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成神？
——电影《姜子牙》中的道德之辨

张 栋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自动画电影《姜子牙》在国庆档上映以来，围绕它展开的争论就没有停止。在喧哗声中，精致的影像与羸弱的叙事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是评论者关注的中心问题。事实上，《姜子牙》的制作者是想在中国的动画电影市场中有一番作为的。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捆绑式宣传、“封神宇宙”的噱头以及在影像叙事中试图重释中国神话的努力一样，制作者的创作动机可见一斑。然而，从实际的市场成绩与观众的反响层面来看，电影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尽管如此，影片本身所蕴含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仍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在电影中，姜子牙由人而神的转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善恶之辨及道德选择，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道德辩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切入姜子牙形象的复杂性探讨，而且也能够与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公私德现状及理想道德构建等现实问题产生深切的关联。显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电影《姜子牙》的解读需要超越神话、历史等传统层面，通过分析“道德”这一融汇传统与现代特质的核心概念在电影叙事中的变迁历程，发掘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神话在当下的新的生命力。

一、一人还是苍生：姜子牙的道德困境

电影中的姜子牙形象，与其在中国传统典籍及既有影视作品中的形象皆有差别，如果说智慧与勇武是姜子牙既往形象的核心特质，那么在电影《姜子牙》中，他则成为一个受困于“救一人还是救苍生”这一道德困境中的犹疑者形象，尤其是在他因师尊惩罚而神力衰弱之后，更是被还原为一个凡人，其内心发生的激烈冲突得到更为细致的呈现。姜子牙的形象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一方面是姜子牙在历史与文学中的形象延伸至当下文化语境中发生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影片中对道德困境的呈现必然需要姜子牙从脆弱走向成熟，即由人而神。面对师尊抛出的“一人还是苍生”这一命题，姜子牙从盲目的服从者变成以“善”为标准的理性选择者，这是姜子牙形象在当下时代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当下普遍存在的道德生活主题。

姜子牙在伐纣兴周这一历史事件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使其历史化与艺术化的改造成为可能。对姜子牙事迹的历史记录，在《尚书·周书》 中就已出现，到《史记·周本纪》中，则有“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的书写，由此可见，在历史文本中，姜子牙俨然是“勇武”的象征。郑玄注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1]161姜子牙集“将领”与“勇士”于一身的勇武品格，使他得以成为被隆重的国家仪式礼敬的对象，其“武成王”的称号也与此相关。在艺术化改造方面，姜子牙的丰功伟绩使他具有了被神话化的可能。从《诗经·大雅·文王》 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审美化塑造，到汉代刘向在《列仙传》中专列“吕尚”篇将姜子牙列入仙班，姜子牙的神化色彩被不断增强；及至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出现以姜子牙为中心的“役神”传说，以及元代《武王伐纣平话》等文本的出现，姜子牙的神化表现达到了一个高峰。与此同时，对姜子牙的信仰也从国家层面逐渐延伸至民间，姜子牙的“役神”“灌坛令”等称号与其在民间信仰中的多种呈现形态密切相关。在以姜子牙为对象的信仰流变中，姜子牙的武神形象逐渐被关羽取代，关羽的忠勇显然比姜子牙的“师尚父”名号更符合封建统治阶层的意愿[2]。而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受到明初礼仪改革的影响，通过文本流传的姜太公‘役神’传说在明代出现了由‘礼’到‘俗’的转变”[3]。到清朝时，姜子牙信仰更是退居到“家神”的位置，这与其曾经的信仰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纵览姜子牙的形象演变史，其神化表现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围绕姜子牙展开的信仰则从国家层面退居至民间，由普遍信仰转变为个体信仰。姜子牙神话形象的不断弱化，反而为这一形象在当下的创新性表现提供了诸多可能。在电影中，姜子牙因为违抗师尊而受罚，失去了神力。至此，姜子牙被重新还原为一个凡人，他成为一个有着执拗性格，甚至有时候不近人情，但在冷漠外表下又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凡人，这一形象塑造显然与历史中的姜子牙有着极大的差别。这种改造当然不只是对现代人审美趣味的迎合（《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同样被还原为一个顽童形象），而是隐藏着制作者更为深刻的目的，即讨论以“善”为核心的道德理念与实践对于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即由人到神） 所产生的关键作用。

