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及影响因素

龚模干 陈江华

摘要：本文基于对农民工群体随机抽样调查的253份农民工样本数据，通过使用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女性，男性返乡建房的意愿更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更高的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相对更低；相对于未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農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更低。农民工家庭在村务农人数越多、村庄自然环境越好，其返乡建房意愿越强；村庄内其他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状况对于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邻里关系越和谐，村民返乡建房的意愿反而更低。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建房加重了严守耕地红线的压力，应采取切实措施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分流，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降低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改善土地非农化利用格局。

关键词：农民工 返乡建房意愿 影响因素 Probit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与规律研究”（项目编号：71934003）。

一、引言

21世纪新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变革推动着中国农村发生复杂深刻的社会转型，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了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乡村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作为农村集体成员的农村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且面积不得超过其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面积标准。国家不断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耕地保护政策也在缩紧。早在2008年由国土资源部就已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城镇居民不能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住宅的规定”。更是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农村建房主体的对象为村集体成员，进一步降低对城镇人口在农村建房的可能。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宅基地政策的不断缩紧，农村新增住宅面积应当不断下降，住房侵占耕地问题应该减轻，大量居住性用地应该得到节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家统计年鉴》（1995-2020）显示农村实际新建宅基地面积仍在不断增加，农村住房投资额逐年攀升，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2010年的34.1平方逐步增长到了2016年的45.8平方。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建房热”（徐玲和肖双喜，2012）。此现象与正常的预期相悖，究其原因仍需探求，而作为农村经济主体的农村外出人口返乡建房的主要原因及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土地非农化牵涉的土地矛盾和资源配置问题都亟须研究与讨论。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进行的问卷调查。以中青年农民工群体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电子+纸质”2种问卷形式，使用随机抽样法进行调查，通过一共获得265份问卷，减去因数据不完整、明显虚假等原因导致无效的12份问卷，共获取253份有效的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5.4%。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是“返乡建房意愿”，“1”代表有返乡建房意愿，“0”代表没有返乡建房意愿，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表1），表明62.8%的农民工愿意返乡建房。

2.自变量

在中国农村，建房往往是一个家庭实现代际传递、维系长期生存的头等大事（瑞雪·墨菲，2009），对此，前人的相关研究涉及了政策，经济，人文及其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三方面设置了13个自变量（见表1），其中，农民工个体特征方面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农经验年数、务工地点；家庭特征方面包括父母是否健在、是否购买商品房、家庭在村务农人数；村庄环境特征方面包括村庄宅基地资源稀缺状况、村庄自然环境状况、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状况、是否有村庄其他成员返村建房。

统计发现，有43.9%的受访农民工为女性，56.1%的受访者为男性，男性的数量稍高于女性；受访者中最小为17岁，最大为63岁，平均年龄为32岁，40岁及以下占比88.9%，表明受访者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其中农业户口有156人，非农业户口97人，农业户口占比61.7%，非农业户口占比38.3%。说明受访者主体还是以农村户口居多，受访者的年龄主体偏年轻，基本符合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农民工特征。受教育水平方面大专及本科以上占比为25.7%，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但结合国家统计数据和受访者心理习惯，存在一定虚高的可能性。受访者中30%未婚，70%已婚，27.3%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地在本县，23.7%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地在本省外县，49%的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地在外省，跨省务工人员较多。综合来看，受访者主要是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跨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相对于老一辈的农民工，他们文化水平有了更大的提升。有219位父母都健在，8人父在母不在，17人母在父不在，9人父母都已经去世，父母都健在的比例为86.6%。另外，根据统计分析，家里买了商品房的有128位，占比50.6%，未买商品房的有125位，占比达49.4%，已经买商品房的比例较高。家庭成员在村务农人数平均为1.5人，最多为20人，符合现在农村基本双亲一方或双方在家务农的常见情况。根据调查分析，大部分的农民工评价其所在村的宅基地资源为良好，占比达63.6%（土地资源一般及以上），但有近四成村庄的土地宅基地资源出现稀缺，表明宅基地资源出现了稀缺情况较多，应该与村庄地势优劣和村民违章乱建关系有关。受访者所在的村庄大部分自然环境状况良好，一般及以上的村庄占比达86.1%，村庄内部成员关系良好，成员关系一般及以上占比86.1%；253名受访者中有210人反映村庄外出务工人员会返回家乡新建住房，占比高达83%，可以看出村庄的村民返乡建房是个普遍现象。

3.模型选择

本研究中因变量Y为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两种选择：有愿意返乡建房和不愿意返乡建房，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p代表农民工愿意返乡建房的概率，b0代表常数，b1、b2、b3....bn为变量的回归系数，X1、X2、X3....Xn为自变量，即影响农民工返乡建房的各项因素，ε为随机干扰项。

三、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Stata16.0软件，进行了二元Probit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伪R2>0.2，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度较好。

