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志略》所见民国时期呼伦贝尔环境状况
——兼论志略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王 平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呼伦贝尔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晚清民国以来，国家多事，边政废弛。地处东北边疆的呼伦贝尔，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遂为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觊觎。各界爱国者十分关注，很多学者纷纷前来考察、著志立说，希冀引起当局重视边疆治理，唤醒国人对支边实边、保卫国防的热情。这期间，呼伦贝尔地区编成了几部志书，改变了以往“文献寥寥，现修志书几于无”[1]的相对沉寂状况，其中首推《呼伦贝尔志略》为最佳。

“史料是做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关键。史料之于史家，犹如食料之于厨师”。[2]地方志自身独有的编纂内容与纂修体例，决定了其在环境史史料研究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呼伦贝尔志略》作为民国官修地方志书之一，是研究民国11年(1922年)之前的该地区域史的重要史料，体现了独有的地方性与民族性，而且该《志略》“实录一编”[3]包含了大量丰赡的环境史史料，对于做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学界对《呼伦贝尔志略》的研究主要有两篇，分别是王平的《民国<呼伦贝尔志略> 的史料价值》[4]和薛海波的《西望呼伦贝尔城 殊方政教几经营——谈〈呼伦贝尔志略〉及其史料价值》。[5]前者从志略作者与版本、编纂特色进行论述，进而认为志略取材有法、考证精良、秉笔直书，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民俗风俗文化，详细地反映了当时呼伦贝尔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有利于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后者从志略的编撰背景、内容、体例进行说明，指出本志的价值所在。本文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国呼伦贝尔环境状况进行初步探讨，以求对该文献的环境史史料价值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一、方志学家程廷恒与《呼伦贝尔志略》

程廷恒(1878-？)，字守初，号月锄、蓬庐，晚号退思老人，江苏昆山人。晚清副贡生，著名方志学家。程廷恒在地方官任上政绩突出，为时人所称道，于驷兴评价廷恒具有“远到之才”“经事之略”。[6]

民国9年(1920年)9月4日，东三省巡阅使公署发出第 19 号训令，令辖下无志书之处斟酌速编，并呈送查核。[7]民国10年(1921年)4月，程廷恒任呼伦贝尔督办兼交涉员后，请准黑龙江公署设“呼伦贝尔督办公署志书编辑处”，聘请采辑和编校等人员，着手编修呼伦贝尔地方志书。[8]

程廷恒任鉴定，张家璠任总编纂，编辑处另有编纂、协纂、俄蒙文翻译、绘图、采辑、调查、校对等50余人。呼伦贝尔文化名人郭道甫亦被聘为协纂之一。《志略》编纂完成时因款拙未能及时刊印。后由原省长吴俊升倡导捐助，该《志略》得以于1923 年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铅印(排印时，曾补入鄂伦春人口等个别内容)。1939年3月，伪满兴安局调查课将该志略重印，但限定“极密”，印数甚少，与初印本一样罕见。[9]

地方志功能向来有存史、资政、教化之说，《呼伦贝尔志略》也不例外。正如程廷恒所说，“里乘所登，轩所采，不出户庭，而利病得失，数计烛照焉”[10]。每到一处，便“采风询俗，不敢言巨细之靡遗，而对于古今中外之兴废乘除，则务孜孜然，悉心搜讨，闻见所及，辄笔之于书”[11]。从内容来看，其《山水》《方舆沿革》《沿边形势》《全境疆域方里》《各县区域道里》《建置》《官制》《边务》《防疫》《交通》《民族》《户口》《宗教》《礼俗》《人物》《商业》《垦殖》《牧畜》《森林》渔猎《物产》《古迹》《艺文》等诸篇能够翔实反映民国呼伦贝尔地区环境状况，亦可以被认为是一部生态文化史文献。

二、《呼伦贝尔志略》反映的自然环境状况与史料价值

判断一部方志价值的高低，主要是看它所含他书未载的重要史料程度。程廷恒在志略自序中云，“举凡疆域异势、山川异形、寒燠异候，壤土异质。言治术，则政教异施。验民气，则刚柔异禀以及衣服、饮食、居处、器用之异，宜金、石、草、木、鸟、兽、虫、鱼之异产，识大识小，掌故攸关，是必有志焉”[12]。可以发现，该《志略》重视地理，对呼伦贝尔地区自然环境记载颇多，主要反映在《山水》《物产》两篇之中，也有零星史料载于《方舆沿革》《森林》等篇。

