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以来墓志铭文体嬗变研究

陈 蕾， 王婷婷

(1.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遵义市第十中学， 贵州 遵义 563000)

墓志铭，是置于逝者墓室并记有墓主姓名、籍贯、家世、生平、卒葬年月等信息的石刻，一般由志和铭组成。志文多以散文形式记叙死者基本信息和生平事迹，而铭文多以韵文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和赞颂。历代文人学者多次对墓志铭进行定义。唐代封演云：“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1]56明代吴讷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2]53马衡云：“冢墓之文，有墓志，有墓莂，墓志纪年月、姓名及生平事迹，系之以铭，故又谓之墓志铭。”[3]89因此，墓志铭是一种既具备文物属性，又包涵历史、文学价值的实用文体。书写墓志铭既有“防止陵谷变迁”的志墓功能，还有镌刻逝者人生轨迹的志人功能，更是寄托生者对逝者无限哀思的载体。

墓志铭书写在我国由来已久，可上溯先秦时期。“铭旌”在《周礼》《仪礼》《礼记》中有所记载。《周礼注疏》载：“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4]1415此时的墓志铭书写注重实用性，文体尚未定型。两汉时期，出现了埋刻石于圹中的做法。魏晋时期，墓志铭吸收骈文创作手法走向骈俪化，体制趋向成熟稳定。唐代，墓志铭书写趋向散文化和史笔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文风的嬗变，宋金以来的墓志铭文体在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潮、文学风气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变化，总体上处于继承与创新并存的状态。

一、宋代墓志铭“史笔书写”和“散文体式”的沿袭与定型

宋代以前，墓志铭创作经过唐代文人的努力，剔除了魏晋墓志铭浮华无实、千篇一律的弊端。在文体形式上，唐代墓志铭在前代以骈文为主导、崇尚华丽辞藻的基础上，开始用散文进行创作，但还是难逃骈文窠臼；在叙述方法上，唐代墓志铭开始以纪传体书写为主，发挥“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5]214的写实叙事功能。如张说、韩愈等将史传的笔法引入墓志铭创作中，用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方法叙述死者生平事迹、品德功绩，奠定唐代碑文创作的写实风格，为宋代墓志铭创作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在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墓志铭创作基础上，对文体文风进行变革，吸取同时代其他文体的长处，使“史笔为碑志”“散叙结合”成为墓志铭的主要创作倾向。

(一)尚实从简的纪传体风格

墓志铭文体发展到宋初，时人已经意识到魏晋南北朝“藻饰郡望、铺排声律”的文体弊病。宋代墓志铭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延续了唐代韩愈等人开创的尚实从简的文风，创作上以“史笔作墓志铭”为主导，将墓志铭的纪传体风格推向成熟。同时，为兼顾墓志铭书写“隐恶扬善”的原则，在叙事时注重简而精，纪大略小，做到求真务实。如《北宋授朝散郎守殿中丞致仕骑都尉赐绯银鱼袋孟良墓志》载：

大宋赵郡赞皇县熙宁七年新改为镇，划属高邑县。龙门乡马村授朝散郎、守殿中丞、致仕骑都尉、赐绯银鱼袋孟良墓志。年八十一岁，于熙宁八年乙卯状月廿八日，谢世于本宅。县君韩氏，年七十三岁……有三男：长男锡。次男士雍，前任河东路保德军司理参军。次三男演……托于铭曰：□落，光景难留。埋金荒野，万载千秋。[6]115

这则墓志铭，作者用三百余字，将墓主姓名、为官经历、子嗣情况、卒葬年月等写得清清楚楚，语句简洁明了。又如《南宋故吴郡黄府君(俣)墓志铭》为逝者的侄子黄淇撰写。黄淇在志文中，先叙述自己与逝者关系，然后选取最能表现逝者性格特征的事件进行叙述，“少颖悟，从故参政郑公闻及乡先生潘承议孜受《尚书》，后喜习辞赋。甫冠，有声于郡庠，屡以进士试于有司，数奇不偶，未老即谢场屋。虽杜门却扫，然未亦尝废卷。性恬淡节俭，不为居养所移，而又处事谨愿，遇下慈祥”[7]8。黄淇用伯父勤于读书，却屡仕不中，但仍未放弃读书的经历，来表现伯父的淡泊名利。宋代的女性墓志铭也遵循史传实录的记叙原则，多从日常生活入手，少有虚美之词。如《北宋故孙府君(傅)夫人刘氏墓志铭》云：“夫人事上抚下，恩义周恰。各得其欢心，而莫不庆孙氏有妇焉。府君早世，儿女尚童幼，未堪克家事，夫人养育训饬，使为成人。而门户生产，维持完守，不减于府君在时。”[7]7该墓志铭作者从治家、抚幼、门户生产等日常小事入手，展现刘氏贤淑、勤勉的品德。

