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研究：学界观点、分期理据与未来进路

徐彩勤　张英魁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一直是本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无论是党史领域还是思政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及研究都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文献。从学术史考察，思政分期的研究在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进路：一是以大历史观为依据的观念呈现，其着重从党史、国史和革命史的宏观角度来讨论思政学科分期，这也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观念;二是在大历史观之下以当下领导人新论断、国家发展战略与政治转型、公共政策变迁以及学科体系转型为分期理据，后者未有直接论述，但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分析观之。两种研究进路既有相继承接的历时性，也具有主次分明的共识性，共同表现了追求思政学科发展的自觉意识。由历史观的宏观分期向学科史的微观化转型，建构思政学科分期的科学化与微观化进路，遵循精细化进路，促进内在研究范式的创新，推进研究阶段与过程的融合，将成为未来思政学科分期研究之重点。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分期 依据 划分阶段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及冲突治理研究”（21BZZ010）;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TS201712038）

[作者简介]徐彩勤，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日照 276826）;张英魁，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照 276826）

[DOI编号]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3.00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重要构成，总结其百年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在理论和实践等诸方面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3]251。但因历史分期的依据、时间跨度的衡量、人物流派的选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分期仍“是一个众说纷纭，颇难完全统一的问题”[4]8，呈现出不同史学视域下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广大学者围绕“分期”这一核心术语内含的“分期依据”与“阶段划分”两个向度，以宏观的大历史分期为依据，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党史、国史和思政史研究进路。仔细审视之，以大历史观为依据所呈现出的分期观念，也内含着中观层面的政策导向和学科体系转型的依据。足可见，对中共百年思政分期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包含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分期问题进行深入且系统的回顾与反思，以期为未来思政学科分期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学科史与分期研究的意义：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资源与经验支撑

欲明道，必先为史，历史、现实与未来从来都是相通的[5]，思政学科史本身具有史学属性，以历史思维观照现在学术进展、助力未来发展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6]。思政学科史是研究思政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的科学[7]。回顾中共百年思政学科史，实现方法论的历史思维和分期研究的史学研究方法的碰撞，是探寻思政学科规律和经验、深化思政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着深刻的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其为思政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构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

（一）思政学科史研究的意义

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8]5学科史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强学科史研究，才能“推古验今，先揆后度”[9]6，方可着墨过去和未来，着眼当前和长远，对把握学科整体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学科史如此，思政学科史复如是。对思政科学史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思政学科史的研究益于思政从经验形态提升至理论形态。学科史是大部分基础理论的前提条件，也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来源[10]。思政学科建设必须加强自身的系统化理论探索，深化其在基础学科层面上的理论研究。这是因为思政作为一门学科并非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它所研究的问题是思政领域所特有的活动，最终以理论形态加以表现，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实践活动积极能动的反映。

其次，思政学科史的研究可为思政学科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列宁曾说：“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从某种现象的历史起源、发展阶段考察每个问题，且依据这种发展考察事物的现在状态。”[11]26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来呈现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思政学科亦复如是。就思政学科而言，回顾、追溯、梳理其发展历程可以全面呈现思政学科在各个阶段发展的状态，人们也可更好地认识思政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存在的基本样态、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这都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经验支撑。

最后，思政学科史研究有助于深化思政学科建设。思政学科史作为思政学科的分支，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当前思政学科建设“科目纲条”之“统系”可循，却“散见经籍”，“无教育专书”[12]。特别是当下思政建设处于规范化阶段，相应的基础理论学科、分支结构仍待完善与建构。而思政学科史的研究恰能发现、弄清、还原思政历史发生发展的“真相”，按照其“本来面目”书写真实的思政史。正如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所言说的“如实的说明历史”[13]23。所以，在书写思政学科史的同时，也深化了对思政学科的认识和建设。

