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本质与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建构
——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冯旺舟

1.武昌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22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073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相互碰撞、融合和竞争的产物。“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美国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加拿大的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和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英国的汉斯·拉切尔(Hannes Lacher)和贝诺·塔斯卡(Benno Teschke)等，其中，布伦纳和伍德被誉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两位主要旗手[1]。“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先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盖伊·博伊斯(Guy Bois，又被译为吉·布瓦)于1978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批判布伦纳在《欧洲前工业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对历史解释的唯意志论倾向。盖伊·博伊斯对布伦纳有严重的误解，后来伍德、布伦纳、科米奈尔等人都沿用了这个术语来标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在“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伍德、拉切尔、塔斯卡等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作为美利坚帝国附属物和资本扩张的全球化

一般的全球化理论更多重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全球化是一把 “双刃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特点。从经济全球化角度，一方面可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信息、人力资源等要素快速流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固有的经济体制、经济实力的不同，导致经济全球化往往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工具，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拉切尔、伍德和塔斯卡都对全球化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全球化理论的新观点，深刻阐释了当今全球化的本质及其特点。

第一，全球化本质是美利坚帝国的附属物，是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实践的表现。一些著名的西方左派学者也提出了全球政体或全球国体的设想，如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认为随着世界生产的一体化，出现了跨国阶级与跨国国家；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直接认为现在出现了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和体系——帝国。“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2]。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涉及跨国的权威结构，并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特别是随着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明显，美国的单边主义预示着单极世界的到来和新的美利坚帝国的诞生。针对美国霸权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型，彼得·高万(Peter Gowan)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国化。拉切尔认为，这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它包括采取措施开放积累空间，使美国公司在其中具有高度竞争力，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二是它需要重建全球金融机构，以便在所有内部和外部方面加强对美国贸易和预算赤字的管理。三是它涉及按照美国模式(或至少按照美国的规定)对国内政治经济进行部分重建。”[3]2-3因此，全球化本质上是美利坚帝国的附属物。

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按照美国的规范对全球进行治理制度、世界秩序、统治体系的重建。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美国的国家权力已经渗透进美国国内和世界各个领域中，其所推行的全球化也必然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支持者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性国家’，追求普世价值，捍卫普世权利，甚至(特别是)在放弃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还能声称为世界人民说话和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秩序确实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理论家所设想的超越主权和领土的后国家时代，尽管后者通过误解美国的作用来理解这种转变的本质”[3]3。

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后国家时代，使全球化深深烙上了美国霸权印记，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与美国霸权密切联系的全球化无法持续下去。“全球化远不是一个能够给国际体系带来结构转变的渐进和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其先决条件正在迅速消失”[3]3。这是因为目前的全球化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全球经济体系被美国操控，当美国从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利之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全球的反美国霸权主义必将波及全球经济体系。当前的全球化不意味着全球帝国或全球国家的产生，而是要恢复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规则，反对单一帝国的全球统治。

第二，全球化本质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的全球扩张。现在的全球化本质是资本的国际化，并不是真正的经济一体化，其所带来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掠夺。全球化面对的是一个由多元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这些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全球化的’资本(虽然说总是依托于某个民族国家)亦将持续从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不同国民经济社会条件之差异以及对低劳动成本社会进行剥削之维持中获得大量收益，这些收益将进而拉大穷国与富国之间日益明显的鸿沟，而这也就是所谓‘全球化’的最大特征”[4]。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全球进行疯狂的金融投机，抢占市场和资源。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会强迫发展中国家等弱势经济体满足它们过剩资本的投机需求，以实现超额利润和谋取世界经济霸权，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弱势经济体在面对强势的资本渗透和扩张之下无法抵抗。“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所享有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虽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种种矛盾，却可以通过操纵债务、贸易规则、对外援助及整个金融体系，迫使其他经济体为帝国霸权服务，被用来，而且也正被用来回应其国内资本不断变化的需求”[5]101。它们利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在实现自身目的、避免任何损失的同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操控的全球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自由贸易，而且阻碍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只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规避了这种风险。正如伍德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操控迟早会影响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伍德也作出了深刻分析，她提出对于全球化内涵的三种界定：一是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国际化，“其内容包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5]100。美国则是推动金融资本全球性扩张的最重要霸权国家。目前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规则，迫使附庸经济和附属国对其开放市场，而自身不受全球化负面效应影响。二是全球化不是经济一体化，不是新帝国主义国家提倡的所谓自由贸易，而是新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化经济进行操控的表现。在新帝国主义的推动下，全球化实际上表现出双面性：既推动一体化，又阻碍一体化。“全球市场远未实现一体化：即存在着工资、价格及劳动条件在全球仍然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这样一个事实”[5]102。三是全球化不是正在消亡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处在核心地位，其目的就是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服务，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跨国机构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在维持社会秩序、财产关系、劳动力管理、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功能。民族国家为全球资本的扩张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全球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由多元国家和地方主权管理的，由复杂的掌控与附属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经济体”[5]106。