(二)叙论结合的散文体式

宋代墓志铭文体延续唐代墓志铭的散文体式。在句式上，宋代墓志铭抛弃魏晋时期文字艰涩、行文对仗、华丽尚典的风格，打破呆滞的四六格式，长句开始出现；在语言上，摒弃浮华虚饰的溢美之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叙墓主事迹，发挥散文流畅自如的优点。如《宋故夫人茹氏(柴炳妻)墓记》载：

夫人本卢州舒城人也，姓茹氏。父□议郎东启……后同母兄随□朝请郎东济寄居阙下，以崇德元年，适华州蒲城县将仕郎柴炳，实朝请大夫知房州鼎臣之第二子也。夫人既归柴氏，□□奉下，咸得其宜。勤于治家，躬以□□。好施与，喜宾客。自将仕公丧，于今十三□，□但日课佛□，月持十戒，终始如一，未尝少怠，以此人皆重之……葬于本县□龙乡孝仁里夫人之茔焉，谨记。[8]158

该墓志铭通过对茹氏出生背景、人生轨迹、性格言行的简单介绍，突出其治家有道、乐善好施的特征。此篇志文不事用典，文笔顺畅自由；句式不受骈文约束，句子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宋代墓志铭在散文体式的基础上，还加入作者议论，使文章情彩兼备。如《宋故安丰王评事(熙)墓志》不仅记叙了墓主一生的经历，而且在文中多有议论：“公游者，来无虚日。或谓时不乏人，于今士林中，唯王光甫之名字得之何多！盖此公以道利物，润色英豪，果于有为也。故如是，其如细谨小行有负于尘世者，盖亦鲜矣。”[8]159作者感叹墓主不虚度光阴，一生果敢有为，为世间少有！宋代墓志铭中“议论”“感慨”的增多，与宋人好议论和表现才学的行文习惯有关。宋代墓志铭书写除铺排墓主的为官政绩外，还对人物事迹的细节进行侧面描写，以避免内容的呆板。如《刘夫人墓志铭》写道：“夫人享年七十九岁，以景祐四年孟冬月十有三日坐于正寝，倏谓诸眷爱曰：‘吾与汝朝欢聚会，暮恐别离，各善保绥，更不多嘱。’于是眷爱涕泗滂沱，不忍是言，弥增惶恋。靡移顷刻，魄散魂消，遗玉体于高堂，显灵踪于霄汉，是谓神性历历，言语昭昭，何故若兹，莫非阴德！”[9]20作者描写了刘夫人去世前与家人告别时的感人场景。宋代墓志铭的写作以散文为主，并在其中加入议论与细节描写，实现了墓志铭的文学性表达。

二、金代墓志铭的复古和旷达之风

金代文学崇尚淳古文风。《还山遗稿》言：“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郡国，专事经术教育，故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10]250受文学风气的影响，金代墓志铭创作在学习唐宋文人朴实自然的书写特点上，进一步发挥墓志铭的实录作用，体现出尚古务实的风格，但又有其民族的旷达之风。

(一)尚古务实

金代在墓志铭创作上，秉承“尊重事实，不徇私情”的原则。元好问推崇实录精神，他的《奉直赵君墓碣铭》云：“晋来速铭，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11]658如《金故宣威将军知镇戎军州事兼沿边安抚使刘公(孝忠)墓志铭》载：

三代居燕然之地，生公英雄，少有立志，年十八，当辽之时，父荫供奉班。二十，外插试中御射，为左承制，历年不得擢用。天会初，圣朝兵起伐辽，公南奔归宋，为安州团练使……公庙算神武之兵不可与战，起义招降诸军将、郡官等六十余员……于是，朝廷赏功，充易州军州事。明年，随帅军功河北真定，河南汴京、雄、莫等州。[6]118

这则墓志铭记录了墓主家族谱系和为官经历，文风平实，无渲染之笔。该墓志铭借鉴唐宋史传笔法，以时间为记叙顺序，记述安抚使刘公的生平。墓志铭用流畅自如的散体古文形式，无矫揉造作的语言，也不回避刘公改节归金的事实。墓志铭最后铭曰：“忠节捐躯，人臣所尚。时衰不达，未为良将。辽宋天亡，如何辅相。”[6]118体现了金代墓志铭尊重史实的写作特点。

