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对“侘”理念的认同及演变

2022-05-24 11:53张建立
日本问题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日本文化认同演变

摘要:汉字既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也是中日两国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在汉语中,“侘傺”作为一个复合词使用,初见于《楚辞》,本意为“怅然住立”。“侘傺”传到日本后,在古文书中保留了汉语本意及复合词形态,但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文献中却被拆分缩减为一个“侘”字来使用,并逐渐被赋予了积极含义。自16世纪以来至今,“侘”一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美意识、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日本茶道精神理念而广为人知。

关键词:日本文化;汉字;侘;认同;演变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2-0030-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4

引言

汉字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是中日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汉字文化圈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主要媒介。日本人自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通过长期大量输入汉语古籍等中国大陆文化,不仅逐渐学会了使用汉字汉文制定政治制度,书写其本国历史,编著了记录日本古代历史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且还能借用汉字吟诗作歌表达个人思想情感,编撰了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等。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日本人通过对汉字的分解简化创立了日本语言文字。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共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间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学界更为关注现代汉语中日语外来词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沈国威的三部著作《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东京:笠间书院,1994年)、《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中华书局,2010年)及《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日本成城大学教授陈力卫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等,可谓现代汉语中日语外来词研究领域的代表成果。与之相对,多年来学界关于日本文化对承载着重要理念的汉字意涵的认同和演变问题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月娥历时十余载的呕心沥血之作《从文化苦旅到凤凰涅盘:日本汉字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但其著作主要还是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梳理日本人借用汉字创立日语的历史,及近代以来日本汉字存废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大历史的背景,从微观层面考察作为日本文化关键词并且沿用至今的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演变,既有助于精准理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亦有助于为重构21世纪中日间文化认同提供一些有益的路径启示。本文即拟选取自16世纪以来,历经日本近代汉字存废问题仍一直被沿用至今,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美意识、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日本茶道精神理念而广为人知的“侘”为典型个案,主要通过对《平安遗文》《镰仓遗文》《大日本古记录》《大日本古文书》等大量原始文献中关于“侘”的使用情况梳理,结合日本茶道古典文献以及现代理解等,以期从“日本历史的视角和日本文化整体结构的视角”[1]65关于日本文化中对“侘”理念的认同及演變情况进行考察。

一、汉语中“侘”的含义演变

从现有文献来看,“侘”字初见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而且都是以“侘傺”这种复合词的形态出现。汉代王逸著《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是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王逸之后的《楚辞》注本,不仅关于《楚辞》的篇目全用王逸旧注,具体到每个篇目的具体内容也大多是先引王逸注,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注释,就连宋代最有名的洪兴祖《楚辞补注》和朱熹《楚辞集注》也不例外。《楚辞章句》至今仍是古今中外学人研究《楚辞》最重要依据之一。虽然各种注本对《楚辞》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关于“侘傺”的注释均沿用了王逸《楚辞章句》。

“侘傺”的使用,分别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卷一“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2]15;卷四“心郁邑余侘傺兮”[2]120“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韨韨”[2]121“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2]128“蹇侘傺而含慼”[2]132;卷十六“怀忧含慼,何侘傺兮”[2]305。王逸《楚辞章句》中对上述文中出现的“侘傺”解释是“侘傺,失志貌。侘,犹堂堂立貌也。傺,犹住也。楚人名住曰傺”[2]15“楚人谓失志怅然伫立为侘傺也”[2]120。如所周知,《楚辞》的内容多是屈原被楚怀王疏远并因遭他人谗言与排挤而被流放期间,为了抒发心中愤懑忧郁而作。“侘傺”,可谓正是屈原对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怅然伫立的自我形象的一种描述。由此,“侘傺”也便成了表达失意愁苦、寂寞哀怨之情之态的代名词,乃至衍生出了经济困乏窘迫的含义。如清代陈康祺著《郎潜纪闻》卷六“龚尚书爱才”记载:“合肥龚尚书,怜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内文流,延致门下,每岁暮,各赠炭资,至称贷以结客。马殿撰世俊未遇时,长安过夏,侘傺特甚,袖文质公。公读竟叹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为延誉公卿间。”[3]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侘傺”用例,究其原因,已经不再局限于因政治失意而致,也开始被广泛用于表达纯粹的感物忧思、对岁月沧桑变化的感慨,以及用于表达朋友间离别落寞之情。如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收录的魏缪袭《喜霁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嗟四时之平分兮,何阴阳之不均?(中略)览唐氏之洪流兮,怅侘傺以长怀。日黄昏而不寐,思达曙以独哀。”[4]再如《全唐诗》第86卷收录的张说《赠赵公》诗中:“流赏忽已散,惊帆杳难追。送君在南浦,侘傺投此词。”[5]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62卷“杂曲歌辞二”收录谢灵运《悲哉行》诗中:“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差池燕始飞,夭袅柳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蔂萦。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并。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侘傺岂徒然,澶漫绝音形。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6]这些用例说明,在唐宋时期“侘傺”已经被广泛用于表达纯粹对岁月沧桑变化的感慨和送别朋友时的落寞之情了。