(一)《志略》中对呼伦贝尔自然环境的总述资料

《志略》中有一些总述本地区自然环境的资料。如有关当时此地区四季的气候分布及其原因记载，“呼伦贝尔地势极高，昔人有上天边子之语。四时之气多风，春秋震漠，惊砂飞扬尤甚。夏历三月苗始解冻，兴安岭阴有经年不释之冰，四月不时雪霰。入夏偶曀，当午极炎。蚤暮仍凉如深秋。六月掘地五尺犹冻，七月已霜，草木黄落，八月降雪结冰。十月河道畅行扒犁。冬则严风砭骨，出门嘘气成霜，行旅每有冻坠耳鼻者”[13]。志略将呼伦贝尔四季分明、气候极寒的特点，记载十分生动形象。气候是构成生态环境的前提因素，以往旧志往往忽视此方面的记载。志略也描述了呼伦贝尔及其所辖之地的疆域形胜，“呼伦贝尔南控内外蒙古，西接悉比利亚，其形势之重要可知矣。根河以北，土多肥沃，昔为外人越垦旧地，多在额尔古讷河右岸，其宜于农事者可知矣。环兴安岭之支脉河流，皆为矿产森林所蕴蓄，吉拉林、扎免河特其一部分耳，其宝藏未兴者又可知矣。且其鱼盐之利，水草之丰，湿湿者其耳千百，濈濈者其角万千，皮革羽毛、山菌酪酥，尤其特著”[14]。《沿边形势》篇记述了呼伦贝尔区域内五大地理要冲。在谈及吉拉林形势时云，“已设室韦县治。是处为沿边适中之地，金厂所在，流民丛集，土脉膏腴，时有俄民越垦，诚边防重要之区也”[15]。

(二)《山水》《森林》篇对呼伦贝尔山川、森林的记述

《山水》开篇云，“呼伦贝尔地脉蟠结，山水雄奇。境内峻岭大川，洪泽叠嶂，左潆右带，允为地理上之大观”[16]。该篇详细记述了呼伦贝尔的山川、河流、湖泊、森林，以类相从，考证翔实。著者不仅给山释名，亦记载山川的地理方位、高度、周至、出产等。如记载兴安岭时云，“内兴安岭一名大兴安岭，又曰西兴安岭。蒙语大石译言兴安二字。曰内者，对外兴安岭而言之也。考其山脉，自中国西部葱岭东走而来，按葱岭山脉分南北两干，北干为天山，为阿尔泰，为杭爱，为肯特。……此一大山脉，纵贯黑龙江省西部，隔绝呼伦贝尔东境，为嫩江与额尔古纳河两大川流之分水岭。其支脉四布，盘结于嫩江之西岸，额尔古讷河之东岸。岭内富于森林，禽兽繁殖。其峰顶尖锐秀拔，高处由五千尺至六千尺。东西两面皆倾斜急峻，随处有断崖绝壁，叠谳重岩，平原之地甚稀。其形势如海波奔驰，鲜交通往来之路云”[17]。该志略汇呼伦贝尔河研究之集大成，对境内各河之发源、流向等翔实载入。山水相依，均有记载，对于了解民国呼伦贝尔区域内的河流水系特征以及历史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关于额尔古纳河的记述，《山水》篇中更正了以往文献记载诸多不确之处。如，《大清会典》《水道提纲》《黑龙江述略》《黑龙江外纪》等文献“以呼伦湖并克鲁伦河为额尔古讷河发源者”[18]，并影响之后志书。地图亦沿袭旧说，导致以讹传讹，甚至“为俄人占界历来以为口实”。[19]然而，经实地调查，该志略详加订正，指出“额尔古纳河源，实出自海拉尔河”，并未附合旧说。[20]《志略》关于呼伦湖名称由来、位置境遇、发展变迁、主要物产等的记述生动而形象，“湖水深不可测，蒙人不习舟楫，向无探其深浅者。冬日严寒，中间不冻，酷暑日蒸，则水色变绿，人不敢饮。风起则潮浪鼓荡，水溢数丈，潮退如初”。[21]《森林》篇中记载了呼伦贝尔地区的原始森林，并记载了其大致分布情况，“呼伦贝尔一大区域，富有天然森林，面积广阔，多依山脉以繁滋。兴安岭为森林主脉，伊勒呼里山次之。循兴安岭迤东而北，幽谷深岩，蒙茏蓊郁，翳蔽数百里，天日为遮，林木丰茂可想而知……”[22]。

