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价值的认识逻辑演进

蒋丽红

（湖南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在牛顿—笛卡尔、培根—洛克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指导下，人类向自然开启了大规模的征服之旅，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的主体性在改造自然能力提高和实践活动范围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高扬。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有工具性的外在价值。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人类取得了支配和利用自然的合理性、正当性，也取得了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虚假化人的生活需求，迫使人们占有、享有或消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造成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导致一系列的生态危机。这种现象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开始反思人类支配、主宰自然的思想，试图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扩张道德对象的界限，承认动物、有机生命体、生态系统、地球等自然存在的道德地位。自此，自然价值问题进入伦理学研究视野。如何界定自然价值，界定人类利用自然的边界，会导致人类对自然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批判地分析人类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自然价值的认识逻辑演进，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启示。

一、自然价值的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科学和哲学主张人是价值的主体，很少关涉自然的价值问题，或者说认为自然界离开人就无所谓价值。自然价值的有无成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自然价值包括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自然价值，为什么要确立自然价值，怎么确立自然价值。

（一）什么是自然价值

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一种关系，指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主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是客体对个人、群体及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自然价值也是一种关系概念，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意义关系。在自然价值的本质问题上，存在着客观主义自然价值论和主观主义自然价值论的对立。客观主义自然价值论认为自然界具有内在的固有价值，与主体无关。主观主义自然价值论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人类主体对自然界的欲望、情感和兴趣，与客体无关。客观主义自然价值论只看到自然价值的客观性，主观主义自然价值论只看到自然价值的主观性。实际上，自然价值具有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双重属性，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又有自为性存在的内在价值，是两者的内在统一。

（二）为什么要确立自然价值

农业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不得不屈服于自然，进而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处于蒙昧的和谐状态，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人的主体性得以张扬，人不再屈服于自然，而是高扬人类的理性之光，对自然开启高歌猛进的征服之旅。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人类需要寻找合理支配和利用自然的理论依据，在承认自然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保护自然，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资本逻辑的持续扩张，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自然界被过度开发利用，产生了生态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系统失衡等一系列的生态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质疑人类支配、主宰自然的思想，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赋予自然以道德地位，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

（三）怎么确立自然价值

回答了“什么是自然价值”“为什么要确立自然价值”的问题后，必然进一步追问：怎么确立自然价值，自然价值确立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自然价值确立的理由和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价值的属性。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人的利益和价值，认为自然界只有在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时才具有工具性价值。如此一来，人类取得了支配和利用自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此时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即人与自然关系处于一种蒙昧的和谐状态。到工业社会时期，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增强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张，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基于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承认自然的工具性价值，提出保护环境的主张，以期取得持续利用自然的可能性。面对生态危机，哲学家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自然界的自为存在而赋予自然界以内在价值，而不是仅限于对人类有用的工具性价值。问题在于，如何从自然的自为性存在状态的事实判断推导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价值判断。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工具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存在的依据，一切存在以人的目的和利益为出发点。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人是唯一的目的性存在，只有人才具有利益和价值，自然界不具有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利益和内在价值，只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一）人类屈从于自然状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假设灵魂不灭，预设“理念世界”，以人的“理念”构造世界，主张人是世界的中心。根据《圣经》的表述，上帝创造了世界，人是上帝造物中的最伟大的作品，其他造物都是为了人而创造的。这些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让人类利用自然取得了合理性与正当性，自然也获得了工具性价值。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即使人类秉持自然的工具性价值理念，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破坏等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时期人类所采用的能源不是化石能源，而是植物能、人力或牲畜力等生物能，这些能源一般情况是可再生能源，不会对自然界造成太大的破坏。这时期人类所采用的生产方式不是工业化生产，而是手工生产方式或者手工工场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受到人力与畜力的生物机能限制，无法大规模地生产。这时期的人类社会形态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一种封闭的而非开放的人际关系，也就使得生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法传播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地方，即使有，也是不充分的传播。相对于有限的人类能力，大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时期的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是敬畏、屈从和依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蒙昧的、被动的和谐状态。

（二）人类理性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人的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的理性得到了发展，主体性得以突显，一些哲学家开始从理论层面论证人类中心主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主张“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2]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主张人是目的，当且仅当人是目的，人的理智为自然界立法，认为“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3]自此，笛卡尔到康德完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论证。理论论证完成后，接下来是运用于实践。把人类中心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和洛克（John Locke）。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了解自然的目的是支配、主宰自然，科学是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途径。洛克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应挣脱自然的束缚。