在关于全球化本质是资本扩张的这个方面，拉切尔和伍德的观点一致，拉切尔指出，马克思被视为第一个深刻论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全球化进行了精妙的阐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世界是由资本统一的。资本一旦构成，就永远无法停止，而必须渗透到新的领域，在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中扩大其价值，从而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进行自我复制。此外，资本的扩张绝不仅是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展，产生了一种以商品为媒介的普遍相互依存的体系。跨越边界的商品不仅体现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使与之接触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社会化。资本主义不仅是世界市场的构成要素，而且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市场不但是一种贸易体系，而且是一种生产体系”[6]；反过来，资本主义生产则建立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社会权力关系是榨取剩余价值的私有化权力。与领土国家的主权权威不同，这些权力关系在原则上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这也显示了资本突破民族国家地理空间的现实状况，使得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资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二、民族国家是塑造全球化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石

全球化理论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目前的全球化理论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削弱和流失，是国家权力面对全球贸易中的无力，甚至认为国家都有可能被其他跨国机构代替。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范式所定义的那样：“政府曾经是市场的主宰，现在是市场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凌驾于政府之上。”[7]

目前，全球化的进程确实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世界出现了显著的历史转型，但是全球化理论在揭示这种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作用进行阐释，也没有对近几十年以来发生的社会空间结构调整中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进行一个合理的分析。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国家的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确实与“全球化”进程有关，但是我们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种全球性政府或全球性主权”[5]106。在现代意义上，领土国家处于社会组织的中心，社会还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领域，由国家的权威和能力来控制和调节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虽然从来不局限于个别国家的领土空间，但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系统；国家经济之间以及跨界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性地受到经济空间(构成一个领土而不是一个功能性的世界劳动分工)和国家确定的管理制度的限制”[3]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乃至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重大且复杂的联系。

第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承担着资本空间扩张的导流器作用。在今天的全球化理论中，全球化作为现代性本身的一种历史趋势已经日益混乱，从而模糊了全球性和特殊性的差异。而在19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的基本政治单元，世界也成为一个领土单元的集合。“民族国家”不仅是文化的化身，而且是政治共同体的化身，但又是以诋毁政治共同体的其他形式和观点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基本上是经济和社会的跨国形式，即使在帝国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或者在战后福利国家鼎盛时期，民族国家也可以说从来没有像全球化理论的支持者和古典国家中心主义的捍卫者所暗示的那样，遏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拉切尔认为，不能从国家在资本的空间和社会再生产中的(不断变化的)作用来抽象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构。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这种角色不能简化为在预先设定的全球劳动分工中永远争夺地位(导致顶层霸权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从世界体系理论来看，现代世界经济的结构逻辑确实是全球性的，它建立在全球积累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主权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系统性先决条件，因为它打开了资本需要的管辖区之间的空间，以保持对国家的自治权；但它也是使政治团体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的俱乐部，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一系列国家政治经济体系来描述的世界”[8]12。民族国家提供必要的维持社会秩序、所有制关系和司法的保障。“民族国家在传播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一直是不可取代的工具，一方面表现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把资本优势力量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在接受端民族国家又是资本主义的‘导流器’”[5]11。民族国家拥有主权和一定界限的领土，能够为全球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提供保障，这是其他所有跨国组织所不能比拟的，民族国家及其地方政府将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推向全球，成为全球资本不可缺少的通道和传送带。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世界的空间性建立在具体民族国家的领土性基础上，因此，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承担着资本空间扩张的导流器作用。

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承担资本监管和空间限制的作用。在二战后，新自由主义大量嵌入到全球化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和社会关系日益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直接影响民族国家(政府)功能的发挥，但是无论民族国家呈现出何种面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如何复杂，民族国家仍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普遍存在的监管和治理场所(尽管不一定有效)。“‘全球化’把资本的纯经济力量扩大到了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之外，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全球资本要求许多民族国家来行使管理和强制职能，以维持其财产制度，并提供可衔接的规则、信誉环境及法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可信的‘全球性统治’形式可以提供资本所要求的这种日常秩序或积累条件”[5]106。这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承担资本监管作用的体现。

