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佳话》中文学景观的情感内涵

宋艳淋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1331)

西湖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唯一以地名命名的小说，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主要将西湖周围地区的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和市井生活等题材写入小说，汇成一幅幅西湖世情画卷，从而展示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而孙旭认为《西湖佳话》是清代西湖小说专辑。它由清初古吴墨浪子收集整理，讲述16个西湖景观背后的轶闻故事。目前，《西湖佳话》研究大多集中在版本考证、题材来源、人物塑造、以及地域特色等方面。如《〈西湖佳话〉研究》论述《西湖佳话》的题材、人物、地域文化等方面，并未涉及其景观[1]。胡海义《论古代西湖小说》认为《西湖佳话》具有鲜明的景观书写意识，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景观层理构造[2]。曾大兴指出：“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刻写在大地上的文学”。[3]229故想更加了解西湖地域文化，不得不对《西湖佳话》的文学景观进一步挖掘和阐释。

一、对自然山水的热爱

《西湖佳话》以专门描写西湖风景名胜著名，有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如“环山叠翠，一镜平湖”[4]43的孤山，“花遮柳护，甚是清幽”[4]50的西泠桥，“四处围合，径曲林幽”[4]176的五云山等，其中犹以“泉湖溪涧”和“峰壑岭石”为甚，全书共有39处。这些自然山水景观不仅是一处处风景，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当随着时间的沉淀时，这些景观“往往会转化为景观的人文内涵和景观的意境内容。”[5]同时，“一切景语皆情语”[6]，《西湖佳话》中的文学景观有内在言说的意蕴，能展示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

作者在叙述名人轶事时，用优美散文化的语言对西湖山水景观进行大量细致地描摹，表达了他对西湖山水的热爱。《孤山隐迹》：“园中艳桃秾李，魏紫桃黄，春兰秋菊，月桂风荷，非不概植；而独于梅花更自钟情，高高下下，因山傍水，绕屋依栏，无非是梅”[4]43描写了林和靖茅屋前后，梅树遍地的异境。《葛岭仙迹》写葛洪遍游湖山，决定在葛岭一带隐居炼丹：“忽见一岭蜿蜒而前，忽又回环顾盼，岭左潮吞旭日，岭右夜纳归蟾……”[4]7此外，作者还引用大量的诗词歌赋来夸赞西湖景观。《灵隐诗迹》中引用“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4]21，赞美灵隐之胜景；《白堤政绩》中“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4]118,夸奖西湖之秀美。这类诗词在小说中颇为丰富，成为赞美西湖美景和表达作者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西湖山水增添一份诗性之美，使西湖成为中国山水最具古典韵味和永恒魅力。当然，从小说叙事角度看，这些细致的景观描写也许与情节略显游离，但为故事开展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山水空间。

小说中景观背后的主要人物对湖山胜景也激情满怀，日日游赏西湖,这与作者的情感分不开。李渔在《闲情偶寄》分析了文人文学创作的满足心态，他说：“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始、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钱之上。”[7]可见创作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古吴墨浪子也如此，他塑造了一批钟爱山水的人物形象，把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之情寄托在这些人物中。《白堤政绩》中白居易政事一完，便到各名胜之地游赏题诗。《六桥才迹》中苏轼也如此，政事之暇，便约文人才子、同僚官长来湖上共赏美景。《孤山隐迹》写林逋归隐杭州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再以诗酒盘桓其中，真乐不思蜀。还有西泠的苏小小、三生石上的李源等都是听闻西湖山水之美，故来游历一番。由此看出，作者对山水的喜爱，更多的是通过笔下的人物去表达、去赞赏；他对美景的向往，经由小说创作而得到释放和满足。但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主人公喜欢观赏西湖美景，并非走马观花似的物观风景，而是透过文化的眼光去感受它的和谐自然。所以西湖山水在作者笔下文人化了，与人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人之品性的象征。

总之，《西湖佳话》选取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喜爱山水的人物，表达作者对西湖山水的热爱和赞美。其笔下之景观，或如葛岭之崎岖，或如灵隐之清幽，或似断桥之浪漫，或似梅屿之悲恨，都是作者心中的珍宝，表达了他内心深处最深层的热爱。

