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夏 巍，王鸿燕

（1.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2.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应国际新格局和世界新秩序变化之需而出现的“全球治理”为认识全球化进程、探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之路提供了独特视域。从这一视域出发，深刻宏阔的时代之变正在加剧治理目标与运行程序之间的张力失衡，频仍的全球性危机持续威胁着人类发展境遇，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诉求呼唤着新的全球治理理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布局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究竟以何种样态参与其中，为优化人类生存做出积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和智慧。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与发展的现实依据，理解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定位及其超越性内涵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审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分析其对全球治理理论的贡献，探寻其在推动全球治理应然转向中的生成脉络，发掘其在全球治理路径矫正中的引领价值，进而整体呈现这一理念对当今全球治理的革命性意义。

一、理论逻辑：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全球治理理论创新

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出现“退群”的利益争夺乱象。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生态危机等重大外生事件的冲击加剧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冲突和矛盾，使人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综合性风险与挑战中。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不单显示出各国间已形成紧密利益关联的现实态势，同时也折射出全球治理统一理论形态的构建仍然任重道远。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被提及并载入联合国决议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与价值意蕴，为剖析全球治理现实提供思想资源与参照体系，助推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

及至当下，人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66，唯物史观也在社会历史领域深刻影响人类思维方式的塑造。“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01，沿着这一基本论断深入考察，唯物史观传达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理论追求，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应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源头入手。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唯物史观解释框架的基础上，更凸显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3]58-59世界的理想追求。唯物史观阐述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和论证，发现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524，现实的个人始终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而生活，不能割裂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亦不能“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2]3。在对社会生产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的论证中，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客观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于这样的前提性认识下，人类是一个生活在地球这个共同家园之中的整体，“命运与共、休戚相关”[4]21，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开创世界美好未来的历史过程中承担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寻找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中，积极倡导通过人类的实践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调整国际秩序，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深化世界人民的共赢共享，彰显对美好世界的追寻。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依循唯物史观理想“共同体”逻辑的同时，顺应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需要。唯物史观关注“人”，尤其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个人发展受共同体的自然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和成员共同意志影响。“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571，经过“否定之否定”环节的“共同体”将实现更高程度的复归。然而在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下，“人的相互关系”被“物的相互关系”所取代，人类命运依存的趋向与对立冲突的现实之间矛盾加剧，资本主义全球化建构下的全球性体系逐渐失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需要，在国际秩序的长期之争中探索国际形势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更多共同利益，倡导各个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密切国际合作，致力于构建弱化利益争执、共担发展重任的“共同体”。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唯物史观分析方法的同时，规范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现实要求。唯物史观揭示出，当单个人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便越发受到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牵制。资本主义热衷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36，在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交往主体依存关系形成后，只关注自我的同质化改造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与不确定性，导致世界冲突频发，全球公共事务更为棘手。这也是当下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共商”带动共同参与以化解全球治理的冲突分歧，以“共建”凝聚合作优势以提升全球治理效力，以“共享”促进公平正义以推动世界繁荣稳定，顺应了谋求自身发展需要、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紧密相连的命运走向。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丰富着全球治理的思想资源。同时，这些符合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现实和全球治理实际的回答以唯物史观为科学参照体系，定位自身在当下全球治理中的理论坐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回应全球治理失灵的时代解答。能否继续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状况，事关唯物史观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且日益发展为关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的时代课题。立足于21 世纪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内在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紧密相连的现实与开放融合的未来走向，作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下的全球治理“方案”，回击了理论质疑和困惑。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唯物史观已经指明，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并不能真正掌控世界历史的未来，这也昭示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命运走向。面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治理主体多样化、治理客体复杂化趋势以及规则冲突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传统交往和治理智慧，在当代全球治理实践的开展中推动世界有序发展。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向“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6]。唯物史观表明，资本逻辑的世界扩张带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人们不得不共同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指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7]，侧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承担起作为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方案的重任，深化了全球治理中的“人的发展”主题。

唯物史观关切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根本上指明了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发展图景和人类社会发展合理追求的实现。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时代、审思现状、构建未来，在传承唯物史观基础上，为缓解全球治理体系的观念性困境和结构性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启发，有助于统一的全球治理理论形态的形成。