我们深刻认识到，虽然资本主义正在创造抽象的空间，但是资本积累也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地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总是“地域化的”，因为它取决于特定地区的资源。全球积累的动力就是以积累、生产和分配地点的非同一性为前提。正如斯托珀和沃克指出的：“资本在任何形式上都不是完美的流动资本。当然，货币资本在投入和市场、劳动力和技术的更有利组合中，以极快的速度和极远的距离流动。然而，为了产生剩余(价值)，企业必须建立一个由固定资本、工人、土地、政治联盟等等组成的生产机构——所有这些都以当地为基础。”[8]47因此，资本主义虽然内在地包含了扩大统治空间的趋向，但是也受制于其限定的领土国家，其空间性不能迅速表现为全球化。

第三，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基本构成单元。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对资本主义全球社会关系中固有的危机和矛盾进行有意识和有目的调解的一个方面，全球化和国家在这里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促成的。全球化不能导致国家主权的消亡，因为这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对于这个历史体系来说，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一样重要。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从“国家/国际”层面向“全球”层面转变，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全球社会的双重分割，“首先，将国家作为替代阶级的‘想象共同体’加以推广；其次，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至少按照趋势)纳入这些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管辖范围(有时甚至是边界)。因此，当前全世界呈现出从单个国家的空间存在向全球的迈进”[3]18。传统以“国民经济”为特征的国内市场被以全球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方式代替，“国民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现在由于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发展足以形成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即使在福利国家鼎盛时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超越国家权力束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更多地以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某种“全球国家”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基本构成单元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综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密切相关，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也已经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也正是在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呈现出更加紧密的联系。“在当代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种看似矛盾却真实存在的现象：国家主权越独立，它就越依赖国际社会；在主权国家不断壮大的同时，它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9]。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断地推动着国际关系体系的构建，塑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面貌。

三、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

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构成这种国际关系体系的国家不再是绝对主义时期的国家，而是具有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民族国家。

第一，英国改变了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英国改变了其大陆政策，并通过一种新的主动平衡战略实现王朝间的掠夺性平衡。虽然从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逐渐在欧洲兴起，但是到18世纪欧洲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英国还在受着地缘政治压力的影响，并不断塑造着国家构成，无法平稳过渡为一个自由的国家。“与其大陆邻国相比，关键的区别在于，18世纪英国的‘新型军事财政’国家是由多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合理化的国家机器，以及最终达成一致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政策来维持的，同样的压力导致了反复发生的危机，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欧洲大陆的国家崩溃”[10]262-263。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平衡不再仅服务于安全和秩序的功能，而是产生了副作用，即迫使大陆国家响应并最终适应英国优越的社会政治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主动平衡成为向大陆国家实施压力的主要渠道，从长远来看，这些压力对“落后”国家或社会复合体中的政治经济组织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这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竞争压力下产生的，特别是法国和英国之间长期的战争带来的影响。在长达7年的英法战争后，法国的军事被削弱，财政破产，被迫改变其内部的社会财产关系。而英国依靠其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直到他们在经济和财政上都筋疲力尽。英国对法国的改变不是通过直接的军事征服，而是通过财政的损耗，从而使法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以及一系列的“上层革命”。这些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农民解放和国家改革。“法国的转型最直接地受到英国的影响，普鲁士的革命是由拿破仑的胜利发起的，拿破仑最终被英国打败。只有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的18世纪末和1848年革命以及市场‘自由化’之后的19世纪，自由贸易的新逻辑才强加了一种基于个体公民之间非政治契约的国际盈余占有的非领土逻辑”[10]263。

由此可知，英国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现代国家参与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先河。由于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依赖于市场，受到市场的强制，并遵循资本逻辑进行政治和经济的重构。虽然资本主义的内生发展是英国独有的，但它的扩张不是一个跨国的，而是一个地理调节的过程，在一个长期的地缘政治结合和社会政治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将大陆上的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正是因为英国造成的现代化压力，使得欧洲国家处于竞争的相对劣势，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相继向资本主义转变。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是在超越现存碎片化领土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突破基于领土逻辑地缘政治的国家间关系之后，资本开始在世界空间范围内扩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逻辑要求扩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经济、政治等各种联系。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剥削，使各国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世界性，使得各个国家间互相依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使得非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并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塔斯卡认为，这个设想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扩张是跨国的，而不是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地缘政治为前提的，并立足国家领土组织的存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能形成国家体系，而是必须通过预设的多重主权‘自我运作’”[10]264。正是如此，资本主义在王朝政治体系中诞生，在专制时期巩固了领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也是在超越现存的碎片化的领土国家的基础上形成。

