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与社保征收体制的“生产率效应”
——基于上市公司中小企业视角

李 倩 倩，陈 鹏 军，李 庆 霞

(1.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2.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经济新走向的一条主线，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对稳就业、促增长乃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简称“社保制度”)自2016年来经历两方面重大变化：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社保费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为降低企业负担，国务院先后5次降低或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在2019年4月《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中再次强调可进一步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从19%降低至16%，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继续保持阶段性下降，并通过将缴费基数从各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下调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实现了社保费率和缴费基数的“双降”[1]，有效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其二，2018年7月国务院《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提出，2019年1月1日起将社保征收主体由社保经办机构转换为税务部门统征，改变运行了20年之久的社保“分征模式”。但我国有近70%企业，尤其是很多中小企业未能足额缴纳社保[2]。所以，这一举措在有效降低征缴成本、提高征缴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在短期给中小企业利润带来下行压力，影响企业生产率。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空账运行规模近3.6万亿元[3]，养老基金财务不可持续问题十分严峻，这给社保统征后平衡缴费和企业成本提出了新的挑战。

然而，关于社会保险缴费、社保征收体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缺乏系统性和综合考察。首先，关于企业社保缴费对生产率影响结果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较高的养老保险缴费会增加用工成本[4]，抑制企业创新和降低员工当期可支配收入[5]，从而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6]。基于面板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与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7]。分类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保缴费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润更容易被社保费挤出[8]。但也有研究指出高额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将“倒逼”企业加大技术和机器要素投入、改变增长方式，从而通过不断提高竞争优势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9]。

其次，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有社保部门征收、税务征收和基金管理公司或其他独立机构征收3种，我国目前是由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共同负责的“二元”征收格局。既有研究主要涉及征收主体的选择[10]和不同征缴主体征收效率两方面[11]，孰优孰劣争议不断。我国社保缴费由税务部门统征，有利于夯实费基，为降低社保缴费率提供条件，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12]。不仅如此，还提高了征管效率，降低了企业逃费率和欠费率，减少征收成本，规范了企业用工行为[13]。通过提高职工的忠诚度和工作积极性，提升了企业价值[14]。但是，以2018年社保征收体制改革为契机研究发现，社保改由税务征收后，更为严格的征收力度，各地养老水平差异大，养老保险制度仍有待完善，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反而加重了企业负担，最终给企业价值带来负面影响[15]。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与社保征收体制纳入统一实证模型，以2007～2018年A股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社保征收体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解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五险”的具体影响，探究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生产率效应”的作用机制。

本文研究贡献包括：第一，丰富了社会保障供给侧方面研究，抓住社会保险缴费和征收机制两个矛盾焦点探讨现行制度下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深化社会保险供给侧改革、继续为企业减负、助力企业转型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第二，鲜有文献探讨社会保险对中小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而本文通过分析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社保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养老保险生产效率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基础。第三，将社保征收体制纳入社会保险生产效率实证模型，并进一步分析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生产率效应”，拓宽了既有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生产率

若要分析社保缴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需要评估社保缴费率的变动对企业成本和收益的影响。一方面，从企业成本角度，“社保费作为企业用工成本体现在工资价格里”[1]2。周小川最早分析社保缴费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保缴费给微观经济带来用工成本压力[16]。虽然自2015年开始，我国多次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减轻企业负担，但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仍然不可忽视，社保费率提高将增加企业成本，限制企业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的同时，降低了劳动者当期税后收入，对员工生产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6]2。另一方面，从企业收益角度，社会保险增加职工未来薪酬，是员工退休生活和医疗健康的重要保障。根据效率工资理论，这有利于激励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然而，社会保险给员工带来的退休保障并不足以抵消我国较高的缴费负担对当期员工福利和薪酬待遇形成的显著挤出效应[17]，尤其是对本就收入水平不高的中小企业员工，比起对未来养老的担忧，他们更关心的是当下的衣食住行。此外，现行养老保险替代率偏低，可持续性压力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统筹层次和转移接续上的问题亟待解决等问题，都削弱了社会保险本该为企业带来的对员工的吸引力，最终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1和假设1.2:

