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蒯正明

1.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250100；2.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南昌330022

任何政党都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意识形态犹如政党建设“母体”，是政党产生和发展必备的基础性要素。就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为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同时担负了方向引领、价值供给、力量凝聚、精神激励、行为规范等一系列功能。总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认识意识形态建设规律、深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内在要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坚持不懈抓好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任何政党，要使自身奉行的意识形态为社会大众所接受，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抓好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使社会大众了解意识形态内容本身。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为抓好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付诸一系列努力，主要包括：一是创办各种学习班和学校。例如，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农民讲习所等；1925年2月，中央制定的《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督促各地方设立党校推动对党员教育；1925年年底，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正式创立。二是创办各种报刊宣传党的思想理论。例如，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1922年9月，中共中央创办机关报《向导》；1923年，《新青年》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等等。三是深入群众中宣传党的思想理论。例如，1921年夏，共产党员沈玄庐会同宣中华、杨之华等人在萧山县衙前村向农民宣传革命理论；1922年6月，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赤山约，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1921年秋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宣传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罢工等。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吸取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刻认识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为争夺思想领导权进行了探索。一是推动党内思想教育。针对农村环境中，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明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77之后，古田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社会根源，提出克服解决的具体办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二是加强党报党刊建设。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党报的决议》就规定《红旗日报》为中央机关报，《实话》为中央经济政治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为中央理论机关报，《党的建设》为中央关于组织问题机关报。这一期间，《红星》报于1931年12月创刊。邓小平曾担任该报主编。三是创新宣传方式。这一时期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根据当时实际环境，对有效宣传方式进行了探索。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肯定了长冈乡宣传队的做法，即“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2]。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党还不成熟，尤其受“左”倾思想影响，党内出现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也出现严重挫折。

遵义会议之后，随着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回归，党深化了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在意识形态领导权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明确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3]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新探索。一是强化党内思想教育。这一时期为了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布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1940)、《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1940)、《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1940)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大大推动党内思想教育制度化、规范化。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创造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思想教育形式，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先河。二是扩大党的理论、政策主张的宣传。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党对城市的宣传工作进行了探索。如1949年5月，中央宣传部下发的《关于城市建设宣传方针的指示》要求“应当教育干部时常记住‘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所谓‘四面八方’政策”[4]。通过上述努力，进一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和群众凝聚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建立和巩固党在全国范围意识形态领导权，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党的宣传任务，即“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5]。这一时期的实践主要包括：一是强化执政条件下党内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从思想上巩固党，1951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为了推动党内思想教育，这一时期建立了以党校教育为中心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二是建立群众宣传网。为了广泛推进意识形态宣传，1951年1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发挥各单位党员、团员作用，建立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网。“据1952年12月初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多人”[6]。三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新闻出版机构。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改版为党中央机关报；同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通过一系列措施，统一了全国新闻出版机构，但后来，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出现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之后，如何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推进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创新发展党内思想教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内思想教育进行积极探索。一方面通过建立党日制度、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规范党内思想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带动党内思想教育走向深处，推动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二是创新思想宣传途径，拓展舆论阵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注重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党的思想理论，还注重结合信息化发展新要求，积极拓展网络舆论阵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员网(2003年3月)、中国文明网(2004年5月)、求是网(2009年2月)等。

进入新时代，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也为了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凝聚思想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7]11的要求。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他明确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7]14。这一时期的举措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强化党内思想教育。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内思想教育制度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相继发布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7)、《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2019)、《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22)等等。与此同时，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将党内思想教育引向深入，进一步实现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的有效结合。二是拓展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平台。党的十八大之后，党除了注重运用广播、电视、互联网平台宣传党的意识形态，还先后谋划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等学习新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着眼于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一平台开展理论宣讲、互帮互助等志愿服务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按照“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方位覆盖”的模式，通过整合县域内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资源，建立内容丰富、载体多样、覆盖广泛的现代媒体传播体系，推动形成渠道丰富、覆盖广泛、传播有效的移动传播矩阵，提高传播效果。“学习强国”包括移动客户端、个人电脑端等终端。目前，“学习强国”成为立足全党、面向全社会的科学理论学习阵地、思想文化聚合平台、科学知识传播高地。“截至2021年6月底，平台用户数达到2.41亿，日均阅读量9亿人次左右”[8]。

二、坚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生命力和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优势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其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我们必须看到，任何科学理论要保持自身生命力，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都必须将理论思维的触觉深植于自己所处的时空场域中，依据自身所处的时空场域，发展理论内容、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推进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