虽然姜子牙的形象经历了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改造，但总的来看，被神化的姜子牙在更大层面上被视作了一个符号，他承载了智慧、勇武、护佑、卫国等多重属性，其人物的丰富心理内容却被严重遮蔽。相较于哪吒形象的丰富性（这一丰富性通过哪吒与父母的冲突、与龙族的冲突而得到表现），姜子牙的形象创新是存在挑战性的。为此，电影对姜子牙形象的塑造更多集中于其内心的道德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于“救一人还是救苍生”这一核心命题之上。

人妖殊途，人通过诛杀妖物而登天成神，是姜子牙及静虚宫众人在商周战争中的普遍信念，而这亦是电影中姜子牙给予观众的最初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中姜子牙形象的延续。这一信念的崩塌，始于姜子牙在诛杀九尾狐妖之时“一念之善”的乍现。当他在九尾体内看到无辜元神而对行刑犹豫不决，十二金尊却以九尾幻术为名要求姜子牙尽快实施裁决时，姜子牙第一次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诛妖则伤人，救人即救妖，当人与妖以一种共生的生命形态呈现在姜子牙面前时，他必然地触及了一个道德命题，即对一人之善可能意味着对苍生之恶，而这正是师尊灌输给他的观念。如果说对九尾体内元神的拯救以及由此招致的惩罚是姜子牙面临的第一重道德困境，那么，他在由北海到幽都山的路途之中所看到的人间惨剧，则使他陷入了更为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早在小说《封神演义》中，许仲琳即借殷破败之口描绘了商周大战造成的人间惨状，“构合天下诸侯，妄称君父之过，大肆猖獗，屠城陷邑，覆军杀将，白骨盈野，碧血成流，致民不聊生，四民废业，天下荒荒，父子不保，夫妻离散”[4]730。但在伐纣以拯救苍生这一所谓“天道”的掩盖下，人间世界发生的惨剧被选择性地遗忘了。在电影中，这一曾被遮蔽的内容得到了集中的呈现。破败的战场、荒凉的乡村、痛苦的亡魂，在这些惨痛的现实面前，师尊所说的“庇佑苍生”没有了意义。苍生之痛引导姜子牙进入到第二重道德困境，即如果对某一部分苍生的善，意味着对另一部分苍生的恶，那么这种庇佑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姜子牙的道德困境被扩展到一个更广义的层面，它涉及人类生存本身。然而，这种困境并没有停止。在归墟一战中，狐族重回世间，并与师尊产生激烈对抗，这时姜子牙面临的道德困境之中加入了“神”的因素，并彻底地改造了他曾经信仰的一切。由此，从人-妖、人-人，到人-妖-神，姜子牙的道德困境层级由低到高，不仅影响了他做出不同的道德选择，而且突出强调了人的“一念之善”在人之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位置。

救一人还是救苍生，电影《姜子牙》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电车难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与中国文化语境中存在的道德之辨相关。关于道德问题，《论语·述而》 中有言，“志于道，据于德”，《老子》中亦有“道生之，德育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从远古到当下，良好的道德始终是人们追寻的对象，但人们也始终面临着道德准则与自身欲望的争战，人做出的很多选择可能最终都违背了道德初衷。姜子牙面临的道德困境，亦同样出现在当下的人类社会之中，这是该形象塑造颇具现代性的一面。作为完整叙事的主体，姜子牙必须要做出选择，这不仅是叙事的需要，也是姜子牙主体性格塑造的前提。电影突出了姜子牙“善”的核心道德品质，而且在一种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中不断强化“善”的巨大潜在力量。电影的制作者显然颇为熟悉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构建的“启程-启蒙-归来”[5]23这一英雄旅行模式，但与好莱坞电影中英雄获得超自然力量并最终拯救世界不同，中国的传统英雄在旅途中获得的“启蒙”其实是修炼身心的能力，并最终得到一种“道德原则的规范力量”，而这种规范力量“在我的实践慎思和行动决断中发挥调节性力量”[6]。对善之道德品性的本能性发掘，以及在旅程中的逐渐强化，使姜子牙在道德的完整意义上成为仁义英雄的化身，“善”之于他不仅是一种“行为的准则”，而且还转变成“这准则在实际行为上的体现”[7]20。这一行为体现即是姜子牙选择了违天抗命、打破天梯，与静虚宫决裂。两种不同的道德准则及实践行为的并置，构成电影中冲突的根本来源，姜子牙形象的丰富性，及其道德选择的艰巨性，在这一冲突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二、违天抗命：姜子牙的道德选择

