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发展: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2022-05-30 15:14
今古传奇·人物版 2022年11期
关键词:义乌浙江城乡

“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改革。”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十分重视改革创新,他曾说:“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改革。”他以改革创新为引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使浙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放权,让义乌迎来了“点石成金”的发展

2002年12月27日,刚从福建调任浙江两个多月的习近平第一次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调研。“这是我到浙江工作以后到的第一个县级市。”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习近平见到他后说的第一句话。

义乌,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001年,有一道关于义乌市场的“计算题”非常流行:“如果你在每个商位前逗留3分钟,按每天逛8小时计算,需要多久才能逛完义乌市场?”答案是“一年半”。义乌市场的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繁华背后却是危机四伏。这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但大多数商户不懂外贸,不会电脑,习惯于“现场、现金、现货”交易,市场成交额徘徊不前,以至于有人断言义乌市场活不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义乌市场到底还行不行?不少人心里犯起嘀咕。

“这其实反映了义乌市场粗放贸易方式带来的危机。”当时楼国华一直在苦苦思索义乌市场的未来在哪里,他说:“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面临严峻的形勢,那就是全国与之相类似的市场非常多,同行竞争激烈。另外,国外的大型超市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小。”

习近平到达义乌后一路走一路看,考察了当时仍是一片黄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工地,给陪同的当地工作人员留下一句承诺:“我今后会经常来义乌看看。”此后,习近平又多次到访义乌小商品市场。

先成长,先烦恼。成长后的烦恼,一点儿不比成长前少。2005年,义乌市的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标志着义乌市场从以内贸为主转型为以外贸为主。义乌也获得公安部授权,成为第一个可直接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县级市。当时,到义乌做生意的外国客商已近2000人,但是货物进金华要签证,报税也很难,出口报关要到宁波。这些问题,都是习近平从商户们口中问出来的。

“他来调研时,都是问商户问得多,问我们问得少。”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易回忆道。

调研中,习近平敏锐地察觉到,快速发展的义乌正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对这些体制机制上的不适应,习近平生动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小孩子成长太快,衣服太小,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2005年11月22日,对义乌超常规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习近平专门批示,要求省有关部门对此类问题进行专项调研,为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在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下,2006年11月14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义乌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总共下放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义乌市政府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

2006年6月8日,习近平第八次来到义乌,此行的目的是推动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热潮向纵深发展。

随后,一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座谈会在义乌市城西街道横塘村召开。在横塘村村委会会议室,习近平就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与金华市、义乌市有关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座谈,首次全面阐述他眼中的义乌发展经验,称赞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要求在全省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将义乌的发展概括为“‘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这成为义乌发展经验最精辟和最生动的注解。

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

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第四个GDP超万亿元的省份,同时也成了全国最缺电的省份。据2004年上半年统计,超过一半的企业遭遇过非正常停电,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连西湖边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为应对频繁的停电,很多企业甚至寻常百姓家都自备了发电机。

后来,有记者就此提问:“停电的时候,您在想什么?”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能源紧张,土地供给也紧张。耕地面积锐减,一大批重点项目无法落地。“照目前的批地速度,浙江再过几年就无建设用地可批了!”彼时,经常听到地方干部发出这样的感叹。

摆在浙江面前的,只有“调整”一条路可走。

在2004年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浙江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资源危机: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他强调,要痛下决心,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

一开始,许多人并没有领悟省委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深意。“腾笼换鸟”是不是原来的工业企业就不要了?“凤凰涅槃”是怎么个“涅槃”法?

