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内涵

◎张飞岸，肖楚锋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64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堪称中国话语权的顶层设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历史方位，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三重内涵，对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彰显

文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学术上主要有两重内涵：一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赋予文明的历时性内涵，即人类从野蛮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之后，需要经历的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形态变迁；另一重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意义上文明的共时性内涵，即在共时性的世界秩序范围内，以宗教、文化归属为区分的文明型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称得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它是中国这个特殊的文明型国家在人类普遍社会形态演变史中开辟出来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传统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双重特性，是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将自身文明基因与历史特定需求相结合，探寻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结果。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展开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2]。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承担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呢？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对于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评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救亡压倒启蒙”的叙事属于西方转型学中的中国思想史路径，它承认中国在近现代内忧外患中最终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它依然把这种历史选择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最终在完成救亡任务之后，中国还是要走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普世大道。在李泽厚看来，中国近现代面临的民族危亡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选择了能最快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说，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术的权益，而不是道的彰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在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3]。

如果我们接受了“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论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中国样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分歧就不再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道路分歧，而是如何更迅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策略分歧，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就和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精英集团无甚差别了，甚至某些国民党的拥趸会利用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遭遇的挫折和蒋经国领导下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去引发“国共内战到底是不是中国现代化走了弯路”的争论，这不仅误读了中国近现代史，也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复兴中华文明特性的深层动因。

“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集群中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名称。在19世纪与欧洲产生互动之前，中国的自我认知与从欧洲流传开来的民族国家理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指文明的中心。古代中国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名，但是自西周以后的各朝代，都以“中国”为政治与礼仪文化上的正统、正宗。“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4]。陆九渊在《象山全集》中谓：“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故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5]这些观念都表明，“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和‘天下’。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不需要一个名字，它就是‘中央之国’。中国纯粹是文明的光辉造就的一片土地，而不是像以色列或美国那样因上帝的青睐而生”[6]。中华文明的传播方式从来不是以神的名义征服世界，而是把自己活成现世文明的典范，“修文德以来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带有高度主体性的文明复兴的自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国重新成为“中国”，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人类文明的新希望。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时特别强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特征。他分析指出，中日在近代都曾面临被西方入侵并被打败的命运，但中日对西方入侵的反应是不同的。日本被打败后没有文明失落的痛苦，因为日本本来就没有一种建立于文明主体性之上的文明自觉。由于文明主体性的缺失，日本文明可以被称为臣性文明，臣性文明导致日本文明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日本相信人类世界是分等级的，有主子和奴才，而日本的任务就是学习主子文明，然后让自己成为主子。日本曾经认主中国，当中国在近代被欧洲列强打败后，又认主欧洲，脱亚入欧；在二战被美国扔了原子弹后，又认主美国。这一系列认主转向，在日本那里进行得如此顺利和自然，以至于美国占领日本后惊讶于日本的臣服和温顺，美国原以为会受到日本民间的报复和抵抗。本尼迪克特对此评述说：“其原因在被战胜民族或其政治、经济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日本特殊的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原因。”[7]在日本人看来，失败了就要承认失败，然后进行政策转向，向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新主人学习，最终让自己再次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竹内好把日本这种既充满上进心又充满奴性的文明称作“转向”型文明，与日本相对应，中国是一种“回心”型文明。“回心源于保持自我，转向始于放弃自我。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没有媒介”[8]212-213。“回心”型文明具有文明主体性，当“回心”型文明被打败后，不会简单地转向胜利者；相反，会激发起强烈的耻辱感，卧薪尝胆、以图复兴。在复兴的过程中，会承认别人的优势，也愿意向别人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抛弃自我，而是“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以坚持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改变”[8]286，最终再次迎来自身主体文明的高光时刻。正因为中日文明主客体的差异性，所以同为被西方打败的亚洲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简单地追随日本，而是成为日本近代的“反命题”。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要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他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9]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因为沦为被压迫者就向压迫者学习成为另一个强权，反而提出消灭强权的口号。“日本的脱亚—兴亚只构成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在中国却不仅确立了亚洲自身的抵抗的主体，还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国”[10]。

在这个意义上，除非理解了中国为何在现代走向社会主义，否则，无论如何标榜对中华文明的脉脉温情，都不能真正把握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目标。钱穆作为对于中华文明具有深厚情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华文明历史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但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在各种场合宣扬中国国民党代表中国文化，国民党要复兴中国文化，“大陆共产党要毁灭文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灭绝[11]，这是他未能理解历史赋予中华文明的新时代使命所致。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道本位”的革命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格局中寻找人间正道，只要遵循人间正道，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都不是不能变革的。因为理解不了“道”的最高层次，不能正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所以钱穆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颇具悲剧意义地站在了人民和历史的对立面，找不到突破西方文化霸权的依托力量，在西方文明霸权的重压之下，只能向故纸堆中宣示文明坚守的决心。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赖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明确现代文明的可超越性。现代文明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必然会被超越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中华文明在现代文明的发展叙事中，仅仅是一种前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形态，那现代文明对中华文明就构成了碾压之势，中华文明最多只能成为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装饰品，根本无法主张自身在现代的合法性，只有被西方文明取代的命运。