(三)《物产》篇对呼伦贝尔植物与动物的记述

呼伦贝尔地大物博，“其物产五金、森林最富，而尤以马、牛、羊、驼为特产”。[23]《物产》篇分动物表(家禽、野禽、家畜、野兽、水族)、植物表(禾稼、菜、蔬、瓜果、草、木、药材)、矿产表(煤、金、铁、黏土、煤油、矿石)、盐碱表(盐产、碱产)。《志略》或记动植物的物种来源与形态，或记它们的原产地，或转录它们在文献中的记载，全方位地反映了民国呼伦贝尔地区的动物、植物、矿产等情况。

如，关于白蘑的记载，“菌类，色白，味厚，汤尤鲜美，为境内特产。产出地点曰蘑菇圈，多在游牧草甸，相传为牛羊血入地所生”。[24]关于麋鹿、貂的记载，“鹿类，土人呼为四不相，以此兽鹿头、鹿尾、驴嘴、牛蹄而名。毛灰黑色，性驯耐劳，能负重。散处林中，以木击树，闻声群集，舐以盐则去。喜食苔，常居山阴。鄂伦春人呼之曰沃利恩，视为驱役之利用品，所谓使鹿部也。《异域录》称为角鹿。《清文汇书》云，角鹿牝牡皆有角，食苔，满语谓之鄂伦布呼”[25]，“有黄黑二色，性畏人，声如鼠。大山采捕，利在大雪。貂见捕匿穴者易得，升木稍难，人罅中则无计可施。霜者以犬为前驱，停嗅深草间，知超所在，伺其出面喻之。超爱其毛，亦不自戕，因生致之。替年商人入山，往往以一斧易数貂，今则一貂百釜不足当矣。清时为最重贡品，本境出产近亦罕少”。[26]所记内容反映了当时麋鹿和貂的常见化、生活习性及其种类的多样性和种群逐渐减少的史实。

《物产》篇对铁、煤、金、盐碱的产地情况等都有记述，其中对煤、金、盐碱的记述较为详细。记载扎赉诺尔矿时云，“胪滨县属扎兰诺尔，面积16方里，光绪二十五年发现，东省铁路公司煤矿，铁路公司承办包工人斜皆司，办理尚称完善，每日可出煤三万甫子。矿区在铁路两旁六千垧之内，北满一带及东省铁路赖此为燃料”。[27]记述境内盐场时云，“白音诺尔，伦城南360里，民国七年，海拉尔广信公司，甄桂林，约产四千余袋，南至札兰北至满洲里，初系蒙人管业。自治取消后，广信公司接办，呼伦贝尔全图作巴彦查干泡”。[28]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呼伦贝尔的煤矿、盐业开采情况。《物产》篇中也有一些关于今日已少见的稀有动物的记载。如对额尔古纳河中黄鱼的记载，“方口，大者重五六百斤，其骨尤为珍品，以充箍席，比之海参、鱼翅云。后亦不见”。[29]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生态状况。

三、《民族》《商业》《礼俗》篇反映的人与自然关系

《民族》《礼俗》《防疫》等篇记述了呼伦贝尔各民族的风俗生业。本地居民农耕有之、游牧有之、狩猎有之，但都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据《概要》称，“呼伦贝尔地广人稀，平均每2方里不过1人。其居民之生活，悉依地理及气候之关系而定。东北与西南两部之天然气象，既互有不同。其生产事业，自亦各异。东北部多山，居民之唯一职业，乃为林业。西南部水草丰美，故多事畜牧。唯两地有一共同之职业，厥为皮毛业。西部则因多河流及湖沼之故，渔业随之发生。且近10年来，在牙克石站以西铁路线往北之地域内，农业渐形发达”。[30]地处深山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习俗则更为淳朴，“人性愚悍，居无室庐，散处深山，迁徙靡定，以打牲为业，衣皮食肉”[31]，“鄂伦春人不解牧畜，以猎兽供食料，嗜酒无量，则较各旗蒙人为尤甚焉”。[32]这些记述反映了当时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当时民众对生计的需求，往往通过周边交易市场获得。民国呼伦贝尔域内的甘珠尔庙集市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该集市以每年旧历八月为集期，远近商贾云集于此，盛极一时。《艺文》篇云，“索岳兴安而北，呼伦鄂逊之南。沙草荒凉，人烟寥落，忽开一大市场焉。人则索伦、额鲁特、布特哈、新旧巴尔虎各旗，喀尔喀蒙古族各部，内而燕晋，外而俄罗斯，各商以万计，畜则驼马牛羊以数十万计，货则金玉、锦绣、布帛、菽粟、轮舆、鞍辔。凡蒙旗日用器物之属，无弗备。毡庐环绕，烟火上腾，周数十里，支帐于野，连车为营。偕妇子以共处者，弥望皆是。蒙言、汉语、驼啸、牛鸣、车驰、马走之声澈日夜不绝于耳，大观哉！”[33]由此可见，该集市商品种类与数量繁多，交易繁荣，边疆民族特色浓郁，翔实反映了本地民众的生活风貌。本地“汉蒙商市，多以物品相交易，而以银钱定其价格”，[34]蒙人输出则以牲畜、毛皮为大宗，汉商输入则以“米、麦、茶、酒，烟为大宗，而布帛次之”。[35]本地居民如何利用动植物资源来满足自身需求？