习近平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家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使大家深切认识到:所谓“腾笼换鸟”,并不是简单地腾小鸟换大鸟,也不是一味淘汰传统的工业企业,而是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习近平曾讲过“三只猎犬”的故事。他说,非洲猎犬个头小,但是群体狩猎,面对比它大很多的斑马,三只猎犬精确分工,一只咬后腿,一只咬前腿,一只咬脖子,干掉一只斑马。猎犬式分工,使得浙江众多中小企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企业想要多赚钱,却做不到“物美而价高”,究其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品牌。差不多质量的皮鞋,没有品牌就只能卖二三十元,如果是国内驰名商标则可卖到几百、上千元,如果是国际名牌甚至可以卖到上万元。价格上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这就是“凤凰涅槃”。

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的2004年6月2日,习近平来到位于长兴经济开发区的浙江畅通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天能集团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分公司。

那时候,天能一部分产能刚从山沟沟里搬出来,落户到长兴经济开发区,新厂房投产才半年多。不少人对蓄电池的污染问题很关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已下定决心,要做绿色环保电池。

“习书记,会客室已经准备好了。”张天任边说边想带习近平往会客室走。

“不坐了,我们直接去车间看看吧!”于是,张天任陪着习近平看完两个做产品的大车间。“习书记,我们是电池企业,去年响应政府号召转型,把传统电池做成绿色电池。我们还计划开展废旧电池回收,发展循环经济。”

“你的企业不错,我们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张天任并没有立即领悟到习近平的意思,但省委书记的打气,给正处于转型阵痛期的张天任很大的信心。

“有些省份对电动车尚未出台支持政策,而且企业很缺人才。”听了张天任的抱怨后,习近平鼓励他,困难是暂时的,转型升级这条路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快离开天能时,习近平握着张天任的手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刚好旁边有一辆电动车,张天任邀请习近平上去坐坐:“习书记,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舒适性不错,老百姓也很喜欢买。”习近平听了很高兴,当即跨上去试了试。

2005年,整个长兴的蓄电池企业关停了三分之二,原有的175家电池企业骤减至数十家,但转型早的天能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2003年9月底,由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带队的11名院士飞抵浙江,马不停蹄地在浙江考察了一个星期。这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第一次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浙江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出谋划策。

此前的8月27日,浙江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这也是国内最早发布的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纲要。在徐匡迪等一行院士眼中,浙江提出这一战略目标,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浙江制造业正在或者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

七天下来,院士们心情激动,一致认为浙江要想建设全国领先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融入全球现代制造业体系,可以参照瑞士模式,学会用“精”和“细”替代“大”和“全”。

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在浙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2005年的春节假期还没过完,“整个办公室都已经忙活起来,所有人员都忙着编制限制和淘汰制造业落后生产能力导向目录,只有把土地置换出来,才能放进去新东西,才能转变增长方式”,时任浙江省经贸委先进制造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凌云说。

为引进先进制造业项目,浙江可谓“绞尽脑汁”,2005年,浙江首次设立引进内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外界评价,历来资本外溢的浙江,也要大张旗鼓地招引内资了。办公室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2006年1月携千亿元项目进京招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浙江省推进结构调整重大项目推介签约大会。

当天,人民大会堂内热潮涌动,13家在京的中央企业及国家大企业集团、27家著名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以及8家著名浙商回乡投资企业,就181个产业投资和技术合作项目,与浙江各地政府、企业隆重签约。

习近平亲自上阵“吆喝”。他说,浙江将建立健全引进内资的工作机制,方便各种资本到浙江投资发展。“今后浙江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可以概括为‘腾笼换鸟,即借助外力,开放带动,通过‘走出去、引进来,不断提高浙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习近平的话既诚恳又充满激情。

浙江将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此次大會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号。2005年4月,浙江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首度进行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全面合作与交流,一举签下200个先进合作项目。专家将此举视为浙江别开生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动员会。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上得种金子,还得加倍种金子。”“习书记把脉把得很准。”时任副省长金德水评价道,“‘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是服浙江水土的。”

城乡一体化,“村民”变“市民”

2002年,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但浙江人也更早感受到了“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仅占GDP比重不足5%的农业还要不要?该何去何从?百姓钱袋子鼓了,可环境脏乱差。有人戏言,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日益扩大的城乡沟壑怎么填?农民进城后,乡村日渐空心化,又该如何重现活力?