但直至明清时期仍可见到保持《楚辞》中“侘傺”含义的用例。例如,《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中记载:“赵光抃,字彦清,九江德化人。父赞化,工部郎中,光抃举天启五年进士。乡人曹钦程父事魏忠贤,骤得太仆少卿。光抃语之曰:‘富贵一时,名节千古,君不可不审。钦程恶之,即日出赞化为南宁知府。南宁恶地,赞化侘傺而死,光抃奔丧归。”[7]清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著作《瓯北诗话》卷一评论“李青莲诗”时称:“青莲胸怀洒落,虽经窜徙,亦不甚哀痛,(中略)及流夜郎途次,别无悲悴语。至江夏陪薛明府宴兴德寺,已有诗纪游。《赠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窜逐我因谁?感激平生意,劳歌寄此辞。皆无侘傺无聊之感。及半道赦归,即有‘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翻鹦鹉洲之句。又云:‘愿扫鹦鹉洲,与君醉千场。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群芳。其豪气依然如故也。”[8]《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一记载:“盖,字覆舆。明亡后,谢诸生,悲吟侘傺,遂成狂疾。”[9]这些“侘傺”用例都是在描述个人政治失意时的心境与情态。

在现代汉语中,虽然基本上“侘傺”已经成为一个鲜见使用的生僻词,但在一些史学大家著作中亦可偶见近似《楚辞》中“侘傺”含义的用例。例如,叶瑛在其校注的清朝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文史通义》“题记”中慨叹:“其书见重当时已如此。顾先生怀才不遇,侘傺终老,不为时流所知。”[10]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刘起釪在《尚书校释译论》序文中回顾《尚书》篇章的校释工作历程时说:“其间亦有遇合侘傺、情怀郁悒的因素在内。”[11]

总体而言,通过梳理初见于《楚辞》的“侘”字在中国历代文献中的用法,则会发现其大多都是与“傺”一起以复合词形态沿用至今,主要用于表达个人因政治上不得志、人生际遇失意的愁苦哀怨之情,以及经济窘迫的状况,多是对一种负面情绪的描述,终究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理念。

二、日语中“侘”意的变迁

“侘”字何时被传入日本尚无定论。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至少可以判断:日本人尚处在驱使借用汉字的书写系统万叶假名来表达思想情感的阶段时,即最迟在8世纪前,“侘”字就已经传入了日本。而且,“侘傺”传入日本后,其含义与适用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侘傺”与“侘”被分别作为两个词来使用了。

首先,现有文献中,“侘傺”初见于《平安遗文》第10卷补遗篇中收录的住吉神社所藏天平三年(731年)7月5日的古文书,其中记载:“尘满国家,炎烟炭甚盛,闇塞人民侘傺。”[12]这一时期日本因为尚无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是借用汉字来记录各类事情,所以此处引文虽然是全部照录原文亦不妨碍我们的理解。此处的“侘傺”,显然已经超出《楚辞》中仅局限于对个人际遇不佳导致的失意愁怨情绪的描述,而是对因天灾人祸导致的民众生活窘迫状态的一种描写。“侘傺”的这种用例也多见于日本其他古文献。例如,《平安遗文》第2卷中收录的“339 宝生院文书”记载:“永延二年(988年)11月8日,国内之荒芜,人民之侘傺,莫过于斯。”[13]日本承久三年(1221年)后鸟羽上皇为打倒镰仓幕府,举兵讨幕,史称“承久之乱”。《镰仓遗文》第5卷收录“2922 山城醍醐寺文书”中记载了此次战争后生灵涂炭的情形:“承久四年(1222年)正月,合战以后,地头改补之间,百姓侘傺,一庄灭亡。”[14]《小右记》治安三年(1023年)12月24日条中记载:“法性寺座主庆命僧都来谈。次云,资业宅烧亡,一种物无遗也,以侘傺者。又云,明年可殊重愼。”[15]

