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英国南安普顿的城市文化景观

朱燕秋

（贵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阳 550025）

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简·奥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奥斯汀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生只创作了六部小说，其中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爱玛》（Emma）等均堪称世界经典之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奥斯汀的作品中没有宏大的叙事结构和传奇式的伟大人物，也没有离奇怪诞或感伤多愁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英国恬静的田园风光、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以及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她的作品展现了英国18世纪典型的社交礼节和人文风貌，体现出奥斯汀对现代性的独特感知与体悟。奥斯汀一生居住过的城市也不多，依次是斯蒂文顿（Steventon）：她的家乡；巴斯（Bath）：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奥斯汀的《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便是以巴斯为背景进行创作的；南安普顿（Southampton）：唯一一座让奥斯汀多次往返的城市；乔顿（Chawton）：奥斯汀在这里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温切斯特（Winchester）：奥斯汀生前曾在这里接受过短暂的治疗和疗养，去世后被安葬在温切斯特大教堂。在以上这几个城市中，最少为人提及的便是南安普顿。尽管在《简·奥斯汀百科全书》（A Jane Austen Encyclopedia）中，“Southampton”这个词总共出现了17次（包括此书参考文献），但对南安普顿的地理风貌和自然景观以及奥斯汀在当地生活的介绍依然不多。[1]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奥斯汀在南安普顿时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小说。然而我们仔细梳理发现，南安普顿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奥斯汀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甚至可以说，南安普顿是奥斯汀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一、南安普顿与奥斯汀的首次求学之旅

奥斯汀曾三次来到南安普顿，但第一次的南安普顿之旅似乎并不愉快。那是1783年的春天，家人把奥斯汀和她姐姐卡珊德拉一同送到牛津，去往其亲戚安·考利夫人（Mrs.Ann Cawley）创办的学校学习。同年夏天，安·考利夫人把学校迁到南安普顿，奥斯汀和姐姐便随之前往。

南安普顿是英国汉普郡最大的城市，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Southampton”一词有时以书面形式缩写为“so’ ton”或“soton”，当地居民则被称为索顿人（Sotonian）。从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人居住了。13世纪时，南安普顿已经出现造船业，以轮船制造和港口贸易而闻名。现在，南安普顿依然是英格兰的重要港口，经常有巨轮进出。从这里驶出的著名船只有“五月花”号（Mayflower）和“泰坦尼克”号（Titanic）。南安普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一直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这里著名的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 National Park）不仅是当地仅存的最大的开放式牧场，也是作家们的喜爱之地，时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英国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1819—1875）创作的诗集《新森林民谣》（A New Forest Ballad）于1847年出版，里面提到了新森林的许多景点，如奥科内尔平原（Ocknell Plain）、布兰德利河（Bradley Water）、伯利步道（Burley Walk）、林德赫斯特墓地（Lyndhurst churchyard）等等。18世纪最重要的英国诗人之一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亦曾来到南安普顿。据当时的游客指南显示，南安普顿的耶稣教堂（Jesus Chapel, Pear Tree Green）便是格雷创作《墓园挽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的灵感来源。[2]21“桂冠诗人”亨利·詹姆斯·派伊（Henry James Pye，1744—1813）也曾来到南安普顿。部分中国读者可能不是很了解派伊，但一定非常熟悉派伊的继任者——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派伊落脚于南安普顿的特斯伍德之家（Little Testwood House），在这里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住就是好几年。在南安普顿还有许多像格雷和派伊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到来为南安普顿注入了鲜活的文学色彩和力量。而安·考利夫人之所以把学校迁到南安普顿，势必也是有所考量的。不幸的是，奥斯汀和姐姐来到南安普顿几周之后，这里就爆发了斑疹伤寒。其母亲很快赶来将她们姐妹俩带回家。奥斯汀的第一次南安普顿之行就此结束。