二、历史逻辑：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球治理的应然转向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历史进程正面临着“西方方案”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同时也引发了有关“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思考，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场的现实依据。这一“中国方案”与历史和时代发展同步，结合当下的全球治理实际延续着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时代智慧，汲取中华文明滋养，依托当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于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

首先，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完善反映出中国对世界历史与全球变革理解的加深。在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发展不仅不能独善其身，而且面临因西方文明内部缺陷和矛盾所加剧的全球治理困境，催生出“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困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激荡中生成，倡导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推进世界文明的全球融合，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关注到不同世界文明体之间的差异性存在，在对这些文明体的交往事实、相互关系的考察中形成了世界文明观。这一创见经由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得以完成，即在发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40-541的基础上考察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文明观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制度的组织构成，关系到世界秩序和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世界历史性的交往将使不同文明之间冲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价值层面获得新的融合。

世界文明在资本主义“同质化”逻辑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外部侵略，衍生出诸多利益矛盾冲突和对抗，使全球治理陷入挑战与风险倍增、反全球化运动迭起的困境中。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无法摆脱非正义本性，其“西方中心”进步性实则带有蒙蔽性，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被更高级的社会文明形态所代替。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威胁论”背后西方国家的心理不适以及部分非理性情绪何以能够带来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风险。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会着重关注“全球治理分裂”特别是世界大国间的意识形态“鸿沟”，倡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解构现代西方文明发展出的资本现代性内在操控，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中华文明滋养构建新型文明观，既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又能够在与其他国家的文明共处中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 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8]16，在全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新的背景下，中国向世界明确提出要遵循世界文明发展规律，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形态”[9]。可以从以下三点加以说明。其一，在全球治理话语视野下思考“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 “天人合一”思想置入更广阔的语境中，思考东西方文明走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深刻影响，主张在全球治理中遵循自觉摈弃资本逻辑中的“文明优越论”以加强文明对话。其二，探索全球治理中多样文明携手发展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发挥中华文明集多元文化于一体、兼容并包的特质探索世界相处之道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动力，在更广阔的人类活动单元内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道并行而不悖”，争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世界人民。其三，维护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准则和规范付诸实施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制定统一的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主权平等，在事关不同利益、制度和价值的合作与危机中尊重各国合理关切，呼吁重视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在规范国家间关系、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当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构建新型文明观，既是国家实力的彰显，又能更好地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唯物史观指明，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治理问题在全球治理层次上逐渐显现从而影响着国家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与结果，这是民族国家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全球治理表现既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从根本上影响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发展局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当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应对人类普遍面临的现代社会危机而贡献的‘中国方案’”[10]。考虑到民族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良好的国际关系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与发展中国国际治理思想，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彰显国家交往中平等尊重的态度和合作共赢的信心，运用中国及其周边其他亚洲国家存在相似文化圈和交往方式的先天优势，聚合多样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扩大利益交汇点，凝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东方智慧，在处理国际问题、维护国际秩序、追求世界和平的过程中，传达团结合作、命运与共的世界文明发展初衷。

彰显“和合”智慧和“天下”情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构建新型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打破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霸权，开启塑造国际新秩序的格局，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倡导在“和而不同”中实现“全球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人类文明的重构”[11]，增进文明间的跨文化认同，拉近各国心理距离以化解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把握世界治理体系变迁的整体价值趋向，使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推动全球治理向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转变。

三、实践逻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的矫正路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相辅相成，明晰了矫正全球治理路径、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具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贯穿到全球治理机制各个环节的价值诉求相契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具共识性的价值基础。构建新全球治理秩序，以更加正向的理念矫正全球治理路径，需要在更易争取国际认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下完成。

澄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贡献，要充分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领导人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发了中国致力于解决人类问题、建设美好世界的初衷。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通各民族文化之大同，现实生活中仍面临着许多误解和很大挑战”[12]230。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冷战结束并没有终止冷战思维的延续，国际社会不时释放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歪曲言论，试图削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8]16。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价值性精神力量的引领”[13]，反映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具有超越西方“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孤立与打压的特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基础；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发挥其关注全球现实、消解交往阻力、包容文明差异、增进价值认同等作用提供了被逐步确证的机遇。此外，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着眼于“人类向何处去”[14]的时代之问，“辩证统一于‘两个大局’的统筹与把握之中”[15]，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对比之下，我们也能够看到，现有的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先天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受到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长期影响下问题迭出、纷争不断，不仅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明显无法满足人类完善国际秩序的正向需要。因此，基于上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辩证关系的梳理，我们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和平发展进步力量增长的历史趋势，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其根本的理论层面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评判体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的矫正路向，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逻辑的体现。人类正在经历一个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在遍布危机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更好地落地生根，需要借助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百年变局下超越主权国家治理行动中的价值引领，而这一致思路径又依托以下三方面的具体行动落实与拓展。