党成立之初，在思考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等文章。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分析了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次飞跃。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人民服务”等命题，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话语，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中传播。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党执政的实际结合起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政策和步骤等问题。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话语体系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理论话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僵化、教条化等问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思想解放”置于意识形态理论建设首要位置，注重将意识形态建设与党推进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使革命意识形态逐渐转化为对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具有论证功能的、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9]。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理论新阐释，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疑虑，凝聚改革共识，保持了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在话语体系方面，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话语。这些话语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和要求，又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四个全面”发展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飞跃。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中国梦、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原创性话语，构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便于群众理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分反映了中国发展理念、人民的呼声和对外交往主张。

总之，“守正创新是理论创新能够成功的密码”[10]。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但不是教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不动摇[11]，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将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贯穿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在这一过程中，党始终做到：一是理论创新坚持“从群众中来”，即理论创新立足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注重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二是理论传播真正“到群众中去”，尤其是通过创新话语表述方式，打造符合大众的话语体系，有效推进意识形态传播。

三、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作斗争，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对于思想文化阵地，先进的思想文化、主流社会思潮不去占领，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非主流社会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同各种理论交锋、同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斗争，通过斗争帮助人们辨明是非，破除错误思想意识。

在大革命时期，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针对陈独秀否定党的领导权的错误思想主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1]9大革命失败之后，针对党内出现“左”倾错误思想以及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之进行了坚决抵制。毛泽东因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而受到排挤和打击。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但两党间的政治分歧和斗争并没有停止，反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益明显地凸现出来。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打压八路军、新四军以外，在政治上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企图以三民主义消融和取代共产主义。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明确指出：“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12]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将“立新”与“除旧”“纠错”结合起来，即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注重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批判错误思想倾向，如这一时期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等。在此基础上，1955年3月，中共中央就专门发布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通过批判进一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但由于在批判的过程中出现简单过火的行为，甚至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导致“左”倾思想发展，这也是后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如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的人道主义社会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思潮等。之后，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告别革命论、普世价值观等都得到发展。实际上，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错误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邓小平就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3]39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3]181江泽民则明确指出：“对于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14]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夯实达成社会思想共识的群众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社会思潮的样态是“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7]15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7]23。为了有效引领社会思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在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融入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发布了《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推进了社会思潮的治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不断斗争中发展的。建党百年来，党始终注重与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作斗争，通过斗争实现以下三个方面功能：一是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坚持正确思想路线；二是引领群众思想认知，争夺党对全社会的思想领导权；三是在多样化观念中寻求最大共识，提高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巩固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四、坚持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相互促进，提高意识形态感召力和渗透力

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决定着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文化的生产方式；文化既是意识形态形态发展的土壤，也是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载体。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既贯穿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百年全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样态。

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发展不断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除了重视通过报刊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以外，还积极加强与进步知识分子联系，创办文化团体。20世纪30年代，党先后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中国左翼戏剧家、美术家联盟等。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阵营，先后与资产阶级“新月派”等派别展开论战。这一时期，出现了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一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了《子夜》《家》《骆驼祥子》《雷雨》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既是全国抗战的中心，也是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党领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各种文化团体，通过话剧、戏剧、文学、快板等多种形式，热情歌颂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生活和对敌斗争，有效扩大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在实践探索基础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和界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张、理念的集中体现，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有效促进党的思想理论传播。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5]为了推动新中国文化建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大力推动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而且明确提出文化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效调动了广大科学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不过，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发展，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抑制了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发展了文化发展的“双百”方针。在邓小平强调“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6]183之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和文学艺术不断创新发展，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文艺创作更加积极活跃，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17]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到生产实践中，深入改革发展第一线，深入社会生活最基层，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文化作品。电影《百团大战》《血战湘江》《长津湖》生动塑造了革命先辈的光辉形象，弘扬了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大决战》《跨过鸭绿江》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等等。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了《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文艺评奖要坚持正确导向，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压缩文艺作品数量提升质量，为新时代打造高质量文艺作品进一步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性的意识形态要被人民广为接受，为人民所认同，不仅要实现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更要借助文化的载体作用。文化以其生动的语言表达形式、情感影响方式，使意识形态内容更加生活化，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百年就是协同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建设过程，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力、感召力。