(二)旷达之风

金代文风具有“华实相扶，骨力遒上”的特点。在墓志铭创作上，受这种刚健质朴的文学风格影响，墓志铭行文洒脱自由、不拘一格，具有旷达之风。如《金故河南封公(志安)墓志铭》载：

公讳志安，字道宁，世为华州蒲城人……族属有贫者，俱蒙赒济，阖门数十口，仰给于公，生计日增，用度不匮，皆公之力。公生于治平之乙巳，卒于元祐之辛未。感疾捐馆，一邑之人悼公早亡，无不挥涕。惜乎不获寿考，悲夫！公娶冯氏。公既卒，有遗息，方五月。冯氏曰：使我生男，虽死不移。后既生，果弄璋焉，遂发共姜之誓……其后父母终不能易其节……享年六十一岁。[8]160

这则墓志铭行文平实流畅，写封公为人忠诚善良，生前致力于接济族中的贫困人家；又述封公之妻冯氏一生“不改其节，养子促学”：“使我生男，虽死不移。后既生，果弄璋焉，遂发共姜之誓。”[8]160冯氏质朴的语言彰显其从一而终、坚忍抚幼的志气。又如《金大兴府易州涞水县故敦武校尉张公(守仁)墓志铭》载：“呜呼！其有德业材能，不见昂立于人上，而复夭阏于丁年，不知上天报施其何如哉！”[6]117-118与宋代文人“止乎礼义”的情感流露不同，作者在文中尽显哀痛之情，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激越洒脱的情感表达。

三、元代墓志铭的简化与虚幻笔法

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狩猎和游牧文化的影响下，元代文学的类型和主题日益丰富，墓志铭有着虚幻奇异的特色。元代墓志铭创作师法唐宋散文笔法，文体形式简化，用语平淡简明，少有粉饰。

(一)墓志铭文体形式简化

相较于其他朝代，元代墓志铭写作程序简化，墓志铭大部分只有志文而没有铭文，“有志无铭”的现象增多。如《元故中顺大夫浙东宣尉副使任公(仁发)墓志》《元故敕授集庆路溧阳州儒学教授任公(良佑)墓志》《元故提举任公(贤德)墓志》《元故承务郎宁国路泾县尹兼劝农事知渠堰事任公(贤能)之墓》等，均有志无铭。这类墓志铭多在志文末尾写：“葬日薄，为能请铭当世立言君子，姑叙其岁月梗概纳诸幽，而藏其副于家。”这与前代重视身后立言的习惯截然不同。唐宋时期的逝者家属往往请名家润笔并题铭，希望扬名后世。并且，在元代墓志铭书写简化趋势的影响下，墓志铭撰写、篆刻多由直系亲属完成，寻求名人撰写、刊刻墓志铭的行为呈下降趋势。

(二)墓志铭创作的虚幻奇异笔法

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12]279元代之前，诗、词、散文、赋是作家主要的创作类型。元代及以后，戏曲、小说逐渐形成与诗、赋齐头并进的局面，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也为墓志铭创作带来了虚幻奇异的笔法。受当时文学作品的影响，墓志铭中开始加入神话、梦境等情景。如《参议官熊震龙墓志铭》载：

公异人也，在孕逾月，有道人踵门，出丹一粒，霞光映掌，授母氏王宜人曰:“服此生贵子，可间我于羊角峰。”是夕公生，丰骨昂声，不类常儿……梦天门开,神人于玉色中揭君此心如皦日六字，来自麻姑山者……道其师寄意公，玉源君候已久。至元戊于九月十日，黄龙复屋，云气郁纷。公曰:“吾其去矣。”越四日清晨起浴整衣冠，谓玉源君来访……毕，端坐而化。惟公异人出世，故生死去来不凡。[9]253-255

这则墓志铭既是对墓主熊震龙人生的记录，同时也近似一篇小说。为突出墓主的传奇，志文描写了墓主出生和逝世时发生的神异情景：出生时“有道人踵门，出丹一粒，霞光映掌”，去世时“黄龙复屋，云气郁纷”。又如《宋丞相文天祥墓志铭》写道：“至拘北营，驱逐北去，犹冒万死南走，蒙疑涉险，寄命顷刻，仅而得达。当是时，其飞潜若□，其变见若神，南北□不想见其风采。故军日败,国日蹙,而自远归附者日众。”[9]249墓志铭用“其飞潜若□,其变见若神”突出文天祥的骁勇善战、机巧如神，暗示其成功不仅包含个人智慧，更有天赋之资。

