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体性与传统产业动能转换

尤传斌

(1.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厦门，361024；2.仰恩大学，福建泉州，362014)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第五次和第六次经济长波范式更替的新时期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游对中国进行堵截，以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成本比较优势承接西方产业转移而对中国传统产业形成追赶之势。我国传统产业的发展面临外部压力。从国内总体经济形势来看，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力量，对整体经济面的拉动力非常孱弱；传统产业由于受到各种生产要素供给边界的约束，无法继续通过数量型的简单碎片化来满足现代离散型、定制型生产的国内外客观要求，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疲态尽显。传统产业的发展面临内部问题困扰。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为轴心的新兴智能化网络技术大量涌现，为现代离散型、定制型生产提供了无限可能。为避免经济运行出现“断崖式”下行的风险，我国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做好传统产业的动能转换，通过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来实现与技术创新产业的“青黄相结”，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技术—经济范式”更替过程中的平稳过渡。应当看到，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是西方主导下信息技术革命和国际分工体系所定义的物质生产，这一课题不仅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技术这一手段问题，而且牵涉社会生产力进步中“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生产力进步的最终目的是解放人和发展人。在当前时期，传统产业的动能转换事关“民族复兴”战略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伟课题。

一、产业与经济发展动能的系统内涵

在人们关于产业与经济发展动能的理解中，先进技术及其新特征往往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相结合，因而居于核心主导地位。这只是界定“产业与经济发展动能”概念的基础条件，但却无法代表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与整体性，因为技术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必须与人的因素和其他要素相结合才可能发挥出科技生产力应有的作用。过分强调新技术而忽视其他要素的支撑性作用显然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①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即便“在技术上很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是最适合给定的经济条件的”，②这暗示了技术的成功运用与特定时空中的环境与条件紧密相关。佩蕾丝(Carlota Perez)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理论阐释了技术革命、制度变迁和经济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③为探寻产业与经济发展动能的科学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但人的因素在佩蕾丝思想中的角色和地位未能得到凸显。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中，熊彼特(Schumpeter)重点强调了“把新要素组合引入生产过程中”，进而“改变生产函数”，④“生产手段的组合就是生产函数”，⑤“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⑥。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的组合”是具有“毁灭性创造”效应的创新类型，即突破式创新集群导致发展范式更替。它强调不同发展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渐进式创新从属于突破式创新，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发展范式。但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始终强调物质中心论，并未强调人的属性和状态在经济发展范式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性角色。

弗里曼和卢桑(Chris Freeman & Francisco Louca)在《光阴似箭》中以技术系统的生命周期或技术范式更替的思想进一步对具有毁灭性创造效应的“生产函数”作了详细分解。它以“技术和组织创新集群”为动力，以“极其显著、技术上成功、营利颇丰的创新”为路径，以“经济‘支柱’部门和其他主导部门”为依托，以“核心投入和其他关键投入”为要素，以“管理和组织变革”为手段。⑦与熊彼特一样，弗里曼和卢桑也明显地忽略了人的因素，这是西方学界传统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固有缺憾。在对佩蕾丝关于“技术—经济范式”形成与更替思想的研究基础上，李世闻在其专著《系统视野下的技术集聚研究》中指出，现实中的技术总是以组织为存在载体，其演进过程是通过社会主导“技术—组织”范式的变迁来实现的。这暗示了经济发展动能与人的属性及其组织方式紧密相关。

熊彼特创新思想中的“生产函数”在此可以概括为围绕各种物质化要素的市场化运用所形成的生产组织方式，本文所指的动能概念可以阐述为“围绕既定技术的使用而形成的生产组织方式”。但遗憾的是，佩蕾丝、熊彼特以及弗里曼和卢桑都未能阐述人在科技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在对“技术-经济”范式概念的传统理解中，人实质上沦为了物质利益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化要素。

在系统论视野中，动能也是一个卢曼(Niklas Luhmann)意义上的社会系统，具有宏观发展结构与微观实践结构，它们分别通过宏观“认知开放”机制代表国家利益与微观“运行闭合”机制代表社会利益。结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政府是平衡动能这一社会系统中宏观国家利益与微观社会利益的动态砝码。根据现代系统理论，政府具有双重属性，对于宏观结构而言，它具有从属组分特性；对于微观结构而言，它代表微观结构并具有宏观调控特性，因而它是动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元。

