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看清末的谣言及政府应对

景坤 杨亮

【摘要】历史上的谣言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课题，颇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清末时期，谣言盛行，内容也纷繁复杂，根据《申报》所载，这些谣言主要涉及政治、社会民众生活，还有文化思想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出示告示、增派兵力、实际调查核实、各部门相互督促合作、派遣侦探等措施应对谣言。清末政府的谣言应对，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谣言;申报;清末;政府应对;传播

清末十年间，各类谣言伴随着动荡的时局产生和扩散。目前学界对其有所研究，如黄珍德的《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1]论述了新政谣言，刘威、赵政的《清末东北鼠疫的谣言传播与辟谣》[2]研究了东北鼠疫谣言的传播和阻止等。这些研究对清末谣言和应对措施有所涉及，但都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事件展开的，缺乏宏观审视。基于此，本文拟从《申报》入手，致力于探析谣言四起的清末十年间《申报》记载的谣言类别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等。

一、谣言类别

主要有政治、社会民众、文化等方面的谣言。

（一）政治

关于政治方面的谣言主要涉及战事、政府机关事务、治安、外交等。

在战事方面，有不少关于义和拳运动的谣言报道。如关于义和拳活动的谣言，1900年，民众在茶坊、酒肆中聚集谈论着，说北方省份的义和拳召集党羽为难各地的教堂、教士，多次与官兵对抗，“罪大恶极”，后又传其已派遣党羽四处招募，“无稽谰语层出不穷，闾巷不逞之徒复从而和之”。但实际上义和拳“皆啸聚于燕齐两省，尚未阑入吴越之间”，认为谣言的迅速扩散是有匪徒有意暗中煽惑[3]。此外还有关于义和拳如何神勇的流言，目的是为了夸大义和拳的威力，吸引更多人加入义和拳。

关于政府机关事务的传谣。有人事方面的，1901年10月，时人称张野秋尚书要参劾36名京官，后谣言“以讹传讹，相习成风”[4]。有涉及官制的，1907年3月，针对改外省官制的政事，谣传外省官制已渐次议定，有谓“巡道宜裁”者，有谓“臬司独立不便”，还有传并不设立佐县分治事官的，传闻不一，并不属实[5]。另外有关于征兵、服饰以及外国插手中国政治事务等谣传。

关于地方治安情况的传言也有不少。如扬州郡城团练从创设开始，“禁暴诘奸，颇著成效”，后有匪人捏造谣言称该团要裁撤人员，导致不少人不再捐输经费[6]，影响治安管理，等等。

关于外交的传谣。1904年日俄战争，有“不逞之徒难免不造作谣言，以期煽惑愚民乘机起事”，他们称日俄失和与中国挑衅有关，煽惑滋事[7]，影响中国外交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方面的谣言亦时有出现。

清末关于政治的谣言有虚有实，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二）社会民众

有许多謠言与社会民众密不可分，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盗窃以及个别百姓造谣生事等。

关于食品问题。针对食盐的传言较多，涉及卫生、售卖、运输等方面。如食盐卫生方面，1908年11月，湖南省缺少淮盐，暂借运东芦盐，在第一批东芦盐到达湖南后就传出了谣言，说“盐中杂有细毛，食之致病”，后经勘查是因为装运食盐需要用到麻布袋，难免有麻丝掉落，并不是致病的物质[8]。食盐之外，还有抢米等谣言。

关于公共卫生的谣言。1906年，扬州各街巷贴遍广告，言7月至9月将有时疫等劫难，荒谬至极，造成严重恐慌[9]。类似的谣言不胜枚举。

关于盗窃传闻。《申报》报道，在鄞慈两县境内偏僻的区域，时常有匪徒掘墓盗棺，导致“谣言纷起”[10]。关于围绕盗墓的盗窃行为所产生的谣言，根据《申报》报道来分析，相关谣言的扩散大多是由于案件长时间没有突破，盗贼没有抓获，百姓心生恐惧而发生的。

还有因百姓个人恩怨而造谣生事的。1900年7月，上海一朱姓捏造谣言，使各房客纷纷搬迁，致上海增加了不少空房[11]。这类谣言多是由百姓的个人恩怨生发的，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比较好控制。

还有教案冲突。1904年，浙江台州府属宁海县“谣言蜂起”，传言会有村民约期入城想要为难天主教，致全城人民惊慌失措[12]。

这些谣言与社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由于清末时期民众获取信息比较少，难以了解更多详情而心生恐惧和抗拒，致使不少谣言产生。

