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三个课堂”促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近十年政策工具的内容分析

赵 健 陈 利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引言

利用教育信息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补齐乡村教育这块短板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以下简称“三个课堂”)通过互联网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重点解决农村薄弱学校“开不出、开不好”国家课程的问题，从而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因此，教育信息化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应有之义。教育部从2012年开始持续十年将“三个课堂”作为政策抓手，以解决农村薄弱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其意义在于“三通两平台”解决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国培计划”解决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同时，“三个课堂”通过互联网充分调动包含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内的智力资本，以低成本大规模的方式开启“互联网+教育”新生态。在乡村教育振兴中,城乡教育资源需要从共享走向共生，强调发展理念、内容及方式的转变与优化，以实现互惠共生。[1]“三个课堂”就是“互联网+教育”的一种城乡教育资源的共生形态，通过“互联网+”加速优质教育资源的流通，联通区域、校际、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通过异地在线协同教学、教研的方式，推进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本文基于“三个课堂”相关政策文件的内容分析，对“三个课堂”振兴乡村教育、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相关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区域提升教育信息化治理能力、完善教育信息化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和机制创新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以定量分析的方式对近十年来“三个课堂”促进基于均衡发展以及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文本进行结构化的分析。首先，将各个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做内容编码并进行初步分析；其次，通过政策分析理论制定二维分析框架，将符合的政策文本归入分析框架中，对政策文本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通过不同维度量化分析的结果，对政策工具的多方协同机制、实施监测和效果评估所不完善的地方，给出政策性建议。[2]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2012—2021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有关“三个课堂”的政策工具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寻找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乡村教育振兴的过程中的“三个课堂”扮演的角色以及政策得失。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搜集的政策文本需满足2012—2021年间权威性的发文单位，即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其直属机构、中央各部委)出台的通知、意见和决定等规范文件；以“三个课堂”“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同步课堂”等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相关性高的政策文件。同时对收集的所有政策文件进行甄别，去除相关性不高以及重复提及的文件，截至2021年11月，本文共收集到有关“三个课堂”的50个有效政策文件样本。

(三)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本文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编码表由政策编号、政策名称、文本形式、政策年度、发布部门、政策目标、内容编码以及政策工具类型组成(表1)，政策文本中涉及的政策文件由“政策编号—所属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类型”逐级进行政策文本编码，例如将第一份政策样本“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杜占元同志在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编号为“1”，其中指出“宽带校校通是解决基本的网络应用环境，是最基本的条件，必须要实现的”归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应用的政策工具是命令工具，因此编号为1-1-1。基于提出的五种政策工具的分布情况，对政策样本进行编码与归类，共获得482个有效内容编码单元。通过两人分别独立对文本内容编码以保证文本编码的有效度，首次编码一致性达到92.5%，最后两人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形成完全一致性编码(表1)。

表1 政策文本分析编码表

续表

本文将筛选到的482个内容编码单元按照政策工具类型以及目标维度进行归类，统计出政策二维分布表(表2)。

表2 “三个课堂”政策二维分布表

(四)基于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指的是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直属部门就发布政策所使用的途径和手段，是政策发布与实施最重要的环节。[3]而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将政策文件的要求、目标等理念转变为具体组织实施的途径和手段。对于政策工具类型的划分，国外学者Howlett和Ramesh的政策工具分类为自愿性政策工具、强制性政策工具和混合型政策工具[4]；McDonnell与Elmore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劝告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五种[5]；Schneider与Ingram根据目标群体对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采取不合作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权威工具、诱因工具、能力工具、象征与劝说工具及学习工具等五个相对应的类别[6]；Rothwell与Zegvelad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7]这些不同的政策工具的划分都有相应的案例应用，并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以上政策工具理论的基础，结合政策文本内容，建立政策工具(X维度)和政策目标(Y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通过X维度政策工具频次和Y维度政策目标频次的统计分析，揭示出政策工具组合使用中存在的薄弱或缺失，为我国“三个课堂”相关政策的制定、修订提供理论参考。