（二）思政学科史的分期研究：学科史研究的中观化进路

“分期研究”是学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傅斯年曾言：“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14]52因此，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过程中分期研究尤为重要，思政学科史的分期研究亦是如此。研究思政学科史分期问题，明晰历史分期内涵是前提。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曾说：“历史分期是古往今来的历史进程确定什么构成延续和什么构成主要变化的定义标准。”[15]341而思政历史分期是对思政学科发展历程的一种概括和揭示，也是思政学科史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思政历史分期的实现仍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分期;二是如果能分期，分期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这也是分期研究的关键。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

其一，对于能不能分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学分期研究中找到答案。所谓历史分期就是寻找合适的标志性“事件”来断代，并阐明其关键意义[16]55。但对历史学是否能分期，学界至今仍有争论。陈衡哲早言：“历史是贯一的，是继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连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17]6罗志田也认为历史具有连续性，无法被人为切断，因此对于历史分期充满疑问[18]185。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在其《新史学》一书中，对历史分期也提出了质疑，对历史分期的不科学性就讳莫如深[19]106。不过，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虽然历史有其连续性，但历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其本质只是一种历史理解框架或者说历史认知模型，历史分期的结果也无法真正切割历史的进程[20]3。我们也认为学科史本身充满了人为的因素和痕迹，其过程是可以认知的，历史也是可以进行分期研究的，思政學科史更是如此。

其二，思政学科史如若能够进行分期，那么其分期依据是什么？所谓思政学科史分期的依据就是指对思政学科史进行分期所依据的标准，即分期标准。依据不同的分期标准可以对思政学科史进行多种维度的分期，提出不同的思政学科史分期的进路。正如大卫·布莱克本所说：“分期是历史学家建构的产物，他们总被此前历史学的分期所包围，但这个分期的整体框架总在变化，‘旧的未去，新的又来”[21]302。因此，在思政学科史分期研究中出现不同的分期进路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恰体现了思政学科史分期研究的蓬勃发展。这有利于对思政学科史进行全方面、多层次的学理探研。搞清楚思政学科史分期，摸清对其分期研究的现状，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三）思政学科史分期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思政学科史分期不仅关乎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服务现实。因而，考察思政学科史研究中的分期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一方面，思政学科史分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思政学科史研究的特点，深化对其研究框架的整体认识，进而理解思政学科内在的发展脉络。意大利著名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曾言：“历史犹如一部一直上演的戏剧，作为戏剧，是由不同的情节所组成，而情节总归有开始、有高潮、有过渡、有结束，对这些情节的划分，最终的目的只是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部剧。”[22]86-87同时，对学科史各阶段的考察，也是理解思政学科的重点。通过分期，我们明晰了思政学科发展所历经的阶段，也对各个阶段的思政发展现状有了更准确、客观的认识，对于推动思政学科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思政学科史历史分期研究也有着实践价值，尤其是对预测未来发展之走向上的重要价值。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言：“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才能获得意义与客观性。”[23]59回顾历史，方能认识现在，着墨未来。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凡对于以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24]2思政学科史分期，不是以时间为节点的，而是体现在它的性质上。对这个阶段性质的判断，是找到思政学科发展趋势、辨明其前进方向的核心所在。着重将现阶段的历史与以往的历史进行认真比较和分析，揭示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而对未来思政学科的发展作出前瞻和预测。这才是历史分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二、学术界的分期观念剖析：以大历史分期为依据的观念呈现

百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期问题，探索与争鸣并不鲜见。从当前学界研究的成果来看，在宏观层面以大历史观分期为依据的研究贯穿于百年思政分期研究的始终。主要以中共党史、国史、思政发展史为依据，或者将党史、国史与思政发展史相结合，呈现出关于思政学科分期的三种观念。

（一）学术界分期的学术史梳理

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思政分期研究是将各种现象凝聚于一个总体历史框架之中，以引领我们追溯客观存在的思政历史轨迹[25]。在大历史依据下，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三种分期观念。