一是衣物类需求。呼伦贝尔作为蒙汉文化交融之地，衣物用料中除了利用麻、棉等植物纤维织造外，对动物毛皮的使用较中原之地自然更甚。按《志略》记述：“冬则著不上面之羊皮袍，皆袖长幅阔，腰束条带，以绸为之，类用黄紫绿三色”。“蓄发垂辫居大多数，帽形平扁，以毡为之，缘反折而上。亦有绸面尖形者，附以皮耳，顶缀红缨一撮，而圆形缎面饰以金边之便帽，尤喜冠之”。“履概用革靴，多由张家口贩来。高勒底薄而宽，有尖头、齐头二种。汉商所制之毡靴、土名毡疙疸。毡鞋，与内外皮毛之大氅，土名大哈。则汉蒙人均用之，以为行旅御寒之具”。[36]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生活在呼伦贝尔的本地人采用羊皮御冬是很普遍的现象。春售冬购，季节性特点明显。羊皮首饰、长袍、腰带、靴子极为考究。男子冬季多戴羊皮帽子，夏季多戴前进帽。男女均穿身宽袖长的长袍，并束以腰带，着长筒皮靴。当地民众对衣物类的需求，实用性考虑较多。这样的衣着服饰是生态环境高度适应下的产物，符合北方生态环境和生活方便的需要。

二是饮食类需求。本地居民的饮食以“炒米、牛羊肉、牛羊乳为普通用品”“有乳皮、牛酪二宗，为最贵重”，而“奶豆腐，以乳汁强煎，除净水分晒之，切为块形，如豆腐。干肉牛羊外，兼及雉兔孢鹿等。则以便于携带储藏为御冬食品，行旅兵士尤珍视之”。[37]这体现了本地饮食习俗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在温带地理环境条件下，本地居民的饮食方式具有其独特游牧民族风格。相对于中原地区，本地蔬菜、瓜果品类不多，约三十种，但地域特色明显。“老羌菜，俄种，土人名大头白菜，抽薹如蒿，高尺许，其巅叶叶相抱，取次而舒；已舒之叶，老不堪食。割球烹之，味甚美，昔以充贡”。[38]关于木耳的记载，“檑类。《本草》地生，曰菌木。生曰糯，境内丛林多有之，兴安岭产尤佳。味亚白磨，一名树鸡，见《本草》”。[39]对蓝莓的记载，“一作都司，味酸，实小而赤，似桑葚”。[40]此外，对本地特色菌类与野果亦有记载，如金针菜、白蘑、桦蘑、草蘑、花脸蘑、木耳、杜实、鸦格达、高丽果等。《志略》中所记饮食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当然，汉族人移民也影响本地蒙古族的饮食方式。《志略》中提到，“近年商埠交通，汉族人酒食店罗列城市，附近蒙人已有同嗜”。[41]生活燃料方面，“(以)马通、牛羊矢为最普通，木柴、石炭、柳条”。[42]这些燃料均源于自然，体现了本地居民对原始自然资源的利用。

三是住行类需求。关于本地居处使用的建筑材料，除了泥、石、砖瓦以外，植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对木材等的利用。在呼伦贝尔牧区最具特色的居处当属蒙古包。普通蒙古族牧民因“限于游牧，依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则概以穹庐，满语曰蒙古博，俗误作包。为栖止，天幕生涯，蔽风雪，防虎狼，势有不得不然者也。博大小不一，皆圆形，通常高度在十尺、十五尺之间。其构造法，就地划直径丈余之圆圈，周围排立木柱，柱间用木根纵横组织如格，筘着柱上，成一围墙。柱上端架木为梁，成伞形之屋，全部包围毛毡数层，以马尾绳缚之。顶中留天窗，以绳系毡，得自由启闭，通空气，透日光”。[43]蒙古包可以蔽风雪，下雨时不漏不存水，门方而且小，雪不易堆积，并易于拆迁搭盖，便于逐水草而迁移牧场。《志略》对蒙古包的结构以及包内的物品陈设记载翔实、生动。而久居山林的鄂伦春人，“其庐帐率以桦皮为之”[44]。勒勒车是蒙古族牧民普遍使用的运输工具。因各部落所居环境和木材资源的不同，勒勒车的制作方法和用材也有所不同。本地最具特色的出行工具当属达斡尔族人发明的大轱辘车。《志略》中云，“有达呼尔所制之一种辐辐车，又名辘软车，亦曰大毂轮车。轮不甚圆，辕不求直，轴径如椽，轮高四尺余，以一牛曳之而行，首尾相连，一童子可御十余辆，不资毂辗，惟遇山路崎岖，防其损折，须携带斧凿”[45]。车辕、车轴、车辋等用桦木，辐条、横撑用柞木，车板则用柳条编成。大轱辘车轻便、耐用、易修和多用，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四、《古迹》《艺文》篇汇集的各类环境史资料

