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独特优势及价值超越

谭 壮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不论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如何，所有国家都将不可避免、或早或晚地走上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等时代课题，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与未来指向，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路径指引。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

经由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加持，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输送至全球每一个角落。“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在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水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自觉“走自己的路”的有力证明。

(一)主体性：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首要前提

在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视域下，资本主义“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4]158。一极的财富积累以另一极的贫困、被奴役和劳动折磨为代价，广大无产阶级被迫沦为“现代文明的囚徒”。人民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人口基数大是我国的最大国情。现代化进程的领跑者英国人口仅为千万级别，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总人口也才3亿多，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到10亿人。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举使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待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比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将深刻改写人类文明发展史，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存在男女老幼、城市乡村、民族种族、职业地位的分别，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坚定决心与西方现代化发展成果由资本家和精英集团独享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远比少数发达国家奉为圭臬的西方模式更为深刻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时间连续，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猖獗、难民蜂拥而至等乱象不仅没有在中国上演，而且中国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东方奇迹”。“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5]，人是现代化建设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14亿多人口的国内市场，是中国最为特殊也是最可持续的资源禀赋。从扫盲运动的开展，到时代新人的培养，再到体育强国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公民文化素养、社会文明风尚与国民健康水平为基点，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逐步实现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升级。

(二)价值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寄寓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矢志不渝的向往，接续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庄严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跃升，人民在享受充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政治参与、精神富足、生态美丽、环境宜居等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课题”[6]364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致力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12。共同富裕并不追求所有人“一样富”“齐步走”，党中央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6]149。先富带动后富的示范作用唯有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才能发挥出来，违背这一原则的富裕不仅同国家法律法规相背离，先富地区积累的社会财富、宝贵的致富经验也无法惠及其他地区。顶层战略制定得再完善、保障资金划拨得再多，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与内在认同，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宛如画饼充饥。“躺平”“干部干、群众看”“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富裕”等消极心态将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阻滞。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搭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缩小行业、城乡与区域差距，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重点关注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民生需求。

(三)全面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诉求

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操控与无序市场竞争基础上的单线现代化。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本性的驱使下，不惜牺牲其他个体的利益而天然流向有利可图的领域。经济利益变成连接一切社会关系的桥梁，奉行“生产大于疫情”而错失救治窗口期的抗疫不留情面地撕碎了西方精神文明的真实面目，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等文明福音的虚伪性显露无遗。在强烈的物欲支配下，信仰缺失、交往障碍、娱乐至死、道德滑坡、颓废空虚成为普遍景观，这些“创造性的毁灭”又只能复归肉体的刺激寻求补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纯粹跃升，还蕴含着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生活方式根本变革的内在要求。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曾闪耀世界民族之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7]32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数量巨大同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国情，使改革开放初期“低水准”“后发型”“赶超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聚焦于物质财富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不良思潮甚嚣尘上，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中国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程，对老建筑、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抢救式保护”。文学艺术领域持续创作导向正确、形式多样与内容丰富的文化产品，以期扭转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地位不相匹配的局面。

(四)和谐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直接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经典现代化“为自然立法”般不计后果地开发自然、掠夺资源，终将导致生态危机全球化。私有制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4]534。“征服自然”的经济理性撕裂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和安宁，加剧了“自然报复”的频率与程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尊重自然为价值前提和情感基础，“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8]44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速构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落实领导干部生态保护责任制，打造“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9]的生态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坚持用最严格制度与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观，弘扬塞罕坝精神，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特色产业智能化、新兴产业高端化，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加强绿色合作，推动绿色发展，助力绿色复苏，中国政府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信心，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天下情怀。

(五)世界性：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外部保障

西方现代化除了对内搞剥削压迫，对外还诉诸霸权大行“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7]211之能事。不愿同其他国家风险共担的“有你无我”“赢者通吃”“零和博弈”思维，加之经济周期性停滞、政治冲突不断、社会动荡撕裂、信仰危机弥漫等“现代化之殇”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化走入死胡同的表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可行的，“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16。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创伤让中国人民深感和平来之不易，中国军队在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同时也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不可替代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了永不扩张、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无条件支持后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多个世界大国实现了外交关系的破冰，在扩大对外交往中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机遇分享、权责共担，不断提升内外发展的联动性。中国积极援助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果断关闭离汉通道防止疫情蔓延，与多国专家商讨诊疗方案，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物资与多批医疗专家组驰援海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明“异质性冲突”的意识形态鸿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载入宪法序言，彰显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怀揣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决心与能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人民至上为价值追求、制度完备为突出优势、改革开放为重要动力。这些优势不仅使中国用短短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历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而且为西方社会解决囿于制度弊端、历史局限和现代化悖论而难以根治的社会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出的人民性、超越性与自主性特征，成为中国发展“风景这边独好”的根源所在。