其一，以中共党史与国史为依据，对思政分期问题进行讨论。此类研究学者立足在史学视域，提出在思政学科初创时期，思政史脱胎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与新中国史，强调历史分期带有强烈的党史、革命史和新中国史的印记[26]。有学者以党史或国史为依据来进行思政分期，比如依据国家发展历程，将思政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阶段[27]26;或是依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将思政史划分为设置准备时期、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性转折时期、全面改革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十个时期[28]6;又或是以党史话语界定思政史的时期和阶段，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思政教育史划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时期、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时期、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十一个时期[29]39-451;也有学者以党史、国史等多重角度为标准来进行分期，譬如王树荫以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政史的分期标准，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思政教育史划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拨乱反正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时期十个时期[30]5-301;在最新的2016年思政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也依据此，将思政史划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性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二个时期[31]137。以党史和国史为依据的分期状况详见表1。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

其二，以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史为依据，对思政分期进行了讨论（见表2）。即着眼于思政自身的发展历程、特点规律与理论创新，对其内在逻辑进行历史分期，廓清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使其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科学分析框架的独立学科。

一是以思政自身发展的历程为依据，徐昶宾将思政工作史划分为开创、形成、趋于完备、发展、转折、曲折发展、“左”倾错误统治以及创新八个阶段[32]12。此分期标准试图建构起以思政工作为话语中心的历史线索，这也是以此标准进行分期的最早尝试。

二是以思政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依据，张耀灿在借鉴了发展历程分期的基础上，拓展了以自身特点规律为依据的分期视域，将1921至1978年思政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思政初创和形成时期、思政的成熟时期、思政的发展时期、思政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思政的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33]11-251。吴潜涛、刘建军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史论》[34]5-280、王树荫、王炎在《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49—2009》中[35]6-362基本上也是采纳了这个标准。

三是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为依据，如李吉生将改革开放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思政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创、形成、成熟、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发展五个时期[36]。郭小兵也沿用此标准，并将其划分为发展形成、曲折中前进、新时期、新发展四个阶段[37]。

四是以思政学科发展线索为依据，将改革开放以来思政发展划分为思政专业化阶段、科学化阶段、建设阶段、发展阶段[38]。虽然这一分期标准尚有不完善之处，但这种划分摆脱了以党史、国史与革命史为分期标准的惯性思维，为思政历史分期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其三，以中共党史、国史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史相结合为依据，对思政教育分期问题进行讨论（见表3）。在探求思政史形成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发现思政史与中共党史息息相关，不能脱离党史与国史的发展线索独立进行历史分期。这些研究者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对思政史进行研究，涵盖了党史与思政史、国史和思政史两个维度。

一方面，党史与思政史维度，即根据思政发展的脉络与党史中的重大会议为依据，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政史划分为拨乱反正、新时期、全面推进时期、新局面四个阶段[39];或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思政本质属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政史的内在特点和发展规律，将思政史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思政[40];又或是以党史分期为前提，在遵循中国共产党思政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来探讨，从党的思政孕育开始，将思政史形成与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思政孕育与形成阶段、成熟与发展阶段、曲折与挫折阶段、恢复与创新阶段[41]。

另一方面，国史与思政史维度，即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体、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将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42];也有从中国演进的阶段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演进的内在特点和规律来分期，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43]。此分期标准既展现了思政教育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又能表明思政自身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二）分期的差异与冲突