在浙江这个GDP全国排名第四的工业强省,有人认为搞农业不如搞工业;有人甚至担心,以工促农会拖慢工业发展速度,拉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

2004年3月23日,习近平到浙江工作后第11次踏上嘉禾大地,也是他在跑遍浙江所有县、对全省情况了然于胸后,决定启动的一次专项调研。他轻车简从,除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周国富,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曦,时任副省长陈加元之外,随行的就只有省委办公厅、政研室的几位同志。

位于浙北杭嘉湖平原的嘉兴,人均GDP已超3000美元,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37位,所辖5县(市)均进入全国百强前50名,城市化水平为45%……这串亮眼的数据折射出嘉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也显示出此次调研的深意。

当时的浙江,地区生产总值多年来年平均增长13%以上,但城乡差距一直是一个隐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37∶1,2003年扩大到2.43∶1。这意味着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差距在扩大。同时,人们也切身感受到,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

如何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怎样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结构?怎样把城乡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筹划、协调推进?怎样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发展格局?……对于浙江来说,每个问题都是通向现代化征程中必须要跨过的坎儿。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在发展之路上,规划的确至关重要。到达嘉兴后,习近平首先调研的也是规划。

面对嘉兴市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交通布局一体化的多媒体演示和总体规划图板,习近平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并不时与时任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交流。

2003年,落实习近平指示,嘉兴率全省之先启动了城乡一体化实践,把城乡一体化作为此后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市委、市政府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并在2004年以市委一号文件下发,嘉兴成为全国第一个制定出台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地级市。

嘉兴的实践,让人眼前一亮:嘉兴人统筹城乡发展、争取走在全国前列的决心,更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习近平要亲身感受一体化带来的城乡面貌的变化,兴致勃勃地登上七层高的壕股塔,一览整个中心城区的布局。

多年后,嘉兴的干部回忆起习近平这次调研,不约而同地用“与众不同”甚至是“史无前例”来形容——调研很深入,4天内,去了38个调研点,到了6个县(市、区);调研很全面,考察了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态建设、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工作;调研成果很丰富,先后召开3次座谈会,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对户籍管理、医疗统筹、粮食安全等的意见建议,在调研结束当天,还召开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座谈会。

习近平在一次次实地调研、一次次与干部群众的交流中,深深思考着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突破口。战略性、全局性的谋划已经开始。

2004年3月23日下午,习近平一行调研嘉兴交通建设,登上了101路公交车。簇新的101路公交车,共有37个座位,从嘉兴城区开往凤桥镇三星村,全程超过20公里,连接着城与乡。上车十多分钟后,习近平从座位上起身,走到售票员金利君旁边,和他聊起天来。“小伙子,你们这车很不错啊。他们向我介绍说,这路公交车改变很大,你说说,有什么变化?”习近平笑着问。

金利君介绍道,过去,老320国道就像嘉兴城乡的“楚河汉界”。国道以东,城市公交定时定点日夜穿梭,票价有财政补贴;国道以西,只有不定时的民营中巴车沿途吆喝,有时候票价也让人摸不着头脑。“现在好啦,不管是城里、农村,公交车都由公交公司统一运营。座位多了,车里也宽敞了,沿线有固定的停靠站点,还有规范的发车时间,乘客满意多了。特别是沿线凤桥镇上的农民,进趟城比以前方便很多哩。”

这段经历,让习近平亲身感受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带来的便利。在之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特别提到:“嘉兴已实施交通一体化,实现了半小时交通圈,到所有县(市)都在半小时之内,城区已经实现一刻钟交通圈。而且现在正在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我们还搭乘了一段公交车,一下子就开到郊区去了,比较畅顺。”十年后,嘉兴的公路密度居全省首位,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80%,实现各城镇15分钟上高速、各中心城区30分钟直达、与周边城市之间60分钟互通的“153060”目标。

从道路互通开始,城与乡相向而行,渐行渐近。

嘉兴秀洲区,老320国道向西,坐落着一个叫殷秀的村庄。这里地处城郊,村民主要以种植蔬菜为业,生活条件都不错。这里也是嘉兴较早一批开始城市化的小村。

2000年,嘉兴城区的西片开发,原秀洲新区征迁,殷秀村村民一下子变成了“市民”。“做个城里人当然好喽!我们干了一辈子活,就是要过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殷秀村村民柴连根说。但也有人认为,农民毕竟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农村,“进城”后,不管是生活習惯还是生活保障,都会遇到困难。