其次,“侘”字被从“侘傺”拆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词语使用,取代了汉语中的“侘傺”,用于表达个人因人生际遇不如意而产生的愁怨等负面情绪。“侘”字的单独使用初见于《万叶集》。《万叶集》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和歌集,大约在759年由著名歌人大伴家持编撰而成。《万叶集》成书年代是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在中国则是唐肃宗前元年间。从中国历代文献中“侘傺”用例来看,这一时期也正是“侘傺”已经不再局限于表达因政治失意的消沉状态,而开始被广泛用于表达纯粹的感物忧思、对岁月沧桑变化的感慨,以及用于表达朋友间离别落寞之情的时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叶渭渠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月梅的研究,《万叶集》中已经将“侘傺”拆分缩减成“侘”,单独以“侘”的体言型或形容词型、动词型予以使用,总计出现了17处用例,其中,有12例是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悲恋之情。二位学者还进一步指出,鉴于平安时代后期日本贵族生活逐渐由烂熟而走向颓废的社会背景,《万叶集》的“侘”已经“不仅表现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时的烦恼,而且还发展成为反映对生命受压抑的不满和忧郁,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认命的沮丧心境”[16]。

韩国学者李御宁曾指出,崇尚缩小意识是日本国民性的重要特点,日本文化中从器物到精神随处可见缩小意识的印记,通过分解、简化汉字创建日语假名等也是一个典型例子[17]。从这个视角来看,从“侘傺”到“侘”的确亦可谓这种缩小意识在语言上的一个体现。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恰恰是日本人对汉语词“侘傺”的态度,不仅仅体现了其缩小意识,同时也体现了日本人的一种扩张意識。如前文所述,汉语本义仅用于表达个人负面情绪的“侘傺”,在日语中却由小向大扩展成了一个描述人民大众因天灾人祸陷入困苦中情景的词语。不仅如此,其实从“侘傺”缩减而来的“侘”,随着时代的变迁也被不断地赋予了很多新的含义。也就是说,其表记形式虽然得以简化,但表意功能却被多向扩展。自平安时代以来,日本古记录、古文书中常以“侘事”“侘言”的形式出现,表达赔礼道歉的含义,并沿用至今,只是在现代汉语中仅剩下“侘”一个字了。这类用例很多,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举例了。“侘”的多义性转换,展现的正是日本人骨子里所具有的扩张意识。关注日本人思维模式中显而易见的缩小意识固然重要,认真剖析其追求扩大、扩张的意识可能更有价值。

日语中的“侘傺”含义虽有所扩展,但与汉语中的“侘傺”一样,一直仅是作为一个描绘穷困窘迫境况的词语而已。从现有文献记录来看,大约在15世纪以前,独立使用的“侘”主要是替代汉语中的“侘傺”,用于表达政治上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但是,自15世纪初开始,“侘”又被附加了随遇而安、直面现实的积极含义,乃至还被赋予了一种随处做主、把握当下的禅意,从而逐渐被和化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理念。例如,相传由观阿弥作曲、世阿弥修订的大约1423年左右完成的谣曲《松风》中有这样的表述:“尤其倾心须磨海滨的风雅之士,唯其侘境方才乐住。”[18]255266另外,《荫凉轩日录》文正元年(1466年)闰2月7日条中,记载了当年的幕府重臣细川满元(1378—1426)与一个名字叫“麻”的家臣之间的逸闻。由于“麻”的领地因故被细川满元没收,所以其在都城的日常生活尤为贫困艰苦,每日靠着早餐仅吃一顿粗糙的菜食度日,因而遭到众人嘲笑。但“麻”本人却不以为然,反而做了一首和歌来赞叹自己的境况,和歌大意是“侘人无分春与秋,顺生乐世尽逍遥”。细川满元被这首和歌深深打动,将没收的领地又返还给了“麻”。《荫凉轩日录》的记录者评判此事时感叹说:这真是一件非常风雅之事,无论僧侣还是俗人皆当以其为楷模[19]。

经过多次含义附加与转化,“侘”理念内涵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凄惨、哀伤、贫困、落寞、无常、谨慎、朴直、简素、幽暗、野趣等诸多的情绪与感觉,它传递给人的已经不再是一味消极自艾自怜的情绪,而是被赋予了一定积极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日本茶道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显著。