从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明晰，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政分期问题呈现出三种分期依据：中共党史与国史、思政自身发展史、中共党史与思政史或国史与思政史相结合。三种分期依据在研究视域中有着共同之处，即都是在大历史观的宏观框架之下进行讨论，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正如何炳松所说，“必须注意这个共同性，因为人类的各种行为和思想，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其间总有一种联带关系”[44]121。不过其内含的分期差异与冲突也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关于分期的差异。分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分期的时间跨度、时间界定、动因以及目的四个方面。首先是在分期的时间跨度上，三种分期在此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研究时间跨度的差异性，形成了九阶段论、十阶段论、十一阶段论[27]-[31];在思政史分期中，主要以四阶段论、五阶段论为主[34]-[38];在党史与思政史二者相结合的分期中，形成了四阶段论[39]-[42]。其次在分期的时间界定上，党史的时间界定基本上是以重大党史事件或者文件为基准，在1921、1927、1937、1945、1949、1978等关键时间点，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拨乱反正等比较突出且普遍认可的分期界点。而思政史的时间界定是以思政工作话语为线索或者是以思政学科发展为基础，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和党史分期的阶段相同，改革开放之后以1984、2005、2012等为界定，形成了思政学科创立、发展、成熟等阶段。党史和思政史相结合的时间界定基本上以思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党史的重大会议相结合，以1921、1945、1978为节点，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时期四个阶段。最后在分期的动因和目的上也存在着差异性。

第一种分期观念认为思政是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决定了不同的思政，这种分期正反映了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所带来的思政转变。第二种分期观念认为思政是一个学科，其以发展脉络为分期依据能更好地探寻思政自身发展规律，为未来思政发展提供借鉴。当然，第三种分期观念结合了两种分期的动因与目的，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关于三种分期依据的冲突。此方面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在党史界，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依据是毛泽东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强调的“客观研究需以整个党的发展阶段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囿于研究局部或個别细节，而应着眼于研究全部与研究路线、政策”[45]192。依托此观念，思政界学者认为思政学科史的研究对象也应有一定范围，重点研究在党的路线指导下的思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策过程与机制、党在相应问题上的思想活动以及思政自身的发展史[46]3-17。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

具体在中共党史、国史为依据的分期中，思政分期对象往往也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发展的全过程。在以思政发展史自身为依据的分期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有的是整个思政发展的历程全貌，也有的是思政学科建立以来的发展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还有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在二者相结合的依据中，研究对象则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思政发展历程交织的现象。足以可见，在当前学术界思政分期研究中，关于研究对象存在着冲突。三种分期观念的冲突见表4。

（三）总体分析的依据剖析

诚如上述所论，从整体上看，当前学界关于思政学科的历史分期遵循着大历史观的分析框架，依托于不同阶段的重要文献资料，还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场景，实质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拓展深化。思政分期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其研究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极为重要的经验支撑。

从局部来看，当前学界的分期观念既有着自身的形成特点，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首先，从三种分期依据形成的过程来看，以中共党史、国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史的分期标准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47]。但这种划分未能很好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因此，出现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史为标准的第二种观点。在进一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史形成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史与中共党史、国史息息相关，没有脱离党史和国史的发展线索而独立存在，一些学者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史进行研究，形成了既能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又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第三种分期标准。

其次，从大历史分期的优势来看，采用大历史分期，一是有利于我们以清晰的时间脉络着重研究思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侧面，于纵向延伸层面更富有层次感。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依托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受到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制约与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中，具有某种阶级性，是关于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思政历史分期，既体现各个阶段思政的现状，又反映各个阶段思政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既揭示了思政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又从总体上反映思政的历史体系。

但是，学者们在大历史观的框架下所建构的三种分期依据，仍存在着不完善之处。

其一，以大历史分期为依据，没有突破党史模式和党史话语的束缚，以党史思维论述思想政治教育史问题，模糊了两者的学科界限，思政学科的自身特色和理论性欠缺。

其二，宏观的大历史分期依据造成分期框架较为单一。由现有的研究观之，无论是以中共党史、国史为依据的分期，还是以思政自身发展史为依据的分期，抑或是将二者相结合所确定的分期，这些分期框架是否能够适应思政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挑战，是否科学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规律等，都值得商榷。

其三，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学者们都不自觉地运用了其他依据，比如政策导向和学科导向依据，但他们却未能深入研究，造成分期依据的不全面性。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对当前学术界的学者们对于思政的分期依据重新审视，更好地契合思政学科分期的价值和意义。