人类理性高涨、主体性崛起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突显了人类自我意识。意识到自身力量和价值的人类，激发了主动性和创造力，在不断地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改变了人屈服于自然的状态。人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沦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性存在。这种价值观为人类利用、支配自然提供了合理性和正当性。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种价值观在彰显人类主体性的同时，将自然完全置于对象性的存在，只承认人的目的性价值，无视甚至否认自然的自在价值，导致人类过度利用自然甚至掠夺伤害自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三）提倡保护自然的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有必要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重新认识。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从物种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无虞的。那问题出在哪里？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对。人类可以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自然界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但不能无限度、无止境地掠夺甚至伤害自然。如果对自然无限掠夺和伤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影响人类利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为了人类能长久并有效地利用自然来获得生存资料，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保护自然的主张。利用了自然，就有责任保护自然，为了更长久有效地利用自然，就更要保护自然。

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看似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提出保护自然的主张。这种不论原因一致要求的主张，实则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是社会发展需要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二是保护好自然，就能让自然更好地提供资源。而事实是经济越发达需要消耗的资源就越多，所以保护好自然，受益最多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生态危机的主要制造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护自然的最大受益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却在主张无差别地保护自然，无差别地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

不管是屈从于自然的人类利用自然，还是主体性高扬的人类支配自然，还是着眼长远发展的人类保护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自然，只是利用的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别。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即使对自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会对自然造成摧毁性的破坏，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呈现蒙昧的和谐状态。到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支配和破坏自然的能力也在大大增强，有时会造成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酸雨、臭氧层空洞、极地冰川逐渐消融、全球气候变暖、海洋污染等生态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者在面对生态危机时，可能更多地主张“边污染边治理”，即一边肆意破坏性地利用自然，一边对遭到破坏的自然进行治理。有些人类中心主义者甚至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二律背反的，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以自然的破坏为代价。诸如此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造成了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的张力。为了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理论界产生了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

三、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内在价值

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致力于将自然界改造成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改造活动无限扩张，可能导致自然界即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从而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创造了文明自身衰落的条件。为了摆脱这种人类自身制造的悲剧，哲学家们主张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扩大道德对象范围，赋予自然以道德地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是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的存在具有目的性，从目的性存在推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赋予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以道德权利，尊重并承认自然界有在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而不仅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这种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如深层生态学、有机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等。

（一）主张自然的目的性存在的深层生态学

深层生态学认为，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导致了生态危机。有人甚至提出退回到没有科学技术的原始生产模式，来维护生态环境。深层生态学从自然的自为存在，推出自然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存在，即自然是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因而自然是目的性存在。鉴于自然的目的性存在，故而赋予自然以自然状态存在的权利，即承认自然有存在的权利，从而推导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而不只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奈斯（Arne Naess）认为，“人类的福利和繁荣以及地球上非人类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同义词：内在价值，固有价值）。这些价值不依赖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的有用性。”[4][The well-being and flourishing of human and nonhuman life on Earth have value in themselves (synonyms: intrinsic value, inherent value).These value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usefulness of the nonhuman world for human purposes.][5]奈斯将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证明诉诸自然界的目的性和客观性存在，缺失合理的论证。自然界的自为而客观的存在是事实判断，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是价值判断。奈斯没有给出何以从自然界自为存在的事实判断推导出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的价值判断的合理依据，而是将事实判断直接等同于价值判断，又不能将价值还原为事实。深层生态学的自然内在价值观没有看到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关系，唯有在实践的过程和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得以确立。

根据自然的内在价值，深层生态学主张限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维护自然界得以在自然状态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保留自然界的原始状态成为深层生态学的实践主张。这种实践主张的积极性在于，一是可以促进人类保护荒野，恢复其自然生态功能；二是可以限制西方资本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消极性在于，一是会延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不利于国际秩序的平衡；二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依据；三是阻碍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会导致人类社会的退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二）主张自然价值内生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有机哲学

为了解决深层生态学的自然内在价值概念的缺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试图从内在关系的角度阐述自然的内在价值。怀特海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不断生成各种事物的过程，这些事物参与彼此的生成过程，事物之间形成一种生成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是在生成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又是有机的。故而这种叫做有机哲学的观点又叫过程哲学。有机哲学强调事物间的内在关系，主张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有机哲学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也是一种内在关系。自然参与到人的生成过程中，为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也参与到自然的生成过程中，影响着自然的生存和发展。那么，自然的内在价值内在地生成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中，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的价值，而非自然界本身客观的、自为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可见，有机哲学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解为关系范畴，而非深层生态学的实体范畴，这无疑加深了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理解。