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村民”变“市民”,怎样保障村民的生活?村民的获得感到底强不强?村民对城乡一体化到底认不认同?这是习近平调研中尤为关注的问题。柴连根、刘春花等五位村民,受邀参加由习近平亲自召开的村民座谈会。

“今天请你们来,就想啊,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现在是城里人了,你们生活习不习惯?保障怎么样?工作好不好找?另外,如果对征地拆迁、干部队伍等方面有任何问题,要随时提出来。”习近平说完就拿起笔,准备在笔记本上记录。

村民们没想到一开场就轮到自己发言,而且省委书记还要记录,心里很紧张,生怕说错话。习近平放下笔,和蔼地笑着,继续说道:“大家就随便聊聊,现在家里几口人,在哪里工作,收入怎么样……”

在习近平的鼓励下,村民们的话匣子慢慢打开了。习近平最关心的,是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问题。每个人发言的时候,他都会问:“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工作有没有着落?退休后有没有保障?”大家纷纷表示,身边村民都盼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能快点,再快点。

嘉兴调研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就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评论文章——《从全局高度统筹城乡发展》。

同一年,他还主持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推动“六个统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生态环境建设和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由此,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发布和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的省份,开创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局面。至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位列全国各省(区)首位,而且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96∶1,自1993年以来比值首次低于2,位居全国前列。

“如果能再遇到总书记,我们一定要向他汇报,十多年来,殷秀村2000多名村民都过得很好。总书记当年关心我们工作、生活上的各类保障,现在这些方面已全部向城里人看齐,我们是真正的城里人了!”殷秀村村民说。如今,殷秀村所在地已经改名为中山社区,和城市其他社区没有区别,起早摸黑下地劳作的村民,早已融入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

在浙江全省各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之时,来自基层的一个现象,引起习近平的高度关注。

浙西衢州一度是浙江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生产总值常年在全省排倒数。2003年,衢州市118万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5%,绝大多数缺乏专业技能。统筹城乡发展,人的因素最重要。如果农民没有转变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如果他们无法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成果享受者,城乡一体化就会失去根基。衢州针对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培训不足的情况,启动了“万名农民素质工程”。

2003年7月25日,习近平专程来到衢州劳务输出大县常山考察调研,在青石镇农民培训基地停留了很长时间。电脑培训班上,十来个农村姑娘在练习电脑打字;缝纫培训班上,一批妇女在练习裁剪,还有一批在练习缝纫。她们全神贯注地学习着,对她们来说,更多的努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课间休息,习近平走进电脑培训班,向青石镇河上弄村女青年汪静芳了解情况。

“培训免费吗?”“项目可以自己选吗?”“你觉得培训班办得怎么样?”“学会后准备做什么?”习近平问得很仔细。

汪静芳很受鼓舞,回答说:“政府买单给我们培训,为我们提高素质提供了机会,很实用。”

“政府买单”是常山县为鼓励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推出的一项制度。在推进“万名农民素质工程”的过程中,常山创新推出劳动力“培训券”,面值分50元、100元两种。各乡镇根据培训计划到县人事劳动部门领取,并把“培训券”分发给各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县内的十多家培训点参加技能培训。

小小的培训班,给传统闭塞的农村带来希望的种子,让人感到有一股蓬勃的力量在生长。这些从培训班里走出的农民,将陆续走出大山,拥抱外面的世界。有这样一支受过市场经济熏陶、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对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高兴地比喻道:“这是新时期‘农民讲习所!”“农民收入每年要增长,全部守着这方土地,肯定是不现实的,必须走出去,非农化,这是件大事。”在习近平的推动下,2004年5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通知》,要求从2004年至2010年,全省完成对1000万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千万工程”。

“农村城镇化,并不是村村都要城镇化,还要根据村庄的布局,有的发展为中心镇,有的建设成新农村,有的则逐步萎缩。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关键体现在质量上,规模上的大小不要刻意追求。将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生活在城里,关键是农村的生活质量不差于城市,所有人都能共享现代文明。”