三、学科发展的分期理据：国史、发展阶段与政治转型

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共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研究，是在对百年思政发展史及其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设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来讨论思政分期问题。这些讨论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联系，与思政学科体系相勾连。思政分期问题自然与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转型、公共政策以及学科体系转型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中观层面的政策导向与微觀层面的学科导向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分期理据。但从上述学界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大都将分期依据聚焦于“大历史观”视域下，忽视了“大历史观”所隐含的中观和微观分期依据。这正是我们将要继续观照和探讨的。

（一）大历史观：中共党史与国史的依据

大历史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分期，历史分期要有大历史观[48]。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也遵循着大历史观的分期理据。从上述学术史的梳理可见，大历史观之下的中共党史与国史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明显的分期理据，这也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并实践之。而中共党史与国史之所以能够成为学者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分期的依据，正是由党史、国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紧密性关系所决定的。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政，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紧密相关。从思政的发展来看，其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机缘或外力铄入而出现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发展的[49]8。这表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重视思政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政的辉煌历史其实就是以其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历史[50]。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决于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跟随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而发生转变。因此，党的自身建设和党依据社会变化所确定的指导国家社会建设的主要理论纲领路线、大政方针政策的发展变化脉络，就成为思政学科发展的分期理据之一。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关系密切。国史不同于党史，国史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脉络为分期的基本依据，与党史分期依据存在着差异。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已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每个阶段下，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主义矛盾背景之下，思政的任务和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有着各阶段独有的特征和规律。思政学科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关系密切，思政学科分期必须既要突出国家的发展进程，又要突出思政学科自身的特征。因此，以国史作为思政学科分期的依据是科学且必要的。

（二）当下国家领导人新论断的依据

对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分期理据研究的维度之二是探讨当下国家领导人的新论断对分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思政的分期充分依据了国家领导人的论断。这些论断支撑了思政体制机制的建设，尤其是新时期思政学科的科学化发展，也为思政分期提供了依据。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

如有学者认为思政学科发展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40]。也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政发展阶段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四个发展阶段[51]。上述阶段的划分与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相呼应（见表5）。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受教育者符合国家意志的思想和行为，而领导人作为国家意志的典型代表，自始至终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领导者、设计者、管理者和组织者[52]，领导人主体从根本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性质，收获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累累硕果，包括其希望达到的政治认同、社会支持、舆论支撑、“政治—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成员特定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等等。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3]98尤其是在新时代，当下国家领导人的新论断表达了当下国家意志，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此目的重要途径。因此，当下国家领导人新论断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又一理据。

（三）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转型与公共政策变迁的依据

胡绳强调：“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而表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54]15历史分期也要善于通过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转型与公共政策变迁来展现其发展的全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并且在改革开放后明确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特别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层面上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此来推进教育优先战略的实施（见表6），这也体现了公共政策在推进思政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百年进程中的政治转型也催生出新的教育理论形态与此相映照。因此，这三者相互嵌套、互相依托，成为学科发展的第三个分期理据。

在上述以大历史分期为依据的思政学术史梳理中，有学者遵循着经济体制目标的变化，将思政发展阶段分为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55]。也有学者根据改革开放的发展程度，将思政划分为酝酿准备时期、拨乱反正和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四个时期[56]97。更有学者根据中国特色主义事业的主题，分为改革开放初期、探索时期、全面推进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57]。此三种依据的指向凸显了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转型和公共政策变迁的重要性。

之所以重视此分期理据，一是由于国家战略对思政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与思政学科发展统一于中国实践之中[58]。二是政治转型催生思政的发展。“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每一次急剧转型，都催生出与现代性交相辉映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和学术增长点”[59]，政治转型与思政学科发展在彼此互嵌、相互切磋、交织纠缠中重构了自身理论体系。三是公共政策从制度建设角度规范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因此，中观层面的政策导向也是思政学科发展的分期理据之一。