由内在关系推导出的内在价值，是将自然界看成经验的、具有自身目的和价值的主体。怀特海认为，“不管任何现实体亦即现实事态在其生成、合生新的存在状态的时候，整个过程往往由主体之目的出发，经由物质性与精神性摄入，既具备自我感受、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自由创造向度，伴随着新颖性的生成达至终极目的进而获得满足，从而超越自身原有状态，变成‘超体’，同时又有受到环境与过去经验制约的一面”。[6]怀特海看到了价值是主客体间的一种关系，也从内在关系赋予自然界以内在价值，但没有继续追问这种内在关系产生的原因，而是将其诉诸主客体间在生成过程中自在形成的内在关系。作为内在关系中的主体之一的人，其活动会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会鲜明地体现阶级性。也就是说，自然的内在价值，不仅要从关系中赋予，更要从当时作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关系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赋予，从而看到不同经济关系和不同阶级对自然内在价值的不同诉求，这样才能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

（三）主张价值走向荒野的环境伦理学

全球自然环境日益退化，严重危及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体的生存。学者反思自然环境退化的原因，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也就是说，人类因具有道德能力而需对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环境负有关心与维护的道德责任。或者说，人类的善要求人类看护地球。

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主张“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荒野自然独立于人类，是自己在运行着，它具有自主自发的价值；荒野自然具有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荒野的功能。[7]“从长远的客观的角度看，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8]荒野是自为自在的生态系统，它进行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客观的内在价值。由于人类的完美性，罗尔斯顿要求人类关心所有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超越自然的工具性价值。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不仅提出了关于生命和自然价值的理论，还提出了关于生命和自然界权利的理论，从自然价值推导出道德，进而要求作为地球上道德的代理人的人类，要诗意地栖息于地球上，尊重和保护地球，并将这些伦理理论和原则运用于实践。

罗尔斯顿的以自然内在价值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学，有力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与价值无涉的观点，对保护自然具有进步意义。但进一步推演，发现如下理论困境：一是价值主体的泛化。罗尔斯顿认为，“人没有创造荒野，相反，荒野创造了我们。”[9]理由是，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就已经自我组织、自我创造地存在，而且推动着人类的产生。鉴于自然的这种创造性使得自然具有主体性，取得了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罗尔斯顿的这种主体泛化的思想，会模糊主客体的界限，导致主体和客体的颠倒。自然界是因为其客观性而取得的主体地位，人类是因为其主观能动性而取得主体地位，到底哪种才是主体的应有之内涵？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创造历史的生产活动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10]作为主体的人成为被创造的客体，价值的主体与客体颠倒。二是自然内在价值的终结。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即与人无关、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无关，是客观的、一成不变的，即永恒的。如此一来，导致了价值与历史的脱离，出现了自然内在价值的永恒论，从而终结了自然内在价值论。事实上，不但价值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自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即自然和自然价值都具有历史性。三是自然内在价值的分化。“系统价值是某种充满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是那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内在价值。”[8]255罗尔斯顿认为，在内在价值中存在等级关系，人们可以合理地利用自然，善意地捕食动物。这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客观性相违背，即否认自然内在价值的客观性，从而促使自然内在价值的后现代主义转化，跳出价值观层面，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不管是深层生态学，还是有机哲学，还是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观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且内在价值是自然价值的根本价值，从而使得动物、生命有机体、生态系统与整个自然界进入道德关怀领域，拥有道德权利。生态中心主义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人类中心主义肆意支配掠夺自然所导致的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对立的问题，但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在极大地扩大道德主体范围的同时，也设置了一个问题，能否从客观的自然存在推出主观的价值认知？二是生态中心主义从自然的自为性存在推出自然的根本价值是内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利用自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有人主张回到“农庄经济”甚至原始社会的生存方式，这可能导致人类发展的历史回退。三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的对立状态，需要寻求更深层的解决之道。生态中心主义只是一种生态观，只从观念层面与价值层面进行批驳，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尝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的对立状态。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然价值的双重性

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主张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生态中心主义基于自然的自为存在，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这两种观点都是基于一定的现实需要和历史条件提出来的，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两种“中心主义”都主张从价值观层面来解读自然价值，试图通过价值观转变来解决生态危机，缺乏探究价值观背后的原因，导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对后现代性转向时，开始反思当今世界主要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理解自然价值，尝试寻找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

面对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生态危机，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和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后现代的有机科学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等思想相结合，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试图建构一个有机整体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维护生态正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Organic Marxism）。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树立有机思维和生态思维的同时，主张应当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11]柯布主张“从实体思维走向事件思维，用事件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事件。从而在有机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从事物的内在关系的角度来确定和认识自然的内在价值。”[4]8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有机整体的生态正义，还主张以共同体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具有生态正义诉求的社会正义理论，还是一种试图通过社会变革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理论。