二、对个人才情的赞扬

在江浙地区，“情”的理论极为流行。尊情思想的直接来源可追溯到吴中名僧达观禅师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8]。冯梦龙加以发展，他以尊情为主导思想，创作了一系列反抗封建礼教、争取恋爱自由的作品。他在《情史类略》序中云：“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娉、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9]一语揭出六经尊崇人情之理。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皆非情之至也。”[10]强调了情是无法抑制的，并且具有超越生死的强大力量。袁宏道在江浙文学重情思想的熏染下，也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1]的主张，强调打破一切外在束缚，自由表达个性的愿望。由于江浙地区的优越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尊情抑理和性灵说在江浙一带传播影响非常广泛，成为明末江浙地区文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深刻影响。《西湖佳话》则描写了蕴含人间至情的西湖景观：“绿槐修竹，清阴欲滴”[4]50的断桥、“花遮柳护，甚是清幽”[4]144的西泠桥、“精洁可爱”[4]56的三生石等。此外，作者在小说中也叙述了与景观相关的西湖佳话。《西湖佳话·西泠韵迹》中，讲述了苏小小与阮郎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这对佳人才子冲破阶层身份的束缚，倾心相爱，如胶似漆，“每日不是在画舫中飞觞流览那湖心与柳岸的风光，就是自乘着油壁香车，阮郎骑着青骢骏马，同去望那南北两高峰之胜概。”[4]48《断桥情迹》亦如此，文世高与秀英在苍翠欲滴的断桥倾慕于彼此，后虽经历坎坷，但最终还是修得正果，相守于西湖。断桥、西泠也因此成为美好爱情的归宿之地，为西湖增添了一份浪漫情致。《三生石迹》中演绎了一段圆泽与李源的三生三世的友情佳话，他们的缘分从三生石开始，最后又在这落幕，为此三生石成了至诚至信的友情的代表。

秀绝天下的西湖美景触发了文人的生命意识，为其创造提供了灵感源泉和描写对象，正如沈德潜云：“诗人不遇江山，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浩瀚之气？”[12]因此在西湖产生了许多诗词，成为西湖文化的精髓。作者在小说中也认识到人的慧心灵秀离不开西湖山水的涵养。苏小小“受西湖山水之滋养，生得性慧心灵，姿容如画”[4]48；宋之问见灵隐之胜，不觉偶然触发，信口吟诗。文人化的人物形象不仅与西湖山水有关，还与作者自己的文人理想有关。王言锋在《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中分析这种创作心理，认为作家在叙述文人才子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的文人理想，满足了文人的内心需求，对于作者来说，诗文才华也有了用武之地”。[13]因此作者笔下的文人士子、闺中女子、佛道僧侣都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尤擅长吟诗作词。据统计，《西湖佳话》中由主人公独创的词大概有56首，这些诗词能展现西湖美景、表现人物的诗性才华。名妓苏小小天资聪慧，信口吐辞，皆成佳句。她用清词丽句记录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为西泠增添了一份梦幻与浪漫。冯小青虽命运不济，而慧根颖异，她在宴饮应答时，所作之诗，独超众人。独居梅屿时，小青将孤独愁郁倾注于诗词上，成就她于千古。葛洪最爱的是读书向道，经过数十年的抄读，最后成为一个大儒。济颠和尚虽疯疯癫癫，但他极高的才学和聪慧的悟性化解了寺院的多种困难和尴尬。莲池大师生来聪慧，下笔成章。

作者对才情的赞扬从标题拟定也可看出。作者叙述宗教景观灵隐寺，以骆宾王题咏之诗而加之，故为《灵隐诗迹》；描写六桥冠以苏轼之才而为《六桥才迹》。由此，作者是有意把西湖景观赋予诗性和文人色彩，让西湖成为才情所萃之地。当然，西湖地域和文学创作是双向互动、互为影响的。他们的诗性品质自然受到西湖山水的影响，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和风流雅事也为西湖景观注入更多的诗性内涵，让西湖景观的文化意蕴不断加厚加深，成为江南文化的“诗眼”。

三、对佛道文化的推崇

西湖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东晋咸和年间，印度僧人慧理在西湖之西修建了灵隐寺，后经葛洪题词“决胜绝场”，奠定了西湖的宗教文化气息，也使灵隐寺成为当时江南著名的佛教名刹，所以“西湖山水首先是在佛道宗教文化的清润中打开了自然的美。”[14]杭州宗教，始于两晋，盛在吴越。吴越王对杭州佛教的推动影响巨大。据《咸淳临安志》云：“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能举目矣。”[15]可见，当时吴越杭州寺院林立，遍布不绝。在后世，兴建寺塔的风气历久不衰，尤其是佛教寺院，已成了杭州宗教建筑中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宋室南渡之后，杭州佛教寺院增至480余所，成为东南著名的佛地[16]。在明代，江南名刹灵隐寺、净慈寺、天竺寺等闻名于东亚，吸引了大量著名僧人在这里修法讲学，传播了佛教文化。故在杭州的这片土地上，孕育了许多与宗教相关的神话传说和建筑景观，成为当地的佳话美谈。

