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只要书还在，文化内部就还在流动

李昶伟

在俞晓群的草鹭工作室见到他时，他也是隔了好久才来办公室。工作室临近望京，附近的费家村上周才刚刚解封。工作室在上海还有个分舵，比北京的更大更成熟。因为上海的疫情，所有员工都在家办公。

退休后的俞晓群决定告别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草鹭文化是他和几个好朋友创立的新品牌，“草鹭不是出版公司，是家艺术公司。”这一美妙优雅的涉禽，某种程度上像是一段新旅程的象征——从容自在但又有所跋涉。

还是做书，只是做法和以往不太一样。他在草鹭做的书，选的是国内外的经典，在国外找手工制书的大师，借鉴学习：用上好的版本、译本、插图、版式，再选用上好的纸张、设计、工艺、印装，也根据读者需求，做定制、改装、修缮服务。运行至今，推出了一批经典，《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伊索寓言》《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伊利亚随笔》《包法利夫人》等，追随者众。

俞晓群自己设计图像自己追踪工艺。沪上著名文化人陆灏存一套真皮版《书蠹牛津消夏记》，说“一本书放入封套中，书与套封几乎没有缝隙，其中空气慢慢溢出，书会渐渐下降，直至落到封套底部。”要做到这样的工艺并不简单，有一次套封盒子放入书时，没有渐入的效果，封套尺寸没问题，什么原因？最后发现问题出在皮子上。牛皮挺实、平整、光滑，可以产生陆灏说的效果;羊皮柔软、细腻，但硬度不够，那年夏天北京阴雨连绵，湿度大，羊皮吸湿，放入套封时就发涩。

这是他此前的出版人生涯中没尝试过的路。1982年1月从普通编辑入行做出版，到2017年9月从海豚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俞晓群的出版人生涯长达35年，到2022年刚好40年。从《万象》杂志，到“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还有“万象书坊”“牛津学术精选”“剑桥学术集萃”……俞晓群是这洋洋洒洒书单后面统领全局的人。

我选的是这条路，就是做基础工作

1998年，病中的翻譯家董乐山读到了沈昌文背给他的一包书，其中一本是《海上画梦录》。画册是20世纪30年代客居上海的一位奥地利画家希夫所画，他在上海住了17年，一直住到二战结束，笔下是十里洋场的众生百态。董乐山后来专门写文章记下此书。俞晓群记得的是，《海上画梦录》出版后，在上海办了一场希夫画展，当时上海领导见了他和沈昌文几个，说，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在上海出版，却在辽宁出版呢？

这大概是很多人的问题。当时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在读书界像是横空出世，“新世纪万有文库”一下出了大批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书。这些书统一做成平装小开本，定价不高，设计朴素，分传统文化、近世文化、外国文化三个书系，每个书系若干辑，一辑十几本到几十本，从1996年至2005年，出了六辑，留下366种书。丛书的总顾问是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等，学术指导的名单也很厉害，金克木、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裳等等几十位大家。

“新世纪万有文库”

“牛津精选”

“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总题目是俞晓群提出来的，志在追随《企鹅丛书》《岩波文库》《人人文库》《万有文库》等一类大众启蒙读物。帮他做策划的是沈昌文、杨成凯、陆灏，还有陈子善、扬之水、傅杰这样的专业人士。沈昌文那时刚刚从三联书店总经理职位上退休，杨成凯是熟悉版本学的语言学家，陆灏当时尚未耕耘后来的《上海书评》，但已然声闻沪上读书界。他们的后面又串联起一大群优秀的文化人。现在回想这些，俞晓群很低调：“我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我那时候啥也不懂，就是跟沈公学呗！”

1996年3月，文库发布第一个征订广告，沈公写：“我读，故我在”;俞晓群写的是：“爱书人，你的简装书来了。”一二辑几十本陆续上市后，读者反应强烈，沈公在第二批书目的广告上写了更震撼的广告语：“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下面则是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墓前洒下热泪。我们谨以马克思的这段光辉言语，作为对当年《万有文库》的纪念，更以为我们自己的永远的鞭策。”