假设1.1：企业社保缴费率与中小企业生产率负相关；

假设1.2：社会保险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中小企业员工的当期可支配收入。

2.社会保险征收体制与企业生产率

我国企业社会保险征收体制经历了工会征缴劳动保险金(1954～1969年)、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改为企业外列支(1969～1978年)、社保经办机构征收(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现行的地方税务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的二元征收格局4个阶段[18]。由于企业社保征收涉及登记、审核、征缴、划拨等多个步骤，企业可能通过少登或不登记职工信息、聘用临时工、低缴等方法逃费漏费，降低社保基金收入[19-20]。而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不仅不会增加行政成本，还有利于堵住逃缴费漏洞、强化征收力度、显著提高社保缴费规范性、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21]。可见，社保征收体制的完善将有效遏制中小企业不规范缴费行为，提升企业社会声誉，保障社保征收和监督审计等行动的有效性和及时性，提高社保基金收入及其可持续性，提升社会保险给员工带来的收益，促使企业和员工保持激励一致，降低企业遵守成本，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从而支撑企业生产率的提高[22]。综上，本文提出假设2.1：

假设2.1：社会保险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与中小企业生产率正相关。

结合假设1.1可以看出，要全面分析社保征缴改革的“生产率效应”，在考虑社会保险缴费率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负面影响的同时，还要引入税务部门征收带来的积极影响。总体看来，近年来鉴于劳动力工资水平与社保合规成本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中小企业在现金流、用工和融资成本等方面都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缴费水平的提高对生产率的负面效应将大于税务全责征收的正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2：

假设2.2：从社会保险缴费率的提高和社会保险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叠加影响分析，前者显著大于后者。

3.异质性影响

社保缴费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负担、削弱了其竞争优势，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于这一影响的敏感度或因委托代理关系的差异而不同[23]。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阶段，国有企业因其企业性质约束力强，对社保的遵缴率也较高，但其管理者并非企业真正的所有权人，激励不足和代理问题等影响了管理者和企业的利益一致性，导致管理者对企业成本的变化敏感性不足。而非国有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企业管理者往往也是企业的所有者，这就使企业利益与管理者利益具有一致性，再加上民营中小企业自身综合实力限制，抗风险能力也较弱。因此，非国有中小企业对社保缴费变化的影响将十分敏感。不仅如此，企业社保缴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还受到地区与行业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力需求的依存度要明显高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前者受制于较高的用工成本压力，漏缴率较高，遵缴率较低。因此，无论是社保缴费率的提高还是社保征收主体变换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都将更为显著。另外，考虑到高缴费企业本身已与政策缴费水平差距不大，经济实力也较强，此类企业对缴费率变化并不那么敏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1和假设3.2：

假设3.1：在社保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中，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低缴费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效应”更明显；

假设3.2：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社会保险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与中小企业生产率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1.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与社保征收体制的“生产率效应”

为验证社会保险缴费、社保征收体制与企业生产率间关系，本文设计回归模型(1)：

(1)

该模型中因变量是企业i在第t年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取对数基础之上。鉴于OLS回归取残差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带来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对Olley和 Parkes的研究(简称“OP法”)进行了修正，选取企业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4]。在指标选取上，参考于新亮等研究，用企业增加值自然对数作为产出度量指标，用企业员工人数自然对数衡量劳动力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自然对数作为资本投入度量指标[25]。并且借鉴鲁晓东等[26]、赵建宇等[5]3的研究，分别采用企业所在地区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产出和资本投入进行平减。在控制企业进入退出变量时，参考肖文等[27]的研究，考虑到上市企业业务变动频繁性，在将企业退市年份设定为退出年度以外，若企业简称和所属行业同时发生改变，则将该企业设定为该年退出市场[28]。

