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

◎唐亚林，周 昊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一、引言：现代化在西东方的登场

传统社会的人们通常期望社会和自然具有某种连续一致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大多采取遵循和适应的态度。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能够了解自然和社会，而且能够通过有意识的控制和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时，现代化就诞生了[1]98。现代化是以人类进步的思想为基础的。纵观历史，在人类没有对自然施加重大影响的历史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陷入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现代化停滞不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现代化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和环境的了解和掌控力的增强，通过“人类对其环境认识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伴随着“识字率的提高、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现代化遍布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1]33。现代化是一个多面向的变迁过程，它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1]32。站在社会变迁的视角审视现代化问题，它是“在家庭和其它具有复合角色的初级组织基础上，有意识地组织起了具有更专门化功能的中级组织”系统的建构过程[1]33。

对于不同国家，由于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大不相同，即使受到相同的力量制约，不同的现实因素也会塑造出差异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化的浪潮源于西方，并且与工业革命的时间节点相一致，可以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初表现形式，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建构的社会发展模式被称为现代化发展模式。作为学术术语，“现代化”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流行开来[2]。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曾断言，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选举式民主)、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的整体过程[3]，但是，在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下，人的地位与作用往往被忽视，通常被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由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产生于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自然它是西方社会历史环境和发展经验的阶段性产物,带有殖民主义时代的痕迹，并且具有脱离进步的科学技术的局限性[4]。

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代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总体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内蕴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5]。当代中国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其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所内蕴的“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的生成过程。而且，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组织理性化与党性化并存等诸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典现代化发展理论与模式中“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6]。“过去‘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支配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非西方世界多样的现代化经验经常被削足来适履，硬被塞入‘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分析框架，不同文化传承下的现代化路径与形貌的重要差异被刻意忽略或排斥”[7]。

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瞩目成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8]。立足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境，重点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和普遍经验，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过程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的一般规律，随后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演进路径，最后在此基础上，从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两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差别所在，力求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二、从现代化运动到现代化理论：一般现代化理论的生成过程

(一)先发与后发的现代化：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

学界普遍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肇端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而席卷全球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现代文明建制过程。现代化运动大致分为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运动发生在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这一阶段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目标；第二阶段的现代化运动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来，这一阶段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目标[9]。在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基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任务，成功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第一个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因此，“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宏观分析框架来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两大现代发展模式”[10]，这两个历史阶段和发展速度下的现代化可以被分为先发的现代化和后发的现代化(也可称作“延迟的现代化”，delayed modernization)[11]。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是先发的现代化，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又是市场—市民社会—国家一体化发展的形成过程，侧重价值、社会整合、精英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重要性[12]。在“资本占有”逻辑的主导下，一是国家经济开始逐渐资本化、信用化和金融化，以不断满足资本和市场持久性扩张的需求，而国家经济的这三大变化直接推动了现代市场的产生；二是现代市场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开始同时向城市和农村渗透，城市工商业文明的普遍化使得整个社会成为市民社会；三是城市化、工业化和远程贸易推动各国完成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13]。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工具理性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的亲缘关系，工业革命造就的机械文明高度强调作业系统和运输系统的程序化、工作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淹没了哲学的作用，技术与工人的活劳动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14]，“科技至上”的论调忽略了人的本质的发展和实现，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人文价值的缺失[15]。

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相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差异化的特征——有的当初看上去成功了，最终却陷入发展停滞、苦苦挣扎的泥潭；有的通过自我探索，慢慢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20世纪60年代，一些后发国家选择了借鉴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另一些后发国家则选择了艰难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国家采取进口导向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通过经济快速繁荣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早期起飞，然而，由于这种进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过分依赖外国资本的动力保障和跨国公司的业务辐射，不久后这些国家便出现了畸形的“依附性发展”[16]；另一方面，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利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国际贸易再分工的机遇，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有效干预与市场自主机制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转移[17]。