姜子牙之所以能与“道德”发生关联，是因为姜子牙形象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与“国家”“君臣”等政治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民间祭祀体系中的姜子牙信仰也是上述体制的延伸。在文学作品的演绎中，姜子牙的道德归属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延伸至民间领域，规约着人们的道德生活。在《封神演义》 中，姜子牙即说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4]520。可见早在小说中，就突显了人在与“天命”沟通的过程中，“德”之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这成了电影叙事结构的主要部分。

在电影中，姜子牙与九尾狐妖之间的冲突只是表象，真正的矛盾其实发生于姜子牙与师尊之间。这一矛盾不仅体现于姜子牙对师尊命令的违抗，更体现于不同的道德准则所引发的人神纠葛，而这引发了姜子牙最为激烈的内心冲突、对神之存在意义的怀疑、对“苍生”概念的重新厘定，乃至做出打破天梯、绝地天通等行为，最终重新塑造人间秩序。

姜子牙与师尊的矛盾，首先体现于对善恶观念的不同理解。姜子牙所理解的善，是救下每个眼前之人，而师尊训诫姜子牙，表面上是“心怀悲悯，方见苍生”，实际上是要姜子牙通过亲斩九尾而斩断心中之善，因为“一个神，善只囿于眼前一人，就是罪过”。这种对善的理解方式存在前后不一的问题，如果神的悲悯只是面对“苍生”这一个符号，而对眼前需要被救之人视而不见，那么这里的“悲悯”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姜子牙才有“不救一人，怎么救苍生”的质疑。善念与善行往往从具体情境中生发，《孟子·公孙丑上》中之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墨子·兼爱中》之“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皆说明“善”并非一种抽象的事物，一个人的求善“不是从制定和学习某些行为准则开始，而是从发现自己的内心开始的，通过内求找到自己的仁性是求善的第一步”[8]。师尊对善的信念及其行为实践显然不符合姜子牙对善的理解。姜子牙的善念首先发自于本心，见狐妖体内有无辜元神，他不忍斩杀，是因为他将无辜元神归入与自己同一的生命共同体之内，这一共同体最终也将容纳作为异类的狐族，从而成就了姜子牙更高层次的、能够接纳不同物种的“善”。这里的“善”其实代表着一种象征公正、平均的德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善良的人，不但以德性对待自己，更要以德性对待他人。”[9]97由此，姜子牙不仅拯救了他人，也拯救了自己，并实现了对“善”的完整诠释。这与师尊之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师尊那里，“善”是一种理念，是一种需要被遵守的准则，是一种固化的标准，这种被定型化、模式化的“善”其实与“恶”只有一墙之隔。一种抽象的善永远无法应对现实中诸多生命所遭遇的痛苦，因此，师尊所秉持的善反而形成了对某些人与妖的恶，这明显违背了“悲天悯人”或“一切皆为苍生”的初衷。姜子牙与师尊的矛盾即来源于此，虽然姜子牙之善暂时囿于眼前的小九（苏妲己），也就是“满足了某一种或暂时的要求”，但他发自内心的同理心却能够与整体发生联系，而这正是一种完整之善的内在涵义[10]129。