重“面子”,更重“里子”;重一体化,更重人。习近平常说要跳出“三农”发展“三農”,城乡一体化也是如此。不能只在一体化上做文章,更要在保障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民主权利基础上,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

此后,浙江渐次开展了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土改”,在农村产权全面确权的基础上推动金融下乡,发展普惠金融的“新金改”,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户改”,以及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新社保”等。这些城乡综合配套的改革都紧紧围绕人展开,为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一个人都不能掉队”

2000年9月,浙江启动“百乡扶贫攻坚计划”。2002年底,该计划如期完成,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份。但是,平均数下的不平衡现象引人深思。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2003年初,在跑遍浙江11个市后,习近平这样总结现状。

尤其是革命老区、欠发达地区等,那里的困难群众最多,习近平很挂念他们。上高山,入海岛,走在田埂上,进到渔民家,山里人的苦、海边人的难,他都记在心里。习近平曾说,全面小康要求的不仅是“小康”,重点和难点更在“全面”二字。习近平认为,“不能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在2003年1月13日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提出:“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一个人都不能掉队。”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农历新年将至。天寒地冻,从余姚市区出发,车程3个小时,习近平来到四明山革命老区考察。当时,浙江26个欠发达县(市、区)中,属于革命老区的就有17个。四明山深处的梁弄镇横坎头村,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这里虽然是“浙东红村”,但村里连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700元,村集体负债20多万元,当地人发出“横坎横坎,横看竖看看不到头”的感叹。

习近平对革命老区有着特殊的感情,走在横坎头村高高低低的山路上,他道出自己的肺腑之言:“‘老区这两个字,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闪烁着血肉奉献的光辉,但在现实的解释中又常常揉进了喜忧参半的内容。喜的是,老区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留下的丰功伟绩永远令人敬仰。忧的是,仍然有一些老区由于多方面原因,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小康的路途上步履艰难。想到这些,我们常常会产生深深的愧疚感。我们不能让这种愧疚感永远延续下去!”

习近平与镇里、村里的同志围坐在一起谋划发展之路,对梁弄镇提出建设“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镇”的殷切期望。2003年2月8日,农历新年上班第一天,村“两委”就开会研究,给习近平写信汇报工作打算。在这封信中,横坎头人提出加快中心村建设、在老区中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很快,横坎头村翻天覆地换新颜。村民用勤劳的双手育苗木、栽果树、修沟渠、治大溪、建公园、开农家乐。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已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018年2月10日,横坎头村召开党员大会。会上,大家提议再给习近平写一封信,说说村里的变化。12日,一封由143名党员代表签名、饱含老区人民深情的书信,从横坎头村发出。3月1日,横坎头村收到回信,信中说:“这些年,村党组织团结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发展红色旅游,利用绿色资源,壮大特色农业,把村子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乡亲们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我感到十分欣慰。”

习近平对革命老区人民的关怀从未间断。访贫问苦、问计于欠发达地区干部群众,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调研的重点方向。浙江很多干部都说:“欠发达地区干部群众对习书记的情意,是习书记一趟一趟跑出来的。”

在衢州,2002年12月,习近平冒着寒风冷雨,去衢江区云溪乡看望因特大山洪被异地安置的灾民。他走进82岁的杜学集老人的家中,嘘寒问暖,拉着老人的手,问他们搬过来之后救灾物资有没有落实、建房子的钱够不够,穿什么衣服,吃的菜哪里买。习近平还专门看了老人家里的米袋子,打开菜柜看中午吃剩下的菜。

在武义,2003年6月13日,习近平召集当地五位下山脱贫代表村村支书一起座谈。他说最喜欢听群众讲讲心里话。听着大家描述下山脱贫带来的新气象,习近平提出要去村民家里看一看,来到泉溪镇上潘新村,他就像老熟人一样握住村支书邱舍林的手,一路从村口走到邱舍林家,拉着邱舍林同坐在一条板凳上拉起了家常。

在景宁,2005年8月10日,习近平顶着高温,从杂草丛生的黄泥小路爬坡而上,勘察一处地质灾害点,汗水沿着额头不断流下来。调研结束后,车子发动了,习近平还站在车边,嘱咐当地干部要自力更生,带领山区群众早日实现小康。他同时表示,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加大帮扶支持力度,通过下山脱贫、“五大百亿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等,助推景宁快速发展。

在龙泉,2007年1月,习近平踩着泥泞山路,走进竹牟畲族乡茶叶种植基地,在山间同茶农一起算增收账。天色渐暗,习近平没有马上结束调研,他继续问当地的干部:省里支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的政策,在乡里落实得怎么样?有没有发挥作用?省里派下来的对口帮扶单位发挥了什么作用?接下来还想要省里怎么帮助?