有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而这种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社会所出现的增长极限是资本主义不正义所导致的，并从三个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不正义：“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是全球气候变化最严重受损者。[12]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现象与生态危机，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寻找出路。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阶级斗争与生态革命的方式实现生态正义，将人类社会过渡到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条道路”。[13]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还具有激励人们进行阶级斗争实现生态正义与人类解放的实践特质。需要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其价值立场是怀特海式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倡导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将生态文明理解为拒斥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的“农庄经济”，这会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而对立了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现代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人为代表的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以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泰德·本顿（Ted Benton）及本顿阵营为代表的秉承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11]福斯特主张发动社会生态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消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建立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佩珀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尊重与满足穷人基本需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拒绝将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神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反人本主义，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所不同的是人的社会属性，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可以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同科技进步和工业生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工业生产是解放了的工业生产，科技进步可以促进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和解放。

不同于深层生态学的泛灵论倾向的自然内在价值的建构方式，科威尔主张从生态系统和社会主义的双重维度建构自然的内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为目的，为了更快更多地获取交换价值，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盲目地扩大生产，导致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换价值主导模式，让自然界转向提供使用价值，从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自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的非商品化，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张在与交换价值相对、与使用价值相联的意义上来阐释自然的内在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误读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内在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人的主体性，缺乏自然的内在价值维度，故而要求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和维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在马克思生活时期，环境问题还没有突显，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就没有明显地体现，但这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恩格斯曾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

五、反思与启示：实践地理解自然价值

人类对自然价值的认识过程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价值的认识逻辑演进过程反映着时代思想的变迁，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自然价值认知。农业社会的自然价值认知是天人合一思想。工业社会更倾向于从工具性价值层面去理解自然价值。工业社会后期，人类反思对自然的肆意支配和掠夺，出现了主张自然价值的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主张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考量自然价值的双重性。分析自然价值的认识逻辑演进过程，反思两大“中心主义”和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厘清自然价值论的生发原因、产生条件、理论脉络和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

（一）反思两大“中心主义”和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价值论

自然价值的工具性价值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而存在，是工具性的存在，具有外在价值。自然价值的内在价值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然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是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发展，是目的性的存在，具有内在价值。只承认自然价值的外在价值，会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只承认自然价值的内在价值，会消解掉人类利用自然的正当性。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仅限于价值观层面讨论自然的价值问题，而没有追问价值观产生的原因，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局限于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框架下转变价值观。这样的理论无疑是在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掩盖其导致生态危机的事实、为资本主义国家推卸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现代价值体系的问题，还应分析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指出资本逻辑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从而要求不仅在价值观转变层面，同时也在制度层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意义上解决生态危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解自然价值双重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会取消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张自然价值具有双重性，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自然的内在价值，促使自然价值从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转向，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发动社会生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其局限在于，一是生态革命不能代替社会革命，生态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只发动生态革命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发动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二是科学技术不能代替无产阶级，只诉诸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足以推动社会制度的更替。只有发挥无产阶级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三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代替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关键在于人的解放，只有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共产主义社会里，[15]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共生。正如马克思所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6]

（二）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自然价值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是这个特定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体现着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反映着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认知。实践地、发展地、历史唯物地批判分析自然价值的认识逻辑，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体系。

第一，从实践的角度看待自然价值的认识逻辑演进过程，认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自然性。自然价值确立为工具性价值和内在价值是基于一定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在资本增值逻辑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必然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自然价值的内在对立的尖锐化。要从根本上化解这种尖锐的对立状态，需要推翻具有无限扩大生产的内在需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民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民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15]539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尊重人的存在与价值，“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7]

第二，从发展的角度理解自然价值的内在关系，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压迫性。发展地辩证地看待自然价值的历史生成过程，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与内在价值观念的确立与区分，都是基于一定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提出来的。为了满足资本家对资本无限增殖的原始欲望，为了更大程度上攫取自然资源的行为取得合理性和正当性，需要将自然界视作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工具性存在的理论。这种理论必然导致自然价值的内在紧张，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一是人对自然资源分配不匀的关系的紧张，如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有限性、阶级对立；二是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不足的紧张，如人的工具性存在、阶级压迫。要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只有转变现有的社会形态，上升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状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120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第三，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清资本主义道德的伪善性。生态危机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所以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要回到社会生产生活领域，而非仅仅从价值观层面去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大需求，注定了人与自然无法和解。资本主义道德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人与自然的紧张态势，有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粉饰甚至挑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只有让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脱出来，“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5]46让每个人成为目的性的存在，成为道德规范的楷模，每个人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按照规范行动，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9]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涉人类命运，人类的发展趋势也会影响自然的存在状态，同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障。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优势，对内实施“脱贫攻坚战”，对外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促进国际秩序的平等，促进代际公平，爱护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