(二)历史、现实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生成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现实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代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成长经验和发展模式。为何它可以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让西方国家的实务界和理论界站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节点上，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俯视式传播与指导？这不能不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和强势话语体系建构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获得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前所未有的持续经济增长，而经历了战争重创和旧殖民主义钳制的新兴独立国家却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发展之路[18]。如此一来，在国际上逐渐形成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个分裂对垒阵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鸿沟和地位差异，这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植入提供了可乘之机，“曾经被‘冻结’的进步历史观又恢复了自己的活力”[19]24。诚如美国学者库马在《社会的剧变——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一书中阐释“进步与工业主义”的关系时所言,“由于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拥抱工业主义的全球性狂热，1950年代里，工业主义与进步理念的重新结合，几乎达到了百年之前的程度”[20]。虽然我们不能断言早期的现代化理论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这些理论都是以美国的现代化思潮和现代化模式为核心，或多或少受到“冷战”意识的影响，许多理论观点都是美国政府基于自身全球战略所开展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的研究结论[21]，这却是毋庸置疑的。与刚刚摆脱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落后发展中国家相比，作为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因此具有先天的地位优越感和较强的“溢出示范效应”[22]。

对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学界暂未形成统一划分标准。历史学家罗荣渠将其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与“现代化热”、20世纪70年代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自我变革等三个阶段[19]26-36。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的萌芽阶段开始溯源，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分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以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的观点为代表的古典现代化理论阶段；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以帕森斯的观点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增长极限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社会趋同理论、依附理论等为代表的当代现代化理论阶段[23]。

对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著名现代化理论学者艾森斯塔特从结构/组织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探究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现代国家—民族制度形态的发展、西方文化方案的同质化、霸权化等对现代化世界蔓延的影响。同时，他还提出：“现代性的不同文化方案之间的差异，并不单纯是‘文化’或学术的差异，它们与现代性的政治方案和制度方案所固有的某些基本问题密切相关。”“在非西欧社会，对最初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的挪用，并不必按照它们最初的形式接受。”[24]27艾森斯塔特站在比较进化观的视角，道出了不同模式的现代化并非单单通过各自传统的社会自然进化而来，也不是通过置身于新的国际环境而形成这一事实。也就是说，现代化是通过几种因素之间的持续互动而生成的，是通过“现代性对这些社会的冲击方式以及它们融入现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框架中的方式构成的”[24]29。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理论为不同国家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的成型和制度模式的重构，提供了一种重要指引。

三、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演进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主体自觉自信的历程[25]，形塑于资本主义体系框架之外的社会主义发展图式之中，是致力于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超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历史时序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840年，即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般来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在此之后，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1860—1890年晚清政府洋务运动、1898年维新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一直持续至今且仍在继续。在这段历史跨度内，根据中国现代化选择的理论和模式不同，可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的现代化”早期探索阶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阶段。这两个阶段虽然呈现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但又承载着许多共同的历史基因，共同构成了一部辉煌而独特的中国现代化史[26]。

(一)1840—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早期探索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的现代化早期阶段，包含了1840—1920年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和1921—1949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与其他许多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十分相似，是屡遭挫折的、失败的现代化，具有“被动性、复合性(边际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的特点[27]13-18。在这近百年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受制于破败不堪的制度体系与现实牢笼，可谓屡屡碰壁，因此难以持续维持创新和长久的生命力。尽管也有“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口号、“兴民权”“开议院”的维新运动设想、“民族、民权、民生”的辛亥革命主张、“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思想乃至“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积极创新、探索科学”的“五四”精神，但是在走何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问题上，中国仍然难以摆脱殖民者统治的桎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陈旧模式之窠臼。

可以说，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形成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突然侵入而被迫开始的。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殖民者投资和创建的企业及资产完全在其控制和享受之下，即使是中国人自建的资本主义企业，殖民者仍然可以利用其极具优势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力量施以控制和干预，使得这些企业在发展上不得不依赖于他们，在所有权上也从属于他们。尽管近代中国不断尝试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寻求独立，但由于缺乏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加之国家主权的不断丧失，因此不得不屈服于殖民主义[27]5。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大多套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与模式，很难形成一套适合自己国家的、完整的现代化理论与模式。

(二)1949年至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阶段

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今，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阶段。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现代化”理论的进阶轨迹，可以将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