(一)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障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纷纷以失败告终，关键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领导。虽然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被迫卷入了现代化大潮，但伴随思想确认与政党出场，现代化才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与普遍共识，现代化建设也才走向主动和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0]“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新命题的提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以物制人”，也克服了高度集中的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弊端，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比较视野中批驳了经典现代化的陷阱与悖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借鉴范式。实现现代化既要擘画方向明确的宏伟蓝图，又要具备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7]79，党领导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衔接紧密、依次递进。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从“三步走”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党领导的现代化是目标层级高远、评价标准多元、内涵意蕴丰富的整体性现代化。五年计划加之科教兴国、区域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统筹，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有了配套保障。西方政党彼此拆台、相互掣肘、轮流执政的利益博弈使其政策目标碎片化，无法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其现代化进程总是走走停停，甚至大幅倒退。善于倾听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意见与呼声的新型政党制度业已成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发展战略立足眼前且着眼长远，既深谋远虑又连续稳定。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高效性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制度缺陷、认识褊狭、道义缺失和治理缺位等失范状态，有力回击了西方社会“新权威主义”的污蔑。

(二)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

具有逐利本性、拜物本质和无穷私欲的资本撬动了现代化的杠杆，雇佣劳动异化、人际关系冷漠、精神世界荒芜、生态环境恶化等原生性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中难以抹去的“肮脏历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西方现代化进行得越彻底，人的主体性便被消磨得越殆尽。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诉求，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3]追求公平正义、健全民生保障、加大收入分配调节、打赢脱贫攻坚战等提升个体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的行动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善于从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新做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锻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思维方式和人格品质。工人用小铁锹挖出了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从走街串巷到“鸡毛飞上天”，义乌商人掀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浪潮；网格员、下沉干部、社区志愿者构筑了联防联控的人民防线；举国上下向贫困发起总攻，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人民群众不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卷入资本增值过程的现代化旁观者，各地区、各行业、各战线涌现出的先锋模范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毫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的价值维护远远超越对物的利益追求，中华民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当惊世界殊”的历史性成就。

(三)制度完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突出优势

制度是现代化建设中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的因素，“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13]。针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旧任重道远。国家治理能力以治理体系为基础，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激活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实质在于将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的转化融合。“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1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最大限度地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各种资源，在基础设施、科研攻关、重大工程、转型脱困等方面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长期发展需要。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5]作战方法的指导下，共产党人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我们接手的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6]的工业基础，国家集中优势资源兴修水利与巩固国防，用不太长的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高端技术的研发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一线、亲自部署，党中央、国务院精准安排对口帮扶，各战线动员、各领域协同，各主体力量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实践中形成群体合力。

(四)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动力

正确处理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所不可忽视的。后发国家走上现代化多起始于亦步亦趋的弱势地位，因迷信“华盛顿共识”对西方现代化顶礼膜拜。西方国家多以银行贷款、外商投资、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国际资本敞开大门。失去自主性的对外开放让他们深陷“垂直分工”的低端全球化产业链，生存空间与发展能力受到极度挤压，丧失实际主权的困境使他们难以自行决策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拉美国家曾经试图改变附庸地位，可是一旦外资撤走，本国经济便因被打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猛药医治的“休克疗法”也无法让他们脱离现代化事业破产的深渊。中国人民独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始终将国家主权与安全置于首要位置，坚持中国的事情让中国人民自己办。“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1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唤醒了多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利用政府与市场双重手段高效配置资源，推动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深刻总结错失工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教训，利用优势的资源禀赋、历史条件与文化基础，沉着应对贸易冲突、对华制裁、保护主义抬头等层出不穷的不稳定因素，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自身发展与全球水平的巨大差距，增强了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竞争意识。中国正确处理自主与开放的关系，矫正了后发国家的依附心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会受国际局势动荡影响而中断或停滞，避免了因抱残守缺而再次处于被动地位的悲剧重演。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超越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解释力式微，既不能摸准资本主义的发展脉搏并克服自身的现代化悖论，更不会真心实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可行的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了全新意涵，“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8]157，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推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光明前景早日到来。