戈茨(Gary Goertz)关于概念范畴的理论对研究动能概念的系统结构提供了有利的分析工具。他将一个概念范畴在水平方向分为“充分必要条件”原型结构类型和“家族相似性”原型结构类型，以及两者之间若干连续谱系；而在垂直方向分为三个层次，即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其中，基本层次位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和金字塔顶端，第二层次对基本层次给出构成维度和加权权重，第三层次是利于操作的指标层次，与人们生产生活的细节紧密相关。⑧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观的论述中，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中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一论断，产业与经济发展动能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关系在特定技术组合条件下的市场化呈现。换言之，动能是人的双重属性以特定的比例关系与特定时空中的物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当前，我国正从总体上但不充分“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向“强起来”的发展战略转变，时代背景是全球经济长波更替。相对而言，“富起来”时期的产业与经济发展动能是围绕信息化技术应用而将人和物质条件按照特定方式组织起来所形成的旧动能。“强起来”时期的动能则是新动能，其核心技术集群将是智能化网络技术，具有个性化、特色化和离散化的“去传统权威”社会特征。因此，新动能可以界定为是围绕人的整体属性而在智能化网络技术运用基础上形成的定制化分布式生产组织方式。

二、主体性视角下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特征

马克思主义阐释主体性这一课题是在人的解放与发展历程中进行的，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改造世界的客观意义，即人民在特定时空中当家作主的形态。在系统哲学的“结构-功能”原理中，主体性与系统的整体性紧密相关，它关系到系统主动适应与改造外部环境的功能状态，即系统各组成部分能否通过“非加和”作用机制而呈现主动适应或改造外部环境的新质。系统良性进化的“非加和”机制表明每个组成部分在系统中因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主人翁”地位而不可替代。针对社会系统而言，宏观主体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开放”机制指明社会系统进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制定发展战略，作为系统整体元的中间层即政府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分解宏观发展战略并制定战略规划，同时通过实体规则和活动规则来规范和引导微观主体基于“运行闭合”机制的实践活动；在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个体因都具有主体性即“主人翁”地位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和规则实施，主体间性呈现和而不同与互利共赢特性，进而推动微观实践活动呈现有效和繁荣的局面。简言之，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制定和实施适合各自对产业发展诉求的产业规则是产业整体性和主体性的核心内涵。

换言之，政府及其主导下的规则是社会整体性和主体性的运行依托，若政府及其规则遭到削弱、排斥甚至否定，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和主体性一定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人的主体性地位也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是这个道理。

我国旧动能的形成背景是第五次经济长波，对应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此期间，我国社会系统在宏观结构中以党中央的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为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在微观结构中以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战略规划为代表，但在制定产业实体规则和产业活动规则时，由于我国工业化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落后，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已经开始信息化技术革命，时不我待。因此，人民政府在党中央“韬光养晦”思想指引下以“拿来主义”方式，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而制定了层次化的各类产业实体规则，在产业活动方面则直接采用西方成熟的技术标准和市场活动规则。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被动接受西方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基础上通过承接西方产业转移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这符合西方利益在全球梯度分布的“雁行战略”。

显然，这种情况下旧动能的整体性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因为旧动能概念第二层次的维度选择及其加权权重以西方信息化技术特有的程式化和理性化为中心，⑨对应于产业实体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是科斯(Ronald.H.Coase)关于“企业的性质与边界”和“社会成本”思想的产物；而在动能概念的第三层次中，产业活动的操作性指标则对应于西方成熟的信息技术标准及其应用规范。这样，人民群众参与制定和实施产业实体规则与产业活动规则的能动性和积极性都受到抑制，无法充分体现主人翁地位，主体性受到削弱，产业动能这一社会系统对外部环境的主动适应性和改造能力都受到压制。

此时期我国产业动能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均呈现出特有的异质形态，前者表现为我国产业的宏观发展战略与西方信息化的微观应用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的组合，后者表现为人民政府代表产业中的群体和个体直接当家作主。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特征可见一斑。

在佩蕾丝关于金融资本角色的全球视野中，金融资本对超额利润的价值选择在“技术—经济”形成与更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⑩推动了生产组织方式的侧重点从供给侧的技术完整性应用向需求侧的技术片段化应用逐步转变。“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过程是革命性的新技术向成熟技术蜕变的能量扩散过程，也是新动能逐步成熟与改良的过程。正如熊彼特指出，每次革命不外乎技术革命的爆发及其效应的吸收。

