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前提意识

◎曹典顺，范 云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范式研究院，江苏 徐州221116

乔治·马尔库什认为，当今时代，哲学理论中有两大主导性研究范式，即“语言范式和生产范式”，且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生产范式[1]英文版前言1。之所以马尔库什有如此认知，根本原因在于，马尔库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论证的问题视为“社会世界的构成问题”[1]52，或者说，马尔库什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世界的存在方式问题和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生产范式的逻辑是有明显局限性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即它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研究内容上歪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使命。与此逻辑相统一，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前提意识”，就不应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局限于某一个既定的思想体系的研究之中，而应该从宏观的学术视域来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完成了全球学术原创的“理论使命”，如“理论性根据”“学术共同体期待”“理论价值全球化”等视域。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向“范式建构”的理论性根据

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科学把握人类历史的历史科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真实思想武器的哲学理论，所以马克思阐明得很清晰，“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11。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成为能够科学把握人类历史的历史科学性质的哲学理论，然而不能不正视的是，哲学史总是在重复真理和谬误的博弈，也就是说，有诸多哲学人或哲学理论总是要以各种谬误的思想前提或话语方式在有意或无意地篡改或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整体性，如当下最为流行的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就是如此。这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许多篡改或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理论”，都是以支持和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目而出现，所以只有以标识性概念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体系，且这种体系的哲学能够准确诠释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才能被称为正确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范式。或者说，这种走向“范式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发现标识性概念框架体系的“哲学理论”。

(一)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被解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进行“范式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表征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系统化、整体化的哲学形态，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符合“哲学范式”的原则。马克思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3]按此逻辑，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没有整体性原则。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4]这就是说，之所以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进行“范式建构”和实现“范式建构”，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整体化的哲学范式。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这一特征，还是因为其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持续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要求，或者说，这一要求必然表征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系统化的哲学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范式建构”的原因之一，还是因为其要消解西方后现代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解构。从马克思哲学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对马克思哲学的歪曲性解读，其中就包括西方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性解读。西方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哲学逻辑的解构，实质并非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而是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某些理论观点以达到建构自己哲学理论的目的。如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5]。无疑，这种以解构的方式重构马克思哲学的认知方法，只是从解构者的兴趣点出发，而不是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不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后现代哲学这种片面肢解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是用与中国现实相适应的中国新现代性理论来诠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即消解西方后现代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解构。

西方分析哲学是影响力不容忽视的一个哲学研究派别，它以碎片化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歪曲性理解应该引起警惕，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构”的任务之一还应该是消解西方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碎片化。所谓西方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碎片化，就是指以碎片切取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由于“哲学上的分析就是把复杂的命题或概念解析为简单的”[6]，这种分析哲学发展到极致，就会出现只注重在细枝末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缺乏对哲学问题进行整体把握、整体说明的现象。因此，尽管碎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推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既定观点或既定理论的深度研究，但由于其不能从整体上总体性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会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就应该以关切现实为问题意识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包括要消解西方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碎片化性质的理解。

(二)追求哲学理论绩效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进行“范式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表征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现实化和科学化的哲学理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在古希腊人那里还是作为一种天才的直觉而存在，而近代以来，我们则从实验的角度对其加以更加科学的实证研究，因而我们现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具有更加明确的形式[7]418。历史洪流将当今时代推向了科学化的时代，即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科学已经日益发展成为理论构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作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概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是科学化的哲学。因此，人们要想在实际生活中更加规范、合理地发展，就应该从各个方面推进这门科学的发展[8]274。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现实化意蕴的哲学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科学性，表征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科学思维的唯物史观。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往往被认为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与哲学的边界与内涵是相对模糊的，二者往往会被混淆使用。“当科学成长起来，纷纷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去，哲学被‘驱逐’出自己的‘世袭领地’……并因而具有‘科学的科学’的性质”[9]。科学成长起来以后的哲学，不可能与科学无关，即它一定和科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即此时的哲学将科学的认识与实践结果作为自身的认识对象，或者说，是对科学的再认知与再思考。在此意义上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具有科学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要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更注重“改造世界”，而对世界的改造离不开“科学思维”的指导，所以指导中国道路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必然应该属于具有科学思维的唯物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科学性，表征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该是数理逻辑思维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纯数学是……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7]41。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很明确，就非常现实的纯数学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导的现实世界而言，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离不开对现实世界材料的把握，即离不开运用数理逻辑来把握现实生活世界。这种数理逻辑的思维方式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相适应，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内在地要求数理逻辑思维的介入。换言之，数理逻辑的运用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改造世界成果的绩效化追求。