更进一步来说，姜子牙与师尊之间也存在公德和私德的纷争。关于公德私德的问题，梁启超早在《论公德》 《论私德》等诸篇文章中有过讨论，从梁启超到马君武、章太炎，他们均是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层面思考公德与私德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但这种思考在当下仍有继续展开的必要。从电影层面来说，影片是制作者立足当下道德境况而对传统题材予以现代演绎的结果，另外，姜子牙与师尊代表的是不同的道德类型，而对不同道德类型的辨析有助于明确理想道德生活的模式。公德与私德对应着不同的生活领域，“公德是个人对团体的，是以团体为伦理对象，而私德是个人对个人的，是以个人为伦理对象”[11]。在梁启超那里，公德与私德同等重要，“无私德则不能立，含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12]19。在梁启超的思想脉络中，私德之重要性后来居上，这也是先有《论公德》后有《论私德》的原因。公德与私德的塑造，与人之内在心性的修养有着密切关联，姜子牙对每个眼前之人的庇护，其实正证明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而这恰恰是一种私德的体现，这种以“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私德既成就了姜子牙，也使他产生了公德培育之可能。

反观师尊，他首先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灵，对三界的绝对统治力使他理所当然的成了公德的守护者，而他也由此建立了一套以神为主、以人为辅、以妖为对立面的统治体系。但在九尾口中，师尊为了能一统三界而与它达成协议，这种秘密的勾当显然使师尊的“公德”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姜子牙也正是对师尊建立在有亏私德基础上的公德发起了挑战。当一位有权力的统治者没有完善的私德，所谓的仁爱之心只是权力欲的幌子时，那么其所秉持的公德也是无意义的。在《庄子·胠箧》中，庄子即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他认为，“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13]280张岱年解释道，“仁义可以为有权有势者所利用以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仁义成为权势的点缀与伪装”[7]37。也就是说，师尊口中的“悲悯”或“仁义”只不过是他获取神权权力的障眼法而已。由此，在姜子牙发自本真的善与师尊伪装的善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脆弱的私德并不能支撑公德的塑造，在被伪善的私德所绑架的公德统摄之下，世间的流离失所、谎言愚弄等诸多不公事件才会频繁发生。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这恰恰成为对近代中国重公德轻私德之流弊的隐喻。在近来中国学界发生的公私德辩论中，一些学者表达了对上述道德现象的清醒认知与忧虑。如陈来认为，近代中国以政治公德为主体的道德生态极大地削弱了个人道德的力量，这造成了“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14]。无良好的私德，则政治公德与社会公德皆不能立，因此，姜子牙形象的塑造不仅是电影所表现的道德主题核心，也是当下中国道德文明建设与道德生活展开需要参考的重要对象。在他身上，体现着以善为标的的私德蕴藏的巨大力量，也隐含着私德与公德相统一的美好前景。

姜子牙的道德选择是在英雄之旅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从因一念之善放过九尾而被驱逐，继而因眼见世间生灵涂炭而生发悲悯之心，乃至因得知师尊与九尾的阴谋而生发拯救苍生之心，姜子牙的道德考虑从幼稚走向成熟，而这一认识也深刻改变了其道德实践。从逆来顺受地接受被驱逐的命运，到勇敢地在师尊面前提出疑问，最终决绝地打破天梯，这是另一个“绝地天通”神话的诞生。在《尚书·周书·吕刑》与《尚书正义》诸篇中，“绝地天通”的发生，是因为“三苗乱德，民神杂扰”，于是重、黎在黄帝（或说为尧） 的命令下绝地天通，“令民神不杂，于是天神无有下至地，地民无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杂也”[15]528。绝地天通神话的诞生，与人类理性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崇敬神灵的时代，神话的讲述者仍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揭示神人阻隔的发生，神灵们仍居于主体地位。但在姜子牙创造的绝地天通神话中，造成神人阻隔的主体被置换为人，姜子牙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了违天抗命的行为。神的理念与行为是被质疑的对象，这种质疑是在道德的层面上发生的，姜子牙的决绝行为是对师尊之恶及虚伪私德的拒绝，而他在打破天梯之时形象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上天”对师尊的惩罚，似乎说明姜子牙的道德立场与实践更符合“天道”，那么，这便引申出一个新的命题，即在传统意义上的神祇跌落神坛之后，“神”变成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从道德意义上重新理解“神”的内涵？