三、日本茶道对“侘”理念的受容

谈到日本文化,提起“侘”这个词,总会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日本茶道。自18世纪后期开始,虽然“茶道”一词在日本开始流行,但茶人们日常爱用的还是“侘茶”或“侘茶之汤”这一称呼。关于“侘茶”之“侘”究竟为何意,学界尚缺乏深入研究。

从日本茶道历史的视角来看,依据现有文献,至少在日本茶道初创期,对“侘”基本上还是遵照汉语中“侘傺”的含义来理解使用的。例如,宽永三年(1626年)刊行的茶书《草人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往昔茶汤分为上中下三段。上者因其身世优渥、或因其富有家财、拥有名物茶道具,故以之为上;中者虽富有但缺乏名物茶道具、或虽然拥有名物茶道具但因其不够富有,故以之为中;下者既乏家财亦缺少名物茶道具,故以之为下,也称此为侘。”[20]145从这个意义上讲,著名日本文化学者唐木顺三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侘茶的“侘”只是一种贫寒落魄者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实况写照而已。“侘”理念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相对贫困的情调之美[21]。唐木顺三的观点,在日本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连日本传统文化界也多是如此来理解日本茶道的“侘”。例如,传统花道流派池坊流的《高级插花教科书》中就明确写道:“茶道旨在追求侘,所以作为茶室的插花不宜华美秀丽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茶室插花不宜用牡丹之类的花。”[22]可能是池坊流派花道认为牡丹花乃是富贵之花,象征着与穷困的“侘”相对立的“富贵”,所以不适合用于茶道插花。但事实上这种仅从物质层面的贫富对比来理解日本茶道中的“侘”是不够准确的。日本茶道的插花一般把花器与花分为“真”“行”“草”三个级别,牡丹花在茶道插花中属于“真”亦即最高级别的花,只要时空适宜并配上“真”级别的花器,牡丹之类的华美秀丽之花也是茶室插花经常要用到的。当然了,具体插花要求自然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复赘言。

日本茶道对“侘”的受容之初虽然是基于对汉语中“侘傺”意义的理解,但并未仅仅停留于此。恰如《草人木》中所讲的那样:“虽然财宝道具都很富足,但若茶汤做法拙劣的话,也被视为此道之下者。纵使为侘,通达此道且在茶汤上根器佳者,亦视为此道之上者。古时候称只有拥有最上乘的叶茶壶的人方可与人约茶,不拥有最上乘叶茶壶的侘人不可与人约茶。虽说如此,但此道以茶为正意,哪能本末倒置因为不拥有最上乘的叶茶壶就不能与人约茶呢?所以,近年来无论上中下皆可与人约茶。”[20]145也就是说,日本茶人并未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的贫富含义来接受“侘”理念,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赋予“侘”以更多的意涵。

武野绍鸥(1502—1555)是最早明确阐述日本茶道的“侘”理念者,他在写给其弟子、也是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的《侘之文》中称:“侘这个词,古人在和歌中曾用于各种情境。近年来将正直、谦逊谨慎、不奢侈骄横视为侘。一年之中唯有十月最为契合侘境。”[23] 在此,武野绍鸥从茶人的伦理层面及时间美学意涵层面对“侘”理念进行了闡发。此外,根据茶书《南方录》的记载,武野绍鸥还曾借用《新古今和歌集》中收录的藤原定家的和歌来表达侘茶之心:“不见春花美,亦无红叶艳,惟有秋暮下,海滨小茅庵。”[24]1617在此,武野绍鸥从空间美学与时间美学意涵层面对“侘”理念进行了阐发,其所推崇的时间美学层面“侘”的最理想时段“秋暮”,与《侘之文》可谓一脉相通。千利休则不像武野绍鸥对时空那样偏执,而是在武野绍鸥借用的藤原定家的和歌基础上,又添加了藤原家隆的和歌来表达对侘茶心境的理解:“苦待花报春,莫若觅山间,雪下青青草,春意早盎然。”[24]1617如此一来,千利休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美学层面,皆扩展了日本茶道中“侘”理念的意涵,追求自然天然,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欲将“侘”阐发为茶道修习者仅凭直觉就能很好地感受得到的日本独特的美意识[25]。