1.X维度：政策工具分类维度

本研究综合比较了各类政策分析工具，根据“三个课堂”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指向做进一步的分析，借鉴麦克唐纳和艾穆尔的政策工具分类，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劝告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等五类。命令工具指国家借助政府权威强制推行实施的政策，本文将通知、意见、公告、纲要、监测、评估、保障等纳入政策工具中[8]；激励工具指针对各部门或相关主体进行物质奖励，本文将过程监督、质量评估、培养奖励、补贴等纳入该政策工具中[9]；劝告工具指政府通过信念、价值观导向鼓励引导目标主体对政策实施的落实行动，是行动主体对政策实施自觉、不求物质回报的行为，研究将号召、鼓励、引导、凝聚共识、自发等纳入政策工具中[10]；能力建设工具指提供个体、群体或机构以做决策或采取某种行为的信息、培训、教育和资源给那些有能力的个体、群体或机构去决策或开展活动。具体包括政策支持、基础建设、教师培训、资源信息服务、考核标准等[11]；系统变革工具指的是内部权威机制的变化和重组，包括体制改革、权威转移等。[12]

2.Y维度：政策目标维度

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指出，针对基础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现实需求，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探索信息化背景下育人方式和教研模式等重要任务，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本文通过对搜集到的政策文件的走向梳理以及学者的研究总结发现，目前有关“三个课堂”政策主要集中关注于新型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等)、教师培训和网络教研、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监测评估、典型示范引领等方面，所以，本文通过文本编码将政策内容归类为基础设施建设、教师研训、教育优质资源供给、监测评估、示范推广等五个政策主题，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数字化教学设备、宽带网络以及智能化设备进校园，并加强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三个课堂”的建设提供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教师研训指的是主要针对农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解决教育信息化应用程度低的问题，以“三个课堂”应用新形态为主线进行线上线下培训，通过国培、省培等培训项目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实现乡村教师精准培训；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指的是通过信息化教育平台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至农村边远地区，通过加快“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以及优质课堂的建设，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监测评估指的是对“三个课堂”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实施过程中建立监测平台，对产生的数据进行有效评估，实现对“三个课堂”应用效果的动态监管，确保应用实施切实高效；示范推广指的是对“三个课堂”的应用做先行示范区，以点带面，全面实现“三个课堂”的应用。例如，《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有提到的“推动宽带卫星联校试点行动”，属于涉及示范推广政策主题的典型案例，该案例源于教育部“利用高通量宽带卫星实现学校(教学点)网络全覆盖试点项目”取得的经验，项目选取了甘肃舟曲、云南彝良、四川雷波作为项目试点县，通过接入高通量宽带卫星，为试点县学校和教学点建设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开展基于卫星网络的专递课堂和同步课堂、网络教研、学生自主学习等的教学教研实践。[13]

3.二维分析框架构建

基于X政策工具分类维度与Y政策目标分类维度的构成，本文最终构建了“三个课堂”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三个课堂”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三、政策文本分析

本研究围绕政策年度与数量趋势、政策文本主题发文数量变化、各政策工具频次分布以及不同政策目标维度的政策工具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政策年度与发文数量

统计发现，从2012年在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三个课堂”至今，政策发文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图2)，这反映出我国对于“三个课堂”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视程度，政策文本数量总体有较大波动的明显特征。从图2可以看出，2012年是第一次提出“三个课堂”的建设，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对教育公平的关注度极大的提升，大力支持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持续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同步直播课堂”，缩小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差距，2018年政策发文数量达到峰值。

图2 政策发文量变化趋势

2018年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表示，坚持“扶贫必先扶智”的理念，以“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等方式实现结对帮扶；202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到2022年，要全面实现“三个课堂”在中小学的常态化应用，彻底解决“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课”的问题。因此，从图2可以看出伴随波动性的特征，但总体看是上升状态，再结合疫情下的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平台+服务”模式的在线教育有很大的需求空间，从这一点看，“三个课堂”仍将是“十四五”期间重点建设的方向。

(二) 政策文本主题发文数量变化

在“三个课堂”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中，通过五类政策主题的发文数量的总体统计分析(图3)发现，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变化一直占比较高。我国长期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信息化发展程度，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处于最根本、最关键的地位。在2012年国家政策指出要建成优质教育资源信息化学习环境，着重点是“三通两平台”的建设，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三个课堂”长效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从图3来看，政策文件持续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教师研训政策主题从2012年至2021年总体是上升的趋势，教师教研和培训通过网络研修共同体等方式，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2013年开始实施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要求吻合，因此对教师研训的政策支持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政策主题在整体的发文数量中是较稳定增长，国家通过建设“三通两平台”以及优质在线公开课，不断补齐边远地区农村学校“三个课堂”软硬件建设需求的短板。监测评估政策主题在2012年至2018年以前比较少涉及，2018年我国发布了多部文件，对于“三个课堂”的应用实施都有相应的监测措施，并借助第三方平台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因此在2018年至2021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国家政策对于“三个课堂”的示范推广大力提倡，鼓励各地区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并从2018年至2021年的发文可以看出，示范推广政策主题发文数量总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图3 政策主题与发布数量