五、坚持意识形态引领与维护群众利益相结合，增强意识形态说服力

利益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现实驱动。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样，任何理论、思想观念都不能脱离人的现实利益而存在。对此，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8]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要为群众所接受，就必须反映群众的需求、契合群众的利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表面宣称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口号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学说，坚持人民至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追求。百年来，党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始终高举为人民谋利益旗帜，并将这一价值追求落实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主线，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豆选”等措施维护群众利益。党的领导人注意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例如，在井冈山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与战士们一样喝野菜粥，同甘共苦；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干部都带头开荒生产；等等。所有这些有效增进了党与群众之间的情感，使群众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政党，有效促进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52年年底，全国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灭，中国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恢复发展生产、建立信访制度、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措施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6]314在实践中，党将意识形态建设、改革开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党通过意识形态创新，破除了改革开放阻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反过来进一步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检验”效应，增强意识形态说服力。不仅如此，这一时期随着群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利益诉求增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为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机制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不断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联系和服务群众机制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社会建设力度，努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通过努力，党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此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深入疫情一线，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积极为人民生活排除各种困难，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血肉联系，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

总之，意识形态不仅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人民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否则就会使意识形态变为一种脱离利益主体的高高在上的精神说教，难以得到群众认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始终将意识形态理论宣扬的内容与满足人民各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一过程既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性在实践中不断彰显的过程。

六、启示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不仅承担一般政党需要承担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而且还需要承担引领中国国家发展方向，凝聚各方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这其中，意识形态建设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意识形态建设力度，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尽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依旧复杂。从国内看，一些错误思想观念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依然存在；从国际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西方一些政客对我国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攻击有增无减。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态势，需要我们运用好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经验，深化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第一，始终注重强化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影响人们思想观念，推动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当前，强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尤其要做到：一是完善宣传思想工作领导体制。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全局，需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推动各级党委切实完善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制度，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具体体现到各个岗位、各个领域。二是强化发展党内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理应首先强化党内思想教育。从当前来看，强化党内思想教育除了要坚持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三会一课”、党组织生活制度、主题党日制度等以外，还尤其需要探索“政治理论+党性锻炼+实地学习”学习形式，积极运用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将“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开辟了网上党员教育“红色阵地”，拓宽载体“延触角”，扩大党员教育“覆盖面”。三是创新意识形态宣传方式。意识形态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当然，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是不触及问题，关键是要把握好度，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涉及批评的报道，特别是涉及重大问题的批评报道，一定要把事实弄准确，做到实事求是。此外，在信息化条件下，还需要用好“互联网+”，打造国内一流的主流融媒体传播平台，积极构建以微信、微博、微视、微课、手机客户端等为载体的“微宣传”宣传思想平台，提高意识形态宣传效果。

第二，持续推动坚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新时代推动坚持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除了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外，还有其需要做到：一是注重“用学术讲政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强调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9]。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也处于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时代发展要求，也是创新意识形态理论的迫切需要。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聚焦新时代中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释好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深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理论创新与发展。二是注重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理论性与大众性相统一。任何理论要保持其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同样，要使意识形态话语要为人民所接受就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是否得到群众认可为基本原则，尤其注重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讲群众关心的问题，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熟知的话语内容来阐述理论，善用“小故事”阐述“大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普遍可以理解、掌握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三是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结合起来。对于关系人类发展、世界和平、国际稳定的重要议题，要注重用国际社会容易接受的话语表达中国观点，加大对外宣传“负责任大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外交往理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第三，坚持敢于斗争，使意识形态领域发展态势向上向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要用答疑解惑等方法进行引导；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但对于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要敢于交锋，发扬亮剑精神。一方面要从理论上分析错误社会思潮来龙去脉、主要主张和错误原因；另一方面，各级党员干部要提升理论修养，时刻保持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政治清醒和高度警觉，要善于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作斗争。

第四，注重发挥文化的载体作用。文化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种文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接受这种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西方一些价值观念，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之所以在我国得到传播，与其背后的文化传播有着很大的关系。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尤其需要加大文化软实力建设力度。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一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时代内涵，对其进行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创新性转换。二是加强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优秀文化作品是意识形态重要传播载体。新时代发展优秀文化作品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在具体的政策上，要加大对艺术精品创作生产的投入，用作品的深刻思想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三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完善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支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还需要充分发挥“科技为文化赋能”作用，搭建文化企业与科技企业对接平台，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开展网络视听产品开发营销，发展网络影视平台，提升文化产品传播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四是积极开展文化的实践活动。例如，通过开展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楼院、文明小区、文明社区等多种创建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提高文明素质，弘扬文明风尚；通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构建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相适应的支撑保障体系。意识形态支撑保障体系是意识形态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其核心是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把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需求结合起来。新时代尤其要着力做到：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客观地看，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够大，低收入群体增收存在困难。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除了要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外，尤其要完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机制，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加大社会建设力度。通过推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最大努力满足人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三是完善党的群众工作机制。新时代完善党的群众工作机制要坚持机制创设、制度完善的整体推进思路，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服务群众工作机制、群众利益矛盾调处机制等，以完善的工作机制构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