2009年，俞晓群到海豚出版社担任社长。年末与沈公小聚，两杯啤酒之后，俞晓群和沈公说，还想重启人文书出版，接续做“新世纪万有文库”。沈公说：“我老了，做不动了，我们还是去上海，试一试陆灏吧。”后来在陆灏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陆灏最终答应接手做一套文库，命名曰“海豚书馆”，小精装，三五万字一本，下面六个子书系，六个主编：文学原创孙甘露，海外文学董桥，文艺拾遗陈子善，学术原创葛兆光，学术钩沉傅杰，翻译小品陆谷孙、朱绩崧。

俞晓群记得，“海豚书馆”计划之初，大家希望多出一些，做长一些，等到出版一百册时，开一个座谈会;出到一千册时，开一个庆祝大会。但有一次推算时间，陆灏突然惊讶：“晓群都55岁了，抓紧做吧，不能想得太远。”这一书系到俞晓群退休时出到80种。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十周年的时候，媒体问俞晓群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套书，俞晓群老老实实说，因为出版社有些钱，想做一点文化保存的工作。后来记者问沈公同样的问题，沈公的回答是：保存为名，启智为实。

在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时，俞晓群曾经请教过陈原：什么样的书可以列入经典？陈原回答，一個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存留价值。陈原曾经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库，买到他们100年前出版的书，有些书已经增值数倍。存留价值谁来界定？陈原说，一个是专家界定，一个是大众界定，也就是市场界定。后来有朋友告诉俞晓群，看到《新世纪万有文库》全套六辑366种，网络上最高标价到了20万！那年刚好是“文库”出版20年。

俞晓群不太愿意回溯过往，在他看来这些都过去了。“我不是标新立异的人，不是先锋派，我做出版是做传承、搞文化积累，做大众启蒙，这是早先跟着沈公的时候就明确的。出版那么几条路，每一条都不一样，我选的是这条路，就是做基础工作。”

有些人觉得启蒙失败了，俞晓群不这样认为。“一代代人还是读了很多书。有些常识，通过启蒙还是深深扎到了你的脑子里。我们曾经很狂热，现在会理性思考——你为什么不知道你的伤害会给别人造成痛苦呢，那时候你只是怀疑但是你不懂啊！”他相信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要通过读书完成启蒙这件事。

“只要书还在，文化内部就还是在流动。”俞晓群信任书的能量，在他看来，文化的繁荣分表层、中层、底层，底层的热度一直在，这是一个好现象。“现在爱书人比原先多得多，藏书人也比原先多得多。读书人依然存在，他们的热情没有减弱，他们可能更加理智了，确实读书才能保持清醒。”

前辈的故事

在俞晓群眼里，没有什么“出版学”，出版没有“学”，这是一门靠经验传承的产业，一靠文化传承，二靠师徒传承。

俞晓群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前辈》，追溯中国出版史上曾经的奠基人。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是因为他当时在辽宁出版集团做副总，对出版经营很困惑：出版怎么踩能活下去？当时活得最好的是教材教辅，俞晓群师范大学毕业，在出版社起步就是编教材，1993年做教育社社长，一直做到辽宁出版集团成立，还兼职兼到2003年。当时教育出版改革，讨论的是怎么把教材分下去，让教材养其他书。俞晓群想知道，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路可走。他想知道老商务、中华书局这些屹立百年的老店是怎么做的，怎么起家，怎么活下来，文化情怀怎么表达。

这些人里，王云五做“万有文库”的经历对俞晓群影响很深。王云五自学成才，经历传奇，毁誉参半。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赴美，《纽约时报》采访他，说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称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万有文库”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我很佩服他，‘万有文库做了四千种，王云五说我从小买不起书，在图书馆长大，‘万有文库一套书放着，一个图书馆就成立了。”