自变量是企业i在第t年社保缴费率(socialins)与社保征收体制(taxagency)。socialins的计算参照赵建宇等[5]3的研究，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贷方发生额除以“应付职工薪酬—合计”贷方发生额与董监高年薪总额之差。其中，由于附注中2014～2017年没有直接计入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因此，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五险”贷方发生额手工整理加总而得。若企业所在地社保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则taxagency=1，否则为0。为进一步分析征收机构不同对社保缴费率“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本文加入企业社保缴费率与社保征收体制的交互项(socialins×taxagency)。此外，借鉴程晨等[23]4、王雄元等[28]和刘行等[29]的研究，本文选择控制变量如下：(1)企业特征因素：企业规模(lnK)、所有制差异(nature)、资本密度(intensive)、经营时间(age)、董事会规模(directors)、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manager)、企业研发创新强度(research)；(2)企业经营因素：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lnavrincome)、劳动力成本(avrwage)、利润率(roe)、市帐比(msratio)、资本负债率(levelratio)、资产抵押能力(capratio)、高管绩效(exeperform)；(3)宏观环境因素：企业所在地GDP增长指数(gdpgrow)。其中，企业资本密度借鉴陆瑶等[30]的方法，运用人均资产大小作为企业是否为劳动密集型判断标准，并且，本文控制行业、年度和省份固定效应，为消除异方差和减少残差项(εit)不服从正态分布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所有回归都在公司层面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

2.企业社会保险“五险”缴费率的“生产率效应”

为检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五险”缴费率分别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设计模型(2)：

(2)

模型(2)中INS具体为企业养老保险(pension)、医疗保险(medical)、失业保险(unemploy)、工伤保险(injury)和生育保险(birth)的实际缴费率，等于财务报表附注中“应付职工薪酬—养老保险”等各险种贷方发生额除以“应付职工薪酬—合计”贷方发生额与董监高年薪总额之差。

3.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生产率效应”的机制检验

为检验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生产率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3)

lnavrincomeit=α3+ω1socialins+Controlsit+ωindustry+ωyear+ωprovince+ε‴it

(4)

式(3)中δ1是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式(4)中lnavrincome为中介变量，用来估计企业社保缴费率对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δ2ω1是企业社保缴费率通过影响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中介效应。

4.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注册所在地GDP增长率来自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平减指数来自中经数据库。本文数据处理如下：(1)鉴于样本数量偏少，以及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的适用性，剔除金融业、房地产业、热力供应业的数据[26]4,[27]4；(2)剔除ST和ST*公司，剔除企业员工小于100人的公司，以及企业固定资产、员工人数、社保缴费率等重要变量出现缺失值的企业样本；(3)对研究涉及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经过上述数据处理，最终得到有效观测值2510个。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是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OP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值是6.02，中位数约为6.16，标准差为0.906，与赵静梅等[31]和赵建宇等[5]5以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OP法计算的结果相比，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偏低，且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社保征收体制(taxagency)均值为0.48，表明有约48%的中小上市企业所在地是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通过百度搜索、浏览各地政府网站发现，2018年各省企业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在8%～20%之间，而本文中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socialins)均值仅为10.9%，养老保险缴费率均值不足7%，医疗保险缴费率均值则低至2.9%。不仅如此，社保缴费率99%分位数为22.4%，是中位数10.4%的2倍多，是1%分位数3.1%的7倍多，进而从“五险”的缴费率分布可知，这种差距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更大。由此可见，中小上市公司不仅整体缴费水平较低，且不同公司在社保缴费决策上差异明显。导致这种差距的可能因素包括：(1)费率计算基数不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合计”中的非货币薪酬，以及职工福利、教育经费；(2)各地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差异，各上市公司对社保缴费基数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3)各地社保征收效率与强度因征收体制而异，中小企业由于成本负担较大、盈利能力较弱等问题，难免存在少缴费，甚至逃费现象。样本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比17.6%，有54.7%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12.7%，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lnavrincome)平均值为11万元，99%分位数约为12.22万元，与1%分位数(约为10.02万元)相比，差距较小。

表2 描述性统计

2.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与社保征收体制的“生产率效应”

