文化接触而缺乏文化认同[54]，民族主义诞生于“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55]，容易形成自我封闭和盲目自大。民族主义附着于文化，有可能构成框架化媒介的效果。因此，在价值认同方面，媒介需要一方面动员用户参与，另一方面需要注意框架建构的平衡，防止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

五、结语

(一)结论

建构内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就要把握宣传规律。在当代媒介和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情景中，中国文化展现出强大的内生能力和包容性，这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因。当代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外延上扩展了中国文化。从理论上讲，良好的互动格局，需要考虑用户立场，根据用户需要，生产媒介内容。用户框架媒介的形成，离不开文化情境，文化情境渗透了传播的全过程。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国家权力机构和意见领袖等组织或个人的行动决定着媒介文本的生产。媒介文本反映权力关系和定义事件的方向，能够有效引导舆论。

内外宣联动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从网络联动激活过程看，刺激心理变化的是信息传播，而对内外宣影响最大的还是热点事件。内外宣联动涉及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两种情况，面向国内用户的信息输入，要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变动，呼吁用户理性讨论，形成对外宣传的强大支持。而面向国外用户的信息输出，要准确传递中国的主张与中国人民的立场，同时要按照国外用户思考问题的框架，做到抓重点用户，提升中国内外宣的传播效果。内外宣联动涉及传播文化和传播的媒介格局、传播的国际形势，由此形成中国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传播。传播情境能够定义事件的价值，影响信息的认知，保障主流舆论格局。

内外宣联动具有两个不同面向。第一个面向是内外宣舆论的强化，即在对内对外宣传中，两者并无本质差别，形成“1+1>2”的传播情境。第二个面向是内外宣舆论的不一致，这是内外宣联动的最需要关注的情境。长期以来，我国的媒体对西方的选择报道与西方媒体对中国主流社会现实的报道相一致，都强调重点为负面信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对内传播需要提高中国民众对西方多样化框架的免疫能力。有效利用短视频和网络报道等新兴传播手段是必要的，但更迫切的是，降低媒体传播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根据媒介交流的影响力类型，在国家层面传播明确的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自媒体层面加大文化和网络信息的互动。也即是，内外宣的连接策略是主流文化→“党媒”传播、自媒体传播→传播网络→传播内容→公共舆论。

综上所述，框架是引导用户的有力工具，它能够引发文化共鸣和用户情感共鸣。对框架化研究的模糊性和缺乏实践特征的批评，促成了全面整合的政治传播模式出现[56]。网络联动激活了公众舆论，而内外宣联动可借鉴其发展。文化情境决定权力和媒介使用，媒介文本进一步形塑公共舆论。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部分都对次级联结构成框架化效果。通过设定框架，将不同参与群体或个人联结在不同的结构部分。框架化的过程是传播情境和政治力量互动的过程，其最终表现为对内对外的舆论评价。舆论表现的两个方面，一种是非策略的情感宣泄，一种是网上网下的组织行动。这两个结果应当为文化情境的设定者所注意。内外宣联动是对当代信息超越边界的现实的顺势而为，框架化过程的不同级联，使得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清晰起来。

(二)内外宣联动的框架级联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在框架化方面做出努力，从而提升内外宣联动效果。第一，文化情境是根本。将中国历史传统与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作为背景，构造关于当代问题的中国主张，使之落到实处。如任何传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所示，内外宣联动根植于国家的历史传统与当前文化情境。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所主导，包容其他百家思想，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发展的宝贵经验。媒介格局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动，都促进了中共在宣传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主要是中国主张要学会用他人的视角看问题，降低对外宣传灌输的敏感性；同时要降低国内问题中形成的“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冲突表达模式，形成国内合力。

第二，在中国文化表征下，加强和提升党的引领，构建理性表达的场域空间。在党的领导下，媒介报道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形成中国传统媒体及其互联网服务、社交网络平台服务于公众的媒体信息传播渠道。地方力量、舆论领袖，连同中央各级机构，都成为媒体权力的角逐者。将平台和媒体的沟通作为重点，提高这些机构或个人对媒体类型的使用能力，以保障理性表达空间的规范。

第三，媒介文本与公众舆论，具体体现为包含中国主张、中国文化的媒介产品被生产出来。流行文化产品和高级文化产品之间也可以产生对话，设定有效的媒体框架，为用户框架提供方向性信息。吸取合理的观念，以加强对权力运作的规范。公众舆论则以媒介文本为对象，形成用户的情感交流；对那些在社会中存在较多问题的议题，要迎面而上，维持媒体和权力机构的框架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