(三)政策工具X维度分析

本文结合五类政策工具维度对50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得到了政策工具分布图(图4)，结合图4和表3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五种政策工具在五种政策目标中的使用频次不同，其中，能力建设工具占比达到49%，是五类政策工具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命令工具占比达到23%，是政策工具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劝告工具在五类工具中占比较少，约为16%；最后是激励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占比最少，约为9%和3%。这也体现出国家政策制定更多致力于能力建设工具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大目标，希望各地区依靠自身能力建设推进教育改革的持续性发展。

图4 政策工具比例

如表3所示，命令工具在五类政策主题中共使用113次，其中有37次指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占比33%；28次指向教师研训政策目标，占比25%；有20次指向了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政策目标，占比为17%；在监测评估和示范推广政策目标中使用频次最低，占比共28%。激励工具在在五类政策主题中共被使用40次，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示范推广政策目标均指向4次，占比均为10%；有23次指向教师研训政策目标，占比58%；有6次指向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政策目标，占激励型政策工具总频次的14%，3次指向监测评估政策目标，占比约为8%。能力建设工具在五类政策主题中使用最多，共出现238次，其中有54次指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占比约为23%；有59次指向教师研训政策目标，占比25%；有70次指向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政策目标，占比29%；监测评估和示范推广政策目标使用较少，共占比共为23%。劝告工具在五类政策主题中共使用78次，其中有14次指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占比18%；有21次指向教师研训政策目标，占比27%；有27次指向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政策目标，占比35%；监测评估和示范推广政策目标共使用16次，约占比20%。系统变革工具在五类政策主题中是使用最少的政策工具，共使用13次，其中，指向教师研训和示范推广政策目标共4次，占比均为15%；指向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和监测评估政策目标为8次，约占系统变革工具总频次31%；1次指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约占系统变革工具总频次8%。总体来看，能力建设工具和命令工具在五类政策目标中使用较高，激励工具、劝告工具以及系统变革工具使用较低，因此，单个政策工具使用比较少，以多种政策工具联合使用较多。

表3 各政策工具指向政策目标频次分布表

(四)政策目标Y维度分析

基于图5政策目标要素维度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三个课堂”政策涉及的五类政策主题中，主要集中在教师研训(28%)和教育优质资源供给(23%)领域，可以看出为提高教师队伍建设，国家政策旨在利用线上线下培训的方式、考核激励以及跨学科教学能力提升等途径提升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并实现依托信息技术的“优质学校带薄弱学校、优秀教师带普通教师”模式制度化，指导教师共享和用好优质教育资源。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占比为23%，体现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最基础以及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三通两平台”)，监测评估与示范推广在所有政策目标维度中占比最少，分别为8%和15%，这两个目标维度在“三个课堂”政策工具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5 政策目标要素维度频次比例图

从不同政策目标维度来看，五种政策工具中各政策目标呈现出差异性(表4)。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共使用110次，其中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最多，为54次，约占比为48%；命令工具使用频次次之，共指向37次，占比为34%；劝告工具的使用频次为14次，占比为13%；激励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次最少，在五种政策主题中共使用5次，占比为5%。致力于教师研训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共使用133次，其中命令工具使用频次为28次，占比21%；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最高，共使用59次，约占比为44%；劝告工具使用频次21次，约占比为16%；激励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次较低，共占比19%。致力于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共使用127次，其中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最高，约占比55%；20次指向命令工具，约占比16%；27次指向劝告工具，约占比21%；激励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次较低，约占比5%和3%。致力于监测评估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共使用40次，其中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最高，占比52%；命令工具使用频次次之，使用频次为11次，占比27%；激励工具使用频次为3次，占比8%；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次为4次，占比10%；劝告政策工具在搜集到的政策文本中只出现了1次，占比3%。致力于示范推广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共使用72次，其中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最高，约占比47%；命令工具使用频次为17次，约占比23%；劝告工具使用频次为15次，占比21%；激励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次数较少，共占比9%。总体分析来看，能力建设工具在五类政策目标中使用频次最高，其次使用的是命令工具，激励工具、劝告工具以及系统变革工具三种政策工具使用较少。