2003年至2007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减轻欠发达乡镇相对贫困、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对361个欠发达乡镇,省财政共安排专项扶贫资金10.5亿元,实施项目6500个,推动产业帮扶、异地搬迁、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覆盖等举措的全面落实,大大增强了低收入农户和欠发达乡镇自主发展能力。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推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另一重要举措。

浙江山多、岸长,山海共生,将杭州临安清凉峰镇与温州苍南大渔镇相连就出现了一条有特殊意义的线——“清大线”。这条线,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将“山海”分割。线的西南侧群山绵延,耕地稀缺,属浙江欠发达地区;线的东北侧,水系纵横,土壤肥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较好。

如何跨越“清大线”,念好“山海经”,成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須解答好的问题。

2002年11月,习近平以代省长的身份主持浙江“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会上,习近平对“山海协作”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界定: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浙江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浙江省“山海协作”的氛围渐渐浓烈起来。“山”与“海”携手同行,不仅为“山”这一边提供了发展新引擎,也为“海”那一边拓展了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心中的“山”与“海”,不局限于浙江,还包括浙江对口支援的中西部地区。

2002年10月,习近平刚调任浙江,就交代负责对口支援工作的姚少平给浙江对口支援的八个地区代拟八封信,特别叮嘱“信中要体现党中央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关心,表达我省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决心,阐述我省继续做好对口帮扶的具体举措”。

姚少平感慨:“习省长刚到浙江,工作千头万绪,心里却已装着对口帮扶地区的事,这就是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啊!”

当时,省内一些同志认为,中央下达给浙江的对口支援任务太重,对这项工作不是很理解。习近平不这么看,他多次谈道,“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步伐,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一个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很重要,区域协调发展没有绝对平衡,但是一定要协调,差距扩大带来的东西肯定是内耗性的”。

信很快就起草好了,经习近平审阅和签名后,分别发往浙江对口支援的八个地区,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5月,习近平带队赴四川广元、南充和重庆涪陵调研考察对口帮扶工作。习近平一行到达后,大家伙儿一起迎上去,就像过节一样热闹。习近平走下车,热情地和村民打招呼,随后走入村民张国勇的果园,老远就向他伸出了手。张国勇没想到领导会主动伸手,虽然手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还是往西装上擦了擦,习近平一把紧紧握住他的手:“有什么关系,不脏!我也当过农民。”“我看今天你很高兴,但是呢,有点紧张!你看,衣服扣子都扣歪了。”习近平一边说,一边帮张国勇把扣错的扣子解开,并重新扣好,还帮他拍了拍西装上刚沾上的土。周围的人都笑了,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浙江的领导真是把我们当自家人看。”村民纷纷感叹。

习近平在繁忙的工作中尽量挤出时间到贫困地区调研考察,亲自推进对口帮扶工作。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始终牵动着习近平的心。2007年即将离开浙江时,习近平在全省干部会议上说,很想再跑一跑这些地区。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浙江干部群众始终牢记着这份温暖的重托。这些年来,浙江打响脱贫攻坚战,交出了一份份漂亮的答卷。如今,肩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浙江又站在了全新的起点上。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沿海开放省份,浙江迎来巨大的时代机遇。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习近平通过深入调研意识到,眼前的浙江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

企业“走出去”,是为了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习近平心中,一个宏大战略开始酝酿。2004年5月13日,习近平率领一支考察队伍从杭州出发,向西而行。这次考察时间之长、走访省市之多不同寻常。