1.1949—1978年：完成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断摸索而提出的国家建设战略目标。1949—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断探索中得到了扩充和丰富。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逐步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设想；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在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实现工业、农业、交通、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多重建设目标替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单一现代化建设目标；196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又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拥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新目标，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两步走”构想[28]，以此回答了“四个现代化”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

在此之后，邓小平又就“四个现代化”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在1975年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提纲”时、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分别强调：“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研人员就是劳动者。”[29]34“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9]86由此道出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中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2.1978—2012年：实现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起飞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也逐渐繁荣和兴盛起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加意识到不搞现代化建设，就无法使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29]240，“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9]162，遂加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模式探索。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0]这既是邓小平在公开场合首次采用“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提法，也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中最早将“中国式”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文字记载。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再次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指出我国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29]237。“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完完全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社情出发，创建了一套与适宜本国发展的、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现代化指标和评判标准，勾勒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中国式”深刻含义。

197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9]163这个重要判断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地位。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锚定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之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觉的提高[31]。

3.2012年至今：实现从“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凝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国际国内形势的瞬息万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变化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论断。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断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联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不断求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获得的新的理论成果。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总结讲话中，全面总结了中国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的凝练，从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最终目标、价值诉求、原则遵循以及道路选择等多维角度出发，全面阐释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特征。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中正式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2]在这次历史性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道出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规律，即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国家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在2021年7月6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33]不到一周之内，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这一关键词，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期具有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一次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长河的波澜中不断演进和丰富。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发端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全新的篇章，这是一场完全不同于过去近一个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新征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走出的适合自己的路,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积淀，不断摸索、不断求解，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成果[34]。

四、全方位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选择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这条自己摸索出的道路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等六个方面齐头并进，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且生命力强大的均衡化发展模式。在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严格遵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共同富裕”为核心愿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目标；在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始终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原则，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形态与机制；在文化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牢牢把握“文化强国”的内在诉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紧密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促进社会治理理念、体系和能力的提升；在生态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推动可持续发展全面展开；在组织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注重组织的科层化运作和人格化特征并存，强调组织的理性化和党性化的双重特征。

(一)经济现代化：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目标

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工程，其路径选择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亟待得到妥善解决。经济现代化为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即始终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内在价值诉求，通过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来打造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目标。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制定了“到2035年国民经济社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远景目标[35]。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回答了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来源问题。“创新”理念要求在发展经济时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更新换代等现代经济的变革领域充分发挥创新的驱动力。“协调”回答了经济现代化的均衡发展问题。当前在行业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发展、城乡经济发展等不同维度，依旧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象，因此要遵循“协调”发展理念，推动落后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构建全国统筹的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绿色”回答了经济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的问题。“绿色”理念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开放”回答了经济现代化中内外联动的问题。“开放”的理念要求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牢牢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共享”回答了经济现代化中公平正义的问题。“共享”的理念要求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经济发展依靠人民、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道路。

(二)政治现代化：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形态与机制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其路径选择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一直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将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深深扎根于本国土壤，绝不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政治现代化格外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8]。政治现代化要求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36]。因此，依据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起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人民全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人民政府的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构建了体系化、机制化、绩效化的现代化政治制度体系[37]。

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9]168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人民民主在操作层次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提炼,创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回应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与监督式民主等四大运作形态,以及精准识别机制、精致发展机制、精明推进机制、精敏发现机制等四大实现机制,创造了人民依法、主动、有效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形态与机制体系，开创了比西式民主更为多样、更为有效、更为灵敏的人民民主新型发展之路[38]。

(三)文化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灵魂工程，其路径选择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体系。实现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35]。

实现文化现代化，要加快构建以国内文化产业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文化产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文化发展新格局，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文化现代化要求把“人创造文化”与“文化塑造人”相结合：一方面要重视人对文化的创造作用，重视对人才的引导、教育和挖掘，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和创造活力，为文化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保障；另一方面，要利用文化来塑造人的品格，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最终形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撑[36]。

(四)社会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理念、体系和能力的提升

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工程，其路径选择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体系。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迁过程，伴随着社会整体结构、资源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其间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也会发生转变，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机制的转换下，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发生转变[39]。