奥斯汀的作品和日记中都很少提及这次短暂而仓促的求学之旅，似乎此行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毕竟她那时还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如今，在南安普顿最为热闹繁华的市中心（Civic Center）依然可以看到当初奥斯汀姐妹入城时的城门（Bargate）。城门始建于诺曼底时代（1180年左右），古朴而典雅，是南安普顿城墙的一部分，也是进入南安普顿的主城门。19世纪，著名的南安普顿温泉就位于城门西北方向不远处。现在，城门旁悬挂着一个标有“奥斯汀路线”字样的指示牌。当“简迷”（Janeites）和游客们踏入城门时，便可依照指示牌的方向开启“寻找奥斯汀”的文学之旅。

二、南安普顿与《苏珊夫人》

奥斯汀的第二次南安普顿之行也没有太多的文字记录。但可以确定的是，此行比第一次求学之旅要令人愉快。1793年11月，奥斯汀受表亲伊丽莎白（Elizabeth Austen）及其丈夫哈里森（John Butler Harrison II）的邀请来到南安普顿。年底时，奥斯汀成为哈里森刚刚出生的女儿伊丽莎白·玛蒂尔达（Elizabeth Matilda）的教母。因哈里森从1794年起开始担任南安普顿的市长，奥斯汀与南安普顿当时的上层之流亦有过一些社交往来，当中不乏海军军官、士兵以及原东印度公司那些富有的商人们。这一年，奥斯汀还在南安普顿的海豚酒店（Dolphin Hotel）里参加了一场欢快的舞会，愉快地度过了她18岁的生日。其实，奥斯汀平时也常去参加舞会，她在给姐姐的书信中就经常提起舞会上的场景，还把一些舞会上的际遇融入她的小说情节中。[2]8南安普顿的生活着实给奥斯汀带来了许多创作灵感和启发。

1794年，奥斯汀开始创作书信体小说《苏珊夫人》（Lady Susan）。书信体小说最早可追溯到其创始人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创作的小说《帕梅拉》（Pamela,1741）。受理查森的影响，很多作家也开始撰写书信体小说，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奥斯汀很小就开始阅读理查森的作品，《苏珊夫人》在文体创作上明显受到理查森的影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美丽、机智、自私且诡计多端的寡妇——苏珊夫人的故事。苏珊夫人认为自己的女儿弗雷德里克（Frederica）非常愚蠢和固执，对她十分冷淡，几乎没有感情。苏珊夫人的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就急着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人。与此同时，她也使尽浑身解数来为自己寻找新一任的丈夫，企图通过婚姻来继续维持自己以前的华丽生活。苏珊夫人的形象很可能来自奥斯汀的南安普顿邻居克雷文夫人（Mrs.Craven）。克雷文夫人看起来外表美丽，但对女儿们相当残忍，以至于女儿们不得不纷纷逃离家庭。《苏珊夫人》里还提到一个名叫查尔斯·弗农（Charles Vernon）的银行家，此人乏味无聊的性格并没有给读者留下太多的印象。但这一人物的原型就来自哈里森的一个亲戚——塞缪尔·哈里森（Samuel Harrison）——南安普顿当时的四大银行家之一。从《苏珊夫人》开始，奥斯汀确立了其爱情婚姻伦理小说的主题。这从侧面反映出此次南安普顿之行对奥斯汀文学创作的影响之深。1871年，《苏珊夫人》出版，中译本直到1999年才出现在我国译者朱虹编译的《奥斯丁精选集》中。[3]比较而言，这部作品受关注度没有《傲慢与偏见》或《爱玛》等那么高，但它被认为是奥斯汀早期最为精妙的作品。2016年，美国导演惠特·史蒂曼（Whit Stillman）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爱情喜剧电影，取名《爱情与友谊》（Love & Friendship），于2016年1月23日在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随后分别在英国、法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国上映，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和评价。这部电影特意选在奥斯汀逝世两百周年之际上映，不仅使奥斯汀经典作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也使南安普顿与奥斯汀在历史的变迁中得到了一次影视化的书写和呈现。