从产业组织方式而言，在经济长波导入期，金融资本通过与新技术结合而追逐超额利润，产业以新技术完整应用为基础的链条化方式为主导型的布局思想，企业管理模式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结合的扁平化为特征，企业所有者直接监管和维护技术运用的全过程。在长波展开期，金融资本则通过与生产资本结合而追逐规模生产利润，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以成熟技术标准化应用为基础的片段化生产方式为主导，产业同样以标准化片段化的简单扩大再生产作为全球范围内布局的中心；同时，企业所有者逐步与技术运用和生产实际相脱离，管理组织以层级化、科层制和代理人制为特征而产生金字塔模式。简言之，金融资本在长波导入期追逐的是新技术集群整体性应用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而在长波展开期则追逐成熟技术的市场碎片化带来的超额利润。

我国旧动能主导下的产业紧密围绕标准化与片段化的主流生产组织方式以满足西方资本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利益需要，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指出了社会系统对创新事物的“包容/排斥”机制，她认为正是这个社会选择性机制使得不符合本次范式要求的创新事物被排斥，而那些符合要求的则被金融资本保留。

西方资本追求的是要素优化配置利益，也就是把生产过程按照泰勒制思想进行程式化，然后进行标准化设计，使得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不同国家和不同场所都能够得到反复或重复应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或扩大边际效益。西方资本根据生产程序中不同片段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来优化生产过程及其组成片段，这是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原理。西方资本不断通过“优胜劣汰”方式保留生产程序中的优势片段，淘汰不再具有优势的片段，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不仅发生在产业内，也发生在企业内，它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传统产业在实体运行和技术应用活动两方面都呈现相对孤立破碎的局面。

三、传统产业动能转换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逻辑指向

在罗宾斯和韦伯斯特(Kevin Robins &Frank Webster)的“技术文化”思想中，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创新而控制与规划着“技术整体性”，通过泰勒制、福特制、丰田制等技术理性方式实施着“社会碎片化”与“人的碎片化”，全球性的碎片化过程使得产业与人都失去整体性及其主体性。“每次技术革命都将更多层面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纳入市场机制；每次巨潮都扩大了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进步核心相一致的国家集团，使资本主义的渗透力延及世界的更多角落，无论是在国内或别国”。

资本实现对劳动或生产过程的破碎与控制并不是单独完成的，而必须借助产业组织方式变革方可完成，这体现了动能的整体性原理。特定的资本主义产业发展动能是佩蕾丝意义上的金融资本、生产资本与弗里曼、卢桑意义上的生产管理组织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它们或者以大规模生产供给为中心，或者以大规模消费需求为中心。这样的管理组织也是我国基于大规模生产供给为中心的传统产业动能形成的社会组织基础，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产业生产组织从属于西方资本在全球利益梯度分布的大规模生产布局，服务于西方市场的大规模消费需求。

从产业组织的整体形态而言，我国产业组织呈现大型工业企业集团与小型网络企业并存的混合组织方式。西方资本以“雁行战略”思想向我国转移过剩的机械化工业产业，以大中型企业集团为代表，因为“赚取利润、积累、投资和扩大市场的压力本身必然导致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成长”；同时，西方资本在市场换技术政策的驱使下向我国转移部分低端信息化技术产业，以小型独立的网络企业为代表，因为“一种新技术出现的早期必然局限于一些个人和组织，新兴小企业是典型的助产婆”。这两种产业组织形式构成我国传统产业的主要运行依托，其社会组织方式既带有强烈的福特主义层级制及其改良版本丰田主义的精细管理模式色彩，也带有网络企业扁平化组织管理所独有的内外部业务关系相互关联的特征。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是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下既引进西方过剩的机械化产能，也吸收西方较为先进的信息产业技术，产业组织形态呈现大中型企业集团与小型独立企业的共存局面。

从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而言，不管大中型企业集团还是小型独立企业，其生产过程都是相互独立的片段化组织模式。“泰勒意识到，他的工人之所以能在纪律和控制面前保持独立和韧性，就在于他们的传统技能和经验”。分离工人或雇员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而剥夺或退化工人或雇员的经验技能，最终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为资本家或雇主梦寐以求的事物。

一般而言，雇主及其组织在塑造和影响新的技术轨迹和相关调节体制方面处于强势的地位。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则通常只是对技术、组织变化做出反应，既不发动也不控制该过程。马格林(Stephen A.Marglin)在《老板们在做什么？》一文中揭示了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标准化企图、行动和目的。他指出，组织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和集中化了的组织发展是剥夺工人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权的两个决定性步骤。斯通(Katherine Stone)、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等人证实了这个观点，“管理部门和工程技术人员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各种训练和作业标准”。泰勒科学管理的“三原则”达到了劳动者技能退化的目的，同时提升了劳动过程的可控性与管理过程的科学性。