社会主义是一种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站在超越现代文明的高度，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华文明与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文明互动下的历史必然，才能真正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赋予一个古老文明新生的自信与力量。西方现代文明不仅具有进步性，还具有压迫性。中国，正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下，开启自身现代化历程的。正如习近平指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2]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中华民族痛定思痛，在深刻认识自身文明主体性和优劣的基础上、在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最先进的成果——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理论和道路不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背叛，而是对传统文明价值体系的升华和落实。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经历过文明失落感后的一代中国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明自觉，他们拒绝成为腐朽的自己，同时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其他腐朽形式，他们追求的是自我扬弃和自我更新，既要超越黑暗落后的旧中国的现实，也要超越走在现代化前列但却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正如李维汉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3]。这一目标不仅是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更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条件下的历史升华，是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批判，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旧形态的超越，必然会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给深陷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世界体系带来新思想、新结构和新方案。

二、政党中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态路径

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64。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和西方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什么不同呢？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发展议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一直主导在美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击下瓦解。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急切的工业化诉求，美国意识到必须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规范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使其适应美国全球利益的需要，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现代化理论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基石,在现代化理论的描述中，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阶段，是落后国家的传统性和保守性造成的，只要落后国家接受市场经济并向西方开放市场，同时完成自身经济、政治制度的现代转型，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重新开放，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不仅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连社会主义制度都被看作现代化的对立面和中国迈向现代化必须清除的障碍，被学界某些西化派人士反复批判。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是背离世界历史潮流的错误路线，现代化就等于西化，中国只有走西化的道路，才能被西方接纳，顺利实现民族复兴。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被证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进入21世纪，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报告质疑了“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批评了美国外交政策，呼吁美国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严重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等，“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14]。随着“北京共识”产生广泛国际影响，“中国模式”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逐渐被看作对美国模式的挑战和替代性选择。詹姆斯·曼指出：“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流血,而中国则二者兼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冷战结束后,中国模式就进入繁盛期,成为华盛顿自由市场和民主模式之外的第一个全面成熟的选项。随着美国模式失去光彩,中国模式开始焕发新的光泽。”[15]

“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首创的用来解读中国发展道路的概念和理论，很多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为了不让中国在“中国模式”解读中处于失语状态，中国有必要推出自己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解释，从话语权着眼去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就问题意识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一直走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前。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首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1979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6]163同年12月，邓小平在回答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什么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小康之家’。”[16]237到1983年，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表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6]54

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深刻地洞察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8]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进一步理论化，赋予它一个全新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2]。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新道路，它新在哪里？它的最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英美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政党中心主义的，中国是政党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着组织凝聚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使命，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中断，中国现代国家都有解体的风险。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结果，“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9]。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它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实现中国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使中国传统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它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不是中国传统的西方化。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国家组织形式。西方现代化理论最大的误区是把现代化模式单一化，无论选择何种现代化路径，现代化的结果都是建立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事实上，源于传统国家的多样性现代化也应具有多样性，每个国家都是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中国现代化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不是把中国变成其他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抛弃中国的国家特性，其中最具共识性的特性是大一统和与大一统相适应的统一的领导力量和主导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后发现代化是先发国家现代化入侵的产物，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面对的阻力比先发现代化国家要大。这些阻力表现在：发达国家出于自利动机会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后发国家相对于先发国家对外转移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需要更强的内部消化能力。因此，现代化发展史不仅不是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言的“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就面临着更加不利的现代化条件，需要更强的发展动机和更有效的发展策略，因此，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20]。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侵略性、扩张性和剥削性。中国是西方现代化入侵的受害者，西方现代化入侵让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2]。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在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个新颖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一个新型政党的领导。首先，这个政党要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把辛亥革命之后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其次，这个政党要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起建设新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国家特性，用统一的组织性政党和统一的意识形态维护了大一统的稳定格局，保证了现代化的中国特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克服了旧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重重阻力，把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族群的人民团结组织起来有计划、分步骤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迈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土地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使中国现代化进程没有脱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被资本集团绑架，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18]。

三、超越资本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无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还是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叙事中，现代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世化。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被扬弃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21]相结合的产物，它致力于由中华文明探索一条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它直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制造的中心—边缘地带的世界体系性矛盾，必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8]。