社会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是紧密围绕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时刻关注区域差异、城乡差别、人口流动、技术变革等发展趋势，形成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变革，以此应对各种社会变化、规范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现代化要求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能力，其中，治理理念现代化以专注目标导向、政治导向、为民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等“五个导向”为指引，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建设政治体系、自治体系、法治体系、德治体系等“四大体系”为核心，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提升统筹谋划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政法改革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破解难题能力、依法打击能力、舆论导控能力等“七大能力”为重心[40]。

(五)生态现代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全面展开

生态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路径选择在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将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始终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生态现代化取向。在促进生态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牵连到来自不同力量的矛盾纠纷，涉及不同层面的利益分配，因此必须正面并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同时有必要从全球社会视角反思生态现代化的构建[41]。生态现代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其内在诉求是实现发展模式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的转变。

(六)组织现代化：强调组织的理性化和党性化双重特征

组织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心工程，其路径选择在于注重组织的科层化运作和人格化特征并存，强调组织的理性化和党性化双重特征。

现代西方管理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把人当作“经济人”“理性人”“自私人”，因此强调对组织“去人格化”，贯彻和实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在纯粹的组织理性化运作过程中，人被当作完成一道道工序的机器工具。中国的组织现代化重视发挥人格魅力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既强调尊重科学管理规律，通过明确的劳动分工和清晰的职责界定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保障组织的执行力、生产力与高效率，同时又主张以党建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从而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与战斗力。通过组织的科层化运作和组织的人格化特征建立起团结友善的“大家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一直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五、实现人与社会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以“发展共享”为主导的逻辑取向，通过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的多重面向与均衡统一选择，以实现人与社会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社会均衡而协调的发展为价值追求，由此开创了与将人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工具、以“资本占有”为主导逻辑的西方现代化文明所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长久以来，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概念，它似乎是与原始、传统、落后、贫穷完全割裂开来的名词，象征着进步、发达、繁荣与富裕。西方现代化实现了少数群体的进步、发达、繁荣与富裕，而这样繁盛的现代化场景是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剥削、被压榨之上的。西方现代化不断吞噬人的发展空间，将人当作实现现代化的工具，作为消费机器的“人”丧失了个体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人的精神需求完全被忽略。与西方现代化“科技至上”“工具理性”的论调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资本占有”为目的的发展逻辑，开创了以“发展共享”为主导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现代化。

无论是“四个现代化”时期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决心和努力，抑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时期“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推进，还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阶段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方向的定力，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几经变革和充实，其中蕴含的“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理念一直延续至今。这种“依靠人”“发展人”的核心理念完全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物的依赖性以及资本支配一切的原则。在以“发展共享”为主导的逻辑取向之下，人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局限于做有利于本国人民的事业，而且还要做对于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谓利人利己、惠己及人，其示范、引领与共荣意义十分重大。

(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社会均衡而协调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善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通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城市化进程，一个社会以加速步伐向现代化迈进。如果说社会现代化仅仅是工业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业制造、现代化农具代替了传统农业生产、城市代替了村庄、人工智能代替了人工，那么这样形成的社会现代化必然是“冷冰冰”的，很容易陷入物质生活极大满足与精神生活极大空虚的“悬崖式反差”困境。中国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土面积辽阔的大国，在区域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设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仍不无启迪。中国式现代化承继了中国的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致力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强调社会均衡而协调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精神生活等多个面向的整体变迁过程，是均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在以“发展共享”为主导的逻辑取向之下，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共荣”的核心发展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追求人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坚持走自己的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西方异化的现代化道路与失衡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弊端频现的当下，为渴望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开拓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六、结语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必然选择。在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可分为先发的现代化和后发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是先发的现代化，遵循“资本至上”的逻辑；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相比，大多伴随着从上而下的、大范围的政治革命或改革。回顾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可知，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现实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是西方国家站在已经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节点上，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俯视式传播与指导的强势话语理论模式，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征。因此，西方现代化理论与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综合发展情况。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破除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简约为美国化”的偏见，打破了只有遵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与社会的现代化为根本价值追求，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的道路上齐头并进，形成均衡统一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建构，不仅有益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而且对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和走向，都将产生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