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三重逻辑

杨镕华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思政部，山西 汾阳 03220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论断2017年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被写入宪法。这一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目前，学界基本围绕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对这一论断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本文立足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形成的三重逻辑进行再次探索，以期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研究。

一、理论逻辑：革命运动始终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介入

理论逻辑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阐释清楚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但是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带来的历史性成就来证明党的领导的合理性。这样的论述虽然具有完整的逻辑架构，但是没有从理论前提上澄清党领导的必要性，而是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逻辑前提进行论证。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理论分析时不能截取原著片段去“裁剪”当今的实际，而要完整理解原著，从而准确寻找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回到《共产党宣言》，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系统、完整的理论研究寻找这一论断的源头。1848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1]6《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汲取真理之源，在传承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其中的精神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1]4。这就为我们回到《宣言》深入理解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视域。

(一)“幽灵”要上升为“阶级”

《宣言》以“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展开，不仅介绍了背景，还揭示了其历史任务。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2]。如何使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为阶级，让“幽灵”上升为无产阶级，从而开创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现实运动？《宣言》就是“幽灵”成为无产阶级的公开说明。

(二)“无产者”的革命实践需要“共产党”来推动

在《宣言》第二章的开头论述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44这就是说，当“幽灵”成长为一个阶级，以阶级的形式出现在历史发展中，介入现实的革命斗争中时，就必须有共产党这个组织来领导。共产党要直接介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各个环节和发展阶段，在革命中始终起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个目的，共产党就要“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规律”[3]44。共产党是阶级斗争原则的把握者，也只有自觉把握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原则才能始终如一地介入到运动中去。所以，就无产者与共产党的关系来看，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在理论上有《宣言》这一原则的引领，实践上必须要有共产党的推动。

(三)“共产党人”引领“革命”的未来

《宣言》认为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要坚持的原则是：“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65这句话蕴含丰富，首先，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从现实的工人运动出发的；其次，不论运动是关于工人争取最近利益还是达到共产主义运动高度，共产党在其中始终扮演领导与引导的角色，始终介入革命运动；最后，现行的革命运动绝不是共产党人的目标，其目标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总之，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革命的现在和未来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综上，工人阶级从“幽灵”上升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共产党介入革命运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自觉把握者，所以进行革命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坚持的一般规律。

二、历史逻辑：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从平行结构到层次结构的演进

历史逻辑应是撇清历史发展的偶然，抓住主流和必然，以逻辑的必然再现对象的历史，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而把握对象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是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体现出来的，提炼出这一特征体系就是抓住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应立足党的领导与特征体系中其他特征之间的历史互动。但是，当前阐述历史逻辑不少是从历史成就来论证党的领导的合理性，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创等来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比如，学者李权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4]以这样的角度进行历史逻辑的论证无异于“打天下坐天下”话语的翻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其他特征的关系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经历了平行结构到层次结构的演进。

(一)隐性的平行结构

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对于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也就是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是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的，即所具有的共同原则特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提出的。这种在一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描述具有浓厚的理论理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生产力方面，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和物质条件。为满足社会化大生产，还要进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道路。二是生产关系方面，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消灭“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现象，人们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是其获得个人收入的唯一依据”[5]。三是政治关系方面，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社会分工就不再具有经济利益性质，人们就不再会因为物质利益而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由此阶级和阶级差别将消失。四是思想文化特征，由于阶级和私有制的消灭，人与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人的道德回归人本身的道德，社会充满自由、平等、快乐。在这些特征中并没有单独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但在前文论述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革命运动的始终都扮演着领导与引导的作用，以上所有特征的实现都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未来社会时，虽然强调社会生产力这一特征，但他们的前置语境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预见未来社会时已指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从理论理性走向了实践理性，党的领导这一内涵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一个典型理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面对党内一些共产党人对党执政地位的怀疑，列宁强调：“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6]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继承苏联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肯定，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7]。另一方面，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的领导置于错误的战略方针和执政环境中，削弱了党的领导在实践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实际重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新考量党的领导“何以是”“何以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开端。在阐释这些理论时，邓小平侧重强调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前提的角度来讲，党的领导是其他条件得以实现的前提，比如生产力发展、巩固公有制经济、坚持按劳分配、扩大人民民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特征的实现都要以党的领导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从预设的角度来讲，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息息相关，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如他所说“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路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8]195。虽然这时党的领导地位已被着重突出，但从整体来看党的领导与其他特征之间依然处在一种平行结构之中，这集中体现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初级阶段总路线中。

(二)稳定的层次结构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关系之所以能从平行结构走向层次结构是由实践决定的。一般情况下，特征体系内部各特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成，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结构，共同促进事物的发展，但是当有特殊的实践情况出现时，这一稳定状况就将被打破。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情况。20世纪末苏共亡党亡国，西方对社会主义制度大肆进攻；国内同时在经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巨变，新旧体制之间摩擦加剧；党内面临新老领导集体交替，大批新任领导干部面临严峻考验。综合世情、国情、党情，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显得更加突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迈向新世纪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这一理论问题，并且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明确了党的领导与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其他特征的关系以层次结构出现，呈现出稳定的“金字塔”结构。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破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时提出提高党的领导的科学化是所有工作的关键，同时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也更加自觉地认识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理性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理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特征之间的关系逐渐明确。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根本特征，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如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区别？这就要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实践来剖析。

三、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最显著标志

当前，实践逻辑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推动和发展的实践过程离不开党的领导来论证。但是，最本质特征是指众多特征中最能体现事物根本属性的外在表现，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所以仅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方面论证不能说明问题，而要从实践出发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实际，同时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相比较，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根本标志。

(一)新的历史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论断提出的现实依据

从内部环境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正在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将失去“主心骨”，从而陷入无休止的主义之争，国家的安定团结、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将被葬送。

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不断挑起意识形态纷争，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攻击政党制度，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一个国家选择政党制度的根本依据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要求。环顾世界，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地区)没有一个走向富强，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实行西方民主化道路后经济发展一落千丈。反观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所以，面对当前内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我们更加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遵从了资本逻辑，肯定了资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的巨大作用。既然资本逻辑同样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善，那为什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8]373，这里的本质区别意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价值旨归，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也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重要前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问题随之凸显，那就是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过大。简言之，市场可以强调效率但无法保障公平。由此，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限定，既要解决生产力发展的经济问题，也要解决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政治问题。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来看，要坚持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框架内，政党仅仅是沟通国家、市民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党还担负着实现国家发展的使命，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还被赋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使命，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所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方向。2021年，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真正实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实践发展强有力地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始终

这里主要是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寻找二者的根本区别。在进行比较时容易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1.比较方法上的缺陷。我们研究事物特征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对比，通过对比两个事物找到不同之处从而揭示事物的特征，如果采用这一方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经典作家预设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都将党的领导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当所对比的两类事物存在共性的特征时，这种共有的东西就不能成为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要求在比较的同时充分考虑事物存在的根据，依据具体实践的变化，在完整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分析其特性。所以，对于最本质特征的认识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比完成，而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推动、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发现。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9]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一切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次，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中国坚持了42年，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不可能的。环顾世界，不论是经济转型国家还是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了国家富强。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依然需要党的领导。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这一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即群众路线。将这条路线贯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党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脉相连，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开创、推动与发展，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最显著特征。

2.比较过程中参照系发生变迁。在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时期，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时的参照系是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时的参照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发展的模式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当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已经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发展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发展共享，此时的参照系是不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所以与其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相比，中国所坚持的就是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据前面的论述可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内涵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最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