基于模型(1)，社保缴费率与征收体制对企业的“生产率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从第(1)～(2)列OLS(robust)混合回归结果看，社保缴费率(socialin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社保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第(1)列社保征收体制(taxagency)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在列(2)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调整后的可决系数Adj.R2从0.764提高为0.964，模型整体拟合性更好，社保征收体制显著为正。此结果验证了假设1.1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中小企业生产率负相关，以及假设2.1社会保险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与中小企业生产率正相关，综合考虑社保缴费率和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对中小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叠加影响发现，前者系数绝对值(1.063)显著大于后者(0.167)，从而支持假设2.2。为提升验证企业社保缴费率与社保征收体制对中小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精确度，表3第(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在行业、年度和地区上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表3结果显示，Adj.R2再次提高为0.984，且社保缴费率系数显著为负，系数值也有所提高，而社保征收机制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1.1与假设2.1、假设2.2仍然得到回归结果的支持，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为进一步验证社保征收机构的选择对中小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第(4)列加入了企业社保缴费率与社保征收机制的交互项(socialins×taxagency)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社保缴费率与征收机制的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二者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社保缴费率的提高会降低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用则会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社会保险缴费率和征收体制对我国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效应”，而从二者叠加效应来看，社保缴费率的负面影响更大。

表3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与社保征收体制“生产率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1)(2)(3)(4)OLS1OLS2FE1FE2avrwage0.753∗∗∗0.473∗∗0.478∗∗(10.00)(2.50)(2.58)roe1.360∗∗∗0.378∗∗∗0.361∗∗∗(11.65)(3.18)(3.10)msratio-17.180∗∗∗-7.681∗∗∗-8.073∗∗∗(-8.36)(-3.77)(-4.07)levelratio0.484∗∗∗0.375∗∗∗0.368∗∗∗(16.62)(7.48)(7.21)capratio0.160∗∗∗0.513∗∗∗0.517∗∗∗(3.99)(8.62)(9.09)exeperform-0.1050.236∗∗∗0.240∗∗∗(-1.50)(2.90)(3.00)gdpgrow0.008∗0.000-0.001(1.71)(0.10)(-0.15)常数项5.015∗∗∗0.2411.532∗∗1.780∗∗∗(22.85)(0.42)(2.26)(2.61)行业/年度/省份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样本量2510251025102510Adj.R20.7640.9640.9840.984

3.企业社保“五险”缴费率的“生产率效应”

本文通过模型(2)，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行业、年度和地区影响，回归分析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五险”缴费率分别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从表4估计结果可以看出，Adj.R2均为0.984，模型拟合度较高，“五险”系数全部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表3实证结果结论，验证了假设1.1，表明社保缴费率的上升不利于中小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表4 企业社保“五险”缴费率“生产率效应”回归结果

4.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生产率效应”的机制检验

表5为企业社会缴费“生产率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

表5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生产率效应”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表5中第(1)列是式(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社保缴费率和中介变量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第(2)～(3)列式(4)的回归结果均表明，社保缴费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第(2)列相比，第(3)列通过加入对行业、年度和地区的控制，大大提高了模型整体拟合度，验证了假设1.2社会保险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中小企业员工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在第(4)列中，通过改变计算方法，用“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发生额”除以员工人数，再取自然对数衡量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对式(2)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仍然支持假设1.2。综上，社会保险缴费率除了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生产率，还通过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这个中介变量积极作用于企业生产率。

五、进一步检验

1.异质性检验

为考察企业社保缴费率与征收体制因产权性质、行业性质和地区缴费差异而导致的异质性，本文分组回归如表6。从表6结果分析，社保缴费率(socialins)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与国有中小企业相比，非国有中小企业社保缴费率的上升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在1%水平上显著；相较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缴费企业(socialins>中位数0.104)，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缴费企业(socialins<中位数0.104)对缴费率的提高更为敏感。此外，从社保征收体制(taxagency)系数可以看出：一方面，回归结果基本显著，支持社保征收主体变换对中小企业将产生积极的“生产率效应”；另一方面，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社保征缴主体变换将倒逼本就用工压力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遵缴水平，对这类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应是暂时的，从长期看，社保合规势在必行，有利于保证员工合法权益和养老生活。因此，实证结果支持本文假设3.1和假设3.2，即在社保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中，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低缴费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效率”更明显；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社保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与中小企业生产率负相关。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组结果均支持假设2.2。