基于这次考察,习近平从战略全局视野出发,提出参与中西部开发是浙江在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中必须抓住的一个重要机遇,浙江经济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企业要走出浙江发展自己。

10月29日,在全省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系统阐述了这一理念。从观察思考、调研考察,到屡屡发声、开会部署,“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由此登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成为浙江的重要发展理念。

“走出去”的浙商,迅速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省内腾出来的空间,给了浙江经济重新“打地基”“盖楼房”的机会。

开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是习近平“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生动实践。

2002年12月,习近平第一次调研湖州,作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判断:“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那么长三角的发展则是中国的最亮点。”一个月后,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21项调研计划中,“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与发展”被列为第一项,工作负责人一栏里,填的就是习近平。

3月21日,全国两会一结束,习近平便带着60多人组成的省党政代表团,到长三角主要城市“走亲”。以往各部门、各地市单独去沪苏考察的情况常有,全省上下组成这样一个“大团”倒是第一次。

这次出行,一共六天,成员们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习近平带着代表团成员们感受“开放”释放出的能量和带来的机遇。有人由衷感叹:“上海、江苏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气魄,真真实实地让我感到了什么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更多的是一种共识:“上海辐射出的资源,确实能够为我们所用!要想加速追赶势头迅猛的江苏,浙江必须提出更高的目标。”看到了差距,才能找到方向。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接轨上海的重要性逐渐为大家所认识。

2003年5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这是习近平到浙江后主导推出的首个对内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全省上下掀起“学沪苏之长,抓解放思想,兴开放之举,促浙江发展”的热潮。2003年下半年,上海市党政代表团、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相继回访浙江;苏浙两省举办以“接轨上海”为主题的各类推介会、洽谈会、投资说明会、研讨会近百场,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场;各市纷纷由书记、市长或副市长挂帅,率领所辖县(市、区)以庞大阵容赴沪推销、招商。

2004年2月5日,习近平把春节后调研的第一站放到了嘉善,这也是习近平跑遍浙江所有县(市、区)前,特意留下的一个“空白点”。一下车,习近平笑眯眯地跟大伙说,来浙江工作一年多时间,到今天,终于把全省11个市和90个县(市、区)都跑完了,也算是在嘉善画完了一个圈。

在习近平眼中,地处苏浙沪两省一市交会之地的嘉善是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三次到嘉善调研视察,不仅亲自指导接轨上海的具体工作,更为当地干部带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2005年4月,习近平第三次来到嘉善,希望嘉善在主动接轨上海、扩大开放、融入长三角方面迈出新步伐。他特别说明:接轨上海要讲究方法,既要顺势而为,更要“借船出海”。5月8日,嘉善县委、县政府出台历史上第一份“借力”上海促发展的计划——《嘉善县2005年接轨上海行动计划》,有针对性地梳理出81项重点工作任务。

在习近平的指导和关心下,嘉善制定“开放兴县”的大思路,逐步形成外商、台商、浙商、国资四管齐下的全县“一盘棋”招商机制,走出一条小县城大发展的路子。2013年,嘉善成为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2019年11月,嘉善又被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为苏浙沪皖“四手联弹”一体化篇章里的生动音符。

来来往往间,人流、车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涌动,开始成为长三角的新气象。2003年被认为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元年”,深深地印刻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历程中。

当浙江人、浙江企业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时,长三角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土地,正逐步冲破行政区划带来的藩篱。

2003年浙江省党政代表团的长三角之行期间,习近平用16个字表明来意:“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他首次向上海有关领导提出倡议: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机制。

为更有效地落实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的有关议题,2004年11月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上,首次建立议事制度,并充实了常设机构。过去七年仅有一名兼职工作人员的联络处,升格为常设办公室,下设包括专题工作在内的一些工作组,会期也从过去的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

习近平的倡议,也在两年后得到實质性落地。2005年12月25日,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一套“高层领导沟通协商、座谈会明确任务、联络组综合协调、专题组推进落实”的合作机制正式形成。

2008年,座谈会首次邀请安徽参加,两省一市变三省一市。政策举措在落地,联动示范效应在提升……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一市攥指成拳,上海龙头高昂,苏浙皖各扬所长,朝着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进发。

“新世纪新阶段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天地在哪里?在海上!”