《古迹》篇中所记的“呼伦十景”和《艺文》篇中载录的诗文七首、赞四首、诗歌五十六首等，内含很多具有珍贵价值的环境史史料。

“八景”文化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志略》中提到的“呼伦十景”即为本地“八景”的重要承载。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呼伦贝尔虽然“因地理、自然生态及经济文化的差异而独具民族和地域特点”，但在修志中也深受中原内地的影响。[46]“八景”诗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体现，后人可以通过对其细致梳理，体悟到山川、河流、植被等生态环境和自然人文景观的演变。《志略》所载的“呼伦十景”——“兴安积雪”“额河冰橇”“双湖鱼跃”“赛马鸣秋”“盐池堆银”“温泉洗浴”“坝后赛神”“河口竞渡”“寺阁晚晖”“沙阜古松”兼具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这其中有本地纯粹的自然景观，弥漫着地方文化的精髓。如在记述“沙阜古松”时云，“县城西北附近，冈阜突起，沙性松浮，绵延约四五里。古松数千株，映带其上，苍翠蔽天，大可合抱。听涛踏雪，玩月波风，对之饶有清兴，游人散步，多集于此”[47]。沙松翠绿葱茏、挺拔遒劲，天下之奇观，《志略》对“沙阜古松”的记述生动形象、十分详尽。

《艺文》篇表现了诗文作者对本地人文的主观感受，体现了以诗文存史的思想，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反映呼伦贝尔生态文化的作品不乏其例。如，“妾家捕鱼海上居，郎家打虎是苏苏。打虎不曾来布雨，捕鱼何能到达呼”，[48]反映了呼伦贝尔少数民族居民在当地的捕鱼、狩猎情景，展现了他们源于自然、适于自然的独特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赵春芳的《呼伦贝尔湖山市》云，“泡泉神斧何年凿，一在城南一在北。遥空碧色水长流，岛屿萦回疑无际。清晨蜃气结楼台，异彩辉煌幻顷刻。气象万千变化间，觉比蓬瀛尤奇特。快意适观如登仙，至今想象犹在侧。寄语骚人莫忘游，妙境天开留边塞”[49]。该诗反映了达赉湖水天相连、烟波浩渺的美景。通过该诗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植物极为茂盛，与今日的呼伦湖大异。在《随中东铁路宋友梅督办视察西路途中》诗文中，袁金铠在过扎兰屯驿呼伦境东时云，“侵晨行抵处，风景扎兰屯。岚重山容近，尘清树荫繁。游踪夸避暑，僻地数名村。瞥睹修髯叟，人业气象尊。遇二老叟，白须伟然”。[50]这些诗文是言山水史地之资料，并以“诗存史地”的方法汇集于方志之中，具有重要的环境史资料价值。

结语

《呼伦贝尔志略》作为民国时期呼伦贝尔地方志之一，主要反映了清末民国本地的环境特点及状貌，亦包含了丰赡的环境史资料。《山水》《物产》等篇反映了呼伦贝尔的自然环境状况；《民族》《商业》《礼俗》等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古迹》《艺文》篇收录的诗文亦是言山水史地之资料。《呼伦贝尔志略》作为民国时期较为翔实反映呼伦贝尔地区生态环境的地方志书，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单纯将《呼伦贝尔志略》作为环境史资料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因该《志略》“成书仓促和重政教、轻民事”，对地方各族民众的实际生活提及不足；另一方面，有些资料信息依然不够全面，比如缺乏对本地自然灾害的记述、对反映人地关系的农、牧方面内容基本无记载。因而，全面了解清末民国及之前的呼伦贝尔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变迁，仍需借助其他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