（四）学科体系转型的依据

学界关于思政学科发展的分期理据之四即探讨学科体系转型对思政分期的影响。所谓学科体系，就是一种对知识世界结构化、体系化的分析方法，也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集约的学科分类制度[60]。而学科体系转型，就是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是以知识结构、科学分工为基础的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和学术机构的组成体系的变化和革新[61]。思政学科在中国自1984年设立至今，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也历经了几次转型，这已经成为划分思政学科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纵观当前学术界，关于思政学科分期，无论是以中共党史和国史为依据，还是以思政自身发展史为依据，都可以看到学科体系转型依据的痕迹。学界认为思政学科历经四个转型阶段[62]，分别以1984、1987、1996和2005為界定，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时间点，是因为1984年思政学科本科专业建立，是思政学科创立的标志。2005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思政二级学科的设立为标志，思政学科进入了纵深化的发展阶段。上述佘双好的学科划分正是依据了这一点。黄蓉生也依据这一点，将思政学科划分为初创时期、发展时期、融合化时期和纵深化时期四个阶段[26]。冯刚对此也深表赞同[63]。

学科体系自身所蕴含的发展性内涵和建设性张力，昭示出学问、科学、知识及建构的理论特质与实践魅力。学科体系转型为推进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益于思政自觉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实现新科学使命。在思政科学分期中，学者们以学科体系转型为依据，旨在形成思政的学科动员，自觉意识到思政学科在发展历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揭示思政学科发展的规律，从而探析思政学科转型背后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发展的关系，也为未来思政学科的发展总结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四、学科分期研究的进路：由大历史的宏观分期向学科史的微观化转型

关于思政分期依据，学界在宏观视野下建立起了“大历史”的宏观分期框架，也遵循着中观层面的当下国家领导人新论断、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转型与公共政策变迁以及学科体系转型的依据。无论是宏观分期依据，还是中观分期依据都存在着诸多问题，难以实现思政学科史分期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因而，我们仍需在总结学界分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思政学科发展的现实，建构起思政学科未来分期之进路，即由大历史的宏观分期向学科史的微观化转型。

（一）依据的科学化与微观化进路

思政学科分期研究的首要进路是依据的科学化与微观化进路。科学化和微观化在思政学科分期中已经互为融合，成为思政学科史微观化转型的依据之一。

所谓思政学科分期的科学化，就是指在求真求实的史料研究和客观准确的学科发展之上，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描述思政发展规律。其本质在于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不完善到日臻完善的过程[64]。增强思政研究的科学化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65]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客观准确的史料，一方面，要做好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做到根据客观真实的史料说话，在丰富而真实的史料之上，思政学科分期的结果才能经得起检验;另一方面，要做好文献的整理和阐释工作，单一的资料不能原原本本地呈现思政学科发展的全部事实，这需要思政工作者采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辩证思维对其进行考证、分析、归纳，用普遍性的概念系统对其进行适度抽象和逻辑重组，形成准确描述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规律的思政话语表达。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

思政学科分期的微观化，一般来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分期时间的微观化，即“小”，这是直接也是最表层的含义。第二层含义是内容的微观化，即“细”，这是思政学科分期依据的一贯原则。具体而言，时间的微观化，就是对思政学科发展史进行细致精确的划分，不能遗漏;内容的微观化，就是把握思政内容的“细”，对内容进行全面的呈现。

（二）学科分期的精细化进路

思政学科分期研究的第二个进路就是精细化进路。精细化既是管理领域的一种概念、观念和意识，也是教育过程的规范化、流程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种文化、态度和理念。其内涵就是指按照精、准、细、严的原则，以标准化、细致化、协同化和严格化的思路，通过充分整合各种资源来强化协作，以达到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实现任务目标[66]。其中“精”是精益求精，“准”是指准确、准时，“细”是指细致、细化;“严”是指严格。