但是，从劳资双方或阶级斗争视角而言，仅仅剥夺劳动技能还不够，因为在一个连续生产的过程中工人或雇员仍然可以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或雇主的控制。此时技术理性碎片化基础上的劳动片段化或破碎化就成为资方的新策略。资方会在新技术运用成熟和边际效益的基础上毫不延迟地对技术进行片段化或破碎化处理，把那些边际成本递增或边际收益递减的生产环节或片段外包给其他企业甚至外国企业。在片段化基础上，资方进一步对劳动任务进行单元拆分，形成工人之间的相互隔离。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技术形态的改变带来了企业组织模式的两个类型，一类是基于技术碎片化运用而形成的专业化小微型企业，另一类是基于不同领域市场的全面控制而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前者居于技术和市场价值链的中下游端，尽管其所有者往往也是直接经营管理者，而且企业实行扁平化组织与管理模式，但在行业价值链整体视角而言其仍然只是整个产业链条的一个片段或环节，受制于作为产业技术标准制定者和产业规则制定者的资本利益集团。尽管前者能够直接监测新技术信息，但由于其片段化特征而只关注新技术的局部功能或特性，而且应用成本过于高昂而无法从整体上有效监测新技术及其运用动向。正如佩蕾丝所述，在经济长波的成熟期，生产资本因具有变革的惰性而维持原有生产组织方式。因此，前者对新技术的监测与决策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无法形成对新技术的有效需求。

后者则往往居于价值链上游端或市场的控制端，其所有者往往因为金字塔型的组织模式而脱离直接经营管理过程，其经营管理过程具有代理或代表性质，其最高决策权掌握于股东大会或股东大会基础上产生的董事会，总经理只是直接实施最高决策的代理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其缺乏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整体效率，经营者只关注现实的自身利益，所有者则脱离生产实际而追求代理经营模式下固定资产转化的市场利益。如前所述，由于生产资本坚持市场扩张的规模利益而在经济长波的成熟阶段具有变革惰性，不管是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式的H型或M型结构企业集团，它们对新技术的监测与决策也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无法形成对新技术的有效需求。

旧动能在产业与企业的宏观市场导向上以西方大规模消费市场为中心，受到西方市场的左右；在中观的产业布局和企业组织管理上以产业链中低端的大型企业科层制和小型企业孤立扁平化组织混合并存为运行依托，服务于西方资本不断优化要素配置的利益需求；在微观的企业生产活动中以标准化和片段化技术运用为核心，服务于西方对边际效益的全球利益梯度分布格局。不难看出，旧动能的整体运行过程本质上是物质生产而非文化生产过程，未能体现基于人民群众能动性与积极性充分发挥的文化增值。

四、人民主体性与传统产业动能转换路径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社会个体不是主体，主体是集体的行动者，通过主体，个体才能在自身的经验中达到完整的意义；基于西方资本对微观产业实体规则的影响和对微观产业活动规则的控制，传统产业中的个体无法在旧动能这一社会系统中实现向主体的可持续性转化，因为“从个体转化成主体有赖于两种身份的必然结合：一个是相对于共同体的个人，另一个是相对于市场的个人”。

在我国传统产业中，人们只具有同一化的宏观主体性而缺乏个性化的微观主体性，因为如前所述，西方资本主导的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在旧动能的微观结构中压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积极性，通过碎片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割裂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人沦为物资性生产要素，缺乏个性化的微观共同体。人们的同一化主体性以人民政府为同一化的身份代表，由人民政府代表人们直接当家作主，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用同一化的方式应对无数个孩子相对独立的不同利益诉求一样。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裂也暗示着人的宏观主体性与微观主体性分离。前者意指人民群众认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人”的同一化身份下遵守政府规则而行为；后者意指人民群众在认同卡斯特意义上个性化的职业或专业共同体，在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下通过参与政府规则制定和实施而积极探索特定科学领域的专业事物。从系统分形原理而言，微观主体性是宏观主体性的职业或专业分形，其内核均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在“强起来”的经济内循环时期，全新生产组织方式的技术基础是智能化互联网络技术及其本土化特色化应用标准，它超越了传统信息化技术应用的地理限制和主权领土限制，产业组织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企业家、公司或者国家，而是由许多不同组织所组成的网络；这样的智能化互联网络不止在一个专业方向上提供发展动力，而是扩大到国际化和全球化合作领域，与此同时也更加强调区域和地方的个性化和特色化。