三、由人到神：姜子牙的道德终点

神，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与人类早期的崇拜心理密切相关。当人类面对自己难以理解的对象时，往往会由之生发出或崇敬或恐惧的心理，神的早期踪影便由此而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性思维开始逐渐主导人类的精神世界，神不再被视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但人类并未因此而否认神存在的意义。在神话被历史化的过程中，神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实体”，或者成为宗教信仰的对象，或者成为人类统治力量的来源，神逐渐脱离其最初的涵义，介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诸多现代观念的承载物。在这一背景下，电影《姜子牙》为神之意义的探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影片不仅质疑了以师尊为代表的传统神祇集团存在的合理性，而且通过对姜子牙由人到神过程的细致呈现，探讨了“神”的另一种内涵。神，代表了人类道德发展的极致，也是人类世界重归秩序与和平的根本条件。

与人类生存世界的残酷、荒凉相比，师尊所在的静虚宫华美、壮丽，代表着一种人类理想的生存境界。但在九尾那里，静虚宫里的一切、师尊的至高地位，是建立在狐族的巨大牺牲这一基础之上的；其实不仅是狐族，由师尊与九尾之间的交易而引发的三界大战，无数的人类生命筑成了静虚宫华美的阶梯。因此，身形巨大、面目模糊的师尊、十二金尊、守卫静虚宫的巨人等等，便成为一种绝对神权统治力的象征。姜子牙对师尊的态度，与其说是出于敬重，不如说是对一种不可知力量的恐惧。在师尊令人不安的面影里，道德失去了约束的力量。既然三界的统一是通过师尊推行的暴力而实现的，那么道德只会被异化为一种神权统治的力量，成为掩盖统治阶层真实目的的遮羞布。因此，姜子牙的一念之善正是引起反抗神权统治、重塑道德秩序的重要借助力量，这代表的是一种真正能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光明的力量。《老子》有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姜子牙并未刻意标榜自己善的德行，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去拯救一个无辜之人。师尊则与之相反，他是一个以“心怀悲悯”而自居的神灵，但在他华美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私欲，这便是“有德”与“无德”之区别。换句话说，姜子牙并没有把自己置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也并非一个道德主义者，而是在“个体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反思和自由意志达到‘道’的普遍性”[16]。正是通过对善之理念的坚守，姜子牙获得了违天抗命的自由意志，并在一种持久的道德实践中揭穿伪道德者的虚假面目。姜子牙的“绝地天通”，象征着理性道德与善之意志的胜利，传统意义上的神祇最终被打落神坛。影片在这一理想的结局中落幕，但由之引发的道德思考却并未停止，这一思考的延伸即是对“何为真正的神”这一问题的解答。

“神”之本义，指在人类想象中存在的天神。《周礼·天官·冢宰》有言，“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这里的“神”指超越于凡人之上的一种统治力量。《说文》释“神”为“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可见，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神”逐渐脱离了某种实体意义，演变为某种符号，被赋予了更为明显的功能意义。也就是说，虽然神、人之间的分隔是人类对神之认识的趋势，但也存在另一种趋向，即“将外在于主体的神祇世界、类型、系统内在化和精神化的倾向”[17]。这种将“神”内在化的努力其实象征着人试图突破自身的道德限制，而达到一个更高的道德层级。《荀子》 中所谓“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即说明人虽然在“事”的层面上难以与神明媲美，但却可以通过自我心性的修炼，在“功”的层面达到神的高度。在这方面，姜子牙显然可以视为上述理想的实践者。他代表的是人类理想的道德境界，他通过身心修炼而迸发的强大能量，使以师尊为核心的传统意义上的神祇集团受到质疑，姜子牙打破天梯的绝地天通行为，便是对传统神人关系中命令与服从这一秩序的突破。在天地秩序重归统一之后，姜子牙显然成了新神，这一神灵地位的获得恰恰是通过道德元素而得以构建的，因此，这里的“道德”藏着人之所以成神的秘密。

