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忧思意识与国际传播战略选择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饱含对全球安全挑战、传统竞争意识和全球传播治理能力的忧思，为开展国际传播注入了人文关怀与哲学智慧。由此，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应在思维上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建设性取代批判性，在路径上聚焦“类思维”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基于共同价值构建故事共同体、重视公共传播机制建设。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忧思 国际传播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倡议，在多个场合、多次重要讲话中加以阐释论述，赋予了这一理念丰富的文化内涵：“政治上，体现出互相尊重的相处之道以及合作共赢的发展之道；经济上，体现出开放包容的发展气度以及普惠平衡的发展涵养；安全上，体现出化干戈为玉帛的协调原则以及协和万邦的全球愿景；文化上，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以及美美与共的繁荣理念；生态上，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以及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①这互相交融的五个方面，饱含着全球忧思意识，为国际传播战略选择提供了思维上与路径上的启迪。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忧思意识

（一）对全球安全挑战的忧思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的信息传播活动日趋深入，全球交往日益频繁，与此同时也引发新的全球安全挑战。从历时性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彼此交织；从共时性看，地区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相互连接。“全球安全”的内涵一直在改变，但是有一点从未改变，即是人类社会之间日益加深的利益交融、安危与共。

应对全球性安全相关的突发事件，能否从国内应急响应过渡到全球应急响应，能否突破“这边风景独好”的价值局域，树立“全球同此凉热”的思想觉悟，能否打破信息垄断，推进多元意见的协商平衡，这些都是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深思的问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忧思意识的体现。

（二）对传统竞争价值观的忧思

在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熏陶下，竞争、对抗、弱肉强食等二元对立价值观成为以往国际社会的相处规则，也助推国际传播的话语霸权争夺之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与此截然不同的多元平衡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国际传播从对抗走向对话协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背景各异，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发展道路，建立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规范。意识形态竞争和话语霸权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也有违传播的发展规律。相反，“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就是所有的主体在一个媒介化体制的普遍状态中，都成为媒介，成为社会性意义上的相互决定的参与者”。②

（三）对全球传播治理能力的忧思

传播新技术带来红利的同时，也使全球传播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新闻危机、技术依赖、算法伦理、隐私安全等问题暗流涌动，全球传播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观上所展现的关系主义本体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开展全球传播治理提供了可循脉络。

从本体论上看，整个人类社会是以关系而非个体为本位的，个体的存在以整体的存在为基础，在彼此关联中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全球关系而非个体国家，国际社会不是一个以某国为中心的“同心圆”，而是一个以国家为节点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上没有中心，每个节点都有可能牵动其它节点。

从方法论上看，整体主义从整体出发看待个体的存在与发展。自古希腊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最早提出超越于城邦利益的“世界公民”构想以来，“人类整体意识”在西方文明中得以觉醒，并伴随全球各类危机的加剧受到普遍关注。作为一个整体，国际社会各主体在互动中彼此建构，不断改变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正因这种彼此关联和共同参与的属性，每个主体都无法只考虑个体利益，还需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和更深刻的社会关联性，从整体出发，思考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传播战略思维选择

飽含全球忧思意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文关怀启迪心智，也让人们审思一个问题：在交往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国际传播活动，人类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一）以合作思维取代对抗思维

六度空间理论的“小世界现象”，在当今全球关系网中基本被验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事原则是不现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忧思启发人们，在面临一些重大的国际传播议题时，以合作思维取代对抗思维去展开叙事和表达意见是必要选择。而树立这种合作思维，需要具有改变传统对抗思维的思想觉悟。

一是摒弃“零和博弈”，笃信和谐共生的思想觉悟。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信奉的“零和博弈”论多年来主导国际社会的相处方式，“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模式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常规模式。这种思维营造了一种对抗和竞争的气氛，国际交往以自我为中心，非我即敌，习惯于使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来表达对立或者敌视的观念。然而，在作为关系网存在的世界体系中，是没有中心的，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命运相连的体系之下，追求和谐共生才是人类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正道。

二是树立“全球同此凉热”的思想觉悟。在中国处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水深火热之时，虽然遭遇了一些国家的冷嘲热讽甚至歧视，但更多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和物资捐助。而当中国脱离火海，并没有独善其身、隔岸观火，而是以“全球同此凉热”的思想觉悟，回应各国求助，在政府援助、民间援助、医疗技术合作等方面，积极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这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活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知行合一的直接体现。

（二）以建构性思维取代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重在指出问题，建构性思维重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比指出问题更有价值，指出问题意味着把事情辨明，而解决问题意味着把事情推进。随着全球媒介生态的转变，大众传播开始走向公共传播，倒逼传统的新闻产制方式和理念发生转变，以解决问题为逻辑起点、以积极中立为价值取向、以公众参与为实现路径的建构性新闻应时而生。国外学者利斯贝思（Liesbeth Hermans）與凯瑟琳（Cathrine Gyldensted）提出“建设性新闻的六个关键要素：解决方案导向的新闻框架、未来导向、多样性和包容性、赋予受众权力、提供语境、共同创造”。④国内学者史安斌总结了“建设性新闻的六个核心理念：问题解决导向、面向未来的视野、包容与多元、赋权、提供语境、协同创新”。⑤而从本质上来说，建构性新闻是一种建构性传播，它以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为基础，以批判性思考与合作为途径，以解决问题与达成积极效果为目标。

在建构性传播思维下开展国际传播活动，任何行为体都需要抱以平等姿态互动交流，相互尊重与理解，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在国际信息交流活动中，只有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才能更好地进行文明对话。从长远来看，建构性传播思维是未来应对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给人类文明对话带来阻碍的一种可靠性选择，也是提高全球传播治理能力的必要选择。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传播战略路径选择