（三）文化

涉及文化方面的谣言，主要包括封建迷信、教育等。

封建迷信。1902年4月，宁波鄞县内村民讹传西人合成药品需要骨头，西门外及各乡有“挖眼剖心之说”，居民只要看到棺木被刨窃，就以“取眼、取骨等妄言互相疑猜”[13]，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1906年，常州建造铁路，各乡“谣言纷起”，言称修建铁路需要用到民间祖先的神牌垫铺路底，因此乡民将祖先神牌庋藏保护起来[14]。清末铁路修筑为“中国最大之建筑”，特别以京汉铁路最为著名，但当时有着封建迷信的谣言，说挖断地脉不利于岁收，会惊动土神，甚至有不少乡民联名上书到地方官员请求禁修铁路。其实种种谣言的流传，是有一定缘由的，例如关于修筑铁路的迷信谣言，主要是由于铁路建设费用巨大，以及民众知识匮乏的缘故。

在教育方面。1906年春，有人唆使匪徒将徽州歙县潨川学堂的门房牌捣毁，造谣诬陷学堂要百姓捐菜籽、捐米、捐牛、捐猪等，极力煽动，使百姓仇视学堂，后来情况更加严重，有数十人吹号鸣啰、明火执杖地冲到学堂，捣毁堂中的一切，还撞开教员的大门，肆意毁坏厅内器具，教员只能被迫逃走，他们还拆毁新造的七八间学舍等[15]。整个清末十年间，有关教育方面的谣言不断，这些谣言使民众躁动不安，给教育造成了恶劣后果。

从上可知清末十年间的谣言涉及面很广，类别很多，清末谣言问题十分严重，于此可知。

二、政府应对

政府应对谣言的方式，具体来说，主要有出示告示、派兵严防、各部门相互督促合作、深入核查、派遣侦探等。

（一）出示告示

告示主要有辟谣和震慑的作用。《申报》上所载告示内容多样，如1900年8月18日载有告示《严禁造谣》，主要内容是正值京津一带拳教仇杀的时候，人心浮动期最喜欢造谣生事，在镇、城已经添派文武巡员、营兵等，不分昼夜严密梭巡，对于那些造谣生事的人从严治理，如再有匪徒煽惑生事，一经缉获审实立即就地正法，决不宽恕。1908年12月19日《京师严禁谣言》提到，民政部消除谣言的办法有每日向政治官报局刊印1000张上谕分给各厅，按区粘贴，使人民通晓朝廷处理的事务，消除不必要的误会。1909年，针对食盐售卖的谣言，工部局出示公文分发各捕房辟谣，饬令倘若有人阻止或恫吓那些无论是肩挑或店户人等售卖食盐的，即可扭送捕房，坚决断绝食盐售卖受官局限制的谣言[16]。出示告示的处理方式，自古有之。

（二）派兵严防

增派兵力是为了巡逻和缉拿造谣生事的人。据《申报》载，1900年6月27日《谣言可骇》一文道，关于义和拳各处扰乱，焚烧教堂的“骇人听闻”的传闻，总捕和各路文武总巡，各带领差使奔赴教堂，悉心保护一昼夜，后又派令差役驻守教堂等。1906年2月20日《批示浔道禀呈景德镇闹教谣言》一文称，为平息景德镇内村民为难教堂的谣传，鉴于景德镇人烟稠密的情况，有人提出要预先严加防范，主要是就近拨兵弹压，以及率兵昼夜严密查巡，此外对于缉拿的造谣的匪犯，务必从严惩办。1908年11月，因为国丧警电后谣言蜂起，浙江省进入戒备状态，檄饬两标新军，分派队伍划区域巡逻、站岗，巡警一律擎枪，各大宪均加派数十名洋枪队随轿护卫，他们要每天到督练公所哭临，并由府县会同巡警严密稽查，城内客栈旅客须按簿点名，详细询问来历，如果有造谣生事的人，须拘拿惩办[17]。使用武力是防范和制止的主要手段。

（三）相互督促合作

政府各级部门合作处理谣言。其中有针对性指令的，如1907年，南丰县散布着乱民欲害教师、教民的谣言，中丞知晓后迅速饬令南丰县地方官解散乱民，切实保护教师、教民的人身安全，避免出现意外，同时核实传言的真实性，以及民教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龌龊言语等，若事出有因务必设法调停，避免再生嫌隙，中丞还令南丰县饬查后即刻回复处理情况[18]，该府县响应中丞电令，传集绅董要约束乡民，会同营兵弹压保护教师、教民等，并查拿造谣生事的人[19]。另有泛泛指令的，如1908年末，江苏省提学司密查有中国匪徒从日本东京寄信到中国各学堂散布谣言，言辞悖逆，以期蛊惑人心，造成动乱，相关部门饬令要严密查禁、销毁书信和密札，各属密饬各学堂监督堂长等，一旦遇到东洋来信，或者形迹可疑的，即刻截留拆阅，内容不妥的可迅速销毁，不得疏忽[20]。各级部门的协调合作，对消弭谣言至关重要。