第三，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已经由通过战争获得领土转变为解决全球资本积累和扩张带来的危机而实行的多边政治管理和对世界经济的调控。资本主义既没有导致碎片化的国家体系，也没有要求国家体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剩余占有制度的特殊性在于，世界市场的资本循环原则上可以在不侵犯政治主权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实”[10]267。正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既能保证政治意义上的领土完好无损，也能保证私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因此，资本主义能够保证动态的平衡与和平状态，并以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西格尔伯格(Siegelberg)认为：“尽管经济竞争日益取代军事竞争，但即使在资本主义核心内部，战争也有可能再次爆发。原因是经济竞争本身已经变得如此猖獗和具有破坏性，以至于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解体，进而威胁到民主和国内与国际关系的和解。”[11]在现实中，由于地理空间和领土限制而形成的各个分割的政治权力中心存在紧张关系和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就是在不断处理这个基本矛盾，以维持国际秩序。“当政治权力由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组织起来时，跨国经济的积累需要一个遵守最低限度共同规则的稳定的国际秩序。世界市场的运作取决于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维护法治，保障基于合同的私有财产和跨国交易的法律安全，以维护开放的国民经济原则”[10]267。为了维护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国际组织不断地演变，如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为资本主义调和或解决内部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已经从传统的通过战争获得领土转变为解决全球资本积累和扩张带来的危机而实行的多边政治管理和对世界经济的调控。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兴起，国家的边界已经从限制变成了障碍。资本能够克服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设置的障碍，其中不仅包括社会限制，还包括国家限制，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政治空间的有限性。一旦资本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社会关系、每一种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的最后边界就不会被克服，最后的边界就是国家本身的边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际经济积累和直接的政治支配是分离的。一个普遍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必须能够与一个领土分裂的国家体系共存。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正在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所影响，呈现出不确定性。正如塔斯卡指出的，现在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否就是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尚未可知，但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植根于前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王朝主权。如果将1688年至1989年这段时期理解为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漫长转型，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和绝对主义作为领土边界国家的基本体系所留下的遗产，那么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何当前国家权力去边界化和国家权力丧失的进程不是走向一个后现代世界，而是对前现代领土主义的侵蚀，实际上，现代国际关系可能刚刚在全球范围内到来。

四、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建构

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发展看，人类曾经先后出现了四个国际关系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1793)、维也纳体系(1815—1892)、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9—1939)、雅尔塔体系(1945—1991)。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当代世界进入了新的一超多强的时代，但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越发显示出其诸多弊病。因此，需要重构雅尔塔体系崩溃后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要立足民族国家开展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可能以某种“全球国家”的形式在政治上存在，而资本的逻辑要求全球主权的存在，以便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这意味着，如果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相反，事实上没有这种全球国家形态的形成，那么其后果可能会再次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从而会加速现代国家关系走向帝国霸权的竞争以及导致全球积累和领土治理之间的脱节。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一系列的阶级和政权变革，但是并没有改变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多元政治性构成领土的原则，而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差异、国内和国外的差异扩大化，而跨国“公民社会帝国”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国家体系的毁灭，也不意味着一个领土广泛和一致的政治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某种“全球国家”，存在的只是具有一定领土空间和地理界线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又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它有过度积累的内在趋势。资本的过度积累造成了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实际上，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就在空间上共同扩张，而且资本主义超越其现有边界的扩张也是一个内在的激烈过程。“市场力量只有在政治法律力量启动了原始积累过程，即直接生产者与其生存手段分离时才开始发挥作用”[3]110。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市场强制(资本逻辑)需要借助于超经济力量(行政、军事、司法等)才能发挥其作用，从而塑造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的法则，形成其独特的扩张模式。

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导致资本的扩张要不断超越基于民族国家的破碎的空间格局，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资本逻辑的渗透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因此，也只有在国家层面才能满足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再生产要求，但是资本会不断超越限定的领土空间，所以必然导致领土国家与世界资本市场之间的矛盾，即政治领土化与经济和社会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当然核心的矛盾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它推动领土国家内部的冲突和转变。

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灾难和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只有立足各个民族国家的实际，整合各个民族国家的革命力量，组成国际上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保证世界的长期和平发展。

第二，要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资本关系)中探寻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突破口。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是由不同类型国家及其行为塑造的，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对资本主义内在关系特别是资本与国家、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成为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突破口。

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应理解为资本关系所假定的社会形态，资本关系不只是一种经济关系，它能够通过“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表现出来，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关系，包括已经发现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包括市场，而且包括国家。更进一步说：国家自治的政治形式是一种生产关系”[3]39。拉切尔认为，应该将社会形态理解为资本具体存在的组成部分。资本关系是由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具体历史关系，重新构成了资本关系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进程逻辑的限度内，重塑国家和市场的社会斗争也改变了资本的性质。正如伍德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往往带有‘历史遗产’。”[12]