(一)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拓宽了后发国家通向现代化的路径

现代化最初起源于西方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是西方社会的特有产物，“西化”“欧化”就此成为现代化代名词的立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西方国家将自己塑造的现代化模式看作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和“终极版本”，“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7]35，赋予自身对外扩张的“道义优先级”。西方国家的兴起“合理”地遮蔽了真实的历史图景，资产阶级不仅按照自身的发展需要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而且还掌握了解释历史的主动权。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的国家频繁出现政局动荡、秩序紊乱、经济滞缓等乱局，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富裕与贫困、秩序与动荡、解构与重建的对抗，身陷“现代化围城”的拉美与非洲国家就是最好的印证。现代化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力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收获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成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跳出了传统历史观非此即彼的窠臼，廓清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理论桎梏和路径依赖，印证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18]。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可资借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诠释了落后国家自主通向现代化完全是可能的，中国愿意将自身发展经验不附加任何条件、不掺杂政治目的、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世界。中国与其他殖民地国家同样经受过帝国主义的无情侵略，有着共同的历史际遇。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缺乏雄厚的物质财富积累，中华儿女和亚非拉国家人民凭借胼手胝足的奋斗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取得了今天的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依托生产要素获得短期发展的外源型现代化，更不会做出以邻为壑的不道德行为，它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以技术现代化和自然现代化为基本点，为后续发展留足了空间。

(二)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逻辑，走出了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人举起屠刀杀戮印第安人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19]，“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原则、“国强必霸”的逻辑和“抱团结盟”的机制使西方国家对人类和平事业置若罔闻，蓄意为“强权即正义”等政治规则张目。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既有成果，纷纷筑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高墙，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转嫁危机。国与国依存程度逐步紧密以及风险关联度日益加深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任何国家独善其身的逆风逆流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迫于大量外围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如火如荼，帝国主义虽然放弃了以往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旧秩序仍使落后国家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美国“退群毁约”，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换取自己美好生活的行径背弃了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遭受了广泛批评与质疑。中国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历程中从未主动挑起一场战争、从未染指别人一寸土地、从未攫取他国的一分资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不仅包含“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内蕴着“为世界谋大同”的宏阔愿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一方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以“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以团结合作、权责共担、应对挑战的精神，为世界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凝聚全球发展合力和正面外溢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挥元首外交、主场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特色，以实际行动摘掉西方世界看待中国的“新帝国主义”有色眼镜。

(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境界

西方世界在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实现了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大跃升。西方文明播撒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际，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36的顽症痼疾日益变本加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展现出强大的世界性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90代年初，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陷入低潮，社会主义的前进势头放缓。面对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失败，以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大肆鼓吹西方民主在人类社会获得终结性胜利的观点。近代中国的危机是一场生存危机，更是一场文明危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现代化方案多是拘泥于西方模式外显要素的简单复制、成功案例的全面移植与制度创设的机械嫁接，它们没有切中中国现代化的深层脉搏，更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文明蒙尘”的中华民族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社会主义便在资本主义的裹挟中重焕生机，社会主义文明以“彻底的人道主义”引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书写了“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的光辉篇章。时至今日，“历史终结论”不得不黯然退场，“增长—动荡—低迷”的怪圈让弹冠相庆的资产阶级也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终归是南柯一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的时间规划相一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高度同构的。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提前至2035年，表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成就已经超出预期，也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有可为。

(四)驳斥了“单线突进”的资本逻辑，实现了全面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构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单一向度的狭隘认知，率先走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实现现代化的新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现代化战略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逐步向“四个现代化”过渡。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确定为20世纪后20年的建设目标，现代化的认知取向开始关注精神文明建设。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正式纳入现代化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化从局部现代化、不协调的现代化向全面协调现代化布局的成熟定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各地区发展进行了高质量谋划与部署，不仅形成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还构建了以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中国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为典型的高质量发展前沿阵地。单维的现代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旨在让全体中国人享受现代化生活，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较于西方现代化各项任务界限明确且彼此承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往往归属于一个任务尚未充分完成又要开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叠加发展。经济运行维持在合理区间是如期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底线任务，唯有“时空压缩”的特征才能保证我国在面对风险挑战时经济增速依旧高于西方国家。“并联式”的现代化本质上属于赶超型现代化，中国期盼早日出现赶超拐点以实现弯道超车，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谨防步拉美与东亚国家的后尘。现代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多层次、分阶段的过程，它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年规划都会从不同角度与不同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关事宜。中国共产党坚持“十个指头弹钢琴”，创新型国家、法治型国家、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