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与借鉴意义

冯若谷 刘心怡

【内容提要】针对当下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现实问题，法国对外传播“高级文化”和“多元联盟”的战略理念和历史经验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明确的功能定位和价值指向有助于中国文化外交和对外传播机构规避西方受众对“中国威胁”负面想象，在“泛政治化”的传播情境中获得稳定持久的发展空间；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舆论攻势，以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治理，以全球公共精神的高度保护国家尊严和利益，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传播通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价值的路径指引。对典型传播模式的个别和一般特性的区分与调适，对他国传播经验本土和全球双重意义的辨析与取鉴，是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参与构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对外传播 高级文化 多元联盟 法国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以来，在反华政治力量的反复推动之下，美欧多国孔子学院相继被关停，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国媒体的在美分支机构被列为“外交使团”，中国对外传播机构面临更严格的歧视性限制政策。这意味着以往“打造国际一流传媒旗舰”的相关战略亟待调整和优化。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随着防疫失控不断激化，部分西方党派与政客为转移问题焦点和追责压力，对中国展开舆论攻势。出于维护尊严和利益的国家立场，中国媒体被迫与西方舆论“隔空对垒”，陷入“攻击-反击”的话语循环。这种被迫卷入的敌我对象化关系，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媒体公信力和道义感召力产生负面影响。

法国对外传播“高级文化”和“多元联盟”的理念和经验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具有启发意义。法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模式如何协调官方身份和民间表达的关系，又怎样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合作的关系？其对当下中国文化外交和对外传播机构的功能定位、品牌重塑及可持续发展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围绕法国对外传播战略中的“高级文化”和“多元联盟”两个关键词展开讨论。

二、法国对外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一直以来，法国并不是国际传播研究关注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不仅是历史上最早开展文化外交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代文化全球化版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对外传播战略选择的是一条不同于美式文化霸权的道路。

在文化大国情结的驱使下，通过“影响力外交”提升文化软实力、复兴大国地位成为二战以来法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条主轴。从二战后的“对外文化关系总司”到新世纪的“法语及文化合作局”，②再到如今遍布全球的法国文化中心和法语联盟，法国政府和外交部始终是法国对外传播行动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其文化传播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

虽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无法与美国展开对等竞争，甚至逐渐被中国等新兴国家超越，但法国把美国视为全球文化竞争的主要对手。出于保护本国文化和扩展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双重考虑，法国的对外传播方案体现出不同于美式单边主义和市场化逻辑的道路自觉。正如法国前外长魏德林所指出的，“我们要避免野蛮的全球化，要保持不同于美国过于自由化的模式，我们要用另外的方式规划全球化”。③这种“非美国化”模式坚持“文化例外”（culture exception）和“文化多样性”（culture diversity）的价值主张。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一方面以“文化例外”理念抵制美国文化产品对本土文化的强势冲击。一方面以“文化多样性”理念拓展合作网络，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一守一攻之间，法国对外传播取得了积极成效，世界文化大国形象愈发生机勃勃，成为少数“软实力”高于“硬实力”非对称性外交战略获得成功的国家之一。④

（一）“高级文化”：市场化模式之外的选择“高级文化”（high culture）是相对于“大众文化”的类别划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文学、戏剧、电影和建筑等高级文化资源，一直是法国文化外交的优势。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指出，法国“已经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了，但它仍然在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处于前列”。⑤“高级文化”被设定为法国文化外交的核心，并非恢复昔日帝国荣耀一厢情愿的文化热情，这一策略背后是對于资源禀赋、受众定位和传播效果的现实考虑。

由于对美式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扩张持批评态度，法国的对外传播政策天然偏向市场运作模式之外的“高级文化”；同时，与美英等国相比，法国经济持续低迷，对外文化活动经费并不宽裕，⑥通过“高级文化”活动影响关键少数成为首要战略选择。

相较于一般大众接触的商业文化，以“高级文化”打通“上层路线”，可以对“决定当下和未来决策的精英阶层”施加直接影响。法国外交部针对对外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法国文化战略的重点之一就是更积极地培养世界精英。⑦借助法语联盟和法国文化中心的全球网络，法国通过文艺展演、图书会展、学术研讨、语言与留学交流等形式，广泛吸引目标国的学术人才和管理精英，使法国的文化影响力在世界各地自上而下地得到提升。⑧