不可通约于传统产业在地理和物理空间中围绕信息化技术应用而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以追求生产型利益的生产组织方式，新动能是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网络节点或平台以虚拟化商业项目或创意为中心、以满足特色化与离散化的消费需要为利益目的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新动能中，地理和物理空间的传统生产要素从属于互联网络空间的开放式商业创意，换言之，传统生产要素以互联网络为纽带并通过网络节点或平台而实现相互交叉融合，它们无法通过科斯意义上的传统产权手段进行权属界定或区分，传统国际分工中财产归属与划分原则的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均无法适用于新动能的要素产权区分，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

新动能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人民主体性抑制资本逐利性。在人民政府充分平衡宏观国家利益和微观社会利益的机制作用下，通过大力发展人民性法团组织即专业性或职业性法团组织，以智能化互联网节点手段实现人的共同体身份与市场化身份的有机结合，进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此时新动能中的实体有两类，一是人民性法团组织，二是企业，而旧动能中的实体只有企业这一类。人民性法团组织的职责是在政府授权范围内深入细致研究特定领域中的职业性或专业性的科学知识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及其市场应用规范。这彻底改变了任由资本通过要素优化来主导微观市场活动规则的局面。换言之，旧动能是政府主责的产业实体规则与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活动规则的混合物。

新动能以政府行政权力分形基础上建设人民性法团组织所推动的“和而不同”主体间性为结构支撑，同时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的强大建设力量，进而实现从资本主导产业活动规则向人民主导市场规则的文化生产转变。它是以我国市场为中心、以“一带一路”为联结新兴经济体的纽带，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形成的全新世界市场。

在新动能形成过程中，政府通过主导制定人民性法团组织的运行规则，让后者通过专业性知识应用规范来引导和制约资本的运行规则(包括资本的实体规则和活动规则)。这样，产业中的人就实现了共同体身份与市场化身份在政府主导的产业实体规则基础上有机结合，人的社会属性全面回归人的自然属性。让共同体全面参与政府主导下的产业与企业发展标准制定和监督实施，激发传统产业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族群对微观市场活动中新技术的监测与运用的积极性，并在自愿联合与合作的市场化机制基础上实现对智能化网络技术的创新性应用。

具体到产业中的企业，基于人民政府的战略规划，人民性法团组织以专业化的市场知识应用规范指导和引导传统产业中的大中型企业进行主辅业务分离，推动核心业务部门直接监测新技术信息并做出市场决策，鼓励采用智能化网络技术；对产业布局或企业进行组织结构上的扁平化处理，让分离出来的每一个单元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结合，让企业主直接对新技术信息进行监测并做出决策。另外，人民性法团组织在政府授权之下推动金融资本与传统生产业务相分离，利于金融资本发挥对传统产业中创新项目的价值选择与技术靶向筛选功能。对小微型企业而言，在人民性法团组织的业务引导和企业主自愿协商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业务联合与资产重组，以利于对新技术的整体性与链条化信息进行有效监测并做出决策，推动智能化网络技术的积极应用。由此，新动能概念的基本层次不再指向“富起来”的生产型模式而是“强起来”的消费型模式；第二层次的核心维度不再是理性化与程式化而是特色化与开放合作；第三层次的操作指标不再是标准化和片段化而是网络化和多样性。

注释：

①罗宾斯和韦伯斯特(Kevin Robins &Frank Webster)在《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带虚拟生活》中明确指出，技术在资本主义对社会控制和生产效率的理性主义追求目的下才具有了渗透一切的巨大力量。资本主义对技术的使用目的才是核心，技术本身只是工具。

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页。

③[英]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20页。

⑤[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2页。

⑥[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6页。

⑦[英]弗里曼，卢桑：《光阴似箭》，沈宏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页。

⑧[美]加里·戈茨：《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尹继武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29-37页。

⑨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所确认的“理性化”和“程式化”这两个促成现代世界变迁的关键性过程。[美]约翰·R·霍尔，[美]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红和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3页。

⑩在上一次长波的成熟期，旧技术的经济能量被挖掘殆尽，经济增长出现有效供给无法满足有效需求的瓶颈问题。金融资本脱离生产资本而进入社会寻找新技术及其创新事物，推动技术领域“创新蜂聚”产生，继而出现对创新事物进行风险投资的狂热浪潮。在社会“包容—排斥机制”作用下，符合本次范式要求的创新事物得以生存，不符合的则被淘汰。创新事物经过重新洗牌之后，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结合助推生产领域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协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随着各类渐进式创新层出不穷而导致竞争程度不断增加，新技术的能量在本次长波的成熟化生产组织方式中被消耗殆尽。范式形成并进入下一轮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