与开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齐头并进的是发展海洋经济。刚到浙江不久,习近平就展现出经略海洋的雄心,那时的浙江,经济发展还局限于陆域经济,具有明显优势的海洋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习近平很有远见地分析道:“新世纪新阶段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天地在哪里?在海上!”

2003年5月中旬,一场浙江海洋经济专题大调研拉开了帷幕。习近平与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及地方负责人、专家学者,一同越海跨岛,行进在浙江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上,整整颠簸了四天之久。每到一个地方习近平都请人拿出地图,边看边讨论。

5月16日,刚结束调研的习近平风尘仆仆地赶到宁波,立即召集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七个与海紧密相关地市的负责人,参加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座谈会。习近平清晰地指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要以规划为先导,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港口城市和中心海岛为依托,以发展临港大工业为突破口,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路子。

这场大调研,是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原点。三个月后,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系统阐述发展海洋经济对扩大开放、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意义。对这次会议,习近平很重视,从会期、文件到参会人员名单,一一亲自审定。

时任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夏阿国记得,习近平把他们准备会后出台的文件,仔细看了几遍,反复斟酌修改,把题目中的“发展海洋经济”改成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不久,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

如果说,最初陆域经济的拓展生发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那么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则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辽阔海洋的生动演绎。浙江经略海洋的宏伟篇章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在浙江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版图中,宁波舟山港是光彩夺目的一笔。2000年,宁波港已正式对外开放21年,但集装箱吞吐量仅90.2万标箱,排名列国内第7位、世界第67位。如何发展壮大,困扰着宁波港人。

2002年12月,习近平前往北仑港调研。深感宁波港、舟山港有很大的潜力。他指出,宁波港不仅是宁波的最大优势,也是浙江的最大优势,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有深水岸线,可以多建深水码头。

习近平的鼓励,让原本徘徊不前的宁波港人为之一振。这之后,宁波港人下决心开始建码头、拓航线,开启“二次创业”。

多位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的见证者回忆,习近平在第一次考察宁波的时候就提出,要加强与舟山的联合,逐步推进宁波港、舟山港的一体化发展。当时,宁波有实力,舟山有潜力,双方也各有各的打算。此外,海关、边检、边防、海事等口岸单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由地方管理,体制问题纷繁复杂。

习近平从世界港航发展格局、区域竞争态势、两港资源互补等视角,深入浅出地分析形势,不断凝聚共识。他一边在理念层面统一思想,一边在执行层面推动发展。

舟山金塘岛,有现代化的大型集装箱集散枢纽——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它以“国际物流岛”的姿态,雄踞杭州湾南岸与雨江入海口之间。舟山衢山岛,有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一艘艘超大型的矿砂船频繁靠泊,来自全球各地的铁矿石在此汇聚、中转,深入长江经济带腹地。这是习近平亲自选定的两块“宝地”。2003年5月、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分别到两地考察,为宁波-舟山港换来两把对外开放的金钥匙。

在习近平的一次次推动下,两港一体化终于拉开序幕。2005年12月20日,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他亲自前往揭牌。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记得习近平在揭牌仪式上的铿锵话语:“港口兴,则城市兴;港口兴,则经济兴。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宁波港和舟山港资源,实现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是面向未来的必然趋势。”

2006年1月1日,“宁波-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继续深度整合,一个崭新的东方大港雄姿初露。

2008年11月,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超1000萬标箱。公司向已到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写信报喜。习近平特地让秘书打电话来表示祝贺和鼓励:继续做大做强,走在前列。

2009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到5.7亿吨,自此成为全球第一大港。2015年9月,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揭牌,两港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实质性一体化。

从最初的宁波、舟山两港,到随后的宁波-舟山港,再到今天的宁波舟山港,看似是名称变化,实则是这个全球第一大港不凡的发展历程。如今,宁波舟山港已跻身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三,成为衔接服务中西部广大腹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支点。

(责编/张超 责校/赵雪纯、李希萌 来源/《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本书编写组著,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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