（一）聚焦“类思维”塑造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思维”基因。马克思指出，以“特殊阶级”和“利益集团”为代表形成的“虚幻的共同体”⑥，造成了不同共同体与个体间的分裂，而聚焦人之为人的“类思维”则超越了这种分裂，能够帮助人类克服“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路中的重重阻碍，从和平、发展、正义、民主、包容、自由等这些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类共同价值中寻找共识，实现不同共同体、不同个体之间的自觉和自由联合。正因如此，人类有可能突破种种社会角色的束缚，在“人”的本质上实现认同；人类生存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开放性、包容性、统一性也将成为可能。

实际上，人类的一切共同价值都来自于人由于同情心而产生的正义感。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同情心是“在其最固有的和最原始的意义上，对他人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同胞感情”。⑦也就是说，人基于本我的道德伦理意识，会对他人产生同情心，进而产生身份的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将本我和他者合二为一，正义感由此产生，并在交往中交换和传播正义。这种同情共感能力使得人们能够超越个体差异，自觉地遵循那些维护社会稳定的规则。

然而，人类的这种同情共感能力是有待提高的，关于“类思维”的觉悟远远不如聚焦特殊利益的“虚幻共同体”影响力更加根深蒂固。以此次COVID-19的命名为例，尽管早在2015年世卫组织等机构就提出，对于新发现传染性疾病的命名，应以使用中性、一般术语来代替人物、地点、动物和职业为原则，但当传染病来袭时，人们仍习惯于将传染病命名和地域群体相关联，“武汉肺炎”“湖北肺炎”等话语仍在被西方媒体恶意使用。这些言辞映射出人的同情共感能力中“类思维”觉悟的不足。国际传播议题往往涉及多民族国家利益，如何跳脱出聚焦特殊利益的“虚幻共同体”，塑造并维护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下国际传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基于共同价值构建故事共同体

如果说共同价值提供了国际传播的主题，那么讲故事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人类是喜欢讲故事的动物，人们通过故事来传递情感，也可以说，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故事组成的，人们从中选择故事来构建人类生活。从传播效果上来看，故事思维远比道理思维好得多，讲道理是一种不平等姿态的教育，容易引发人本能的逆反，而讲故事是一种平等姿态的分享，容易产生代入感和移情效果，激发同情共感。

简要来说，构建故事共同体也就是以故事化方式呈现出明朗的主题。根据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提出的“戏剧五因”（Dramatic Pentad）：场景、人物、行为、手段、目的。好的故事，需要引人入境的场景、引发受众共鸣的人物、精心设置的故事情节、恰到好处的呈现方式以及明确的价值理念。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说，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深刻但也晦涩难懂，很容易因叙事宏大而给人以空泛的印象，在传播过程中尤其是跨文化、跨地域、跨种族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容易遭遇文化折扣问题，影响传播效度。这种情况下，通过有高度、有温度的故事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传达价值情感，通过故事化传播激发“同情共感”，促成人们的情感关联，不失为构建故事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三）重视公共传播机制建设

被社交媒体赋予媒介近用权的公众，成为信息的生产-消费者，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日益大众化、个性化、民主化。而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跨国性的信息流动方式，已然形成了一个由广大公众集体智慧和力量聚合的信息网络体系。作为国际社会的公民，每个人都在信息的国际流动中扮演着信息节点的作用。国际传播的关怀对象也逐渐由民族国家的层次向人的层次降维。媒介技术加持下的国际传播活动愈来愈呈现出公众化、草根化特性，公共外交也在数字媒体的加权下日益彰显出重要性，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传播时代正在来临。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国际传播活动需要树立前瞻意识，重视公共传播机制建设，开拓多方参与的公共传播新路，促进国家力量与草根力量的协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发展中的公共传播存在公共理性匮乏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信息茧房形成意见的聚合，但同时也导致意见的分割，意见的失序、撕裂、对抗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公众出于博眼球、谋利益等因素驱使，生产出海量的信息也带来海量的“垃圾”。在人们的判断能力、过滤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虚假信息搭乘社会化媒介在短时间内就能人尽皆知。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涉及危机传播、健康传播、政治传播，也成为国际公共传播的实践场。信息的后真相、非真相以及公众意见表达的冲动化、情绪化、失范化在涉及这一话题的国际传播信息场域内广泛存在。因此，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全球化公共传播时代，如何培养公共舆论的“理性品质与能力”⑧，推动意见表达从对抗走向对话，是摆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余论

人的思想认识在社会实践中塑造并在实践中发展。人类在追求繁荣福祉的文明之路上，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越来越需要沟通、理解、合作与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探寻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理路。随着国际传播活动从精英化走向公共化，从个别脱离走向普遍连接，人们需要站在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上，重新思考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关照全球现实环境下，遵循人类现实需求而提出的行事之道与美好愿景，在其转化为现实的实践进程中必然会遭遇重重阻碍。但是，秉持这种理念的人类，若能清醒地从命運共同体的自我认知中汲取灵感与智慧，逐步修正开展国际传播活动的战略思维选择与路径选择，必将推动国际传播走向更具人类关怀价值取向和更能满足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想境界。

崔潇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崔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守正与创新》，光明网，https：// www.gmw.cn/xueshu/2020-09/02/content_34146010.htm，2020年9月2日。

②罗浩、姬德强：《跨学科视野下的数字伦理——“智媒时代的传播伦理”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ex.cssn.cn/xwcbx/xwcbx_ pdsf/201811/t20181102_4769130.shtml，2018年11月2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④Hermans L.&Gyldensted C.，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Characterist ics，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 Journalism，Vol.20（4）， pp.535-551.

⑤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第32-3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⑦[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罗卫东、张正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⑧胡百精：《中国舆论观的近代转型及其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32-148页。

责编：霍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