经过自武野绍鸥以来历代茶人的领悟阐释,日本茶道的“侘”理念内涵亦日益丰富。而今,恰如日本著名哲学家、茶道研究者久松真一所指出的那样:侘茶的“侘”并非仅是普通人所理解的艺术规范,而是整个人的生活规范。侘人,即“侘”理念的奉行者,不单纯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追求高尚品行的修行者。侘人根据侘的规范,通过对周边既有事、物、人、境的取舍选择,从中发现或赋予其价值,从而形成、创造出新的事物,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独特的“侘艺术”。换言之,所谓“侘”的境界,就是能够于“无”中生“有”的境界,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境界[26]。

结语

通过如上考察日本文化中对“侘”的认同与演变情况可知,“侘”并非单纯崇尚逼仄空间的美学概念,恰如日本人顺应时代发展对“侘”进行无中生有的含义叠加一样,“侘”理念蕴含着日本人“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无限扩张欲望,蕴含着日本人凡事专注细节追求以小博大的野心与品性。梳理日本人对外交往的历史,仔细考察其行为模式,类似案例或不胜枚举,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本来,“侘”古同“诧”,还有夸耀自己的意思。如《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传》中记载:“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27]但更常见的用法则是以“侘傺”这种复合词的形态出现。在日语中,“侘”与“诧”的假名读音均为“わび”(wabi),二者通用时已经没有了“夸耀”含义,而是变成了表达歉意的词语。

另外,在日本古代文献中,“佗”通“他”,常见的用例是表示第三人称,或者表示远指、别的、其他的等含义。例如:《本朝文粋》天历八年(954年)3月20日“村上天皇为母后四十九日御愿文”中记载:“哀乐如梦,未就是界之寿,祸福相改,忽赴佗方之游。”[28]《碧山日录》长禄三年(1459年)6月11日条记载:“近古以来,吾丛社有颂会,则以在稠众之前书佗人偈颂者以为栄焉。”[29]这样的用例,在日本的公家日记、古文书中还有很多。可以说,“佗”与“侘”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但大概是因为两个汉字字形非常近似的缘故,在自10世纪以来的日本古代文献中乃至17世纪以来的日本茶道古典文献,以及现当代日本茶道研究论著中,常常见到“佗”与“侘”通用或者“わび”“侘”“佗”三者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学者数江教一1973年由东京塙书房出版的专著题目《わび——侘茶の系譜》,就是一个典型的混用例子。这其中也不排除有部分日本人是在有意无意地避开“侘”字,而选择多用“わび”“佗”。这令我想到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古老语言学研究小组负责人、比较语言学家马蒂娜·罗比茨牵头,由中国、日本、韩国、欧洲、新西兰、俄罗斯、美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研究机构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于2021年11月10日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的一项结合了语言学、遗传学和考古学证据的研究报告。该研究对包括现代日本语、朝鲜语、土耳其语和蒙古语在内的语系,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人进行了溯源,结果发现他们的祖先是大约9 000年前在中国东北地区种植小米的人。该研究报告一经发表便引发热议。马蒂娜·罗比茨说:“承认一种语言、文化或民族起源是超越现在国界的,这让人有种丧失身份的感觉,一些人可能一时还无法接受。”“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常常被描绘为代表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和一种基因画像。但是,事实是包括亚洲在内所有的语言、文化和人种都是相混杂的。”[30]

日本借助汉语词而形成的独特审美概念中,除了“侘”外,还有“幽玄”“物哀”“无常”“空寂”等,这些概念既是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把钥匙,亦是通往日本文化堂奥的必由之门,更是回溯日本文化来路和探寻重构21世纪中日间文化认同路径的方向标。这些重要且独特的审美概念中,“侘”大概是唯一心物两性兼具的概念,本文仅粗略地梳理了日本文化对“侘”受容的历史,作为今后的课题,有必要进一步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全面、系统、深入、具体地解析日本人的“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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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gni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a” in Japanese Culture

ZHANG Jianl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the main carrier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Chinese, “cha chi” is used as a compound word, which was first seen in Chu Ci and originally meant “live and stand with regret”. After “cha chi”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t retaine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hinese and the form of compound words in ancient books, but it was split and reduced to a word “cha” in documents such as Manyoshu and Kokin Wakashu, and gradually given a positive meaning. Since the 16th century, “cha” has been widely known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Japanese beauty consciousness, life values, especially as the spiritual concept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s; cha; recognition; evolution

收稿日期:2022-03-01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日间文化认同问题研究”(2021RBSB03)

作者简介:张建立,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化与社会思潮、日本国民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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