三、南安普顿与《爱玛》

1806年，奥斯汀第三次来到南安普顿。与第一次求学和第二次访亲不一样，这一次奥斯汀不再是南安普顿的匆匆过客，而是与家人一起移居南安普顿。1805年，奥斯汀的父亲去世后，家里经济状况大不如从前，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曾多次在巴斯辗转搬家。原本计划从巴斯搬到肯特（Kent），但相比坎特伯雷，奥斯汀还是更喜欢南安普顿。于是，奥斯汀在36岁时与家人一起再次来到南安普顿。在南安普顿2号城堡广场附近，奥斯汀一家从邻居约翰佩蒂（John Petty）那里租了一套3层楼的房子。房子四周美景环绕，向东望去，可以看到她们房东的家：一座哥特式的城堡；向西望去，可以看到南安普顿海湾对岸的景色以及远处美丽的新森林公园。奥斯汀新家的前方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的一侧与南安普顿的古城墙相连。奥斯汀相当喜欢这个大花园，也十分享受当地充满乐趣的生活。她时常在晚间给家人朗读小说或诵读自己的作品，有时也在家举办小型音乐会招待亲朋，有时还会和家人一起去南安普顿的皇家剧院（The Theater Royal）看剧。如今，在南安普顿剧院（Southampton Theater）的正前方，赫然立着一块纪念奥斯汀的标牌，简要介绍了奥斯汀一家于1807年9月14日来此看剧以及奥斯汀为了娱乐家人和朋友而创作剧本的情况。1808年10月，奥斯汀哥哥爱德华的妻子在分娩时不幸去世，家人极度悲痛。为了帮助哥哥的两个孩子走出悲痛，身在南安普顿的奥斯汀为他们精心组织了纸牌、谜语、远足等活动。在给姐姐卡桑德拉的信中，奥斯汀讲述了她们在伊钦河上划船的经历：“我们昨天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水上聚会：我和两个侄子从伊钦乘渡轮出发，在诺瑟姆（Northam）上岸……此行太有趣了……大家都很开心，也很满意。”[4]因为奥斯汀的缘故，南安普顿剧院与伊钦河又多了一层历史文化色彩，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现在，南安普顿剧院与伊钦河都已成为备受人们钟爱的文化景观。

奥斯汀很快融入南安普顿的社交生活之中，与邻里朋友之间的往来日渐频繁。平日里，奥斯汀除了定期去教堂，还喜欢外出旅行观光，喜欢在附近散步，有时能走上四五英里，有时也会去城堡广场参加聚会。有一次聚会时，奥斯汀通过哈里森夫妇结识了当地富有的大卫·兰斯（David Lance）一家。1808年12月初，在海豚酒店的一次舞会中，奥斯汀与兰斯家的两个女儿玛丽（Mary）和爱玛（Emma）再次相遇。1808年12月9日，奥斯汀在给姐姐卡珊德拉的信件中特意提到了爱玛：

房间里大约有三十对跳舞的人，已经相当拥挤了；遗憾的是，那么多年轻的女士就这样站着，身旁没有舞伴，而且她们每个人都裸露着两个丑陋的肩膀!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十五年前跳舞的那个房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尽管现在年纪大了许多使我略感羞愧，但还是很感恩：现在的我和过去一样幸福。我们来到隔壁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品茶，为此又付了一先令的茶钱。今晚总共有四支舞曲，我觉得兰斯小姐们（其中一个叫爱玛）应该只有两曲舞有舞伴。[5]41

奥斯汀在信里对“爱玛”这个名字的强调表明，她在南安普顿的这些日子里可能一直在构思和写作小说《爱玛》（Emma）。不过，与奥斯汀小说中的爱玛相比，现实生活中的爱玛是不幸的：与奥斯汀相识不到两年，爱玛就离开了人世，年仅十九岁。

1809年7月，奥斯汀一家离开南安普顿，搬到查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1817年，奥斯汀因染上结核病前往温切斯特治疗，不久之后逝世，年仅42岁，终身未婚。