表4 各政策发展目标指向政策工具频次分布表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有关“三个课堂”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都是多个工具联合使用，单个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少。总体来看，2012—2017年，政策工具的使用涉及两三个类型。从以上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政策工具的使用偏重情况，2018—2021年，政策工具的使用能兼顾到五类政策工具。

1.命令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外溢

政策文本分析中发现，命令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频繁使用，总占比达72%，国家政策发布使用激励工具以及劝告工具比重偏低，同时在对“三个课堂”建设中有关组织机构的机制体制改革关注和支持较少。命令工具具有高效率、避免不确定因素以及强制执行的特征，因此命令工具的使用可以为各地区的计划制订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命令工具过多的使用会有外溢的现象，会对政策执行者产生负面效应，下位执行不积极以及缺乏灵活自主的意识，各地区实施过程中没有各自特色。能力建设工具的使用占比较大，主要集中在通过“三通两平台”建设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升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而数字化教材和地方课程建设相应的能力建设工具还比较欠缺，内容强化与新科技、新媒体的联系，需要结合信息技术充分挖掘本地化乡村教育资源实施育人的功能，发展农村师生的获取信息、加工和应用信息的信息素养，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持续动力。以师范生为代表的“准教师”在乡村教育振兴中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师范院校应该把培养热爱乡村教育的全科教师作为“新师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职前、在职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势在必行。职前、在职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因实践场域不同要求有衔接但各有侧重，师范生培养应该强调技术素养、学科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并行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在职教师培训以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主。

2.激励工具使用薄弱，保障机制匮乏

统计分析得出，激励工具的使用相对欠缺，约占总体9%，对于任何政策的发布以及实施，激励工具对下位实施的积极主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激励制度的建立是对政策工具有效性的保障。“三个课堂”中各目标群体中两端教师、教育行政部门都需要相应的激励机制，两端学校和教师激励政策尤其重要。激励工具的使用也应该鼓励社会多方参与机制，动员多方力量参与，支持“三个课堂”的长效发展，国家政策发布中应当提示地方教育部门有更多的实施自主性，针对当地教学需要提供充足的支持，政策工具激励功能的缺失，会使实施者积极主动性降低，不利于政策的推行，也会降低创新性，区域间没有特色，因此激励工具的使用需要加大力度，制定法规和鼓励政策，健全政策保障机制。在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将教师在农村地区扶贫、支教作为评聘职称、选拔任用、评优选先的重要条件，而利用“三个课堂”开展支教的输出端学校和教师被纳入激励条件的边界还比较模糊。

3.不同政策目标主题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差异性

“三个课堂”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程中，政策主题倾向于“教师研训”和“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政策实施中的“监测评估”和“示范推广”关注相对较少。从图5可以看出，“教师研训”主题中各政策工具使用占比最高，约为28%；其次是“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主题和“基础设施建设”主题中政策工具使用占比分别为26%和23%；“示范推广”主题中政策工具使用占比较少，约为15%；“监测评估”政策主题中政策工具使用占比最少，约为8%。同时从5类政策主题中涉及的政策工具使用频次的高低可以看出，相较于“教育优质资源供给”“监测评估”和“示范推广”主题，“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师研训”主题中命令工具使用高于能力建设工具的使用。此外，政策样本中每一个政策主题中“能力建设工具”和“命令工具”的使用多于“激励工具”“劝告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因此，这样的政策工具配置会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监测评估主题相对应的政策工具最少，对于政策的科学性以及落地应用的作用力度减弱。值得注意的是，系统变革工具在教师研训和监测评估两大主题中占比较高，在其他三个政策主题中占比较低，这也说明政策制定之后会在这三大领域中有较大变革的可能性。