(三)创新标识概念框架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表征“范式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学术标志，首先就应该是包含创新标识概念框架体系。“范式建构”的创新，在学术意义上首先表现为标识概念框架体系的创新。概念框架体系创新不同于概念创新，即概念框架体系的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创新。贝塔朗菲认为，理论体系强调其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各种不同的学科……有着走向综合的普遍趋势”[10]。按此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理解，走向综合思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实现的概念框架体系创新，不仅应该创新个别概念，而且还要丰富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当然，概念框架体系创新不同于哲学理论本身的创新，即“范式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体系的创新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实现的概念创新，其本质特征上“不是提出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哲学”[11]。

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概念框架体系，不能没有概念创新原则。任何概念框架体系的创新，都不是恣意妄为的结果，而是要遵循既定的标准规范。与之相适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概念框架体系，也必然需要遵循一定的创新原则。我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实现的概念框架体系的创新，应该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因为恩格斯讲得很清楚，“逻辑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2]603。这就是说，人们不仅要在实践中检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真理性，而且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保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具有的严谨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概念框架体系形成，还离不开概念创新边界的确立。边界包含“理论边界”和“实践边界”。就“理论边界”的本质特征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概念框架体系，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论边界，因为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3]33。正如美国哲学家伯特尔·奥尔曼所认为的，“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是靠他的辩证的观点及其范畴创立的”[14]。就时代精神意义上的“实践边界”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创新的标识概念框架体系，不能脱离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道路的历史边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5]23。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不能逾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边界”，不能逾越体现时代精神的“实践边界”。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期待

在托马斯·库恩看来，范式之所以被称为范式，是因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既定的范式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和该范式能够向实践该理论的人们提供“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6]。与库恩的这一逻辑相适应，第一个基本特征表征了打造“学术共同体”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内在需要，也可以理解为“范式建构”应该是统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宣言。第二个基本特征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能够实现“范式建构”，即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是什么。与实践者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逻辑相适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该意义上的问题逻辑就是哲学的“范式建构”，即“范式建构”应该是能够统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理论根据。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共同体打造学界的“范式建构”共识

“范式建构”是学术界的一种自觉行为，表明了学术界对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期待。这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与学术界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建设密不可分。从时代担当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2。因此，自觉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达成共识的“范式建构”就体现出了学术界对时代要求重任的担当。从理论期待的角度理解，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依然存在有待创新的方面，即“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4]。据此，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打造“中国话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期待。

“范式建构”的需求也表明，学术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打造也有着规范性的要求。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学术规范，换言之，学术规范是衡量学派能否长久发展的重要依据。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4]。换言之，必须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打造的规范是围绕哲学范式逻辑确立起来的规范，而之所以要围绕哲学范式逻辑展开，不仅在于哲学范式逻辑能够从根本上切中社会发展实际，还在于哲学范式逻辑就是要规避教条主义逻辑的影响等。

“范式建构”的要求表明，学术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打造是有既定目标的。马克思指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7]这就是说，马克思反对将其理论视为超历史的，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社会发展中。“范式建构”表明，学术界旨在打造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这一目标的确立，不但符合理论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符合用发展着的哲学理论指导实践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哲学“范式建构”就是在这一现实情况下提出的目标。换言之，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就是要回应和解答中国道路中遇到的新问题。

(二)“范式建构”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宣言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派信仰同一的“哲学前提”。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化就是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都是“中国学派”最为基础的“哲学前提”。这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8]83。用高清海的观点解释就是，“建设中国现代哲学理论当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这点应当是坚定不移的”[18]。据此理解，如果失去这一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也就不可能得以建立。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派信仰同一的思维方式。“范式建构”宣告了“中国学派”既要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也应确立科学的思维方式，然而，不论是怎样的思维方式，“中国学派”的思维方式都应该是同一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使辩证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外壳，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12]603。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理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派”理应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当然，“范式建构”还明确要求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派”坚持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范式建构”要求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运用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去“改造世界”。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派”信仰同一的哲学理想。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3]59与此观点相适应，“范式建构”逻辑宣告“中国学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服务视为自己的哲学理想，是因为其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目标，即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派”理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服务确立为自身的“理想性目标”。