通过按地域划分资本的社会空间，联结起了纵向和横向的每个国家的阶级关系，从而加剧了资本和劳动阶级的矛盾，组织了跨国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直接从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在财产、生产和分配方面的社会冲突来理解世界市场和社会。阶级身份和利益在资本主义中总是具有跨国性的维度，但是政治权威的领土性意味着特定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融合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对于塑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3]114。当资本在世界市场进行扩张之时，会突破现有国家的边界，国家市场成为决定必要劳动时间和平均利润率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货币流通需要国家市场作为基础。自由的世界市场的建立也会激发欠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的竞争，并形成国际分工或地域分工。这样构成的世界市场不是由企业构成的，而是由企业所在的国家划定的流通领域构成的。其实在现实的世界市场中，单个资本是无法竞争的，只有通过由特定边界形成的“国家集体资本”才能形成比较竞争优势，“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最终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形式，但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自治性使我们不能理解阶级战略所决定的国家政策，即使后者是从霸权的构建而不是直接的工具性控制来理解”[3]40。因此，只有将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植根于资本关系，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进程和国家功能。

国家为了保证自身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会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这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的干预本身会扰乱资本积累，从而破坏国家和资本稳定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国家甚至不能完全控制成功的资本积累和社会和平的背景条件，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超出了其领土基础上的政治权威的控制范围。”[3]116由于领土空间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作用完全不同，在国内，资本主义国家是从经济领域中抽象出来的，其核心的政治经济角色是维护竞争和提供法治保障。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区域经济的作用，并用一切政治、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利益。

因此，基于以上对资本主义内在关系的分析，要实现对现代国际关系的重构，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对资本进行管控，不能让其控制非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要将那些严重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发展独立的经济体系，构建适应国情的政治体制；二是要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扩张不是一个市场或公民社会的跨国化力量渗透到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过程，而是在社会财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前进下，资本深度嵌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最终完善了一个普遍的世界市场，要坚决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将其纳入国家(政府)的支配中，引导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要深刻理解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是经济关系，现有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各项经济规则基础上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操控的，因此，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市场规则，消除资本主义经济规则对世界的渗透，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全球发展的正义。

第三，要以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为抓手，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新帝国主义将经济法则扩张到全世界，在全球建立了以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伴随着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建立，全球资本也跨越了具体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新帝国主义的特殊在于它有能力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政治权威的范围之外。在阶级关系的层面上，新帝国主义借助资本可以通过直接使用强制力来行使对劳动的支配权，依靠市场经济对直接生产者施加经济强制。新帝国主义不再需要直接的殖民统治，可以依靠经济力量的操纵实现全球霸权。新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严重阻碍着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当前的全球化就是新帝国主义霸权行为的体现，美国就是全球唯一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并形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军事学说和意识形态手段，发动“无限战争”，对全球进行军事威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前沿领域的挑战，尤其是来自欧盟这样的区域集团的挑战，迫使美国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回到无可争议的优势上。资本无限扩张的经济影响和领土国家的超经济影响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进而使得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新帝国主义独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消解，只能通过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来解决。新帝国主义及其霸权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产生重要影响，造成国际关系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严重的生态、种族、发展等问题，使得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消解新帝国主义霸权，重构现代国际关系。一是要整合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我们要重塑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并且联合其他具有反抗新帝国主义霸权的新社会运动和受到资本宰制的群体，形成共同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二是聚焦于新帝国主义的矛盾，从内部瓦解资本逻辑，制定反抗新帝国主义的总体路径，将“阵地战”与“运动战”有机结合起来，逐渐消除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革命的政权，重建世界新秩序。三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新帝国主义掏空了民主的内涵，使民主变成了形式民主，在新帝国主义那里，人民主权的概念早已丧失其原初意义。新帝国主义使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遮蔽了民主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新帝国主义又加剧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使得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逐渐丧失其内涵，无法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在消解新帝国主义的虚假民主基础上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实现世界各国关系的民主化。

第四，要以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现代国际关系中充斥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其带来的不公和矛盾，面对持续的局部战争、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和公平赤字等问题，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特点是：各国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奉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倡导协商合作，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根本无法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经济、社会、生态、疫情等重大问题，全世界必须携起手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打造“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13]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西方霸权主义只追求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正确的义利观，齐心协力做大共同利益、追求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提供共同的发展机会、让世界各国共同享有发展成果”[14]。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深刻剖析了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资本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与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密切关系，进一步指出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不仅是动态的，而且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全球化的本质、正确理解全球化视域下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