(二)政策建议

1.优化组合政策工具，促进“三个课堂”精准有效应用

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单一的政策工具不能满足复杂的教育问题，要充分考虑政策工具的组合，使政策目标主体和政策工具匹配度更好。政策工具的组合中，命令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的组合使用过多，激励工具和劝告工具占比过少，因此，为避免政策工具使用单一，注重其他工具的使用，更好地将各个政策工具的优势加以利用，就需要重视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在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中，以教师和设施为代表的资源配置最为核心和关键，其中突出的问题是教师以及教育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素养较低，对于提升自身能力意愿不强，缺乏积极主动性，因此政策发布对于这些问题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政策工具的组合中需加大激励工具的使用范围和力度。“三个课堂”的提出是“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三通两平台”后，在促进乡村教育振兴方面的重要举措，重点是通过引入外部智力资本解决农村薄弱学校的学业质量问题。培养高素质本地化人才是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支撑，“三个课堂”要实现互联网环境下强调互动、分享、表达的教学和教研文化。“专递课堂”不仅是开出课还要开好课，“专递课堂”要向“双师课堂”协同教学模式发展。“名师课堂”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研和教学的参与和观摩，要在名师的带动指导下在课题研究中开展实践，特别是要提升农村教师的地方课程开发能力，从而增强农村教师的文化自信。“名校网络课堂”不能再满足于名校教师高标准严要求的直播课，输入端师生要学会利用该资源开展混合式学习，发展学生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应用信息的能力基础上的高级思维。

2.增加权威重组工具的使用，实现应用过程的监测评估

通过整理分析政策文本发现，有关“三个课堂”的政策文件发布，由教育部联合其他部门协同发文的数量极少，而教育部单独发文的数量较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三个课堂”相关政策工具涉及政策目标主题较多，需要由教育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更有针对性的给予政策保障。因此，“三个课堂”的建设更需要多部门的协同联动，制定发布相应的政策，会更有利于“三个课堂”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根本目标。教育信息化2.0“转段升级、提质增效”的新常态下，“如何利用科学的监测准确、客观地把握规模巨大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信息化发展的实际水平,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精准转型的重要基础”[14]。将“三个课堂”的应用纳入地方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督导评估指标中，对区域、学校、课程、资源、教师和学生在“三个课堂”中信息化应用水平进行实时督导评估，把利用“三个课堂”开展教师网络研修、教学实践活动纳入监测的范围中，各级教育部门对“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实施细则加大监测评估的力度，突出重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健全教师激励和考核机制，鼓励创新教学组织模式。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整校推进中应鼓励乡村教师应用“三个课堂”开展混合式教学，并将相应的教师研修的过程性资料纳入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测评和认证中，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能停留在多媒体教学环境或者拔高到智慧学习环境下的教学应用。利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术可以对“三个课堂”网络运行环境、教学教研、教学资源的流向等方面进行监测，实现教学教研资源的精准匹配与推送，教师教学能力的精准测评，网络环境的自动优化，从而实现智能研修和智能帮扶。

3.推进创新型政策出台，加强示范推广的政策供给

“三个课堂”已经演化为多种载体和多种形态而存在，很多发达地区的学校利用“专递课堂”针对农村薄弱学校开展混合式支教，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机构参与到借助互联网开展教育扶贫；但是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村薄弱学校，总体上仍显得需求大于供给，具体实施中主观意愿强于现实需求。从服务供给的角度，目前“专递课堂”都是带有支教性质的义务性的工作，而名校网络课堂多是有偿服务。支教服务本质上属于社会服务，具有商品的属性，为了让服务更加精准和有效，创新政策应该鼓励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满足多元化、个别化的需求，同时也为“双减”背景下教培机构的转型打开了生存空间。

本文中的“系统变革工具”是指以鼓励创新推广为目的，实现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类型。该类型相对应的各类政策工具相对较少，需要调整现有政策工具使“三个课堂”建设推广更科学合理、精准有效，为教育信息化过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升教师信息素养能力，发展“互联网+”教育的新形态提供示范带动。应用“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等为边远贫困地区送去优质教育资源，帮助农村教师适应信息化教学，实现对口支援和教育精准扶贫方面有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甘肃省教育厅响应国家对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实施了“互联网+”师范院校支教服务项目，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主导的8所师范院校结成教师教育发展联盟，针对农村薄弱学校实施压茬推进的混合式支教模式，“互联网+”师范院校支教服务的核心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赋能组织功能，重构支教服务的时空，以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为核心，实现教学文化创新的过程。[15]该项目在技术环境、目的意义和资源供给方式等方面都和“三个课堂”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对“三个课堂”的创新应用，着力解决农村薄弱学校结构性短缺、名师名校资源稀缺的问题，是实现农村薄弱学校开足开好国家课程、农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增强师范生教学效能感的创新举措。因此，有必要出台更多示范推广主题的政策工具实现机制体制创新，促使“三个课堂”的下位实践探索要根据区域自身实际情况从国家政策文件中找到更多的抓手并且落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