还有邹韬奋。邹韬奋患耳癌去世很早，女儿在他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臂叫爸爸，他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尽力气抬手在纸上写了三个字“不要怕”。“他一生不怕。蒋介石让杜月笙请他去南京做御笔，他宁可流亡香港。硬骨头办报，冒着随时被查禁的危险出版当时一大批红色‘禁书。沈公说这三个字我一辈子没做到，他说自己是弱者，没有斗志和勇气。”俞晓群说其实沈公不是如他所说的弱者，沈公的观点是，第一是活着，第二是表达，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有利于思想解放的很多书最后在他手上能出版。

沈昌文是俞晓群的师傅，言传身教。1994年他们认识，俞晓群当时三十几岁，心中就认定：沈公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我可能拼尽一生的精力，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就老老实实向沈公学习吧。不管是在工作室，在书友会，还是在餐馆，在旅途中，不管沈公严肃说的话，还是他无时不在的灰色幽默，俞晓群都会认真记录下来，拿回去思考，再从工作中找到落实的依据。跟着沈公学，俞晓群知道实际上承接的是更多出版前辈的经验。“他一直说，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他念了一个研究生，因为他给陈原、范用都做过秘书，跟他们学了很多。”

俞晓群（右）和沈昌文先生

“他确实把路摸索得非常透，那些经验可学的太多了，而且他做所有的事情都会替你考虑，很周全地都给你想好了，不管是选题还是运营。他其实对你没有责任，但是他会对你负责任，这是他很真诚的一面。”

年近九十，沈公出门还是坚持不用车接，背着一个大书包四处游逛。中午一瓶啤酒，一碗羊杂，面色绯红，目光炯炯;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购书、上网都不耽误。俞晓群说，直到后来有一次，沈公记错地址，迷失了方向，最后出租车司机把他送过来，当时把他们吓坏了。此后沈公再出来，大家一定要全程接送。

前辈中还包括作者，比如许渊冲先生。本来给太太当司机去跟许先生谈事情，后来俞晓群决定给许渊冲先生认真地出版他的翻译作品。他记得2018年6月许先生的夫人突然去世，许多人去探望许先生，都为他的身体与生活担心。毕竟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耳朵又背，以往交流都需要夫人在一旁解说，现在该怎么办呢？没想到不久，老先生突然给他打电话，他从记事本上找到俞晓群的联系方式，说：“俞社长，感谢你们以前的支持，现在照君不在了，你对我的著作有什么出版建议，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许渊冲先生

《两半斋随笔》出版，其中记载17位人物，包括故去的7位前辈：张元济、邹韬奋、丰子恺、陈原、陈翰伯、叶君健、李学勤;2021年故去的前辈名单里又加上了两位，一位是许渊冲先生，享年100岁，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享年90岁。

艺术家、作家、学者中高寿者多，除去个人因素，俞晓群总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里面的卓越者能和时代风潮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像官员、企业家在其中沉沉浮浮。“但不是所有职业都有这种自由，有的职业，必须在人群里。排球得六个人打，乒乓球两个人就行。”

有时候俞晓群听前辈们讲过去的事，也常常感慨一个时代的磨砺，和人在時代里的隐忍。

他记得三年前的夏天，去黄永玉先生万荷堂家中做客。他们去他的画室，看他创作中的一幅大画。一入画室，俞晓群受到了震撼，房内高高的举架没有吊顶，一幅尚未完成的大画放在巨大的画案上。工作场景常常是这样：画布挂在墙上，年近百岁的画家架起人字形梯子，手持画盘画笔，走笔画间，忙上忙下。

黄永玉和他说过一件往事。他说很久以前，有人用木棍打他，他牙关紧闭一声不吭，那天恰好是他生日。晚上回家，夫人含泪帮他脱衣服，发现背心都被凝血粘在身上。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吭声，黄先生说我在数他打几下，为什么数，“不为什么，我小时候练过功夫，知道自己能扛过多少棍子，到五百下我就完了。”走出万荷堂，俞晓群脑海里想到的是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