四、明代墓志铭的教化作用及传记风格

明代儒学地位不断提升，文学创作受程朱理学的影响颇深。墓志铭写作也充满教化意味，铭文中频繁使用议论进行说理叙事，使用虚词发表感叹。明代通俗文学、小说、戏曲等的繁荣，使类似小品文的人物传记兴盛。明代墓志铭吸收人物传记笔法，描写墓主事迹更为细致，语言上更贴近生活，体现出与人物传记合流的倾向。

(一)志文重视教化作用

明代统治者通过八股取士和学校教育，提升儒家纲常礼教的地位，利用儒学教化消除异端思想。墓志铭创作者受“德治”和“礼治”思想影响，重视铭文的教化作用。为加强墓志铭的教化意味，作者在志文中频繁加入个人议论。个人议论在墓志铭中出现较早，但较前代而言，个人议论在明代墓志铭中处处可见，呈泛化趋势。如《大明嘉议大夫户部右侍郎阎工(本)墓志铭》曰：“天下有可必之理，亦有不可必之数。可必之理，义在人也；不可必之，命在天也。君子行义以听命，但能全人以循当然之理，而不能违天以脱偶然之数。至于斋志以没焉，是则可哀也已。”[8]171该墓志铭开篇议论：君子应遵循道义，重视自我修养，面对不可控的生死和变数，当顺应天命。这改变了前代墓志铭篇首程式化地介绍墓主族系、姓氏、履历等的固定模式。又如《明故处士宣君汝旸(升)合葬墓志铭》载：“且《檀弓》有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仪礼》曰：夫妇生时同室，死同葬之。又曰：合葬，所以固夫妇之道也。故《诗》曰：死则同穴。古礼然也。”[7]47这则墓志铭在篇末引经据典议论生时同室、死则同穴的夫妇伦理之道，起到升华墓志铭主旨的作用，同时也表达了宣氏夫妇的情深义重。

为增强教化作用，明代墓志铭中常用“哉”“呜呼”“耶”“乎”“矣”等语气词。如《明故松江府儒学生墓志铭》写道：“璚仲兄廷瓒率孤子辅哀拜乞铭。呜呼！余忍铭璚也耶……其可恸也。欲不可铭乎？”[7]29又如《明故处士陈汝敬(钦)墓志铭》写道：“呜呼！处士生逢盛世，死终令命，本蕃枝茂，子孙相仍，求之如公者，鲜矣。”[7]32再如《明故(徐博)妻张氏(贞)墓志铭》写道：“呜乎痛哉！君德如此，宜其安享禄寿，以衍庆泽于无穷，岂谓遽丧我贤妻哉。”[7]38志文通过句首、句尾的语气词，渲染情感的表达，使之更加感人。

(二)志文传记风格的出现

明代墓志铭的创作受当时人物传记影响，撰文者在撰写志文时对墓主的事迹精心选择、细致描写，将人物形象刻画出来，以突显墓主的个性特征。如《赠镇国将军袁忠既妻邹氏墓志铭》记：

公天资磊落，自幼读书明理，达于世故，遭家中衰，旧业为他人所有。公甫长，奋自树立，倍其直复之，曰：“此先人所遗，可轻弃乎！”人有以业售公者，亦力辞之，曰：“乘人之急，而利其有，吾不为也。”[9]297

这则墓志铭选取袁忠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家道中落，旧业为他人所有，成年后苦心经营重振家业，拒绝乘人之危而得利。通过对袁忠家境的前后对比，展现其读书明理、达于世故、不乘人之危的品格。又如《明处士解公(士郁)墓志铭》记：“宣德庚戌，入山樵采，脱其新制锦衣，归而忘之，因失去，不以为意。继而往樵，亦得一遗衣以归，家人喜曰：可以尝所亡矣。公斥曰：他人戚所丧，亦若吾戚所丧，容可利之？翌日，潜携往候，卒以畀失者。”[6]125这则墓志铭记述解士郁上山打柴，丢了新衣服，后又去山上打柴捡到一件衣服，他没有听从家人将衣服据为己有的建议，而是回到原处等待失主并将衣服归还。志文通过对解士郁和家人对话的描写，突出其高尚的品德。解士郁作为明代普通人的代表，没有精彩的仕途经历，却能恪守本分做人的道理。明代墓志铭与明代人物传记一样，着力对墓志主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以追求人物形象的真实美。