表6 社会保险缴费率与征收体制的异质性分析

2.内生性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运用公司层面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社保实际缴费率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20]8。原因在于在社保政策允许范围内，中小企业仍可根据自身经营水平、财务负担等自主决定社保缴费水平。本文参考于新亮等[25]8、潘爱玲等[32]，用下列2种方法克服中小企业社保缴费率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内生性问题。

方法一：选择本地区同年度同行业其他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保缴费率作为工具变量，并对行业、年度和省份进行控制，重新回归。选择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本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虽然会受到本地区同年度同行业其他中小企业的社保实际缴费率的影响，但后者相对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外生的，因此，可作为一个有效工具变量以解决实证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检验与表3中回归结果相似，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社保缴费率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而与社保征收体制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方法二：选择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企业社保缴费率的中小企业为样本。目前，我国企业社保形成了税务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二元共存格局，以2017年样本数据为例，企业社保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与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省份约各占50%。虽然理论上社保机构对社会保险相关政策的解读更为全面、对各单位参保情况更为了解，但税务部门不仅占据了更为丰富的资源管理优势，对企业的工资、盈利等财务状况也更为熟悉，还拥有政策执行的权威优势，有利于强化征收力度，更好地避免中小企业因自身财务经营状况而逃缴漏缴。本文以税务部门负责征收保费的中小企业作为样本再次重新回归，有效地增强了外生性。本检验与表3中回归结果仍然相似，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提高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3.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可信性，本文进行如下两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1)分位数回归。我国中小企业在规模、盈利和治理能力等方面都与大型上市公司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力成本负担较重的公司，对于社保费率和社保征收机构变化的反映也将更为敏感和及时，这将造成社保征缴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非严格的线性关系。为厘清不同劳动力成本水平下社保征缴制度变化对于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效应”，本文基于劳动力成本(avrwage)分25%、中位数和75%3个分位点对模型(1)进行分位数回归。表7中第(1)～(3)列分别是在25%、中位数和75%三个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每个分位点上企业社保缴费率与社保征收体制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社保缴费率的提高对中小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就越明显，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增加宏观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宽松水平对中小企业社保缴费率的选择带来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中进一步控制了企业所在地65岁以上人口的老龄抚养比和养老金结余率进行回归。表7中第(4)列估计结果显示socialins、taxagency和交互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数值与表(3)中回归结果相比结果仍然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中国“缴费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2020年末参保人数为45 621万人[33]，而中国大多数私营企业真正加入社保制度的时间仅约10年。因此，本文利用2007～2018年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社保征收体制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养老、医疗等“五险”缴费率分别对中小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再进一步验证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越高，中小企业生产率越低，“五险”回归结果仍然支持这一结论；第二，比起社保经办机构，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用有利于中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该效应显著低于社保缴费率提高的负面影响；第三，社会保险缴费率还通过员工平均可支配收入这个中介变量积极作用于中小企业生产率；第四，在社会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中，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低缴费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效应”更明显，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社会保险税务部门全责征收与中小企业生产率负相关。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为实现2019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目标，自上而下制定细则、因地制宜、打通可能的地区部门梗阻，推动政策落地。可具体从规范缴费基数、建立弹性费率制、配套补贴支持等方面进行。比如，延长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时间；明确划定省级统筹的实现时间；给予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缴费地区企业一定的政策缓冲期，适当降低法定养老保险缴费率。其次，政府应该评估税务统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推出差异化解决方法，切忌对所有企业不加区分地进行历史集中欠费清缴。针对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坚持“成熟一省、移交一省”。最后，企业应根据社保缴费、社保征收机制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积极主动参保缴费、规范用工行为。充分运用政策效应提高员工积极性和生产率，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增加投资收益，真正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