生存是最低要求，其次就是精神生活

快速变动的时代里，所有经验都在快速迭代，包括出版。“并不容易做，可现在难的事太多了，什么事是容易的呢？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可逾越那就得改啊。很多人说你怎么天天研究封面啊，还有人说你这是扒书皮儿呢。”俞晓群说自己的特点是随遇而安，遇到什么就去好好干，干到喜欢它为止。在他那里，出版是一种表达，写作是另一种表达，做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内心的平静。

俞晓群拜访黄永玉先生

出版业内说好编辑要有两支笔，一支笔能编书，一支笔能写东西。俞晓群这一代出版人中，他是出了名的“两支笔”，丛书做了一套又一套，自己的随笔也是一本接一本地出。厚厚三卷本的《一个人的出版史》一百多万字，记录35年出版工作的诸多细节。其实俞晓群是学数学出身，最早在三联出的书是《数术探秘》，偏爱的研究的也是少有人行的方向，比如“五行志”，这是中国古代正史中对天变灾异和时事感应的一类记录，他的《五行志丛考》写了一百多万字，后来从里面整理了二十万字出版。

“写东西只是一个爱好，一个表达的出口。”出版工作事务繁杂，俞晓群曾经担任一把手多年，外人难以想象他怎么能腾出那么多时间写东西。他说，“我的生活极单调，读书写作是我唯一的解脱方式。每个人解脱方式不一样，累了闷了，有的喝大酒，有的旅游，我都没有，我哪儿都不愿意去，就喜欢埋在书房里。”

俞晓群说生存是最低要求，其次就是精神生活。疫情这三年，埋在书房里的时间尤其长。他在文章里写，书房窗口望出去，有棵银杏树，树很高，一对喜鹊在上面做了巨大的窝。俞晓群亲眼看着两只喜鹊在几棵大树间选来选去，路边的泡桐树下行人太多，另一棵法桐枝条不够茂密，直到最终选中这棵银杏树。他想起随父母下乡时，冬春之际青黄不接，到荒甸子上搂茅草，一筐茅草不禁烧，做不熟一顿饭。村里的小伙伴会上树去端喜鹊窝，喜鹊筑窝用的都是上好的干柴，有时一背筐放不下，几天烧饭都用不完。小伙伴端喜鹊窝时每次都引得喜鹊喳喳大叫。俞晓群说那时候羡慕小伙伴，但今天回想起来羞愧不已。

他也回忆小时候养鱼，东北很冷，揣着几毛钱去鱼市，卖鱼的会把鱼放在小口玻璃瓶里，然后贴肉揣在怀中。看中哪条，卖鱼的就会把那条鱼用小网捞出，含在嘴里，再吐入他准备好的瓶子，买的人把瓶嘴封好，也贴肉放在怀里。俞晓群回忆，有一次买了一对“黑玛丽”，没想到玻璃瓶瓶盖不密封，走到半路水漏光了，情急之下，他把两条小鱼含在嘴里飞奔回家，但最终鱼还是死了。

或许也和从事的工作有关，俞晓群信任写远甚于说，尤其是退休以后，他给自己立了个原则：不参加社会活动，不返聘，不演讲。“说的东西说过就过了，而且说有时候会走板，写还是留得下来。”

此前他的书都由沈昌文写序，沈公给他写了13篇序。2021年初沈公去世，新书《书后的故事》是毛尖给他写的序，题目叫《鲜嫩六十年》。毛尖对俞晓群的摹写生动有趣，说一般饭局上俞晓群进来，有时穿红有时穿黄，“男性能把这两款颜色穿得甜萌又躁动的，全世界就两个，一个孙悟空，一个俞晓群。”

毛尖感慨：“我们在岁月里老去一年又一年，俞老板却涂了防冷蜡似的，一年比一年鲜美……看完俞老板的《故事》，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他的保鲜期那么长。”俞晓群笑着说，“哪有什么鲜嫩，那是朋友们开玩笑，昨天刚去染的发，全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