（一）个体特征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分析发现，性别因素在1%水平上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男性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建房，由边际分析可知，相对于女性，男性返乡建房的意愿提高20.8%，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男丁继承习惯和女子外嫁情况，以及经济、婚姻等现实因素。受教育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的影响为负向，说明学历越高的农民工越不愿意返乡建房，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其返乡建房的意愿将下降19.8%，结合国家统计局对不同学历段的人的收入调查分析，学历越高的农民工的经济能力相对更强，更加具备在城市扎根的条件和能力。年龄对于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影响不明显，可能是因为受访者的年龄主要在40岁以下，年龄分化不太明显，难对其有效直观的予以衡量。外出务工地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的影响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关系数为负，表明越是远离家乡，在外省务工的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就越低，可能是因为流出外县甚至外省的农民工本地的经济条件不好，流出外县甚至外省的目的便是为了更换生存环境。婚姻状况和务农经验年数虽然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关系数都为正，表明已婚和务农年数长的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建房，与预期一致。

（二）家庭特征的影响

分析表明，是否购买商品房在1%的统计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即家里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农民工更不愿再返乡建房，因为他们已经在城市扎根，能够有留在当地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城里买房已经支出较多，回乡再建房可能面临经济压力，而很多沒有买商品房的农民工返乡建房可能也是无奈之举。相对于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农民工，没有买商品房的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提高了20.7%。家庭在村务农人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的返乡建房意愿，家庭在村务农人数每增加1人，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将提高3.83%，体现了家乡归属对农民工决策的重要作用。按照我们的一般认知，由于不论是年轻一代农民工还是老一辈的农民工，其父母基本都是属于在农村生活，在农村根基较深，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不易轻易搬迁，所以父母是否健在会一定程度影响他们回乡建房的决策，但结果出乎意料，父母是否健在对于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以父母都健在为参照分析发现，母亲的健在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正向影响，父亲的健在为负向影响，可能因为老一辈的父亲一般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城市适应性也更强些。

（三）村庄环境特征的影响

村庄的自然环境在1%的水平上对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即自然环境好的村庄的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建房，村庄环境好，居住环境舒适，吸引力强，村庄的自然环境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就提高14.4%。村庄的内部自然关系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出乎我们的预期，分析显示，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状况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的返乡建房意愿有负向影响，即村庄内部关系和谐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就下降7.81%，社会关系较好村庄的农民工可能文化程度更高，其返乡建房的意愿相对较弱。此外，村里其他经商和务工人员的行为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的返乡建房行为有正向的影响，即村里其他人愿意返乡建房的村庄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建房。村庄内其他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可见他人的行为也会对农民工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建房行为存在跟风和攀比心理。根据数据分析，农民工所在村的宅基地资源状况对于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影响不显著，因为农村的新建住房许多是在其原老旧房屋处建设，农民所在村的土地宅基地资源缺乏与否虽然一定程度影响其做决策，但不是主要要素。

四、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本文基于随机抽样调查的253个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首先，性别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女性，男性返乡建房的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更高的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相对更低。

其次，相对于未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已经购买了商品房的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更低。农民工家庭在村务农人数越多，其返乡建房意愿越强。

最后，村庄自然环境越好，农民工越愿意返乡建房，村庄内其他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村内的社会关系对于农民工返乡建房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邻里关系越和谐，村民回乡建房的意愿反而更低。

（二）启示

为了推动农村宅基地资源和其他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发展，形成农民工群体的合理分流，改善土地非农化利用格局，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的几项启示：

第一，关注农民工的差异化需求。对于经济条件较好又希望扎根城市的农民工，尤其是较大可能买得起商品房和学历相对较高的农民工，城市（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主管部门可以适当放宽落户限制，提供贷款利率优惠、购房财政补贴等扶持措施；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弱的农民工，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财政投入，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时间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保障其在城市的住房需求；同时对于返乡建房的农民工用《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和法律性文件切实保障其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核心权利，引导农民工合理建房，依法建房，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加快住宅确权颁证步伐。促进城乡合理纳容，协调发展。

第二，及时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对于已经基本脱离原村庄集体关系在外定居、具有商品房的农民工，原宅基地使用权益放弃或消灭的，村集体及时盘活原土地使用权，通过多方协商无偿或有偿分配给需要的村集体其他成员，对于在村务农人数较多农业收入来源占比高的农村家庭适当多分承包地，多余土地进行还农还耕。

第三，加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优秀乡风建设。鼓励支持农村因地制宜，土地合理规划，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探索建立科学建房财政补贴制度；建立“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邻里关系，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对自然环境较差的村庄考虑人口退出，村落合并，进行生态搬迁，原村落土地进行生态养护。

第四，加强对国家土地政策尤其是宅基地政策的宣传。相关部门和政策宣传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利用新时代的传播媒介，采用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等农村群众经常使用且易接触的平台，采用“情景演示”“趣味解说”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帮助农民工、基层干部了解和掌握农村宅基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采用《农村宅基地政策问答》等信息集合发布的方式，建设高效便民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切实提升政府信息发布水平，提升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第五，坚持“教育和惩戒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稳步进行。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第一线”作用，基层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劝解跟风建房，盲目攀比规模，不当建房的人员，严格把握宅基地审批的第一道关卡，对于恶意圈地，违章违法占用耕地、超限建房屡教不改的行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惩戒，同时运用卫星技术加强土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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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责任编辑：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