那么，思政学科分期的精细化则是指在思政分期过程中，引入精细化的理念，按照精、准、细、严的原则，真正摸清思政学科发展脉络、认识思政内容，通过态度的精心、把握的精确和过程的精致，对思政学科史进行精准分期，推进思政学科分期实现真正的具体化、扎实化、成效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要将精准思维扎根到各项工作中，“要对准瓶颈和短板，精准对焦、协同发力”[67]，“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進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68]220。因而，在思政学科分期中，也要遵循着精、准、细和严的原则进行学科分期。

在思政学科分期过程中，“精”强调的是内容精练、方法精练和成果精练，“准”强调的是判断、分析得准确，“细”是指学科对象分类的类化，“严”强调的是分期的标准化。具体而言，首先，思政学科分期的“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思政分期内容，要精简提炼，要与时俱进，要取其精华;二是对思政分期方法，要精心设计，精挑细选，以提高思政学科分期的科学性和效率;三是对思政分期的成果，要精致、精品，要经得起检验和考究，让分期成果更具有专业性。其次，思政学科分期的“准”，就是对思政学科分期的判断和分析，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实效性，对于思政分期的判断要精准科学，分析要鞭辟入里、细致深入。再次，思政学科分期的“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思政对象细化，不但要对思政的实施者细化，也要对被实施者细化;另一方面，思政学科分期过程要细，即思政学科分期的时间界点、标志性事件、地点等要细化，真正实现分期对象、内容和过程的细化。最后，思政学科分期的“严”就是指分期的标准和程序规定，要做到有依则行，有据则依，在分期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时间偏差。老子曾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69]259我们要以精细化进路来对思政学科进行分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思政学科的发展规律，促进思政未来之发展。

（三）学科分期的内在研究范式创新

思政分期由大历史观的宏观分期向学科史微观化转型的第三个进路，就是学科分期的内在研究范式创新。“从事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范式，用什么样的范式从事科研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科学。”[70]从思政领域学科分期问题来看，研究范式问题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问题。所谓范式，托马斯·库恩认为：“一个范式是一个普遍认可的模型或模式。”[71]171按照托马斯·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我们认为思政研究范式是指在思政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方法论模型和实践操作样态在内的完整体系。它内含着形而上的科学信念或理论思想，也内含着形而下的具体操作范例，也是研究方法、框架体系和解题标准的“总开关”。

对于思政研究范式的理解，从学科视角来解读已经成为思政学界的共识。有学者从学科视角出发，认为范式指的是一门学科在其历史中形成的特有研究传统，包括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学科经典、研究范例以及这个学科共同体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对于该学科的共同知识信念[72]5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思政研究范式不仅是使思政成为独立学科的充要条件，而且是思政学科的传统、形象及风格，从而规范着思政学术共同体和思政学科的理论趋向以及实践进程。因而，学科分期的内在研究范式创新就成为思政学科分期的又一个研究进路。

依上述关于思政研究范式的论述，思政学科分期的内在研究范式创新可以从话语体系、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四个方面努力。第一，注意话语体系衔接问题。思政学科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世界交流基础之上的，其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思政的内容、目标、方法、评估及价值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各个阶段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具体分期时，以思政话语体系为参照。第二，摸清学科性质。关于思政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我们已知道其是历史学与思政学的交叉学科，但是交叉不等同于重复，在未来思政学科分期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学科性质，找准定位，进而在本学科性质之下实现科学分期。第三，明确研究方法。在进行思政学科分期时，既有党史视角下的历史学分析方法，也有教育学视角下的教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分析方法[73]。对个体的学者而言，掌握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相对较难。在具体分期时，应该着眼于思政的本质确定逻辑主线，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以多学科作为参照进行历史分期，整体和分层次地构架思政教育研究体系。第四，明晰分析框架。当前关于思政学科分期依据多是党史的框架[74]178。此框架对于思政学科而言，区别度和辨识度并不高。因而关于思政学科分期，要以意识形态性为其逻辑主线，以事件为纵轴、以实践活动为横轴建构起自身的分析框架。