（四）实际调查核实

对于比较具体的、小范围内的传谣，一般会直接实际核查办理。试举《申报》所载数例：1900年8月15日《造谣被获》一文道，有两人在美租界茶肆谈论京津拳匪之事，被包探以恶言造谣生事等一并拘拿入捕房，押候解送英美租界公堂刑讯。1901年10月5日《造谣被获》载道，镇江某甲持电稿到电报局称某处匪徒约期将起事，希望督宪派兵剿灭，经查办为不实谣言，立即将涉事者甲、乙拿获严行惩治。1909年3月22日《谣传监犯起事之由来》称，南京某监狱传言会有犯人越狱，经巡防队加派兵力和严讯查问后，得知越狱谣言是犯人间有矛盾而起意陷害的，并不属实。1910年外间传言说宪政编查馆将归并入资政院，实际上并无此事，但谣言不是空穴来风，经查证是源于政务日渐复杂，宪政编查馆又负责着重要的政务，而当时的馆章权限不甚分明，易于混杂，难保没有延误的地方，因此宪政编查馆的馆章修订迫在眉睫，需详细划分另行筹订，另外，相关部门已将调查情况宣告说明，肃清谣言[21]。核实以真相大白，谣言自然冰消。

（五）派遣侦探

派遣侦探可以比较秘密地应对谣言。《申報》1900年6月23日《侦察谣言》言称，为了制止民间传播义和拳如何神勇，美租界内派遣包探严加侦查，遇到造谣惑众和形迹可疑的人，立即拘拿，“解送公堂，禀请惩办”。1906年6月6日《警部拣派警兵密查散布谣言》载道，北京关于仇洋排满的谣言四起，巡警部派遣500名机敏的警兵作潜行侦探勘查。1908年11月23日《浙鄂因谣言戒严》提到，武昌因谣言甚多，在茶楼、酒馆派有侦探，看见有数人围众交谈的，立即干涉。清末，侦探被广泛使用。

除了以上措施，还有电告应对谣言的。如关于因预备立宪，服式将做改变的事情，1906年商部电饬各省辟谣，杭州省商务总会奉电后刊印成传单发送[22]。另有专门颁布法令的，如1908年政府颁布学堂禁律，其中有一条专门针对谣言的，即“各学堂学生不准传布谣言捏造黑白及播弄是非”[23]。

在清末这么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更容易滋生各类虚实掺杂，甚至是荒谬可笑的谣言，同时，在谣言蜂起、民智未开、外敌入侵的环境下应对谣言，更是清政府不可避免的艰巨事务。新时代各类信息传播更加便捷，人民对媒介的依赖性增强，各大媒介更应该肩负起传播真实信息的责任[24]，避免谣言的产生和扩散[25]，为人民打造获取健康信息的平台。但同时，谣言的产生又无可避免，如何应对新时代的谣言，也是当今社会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黄珍德.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8-102+115-159.

[2]刘威，赵政.清末东北鼠疫的谣言传播与辟谣[J].兰台世界，2021（9）：143-145.

[3]谣言可骇[N].申报（上海版），1900-06-10（2）.

[4]参劾谣传[N].申报（上海版），1901-11-02（2）.

[5]粤督周致编制馆电（再陈议改外省官制事）[N].申报（上海版），1907-03-06（3）.

[6]人言难信[N].申报（上海版），1902-04-08（2）.

[7]示禁谣言[N].申报（上海版），1904-03-06（3）.

[8]示禁捏造谣言[N].申报（上海版），1908-11-18（12）.

[9]巡警局示禁谣言惑众扬州[N].申报（上海版），1906-09-04（17）.

[10]四明秋色[N].申报（上海版），1903-08-27（9）.

[11]造谣枷示[N].申报（上海版），1900-07-12（3）.

[12]谣言已息[N].申报（上海版），1904-07-29（2）.

[13]毋信谣言[N].申报（上海版），1902-04-08（2）.

[14]常州府禀严查谣言[N].申报（上海版），1906-03-27（3）.

[15]补记潨川毁学情形[N].申报（上海版），1906-09-01（3）.

[16]工部局实行干涉盐政[N].申报（上海版），1909-03-20（19）.

[17]浙鄂因谣言戒严[N].申报（上海版），1908-11-23（4）.

[18]江督致赣抚电[N].申报（上海版），1907-03-10（3）.

[19]赣抚瑞覆江督电[N].申报（上海版），1907-03-11（3）.

[20]苏省严禁革党书函[N].申报（上海版），1908-12-08（3）.

[21]谣传宪政馆归并之原因[N].申报（上海版），1910-03-17（5）.

[22]电饬解释易服谣言[N].申报（上海版），1906-10-11（3）.

[23]京师新颁学堂禁律[N].申报（上海版），1908-01-17（11）.

[24]蔡文玲，靖鸣.政府治理突发事件谣言的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0（11）：21-24.

[25]刘德杰.汉代谣言的新闻价值[J].新闻爱好者，2006（9）：9-10.

（景坤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硕士生;杨亮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