(三)“范式建构”是统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理论根据

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前提，就是要实现哲学理论的“范式建构”。“学术共同体”范畴可以追溯到博兰尼的“科学团体”，因为博兰尼提出，“在今天，科学家无法孤立地实践自己的天职……这些科学家的不同集团，就形成了科学团体”[19]。其后，库恩等学者对这一概念不断丰富，如库恩明确提出，不仅“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20]。库恩的观点很明确，“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催生了“学术共同体”。法兰克福学派、剑桥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等著名的学术共同体，其建立都有着相对统一的思想前提。与此状况相适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共同体也有着自己的思想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

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认识基础，就是要塑造“哲学范式”的特色。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学派”与“哲学范式”问题提出“创新”“转换”“重构”等建议，这些建议很多都是建立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的确，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共同体，离不开普遍认可的认识基础，因此说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注重实践意义上的方法论创新也是合理和正确的。尽管如此，不够重视世界观层面上的哲学范式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离不开对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确立，因为“世界观、方法论虽有差别但在根本上是统一的”[21]，即“中国学派”应当能够创新出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哲学范式”。

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就是要确立“哲学范式”的目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共同体有着相同的价值共识，肩负着向世界阐释中国道路蕴含的中国智慧、向世界解读中国方案展现的中国特色的使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离不开有着“共同价值”追求的中国学者们的努力，离不开他们对同一个“价值目标”的执着追求，即“还要让世界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3]340。

三、“范式建构”有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全球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工人没有祖国”[12]50。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十分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性”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构”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维”转向马克思唯物史观全球化创新的“范式化思维”。所谓全球化创新的“范式化思维”，就是指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创新是获得国际共识的哲学理论创新，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催生了“理论价值全球化”的理想及其实现。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本质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球性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能够创新认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创新认知马克思唯物史观一般规律，就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也即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认知。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2]。也就是说，毛泽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阐明了“实事求是”的哲学逻辑。换言之，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就是关于马克思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是关于马克思一般规律唯物史观的创新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能够创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西欧逻辑。创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西欧逻辑就是指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创新对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认知，即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结合，进而创造出适合中国道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如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邓小平创新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邓小平把市场和计划视为调节资源的手段，而不是判定社会性质的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突破了传统理论对市场经济的解读，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创新性理解”。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能够创新续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创新续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就是指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根据中国道路发展的需求，续写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尽管马克思晚年提出了唯物史观东方逻辑，但对于东方落后国家的跨越和发展问题并没有作出细致的说明。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是在把握中国国情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回答了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在中国的践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可以认为是对唯物史观东方逻辑跨越思想的理论续写。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应该具备国际视野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能无视全球话语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全球性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就文化角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理论创新应该具有世界性意义和价值，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忽视全球话语权而自说自话。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世界属性也表明，不能无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球话语权。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539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理解，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具有全球化视野。对此，习近平也明确指出，自主创新“不是排斥学习先进，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15]122-123。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要求具有全球话语权视野。福柯认为：“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24]按照这种逻辑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创新应该掌握全球话语权，因为全球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水平的体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在国际社会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之相适应，作为国家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展现出全球话语权的国际视野，即“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13]333。

拒绝曲解中国道路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全球话语权视野的现实性根据。由于中国道路的发展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对中国道路的阐释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所应具有的全球话语权视野的目标，即“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3]346；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中国崛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消灭”这一威胁，西方曲解甚至污名化中国道路。确立全球话语权视野既能够为中国道路正名，也能够让世界重新发现中国道路所具有的借鉴和推广意义，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道路既有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经验，也有可供发达国家发展参考的价值。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建构”催生哲学价值全球化的理想及其实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属于国际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在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学派既是学术共同体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又是学术话语权的决定性基础”[25]。这就是说，学派不仅主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而且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激荡也能促进学术界的繁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学术共同体就是“中国学派”，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6]按照这一逻辑理解，“中国学派”也应当是属于国际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即“中国学派”是在与国外其他学派、其他文明不断交流、借鉴中发展起来的，肩负着向世界准确解读中国智慧的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意义上的学术原创性，属于国际意义的中国原创。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3]341-342。学术原创性不仅是一个学派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有无特色的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学术原创性应当是立足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中国原创”。在学术上建构并阐释中国道路，就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学术原创性体现。当然，这样的“中国原创”也是属于国际意义上的“中国原创”，即中国道路能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意义上的学术话语属于国际意义的中国特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学说，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逻辑是对中国道路逻辑和中国价值逻辑的阐述与表达，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范式建构”的核心之一应当是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中国特色”。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特色同样是属于国际意义的中国特色，应当与中国功夫、孔子学院等一样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即它属于能够“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3]340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