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现实问题而言，法国的“高级文化”传播战略对于中国文化外交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品牌重塑具有借鉴意义。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攻势下，功能和品牌上的笼统模糊，容易给西方反华势力留下怀疑和猜想的空间，同时与中国文化外交机构快速发展的现实“相互印证”，成为反华政客制造舆论干扰和政策障碍的理由。⑨此外，“高级文化”的优势在于某种因超脱而带来的稳定和安全。大众文化与现实政治经济话题关系密切，随国际政治环境和舆论情绪而波动，同时更易触碰国际通行的（实际上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公众心理，如“表达自由”“学术独立”等问题，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在西方反华势力鼓吹的舆论攻势之下，“高级文化”润物无声的柔性特质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西方舆论对中国崛起设定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持久而深入的文化生命力。⑩

（二）“多元联盟”：国家立场与世界主义的共生关系

在对外传播实践中，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既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关系，也有可能在更高层次达到协调统一。在实力博弈的安全困境之下，国家媒体之间的攻击与反击，构成二元对立的敌我对象化关系，不仅限制了舆论表达的话语形态和价值空间，同时也对媒体公信力和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制约彼此在解决国际公共问题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作用。

但是，如果将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置于多边主义的价值维度，两者可达到彼此支持，相互促进的境界。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是一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基础和信任保障；而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则有助于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多边主义视角构建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对外传播机构寻找“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自身角色定位的关键。

1981年，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及国际合作程度的深化，法国及时调整其对外传播战略，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提出的“多元联盟”文化战略11将科技、文化、语言和教育合作作为新时期法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多元联盟”文化战略兼顾本土文化保护和国际交流合作，是法国对外传播整合国家立场与世界主义的集中体现。

“多元联盟”不仅主张抵御美式商业文化入侵，更主张推进国际社会的“文化民主”。法国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指出：“文化代表的是民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声音。”12法国“文化民主”策略的核心，是对本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维护，更体现为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推广。法国的对外文化传播项目格外强调推广与引进并重，在法语联盟和法国文化中心开展的教育合作和语言合作计划中，人才互访与项目互换呈现规模化和常态化。与美国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形成对比，法国媒体多采取“共和主义”传播范式13，坚持“不同文化承载者之间沟通的和谐调整”的传播价值。14面对东西方国家的立场对峙和观点纷争，法国媒体努力扮演发挥倾听和理解作用的“策展人”（curator）角色15。这种文化交流的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有利于构建平等包容的国际形象。法国坚持的多元联盟并非以多元原则单方面强调本国文化利益，而是在联盟的国际合作体系中，提升与他者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能力。

多元联盟战略尤其重视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在区域和全球对话平台拓展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均与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并促成其落户巴黎。国际奥委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顾拜旦，其总部坐落于瑞士的法语区洛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活动中，法国一直努力展现独立、平等和公正的国际角色，16促成了不少东西对话、南北对话的成功案例。法国的多元联盟文化战略，将自身立场和全球视野置于多边主义的价值维度，以联盟的国际声誉和道义形象，强化自身作为多元参与者的国际话语权。

法国保护本土文化和促进国际交流的双向战略路线，统一于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的互动关系。正如法国前文化部长凯瑟琳·特劳特曼所言：“文化多样性并不能取代文化例外……文化多样性是我们在文化谈判中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奉行文化例外原则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手段。”17“本土”并非抱残守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它在国际交流互鉴中获得自身的定位和空间，本土是多样体系中的本土；“全球”不是以單一和少数国家的视角下的霸权秩序，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才成就了世界文化的参差多态，多样是本土基础上的多样。

法国的多元联盟文化战略，与中国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有相通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旨在构建“公平、共赢、包容、责任”的世界传媒新秩序，为维护全球公共利益提供国际舆论支持。在反思和超越“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的前提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与促进全球善治在同一价值比序中实现和谐统一。