《国语》有言，“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18]621。姜子牙虽不能被称为“觋”，但在人神沟通、抚慰人心方面，他扮演了“觋”的角色。由人而觋，由觋而神，姜子牙成为神显然并非只靠善的本性，同时还需满足其他更多条件，最终实现天人之统一。姜子牙虽具备成为神的潜质，但有两方面因素阻碍着他的成神之途，其一是他对以师尊为代表的神权之盲从，其二是他理解的善的对象只局限于人，而未达到更宽广的层面。对某一对象的盲从，极大地阻碍着姜子牙人格的完善，因为盲从意味着人的知、情、意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起来，达不到人性的至诚高度，姜子牙对师尊无条件的服从使他难以发现事物的本质，继而影响了他对善的客观认识。这种认识上的限制也使他的善只局限于人类，而难以扩展至包括狐族在内的其他物种层面。但在英雄之旅中，姜子牙逐渐突破了自己心理与情感的禁锢，他开始质疑师尊的道德立场，也开始将善转移到遭遇不公对待的狐族身上，这种内心的巨大变迁激发了姜子牙的身体潜能，也使他获得了与神明相匹敌的力量。通过姜子牙的经历，可以提炼出人在转化为神的过程中其认识层面的演化程序，即“心-性-道-天”，其中，“天、道属于‘天’，心、性属于‘人’”[7]149。可以看出，中国人理想中的天人合一便是人成为神的最终境界，它起始于人对自我的初级认识，由这种认识延伸到对人类道德之“性”的发现，这种道德之性体现了“道”之存在的普遍性，并最终与“天”融合为一体。在这一认识的终点，姜子牙的道德上升到了与天道相融合的程度，他也由凡人而升至“大人”的高度。这里的“大人”指的是人能够与天地万物化为一体的境界，《周易》 中的《乾卦·文言》 中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9]18。因此，所谓“大人”即是“神”的另一种名称，它不再指称神祇的实体，而是“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区别、精神与自然合一的东西”，是“潜藏着无限的实在的统一力”[10]82-84。“神”的现代意义与人的自我实现相合，“如能认识真正的自我，那就不但符合人类一般的善，而且会与宇宙的本体融合并与神意暗相符合”[10]147。因此，人达到神的境界即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获得，意味着一种能够容纳四时、天地之序的完整道德在一个人身上的全部实现。

由姜子牙的成神之路而引发的道德讨论其实是一个颇为宏大的命题，显然不是靠一部电影就可以解决的。但电影《姜子牙》的存在，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影片勇敢地抛出了一个具有严肃性且引人深思的主题。电影主题的严肃性，使制作者不再把叙事的重心置放于神魔之战上，而是在后封神时代，通过对人之善恶、公私德之复杂性存在，以及人性与神性之胶着状态的表现，思考人如何在更深层次上成就自我，乃至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然而，思考的深度并不能弥补电影在叙事上的诸多漏洞。姜子牙所秉持的“救下每个眼前之人”固然是一种良好的道德理想，但这种拯救在面对苏妲己（小九） 和申公豹时显然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当苏妲己被塑造为一位纯情少女形象时，姜子牙自始至终的拯救便极易被引申到二人的男女私情层面，这便极大地削弱了电影的思想深度。另外，能够惩罚师尊的“上天”承担的是怎样的叙事角色？他既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道德的准则，之前又为何对师尊的伪道德视而不见？这都是电影现阶段未解决而需要在下一阶段着力解决的问题。

结语

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相比，观众对影片《姜子牙》的评价显然相对较低，这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故事情节的趣味性等诸多因素相关。如果说《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从神话原型重构的角度开拓了中国故事的新讲法[20]，那么《姜子牙》则试图从道德之辨这一层面介入人与神之间的关联问题。显然，相较于前者来说，后者的思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故事为代价，也不易在娱乐化时代获得更多的共鸣。但这部“暗黑系”动画作品的产生仍有其积极意义。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于道德命题的重提显然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对于道德之关注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因为道德建设是中华文明在当下得以赓续的重要内容。因此，与其说电影《姜子牙》是对当下道德问题讨论的呼应，不如说它为中国的道德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艺术的视角。通过对伪道德的批判以及对真道德的呼唤，《姜子牙》为观众展现了道德存在的多样形式，也为人类理想道德境界之塑造发出了真诚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