其一，以“和平”“发展”共识增进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认知基础，彰显在全球治理中的生存价值。人类长期以共同体的形式现实存在着，完成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思考，就要寻找到能够满足共同实践活动所需的价值共识。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在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中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16]331，只有在达成和平共识的基础上，世界各国才能获得在国际合作中维护好自身安全、收获稳定的条件，资本全球扩张下个行为体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也将大大减少，这既是对最大的共同利益的维护，同时也回应了“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17]5。“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与“和平”同样都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孕育于全球治理新的全球协调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以“和平”共识弱化因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差异带给全球治理的不良冲击，自觉摈弃冷战思维，重视普遍安全的实现，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表明了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在国际交往、维护周边稳定环境等方面的努力，意在为人类谋划长期稳定局面下的更优质的生存；主张以“发展”共识弱化强势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甚至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积极争取国家话语权和治理主动权，“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1]546，倡导在真正的“全球合作”中推动全球性问题磋商和解决。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也是增进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认知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坚守和平与发展的底线，为在世界持久和平下推进全球治理、人类繁荣发展打开新思路，彰显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生存价值。

其二，在新一轮历史博弈中构筑“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彰显在全球治理中的社会价值。弘扬和维护公平正义本应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价值目标，但事实上它在今天还远远未能实现。这是因为涉及不同国家、非政府组织、集团、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呈现出受其资本主义矛盾影响下的效能不足，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有待向着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公平”作为国家之间获取理解、团结合作的基础，是调节国际社会关系、优化多边合作治理框架的重要遵循。“正义”是全球治理主体在共同行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施公共准则的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共同原则的遵循和对共同利益的维护，在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的构建中表现出“全球正义”价值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现，使得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迎来了变革的转机，表明中国对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担当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一家独大”的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的警惕与反对，鼓励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妨碍全球治理的纠治行径中；它关注全球正义的实现，秉持正确义利观，倡导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商合作，建构在全球治理中体现正义精神的治理框架和准则。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整个人类社会视角出发，倡导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顺应了共生共存共享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致力于开展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行动，彰显着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社会价值。

其三，以“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带动共求世界发展的实际行动，彰显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价值。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追求“民主”，但其“民主”实践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政治价值观的不同也直接反映在不同治理主体带动共求世界发展的实际行动中。近代西方式民主生发于“原子式个人”的虚幻共同体基础，决定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中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偏袒维护会引发出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成长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民主”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并将其运用到全球性民主思维的培育中。“自由”与主体发展密不可分，以充分的“人类解放”为基础“自由人的联合体”旨在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全人类中心主义，葆有“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初心，关注世界人民参与全球治理的整体感受，倡导解决世界人民最关心的治理问题；它科学认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复杂性和当代中国全球发展路径，明确反对以“自由”“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提倡摆脱不同制度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共同体思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到更深层次发展。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需要通过共谋世界发展的具体行动予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发展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提倡增强全球治理合作机制与政策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彰显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价值。

不包含某一阶级特殊利益诉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展现出自身优势，不仅可以弱化世界范围内价值理念冲突，而且为优化全球治理提供可行的方向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发挥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公正、合理、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凝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共识，为顺利开启全球治理新篇章、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也找到了可行路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完善的“中国方案”，在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成为剖析全球治理症候与发展图景的新智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定位及其超越性内涵，需要立足于“两个大局”下的文明进步与世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依循唯物史观解释框架、延展唯物史观理想“共同体”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丰富着全球治理的思想资源，找到了在当下全球治理中的理论坐标，助推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趋势，汲取中华文明滋养、依托当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构建新型文明观，推动全球治理向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转变，助力世界文明的全球融合；延续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2的哲学使命，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加以矫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和价值共识，推动更适合的全球治理系统与机制生成。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从本质上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更为契合国际社会需求与人类共同愿望，正指引着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与文明融合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