五、清代墓志铭的骈散并行与非程式化创作

清代师古之风盛行，或师法唐宋，继承韩愈、欧阳修的散文体式和史笔书写；或承继魏晋，学习对仗工整、华丽典雅的骈体文创作。清代文学复古的两种倾向，使墓志铭文体呈现骈散并行的现象。而清代高压的文化政策，使墓志铭减少对宏大历史的书写，通过描写生活琐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墓主的社会经历、家庭生活、求学场景等。清代墓志铭充满浓郁的情感色彩，呈现非程式化的特征。

(一)骈散并行的文体

清代文人被束缚于程朱理学之内，文字狱较明代而言更甚，这使清代文人多埋首于故纸之中，从事考据学。文人在梳理经典的过程中，积累了广博的才学，为骈文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尤侗、陈维崧、毛奇龄、蒋涟等人在创作中承袭六朝以骈体为文的方法。陈维崧《词选序》载：“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13]54但以朱彝尊、方苞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反对骈文倾向。方苞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14]483文体上的骈散之争，无形中影响了清代墓志铭写作，使清代墓志铭文体呈骈散并行的趋势。如《皇清例赠修职郎瑞菴杨公(文瑛)既岳孺人合葬墓志铭》曰：

时奉古格律铭座右以自箴，生平遵信，愿体集一书烂胸中，应世接物胥准此，非道相撄，不情相干，依体集行，不爽尺寸。然柔不茹，刚亦不吐，临大事从容镇静，处之有方，心力加一等。常居自谓无益于闾里，其实被福者伙矣；自怨有忝于孝友，其实敦伦者至矣。[8]359

这段墓志铭既有押韵对仗、文辞优美的骈句，又有灵活自由、长短不一的散句，使墓志铭的书写兼具骈文的整齐精美和散文的从容疏宕。又如《张母周孺人墓志铭》曰：“淑慎自持，温恭有度。姜家堂上，喜孝妇之湘鱼；石氏床前，代光勋而涤器。显章之嫁，惟奉于欢容；赵母之终，自投于妇手。”[15]232此段以整齐四言、六言的骈俪体书写，不仅典雅工整、辞彩绚丽，而且吸收散文自由挥洒情感的长处，使墓志铭颇具情彩。

(二)着重细节描写和情感渲染的非程式化创作

清代墓志铭减少了对时事、政治的书写，吸收小说创作的范式，通过描摹生活细节，来展现墓主真实的人物形象。在行文上，清代墓志铭突破程式化书写特征，一改呆板之风，使志文富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如《清敕封孺人梁(允嘉)母王氏墓志铭》曰：“悽然增伉俪之重旨哉！此言足抵安仁一赋矣……至于百折摧心，千忧疾首，潮汐涕泣，荼蓼肝脾，以聚首之唏嘘，重分辕之寤叹，则友又以悽多愉少，而增永怀。”[6]374撰文者用“悽然增伉俪之重旨哉”诗句开篇，以渲染夫妻情深，却难以相守的悲感情绪，引起读者共鸣。墓志铭在赞美王氏持家有方、事夫勤恳时，主要通过对具体事例的描写使王氏的美好德行跃然纸上，如：

先生少病失血症，夫人长斋茹素，炳香吁天，祈以身代，先生乃霍然起也。先生轩轩，霞举高亮，而略于家人产，乃门以内，金刀蔬茹，秩秩有经，则夫人持筹明敏力也。[6]374

此段吸收小说创作的描写手法，展开对逝者的追忆。回忆了王氏在先生身患失血症时，坚持吃斋念佛、焚香祈祷，甚至甘愿代替丈夫遭受病痛折磨的感人之举。还写了先生忙于外事、略于治家时，王氏独自维持门户生产，把家中大小之事打理得井然有序。并且，在墓志铭中加入王氏丈夫的悼念之词：“予悼予妻，复追忆先妣，不禁涕泪之沾衣，盖念结慈帷，故茹通益深也。”这则墓志铭以相对自由的形式融入语言、动作描写，抒发情感，使志文成为一篇感人至深的哀悼文。

综上所述，宋、金、元、明、清等5个阶段的墓志铭随着社会历史、时代文风的发展而变化。在体式上，墓志铭文体继续朝着唐代墓志铭散文体式、史笔书写的趋势发展。在叙述方法上，突破墓志铭程式化写作，吸收戏曲、小说等文体的元素，增强墓志铭的文学性。在写作功用上，墓志铭借鉴哀悼文、祭文等文体的长处，从颂美逐渐向抒情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