四、奥斯汀与南安普顿

奥斯汀一生居住过五个城市，每个城市都与她的创作有一定联系。奥斯汀前期三部作品《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写于她的故乡史蒂文顿。当奥斯汀全家迁居巴斯时，她并不喜欢这个城市，陷入了创作的低谷。从南安普顿搬到查顿后，奥斯汀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先后创作三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爱玛》和《劝导》（Persuasion）。从“巴斯低谷”到“查顿高峰”，奥斯汀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究其原因，她的“南安普顿时光”在这中间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纵观奥斯汀的三次南安普顿之行，首次的学习之旅似乎没有太大收获，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后面两次的南安普顿之旅都对奥斯汀的创作产生了积极且重大的影响。奥斯汀的小说没有一部是在南安普顿时发表的，有的甚至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奥斯汀在南安普顿期间一直坚持创作，也一直坚持写信和日记。她曾在这些日记和信件中多次提到南安普顿，“星期三早晨，田野里和屋顶上到处都是一层薄薄的积雪，我觉得这些积雪第二天就会消失不见。南安普顿的人都说这里的雪不会超过24小时。据我们观察，确实如此……”[5]352这些日记和信件不仅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奥斯汀“南安普顿时光”的见证者。因为“关于简·奥斯汀在南安普顿的生活，除了从她在城堡广场写的信件中能收集到的信息外，其他的几乎就没有什么了。”[5]70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奥斯汀在南安普顿的家庭生活、社交以及当地丰厚的文化底蕴，都为她在查顿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从这个层面而言，南安普顿可视为奥斯汀从“巴斯低谷”到“查顿高峰”的重要转折点。

经典作品常常能激发人们想象和作品相关的城市形象；经典作家同样也能引导读者积极构建与其相关的城市景观。南安普顿的生活滋养了奥斯汀的文学创作；而奥斯汀也成为当地熠熠生辉的景观之星。人们踏上“奥斯汀路线”的那一刻，便开启了南安普顿的文化景观之旅。这里的奥斯汀故居、纪念馆、博物馆、剧院、教堂，与奥斯汀相关的咖啡馆、餐厅、酒店、城堡、地铁站、街道以及曾被奥斯汀描写过的小山、森林、河流等等都已成为南安普顿弥足珍贵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的概念可追溯到欧洲的山水画传统。景观学派创始人地理学家奥托·施吕特（Otto Schluter）被认为是第一个正式使用“文化景观”作为学术术语的人。他定义了两种形式的景观。“一是原始景观（original landscape）：存在于人类引起的重大变化之前的景观，如沙漠、火山、热带雨林等；二是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由人类文化创造的景观。”[6]原始景观主要指未受人类影响的景观；而经过人类活动改造的原始景观即可转变为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类型多样，如古典园林景观、宗教文化景观、民俗风情景观、文学与艺术景观、历史古迹景观等。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储存与呈现文化景观的特殊场域。南安普顿的“奥斯汀景观”，显然属于施吕特定义中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不仅体现了南安普顿的城市个性与文化品位，同时还兼具一定的文学价值、建筑价值、旅游价值和历史价值。而这一切价值的综合就是构建和塑造城市形象的文化资本。“城市的历史文化景观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是城市历史记忆的符码，是城市个性文化与品位的体现。”[7]奥斯汀的作品中有着来自南安普顿的人物形象、自然景观、生活剪影和记忆符码。南安普顿的城市品位和城市形象也因此而增添了一层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文学色彩和文化内涵，极大地促进了南安普顿的城市形象建构。

奥斯汀在南安普顿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安普顿对她的创作没有任何影响，更不意味着“奥斯汀研究”可以忽略或弱视她的“南安普顿时光”。奥斯汀将南安普顿的生活以不同的方式浸润在自己的日记、书信和小说中。她笔下的《苏珊夫人》《爱玛》及其他作品中的舞会和山水自然景观等已成为南安普顿集体记忆和时代延伸的一种方式。南安普顿的城门、海豚酒店、城堡广场和奥斯汀故居等也已深深地打上了奥斯汀的烙印，成为南安普顿独具一格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除了具有文学内涵和地域审美价值，还具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并能够将自身的价值渗透到其他旅游景观中。这些景观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和文化遗产，反映了南安普顿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体系、社会认同、历史记忆、城市文化与形象品位，已完全超越了其文学、物理或地理特征的基本意义，为建构南安普顿的城市形象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

奥斯汀享誉文坛，但她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作家——她一生节俭，辞世时仅留下 561.7英镑的积攒。然而，在英国现行流通的10英镑钞票上，一面印着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另一面印着的就是奥斯汀的肖像。这足以证明奥斯汀在英国文坛无与伦比的地位，也足以说明奥斯汀对构建南安普顿城市形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