“南山净慈，北山灵隐”，是杭州的两大古刹。《西湖佳话》作为代表性的西湖小说侧重描写了灵隐寺、净慈寺宗教景观。灵隐寺为杭州城最早的名刹，它面朝飞来峰，背倚北高峰，深藏于林木葱茏、云烟缭绕的深谷，成为东南异境。故白居易守杭时夸赞：“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17]灵隐古刹，屡建屡毁。灵隐寺的修建变迁，直接影响了《西湖佳话》景观的选择。小说将《灵隐诗迹》作为十六佳话之一，也许与清初全面修建灵隐寺有关。修建灵隐寺工程浩大，前后历经18年，最终成为我国典型的宗教寺院，气势宏伟庄重，名扬海外。净慈寺“大抵规模与灵隐相若”[18]，曾名列禅宗五山之一。它建于吴越时期，经多次修缮，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南山之冠”。最为人称道的是净慈寺“凭山为基，雷锋隐其前，南屏拥其后，据全湖之胜”[19]，产生了“南屏晚钟”“雷锋夕照”之西湖十景。作者在《灵隐诗迹》中用三分之一篇幅描写了灵隐的可爱之处，“这北高峰上有浮屠七级，远眺则群山屏列，湖水镜净；云光倒垂，万象俱俯；画舫往还，恍若鸥凫。其次则鸟门峰、石笋峰……；岩洞则有呼猿洞……；溪涧则有南涧、北涧、大涧；名泉则有月桂泉、伏犀泉……”[4]37如数家珍，让人应接不暇，众多西湖景观的描绘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不仅描绘深幽的宗教景观，也叙述与之相关的人物事迹，主要展现他们坚定的宗教信仰。《葛岭仙迹》重点介绍葛洪一心向道，不为世俗功名利禄所束缚，深注于养气炼丹，最后得到成仙、济世救人的故事。因葛洪曾在葛岭仰观天地之化机，以参悟内丹之理，“故地借人灵，垂之不朽，至今称为葛岭焉。”[4]12在叙述中，作者穿插了丰富的道教知识，尤其讲述了葛洪是如何一步步从养气调息到参透真种子的过程。最后经郑思远的传授和教导，葛洪参透了修炼养气之法，得道升仙。葛洪在他所著《抱朴子内篇》中提及此事，他说：“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先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决决之不书者。”[20]从小说中丰富准确的道教知识可以看出，作者对道教文化较为熟悉，也寄托了作者的一定的宗教情感。《放生善迹》中莲池因“万物有无常，因缘无不散”[4]170一句唤醒世俗之心，立志求佛问道，作了辞谢世、辞夫妻、辞儿孙、辞功名等七首词，便到处寻师问道。得道之后，他便普利群生，作《戒杀文》劝人为善，还重修放生池，使西湖承载着佛教气息，成了西方乐国。卷九《南屏醉迹》开篇展示了高妙灵活、不可思议的佛教思想，接着叙述了疯疯癫癫的道济和尚在净慈寺化钱修藏殿、作诗化嫌隙、做榜文通天耳等救世之事迹，为“西湖南屏生色”。[4]111

从结构安排看，《西湖佳话》以葛岭道教景观为开篇，以放生池佛教景观为结尾，用一佛一道的故事开启和收束全篇，其本身就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功能。就如杨义所说：“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隐义之所在。他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达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21]作者的结构安排其意旨在说明要用道家的的出世之心观览人间百态，用佛教慈悲之心“渡尽普天之下可渡之人”，才能创造人生佳话，获得永恒的幸福。最后，《西湖佳话》中相关宗教题材，有《葛岭仙迹》《南屏醉迹》《虎溪笑迹》《三生石迹》《雷锋怪迹》《放生善迹》6篇，占了将近作品的三分之一的篇幅，从选材的丰富性也能看出作者对佛教文化比较推崇。

四、结语

小到景观，大到风景，其实都只是表达情感内涵的一种符号象征。“风景书写中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形式到意义的转化，成为彰显作品主题内涵和作者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重要而有效的修辞手段。而且，形象性的隐喻修辞代替概念性的议论和评说，还为读者理解小说的内在意义，提供了形象化的暗示和引导。”[22]所以《西湖佳话》中丰富的景观书写能为探寻作者思想倾向提供线索。但还应认识到西湖景观中的情感内涵和文化价值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完全展现，它是丰富无限的。就如曾大兴先生所说：“文学景观的意义是由不同的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时间所赋予、所累积的，因而也是难以穷尽的。”[3]241《西湖佳话》中的文学景观亦如此，它会随着时代的变更和西湖故事的再创造，变得越来越丰厚，最终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记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