经历了抗疫斗争的磨炼和考验，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稍有缓和，中国应对疫情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经验开始被世界认可和采纳。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的共生关系，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媒体超越二元对立话语循环的逻辑起点。一方面，反击西方歪曲中国的质疑和责难，中国仍然要坚持“如果他们走得更低，我们必须走得更高”（If they go lower，we must go higher），以世界主义理念引导的“普遍性符码”关照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文化尊严和发展利益18；另一方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原则，要求对中国抗疫模式和经验进行话语改造和意义转构，完成对全球公共利益和世界公民精神的路径对接。后疫情国际传播情境中，以往国家间竞争合作的对话式交往话语框架已难以发挥其解释力，基于新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在性”应成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支点19。

三、结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调整和优化，法国的对外传播战略日趋成熟：通过“高级文化”争取关键少数，实现文化影响力在目标国家自上而下的提升，以精准定位和长期作用塑造法国的国际舆论话语权；以“多元联盟”理念统合“本土”和“全球”，协调“多元”与“联盟”，形成“联盟”带动“多元”的互动关系，构建区别于美国模式的国家形象。

法国对外传播战略的成功来自多重特殊条件的综合作用。虽然将美国视为全球文化竞争的对手，但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法国仍然是西方阵营的主要成员。法国媒体中立角色的背后，同样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法国文化外交机构的国际声誉，离不开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支撑和保护。法国对非洲、拉美法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历史上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关系。作为法语国家组织（OIF）的领导者，法国利用法语作为联系前殖民地的天然文化纽带，在塑造法语国家共同文化身份的同时，扩大了自身国家文化利益和国际话语权。20

面对美国全球文化霸权的历史性收缩和国际传播权力的转移下沉，国际传播研究同样需要激活本土和全球的共生关系。分析和评价包括法国在内的“非典型西方”传播样本及其他文化全球化另类方案，既要充分诠释本土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更要辩证地建立具有文化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全球视野21。对典型传播模式的个别和一般特性的区分与调适，对他国传播经验本土和全球双重意义的辨析与取鉴，不仅是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参与构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现实选择。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首都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的城市功能耦合研究”（项目编号：19JDXCB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冯若谷系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讲师；刘心怡系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史安斌、童桐：《全球危機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28页。

②Haize Daniel， L’action culturelle et de coopération de la France à l’étranger ： un réseau， des hommes， Paris： L’Harmattan， 2012， p.51.

③马胜利：《大国的光荣与梦想——法国外交的文化传统》，《国际论坛》2004年3月，第55页。

④彭姝：《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1页。

⑤同④。

⑥杨娜：《法国的文化外交及其启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21页。

⑦雷霏：《文化合作：法国对外文化传播的突围之策》，《法国研究》2016年第2期，第5页。

⑧雷霏：《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当代法国媒体外交》，《对外传播》2016年第4期，第40页。

⑨郭镇之、张小玲：《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策略思考—以孔子学院为镜鉴》，《新闻春秋》2016年第2期，第7页。

⑩同⑨。

11同②。

12Picq， Jean， L’ Etat en France， servir une nation ouverte sur le monde， 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1995， p.43.

13Scott L. Althaus， “Whatau good and bad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rmative standards for evaluating media and citizen performance，” In Holli A.， Semetko， and Margaret Scammell（，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97-112.

14Margalit Cohen-Emerique， Chocs de Cultures ： Concepts et Enjeux Pratiques de l’ Interculturel， Paris： L’Harmattan， 1989， pp.1-20.

15王沛楠、史安斌：《西方新闻业的社会角色：理论想象与实践探究》，《中国编辑》2019年第4期，第6页。

16同⑥。

17王吉英、孙纯：《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文化外交的守与攻》，《公共外交季刊》2019年第4期，第99页。

18史安斌、童桐：《世界主义视域下的平台化思维：后疫情时代外宣媒体的纾困与升维》，《对外传播》2020年第9期，第6页。

19段鹏、张倩：《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重构》，《新闻界》2021年第3期，第29页。

20赵超：《法国政治信息的管理和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5年第7期，第70页。

21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第135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