（四）学科分期研究的阶段与过程融合

思政学科分期研究的最后一个进路，即实现学科分期研究的阶段与过程融合。那么何为阶段，何为过程，二者有怎样的关系？从词义上来看，阶段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的段落，而过程是指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或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阶段是比过程更低一级的层次，阶段是过程中的阶段，无数的阶段形成一个动态过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75]4。因而，我们在此可以将思政过程界定为一个由若干阶段衔接而成的动态过程。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

在思政学科分期的过程中，为何要实现学科分期研究的阶段与过程的融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过程，期间基本上都要经历各种阶段。这种“阶段”和“过程”的融合，是动态性的统一，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正如在关于思政过程阶段的研究中，有学者从发展的角度把思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76]100，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八个阶段[77]。无论是三阶段论还是八阶段论，都说明了这一系列阶段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思政的整体过程。放在思政学科更宏观的视域下，思政学科各阶段也构成了整个思政学科发展过程的全貌。但是，当前思政学科分期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过度重视学科阶段的划分，造成了思政学科断裂，使研究的整体性缺乏。具体言之，对学科进行阶段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期研究和知识发展的必要途径，但过分分化又会限制学科整体性的研究和知识的发展。

因此，对思政学科分期，阶段和过程的融合就是分期研究的必然。首先，这种融合必须从宏观历史进程上和动态发展过程中进行分析把握。从整体视角来发现思政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注意各阶段与整个过程的联系;其次，按照思政学科过程及其特征方式，还是其他方式所划分的思政学科发展各阶段，必须注意各个阶段的结构、内容以及方法等方面的横向联系，也要注意以各时间界定所区分的纵向联系，实现思政学科研究的阶段与过程的有效融合。

中國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对中共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史与分期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极为重要的经验支撑。从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共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中共党史与国史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史依据”“中共党史、国史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史结合依据”等论争与探讨，最终多元一体、多流交汇于大历史分期依据之中。无论是中共党史领域的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学者，其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虽有差异，但都具有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自觉意识，彰显了强烈的学科认同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也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分期问题的探讨，一是其依据不仅局限在宏观层面大历史观分期之中，还遵循着中观层面的当下领导人新论断、国家发展战略、政治转型、公共政策变迁以及学科体系转型的依据。在研究中多被忽略。二是仅从大历史观的宏观分期和政策导向的中观分期展开研究，学科史的微观化研究薄弱。这种状况造成了研究成果、学者群体、学科沟通的区隔化——在表象层面上，重复研究多;在深层问题上，达成共识少，存在阶段划分趋同、研究范式泛化等问题。因此，中共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分期问题研究，由大历史观的宏观分期向学科史的微观化转型会成为未来研究的进路。因此，我们从依据的科学化与微观化进路、学科分期的精细化进路、学科分期的内在研究范式创新以及学科分期研究的阶段与过程融合四个方面努力，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提供当下的经验借鉴与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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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金辉]

A Study on the Stages of the Centenni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ademic Views， Reasons and Accordance for Phase Division and Future Approaches

XU Cai-qin ZHANG Ying-kui

Abstract：The st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theoretical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Whether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party history or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they have been thinking and studying this problem， so they have left abundant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undred year academic history， the study on the st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approaches： first， the concept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great historical view， focusing on discussing the st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party history， national history and revolutionary history， which is also a generally recognized concept in the academia; Second， under the great historical view， we take the current leaders new judg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ublic policy change and discipline system transformation as the reasons and accordance for phrase divi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latter has not been directly discussed by scholars， but we can analyze it from researching. Th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ot only have the diachronic nature of inheritance， but also have a clear consensu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which jointly shows the consciousness of pursuing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iplin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from the macro stage of historical view to the micro stage of discipline history，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and micro approa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ipline stages， following the fine approach，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al research paradigm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stages and process， these above ma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t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iplin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ages Basis Phase Division45FB7B72-A174-4F6E-A06F-95088E3622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