胡绳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讲现代化，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22]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早期，帝国主义曾经扮演过打开世界市场的角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到之处，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它的廉价原材料输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勾结买办集团残酷地镇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对此尖锐评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了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3]中国正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受害者，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与掠夺性有切身体会，深知帝国主义不会允许中国发展独立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搞的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24]。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感觉到模式竞争的压力，开始在各种场合叫嚣“中国威胁论”，公开质疑“自尼克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理论和假设基础之上，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接触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25]。2015年，白邦瑞出版《百年马拉松》一书，宣称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华政策是美国历史上最系统、最危险、最重大的情报失误，中国的战略欺骗蒙蔽了美国[26]。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舆论场上出现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成功经验的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自由化改革的成功，政府向市场逐步放权，完善市场经济，融入全球化等，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由于中国没有把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发展到政治领域，以至于让美国对接触政策丧失信心。面对美国打压，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学习日本主动示弱，并且进一步释放政治改革信号，让美国对接触政策恢复信心。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恰恰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的市场化道路，政府在稳定秩序、整合冲突、制定产业政策、完善基础设施、维护金融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克服了市场的盲目性和外部性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恰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只有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逐渐增强实力，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围堵。

前一种观点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翻版，目的是帮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断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与中国有类似体量与起点的后发国家(例如印度和巴西)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路径成功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从1900年到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名单鲜有变化，只是多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相对小体量的国家和地区，而韩国和中国台湾恰恰是由于冷战的地缘政治原因，由美国扶持起来的现代化样板，并且，二者在崛起过程中走的恰恰不是经典的现代化自由主义道路，而是官僚威权主义道路。

与美国公开宣称的观点正相反，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恰恰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并且再次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后发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已经凭借自身的努力、勤劳和聪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获得了半边缘国家的地位，但是按照大卫·哈维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特殊的动力源，即西方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及其背后的新帝国主义“时空修复”机制造成的机遇。所谓“时空修复”机制，是指资本逻辑内含的无限积累趋势，每过一段时期，过剩资本就要通过地理扩张获取空间性转移和时间性延迟，从而使资本过剩危机得以修复。从时空修复机制的视角来看，资本积累总是青睐于一些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吸收剩余完成非对称性地理转移的最佳场所。哈维认为，中国崛起的背后动因正是新帝国主义最近一轮的时空修复。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发生在中心国家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寻求时空修复和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结构形成的那段时间内。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是沃勒斯坦所谓的“应邀式发展”，这种应邀式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资本过剩问题，而绝不允许其最终能够发展到对发达国家资本具有竞争力的程度。当中国决定向自主性现代化迈进的时刻，就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冲突，中国的“应邀式发展”就会被中断，这就是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发展环境。美国绝对不允许中国继续发展到能与它势均力敌的程度，打压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会成为美国的基本外交战略。

中国现代化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我们的理想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理想目前正面临艰难考验，其中最大的考验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已经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集团对我们的围追堵截。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宣传的正相反，西方发达资本集团，从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第一天，就不是把中国作为平等竞争的对手，而是作为资本和商品倾销市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塑造的。他们既不能接受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不能接受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从一开始就规范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就像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中国除非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超越，否则，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共同富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应邀式发展”，中国要实现自主发展，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否则，无论经济怎样增长，都是一种依附型增长。依附型增长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干更多的活，拿更少的工资。依附型发展不是一种全民受益型发展，是与巨大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共存的发展。当今世界，只有十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同时兼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他们靠的是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品牌知识产权，把污染行业转移，通过不平等交换掠夺发展中国家，维持自己国家整体的高利润、高福利。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掌握核心技术和高端品牌，让老百姓干更少的活、挣更多的钱，这就与现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

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就是想要中国的市场，不想要中国产业升级，它们要资本流向中国，利润流向西方。当《中国制造2025》计划公布之后，美国就下定决心打压中国科技进步，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打压中国，让中国放弃产业升级，让中国老百姓继续给全世界资本家打工，挣血汗钱。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现有的十几个发达国家就是当今世界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其主要策略如下：一是靠武力威慑；二是靠自身团结；三是靠意识形态能够把统治阶级的利益描述为普遍利益；四是靠收买被统治阶级的精英、破坏被统治阶级的团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有资本主义道路不走，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一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必然会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阶级产生正面对冲，我们要和他们展开人才竞争、模式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发展开辟道路。在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至关重要。我们要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现代化与美国的现代化不同，美国的现代化是排他性的，无法解决资源稀缺与人口过剩的矛盾问题，无法解决资本在一头积累财富、一头积累贫困的问题，因为美国模式，就是掠夺世界资源供养少数人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要解决发展积累的财富在全球和各个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公平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7]。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与否，既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关乎世界未来，还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从诞生到今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霸权更迭的体系，当美国人在思考如何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霸权时，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目标是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新体系取代现有的体系，而不是做下一个霸权国。无论如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吸引力取决于它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超越性，而不是它的霸权性。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充满危机，又试图转嫁这种危机的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事赋予资本主义体制合法性，霸权更迭运动并不突破这种合法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在原则高度上与霸权更迭运动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创造性地开启我们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民族主义也不应成为新时代的核心意识形态，我们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始终对内坚持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对外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为中国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也体现在避免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爆发极端民族主义冲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我们的外交倡议，而且会落实为我们的外交行动。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