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动因研究

朱亚辉　辛燕燕　谢妮

摘要：职业本科院校更名是促进职业本科教育稳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公众、家长、教师和学生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推动。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米切尔多维评分法”分析职业本科院校更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发现更名动因包括政府政策制度的强制性驱动、社会传统观念的内隐性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自觉性行动和企业人才需求的直接性促动。职业本科院校更名不是最终目的，要真正实现“名实相符”，就必须全面加强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动因研究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顺应产业结构技术变革的重大举措，更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提出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并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定位。同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了首批15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的更名结果，它们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职业本科院校更名是促进职业本科教育稳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它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和推动的过程，能有效缓解人才强国战略下我国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难以提升的问题。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系统分析了职业本科院校更名中利益相关者的多维诉求，深入探讨不同利益主体在职业本科院校更名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和实际效益，这对明确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本科院校的更名现状

校名是大学传递办学理念和办学层次的重要标识，彰显着高校特有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承载着高校厚重的历史和声誉。高校更名是指高等学校名称发生变更的现象[1]，属于高校自主抉择的行为，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常态化和趋同化特征。而职业本科院校作为新生事物，其更名既是学校的自主行为，又是国家的统一行为。最新颁布的《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明文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称为‘xx职业技术大学/职业大学”，这为职业本科院校合法性更名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政府政策的干预和主导下，部分优质的高职院校率先被确定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即职业本科院校），并继续沿用之前的学校名称。之后，《关于做好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试点学校完善提高和测评指导工作的通知》对“试点学校设立完善提高期”，由地方政府指导学校在师资队伍、实训课程、专业教学、技能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提高，并在完善提高期结束时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测评指导，将测评报告报送教育部，再由教育部据此报告复涵批准学校更名为“xx职业技术大学/职业大学”。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止到2021年10月15日，共有32所职业本科院校更名为“职业大学”，其中民办院校22所，公办院校10所。

职业本科院校的建设路径主要有高职院校升格、独立学院转设及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三种。纵观32所职业本科院校的更名情况，有以下3个特征：一是学校的办学层次得到提升。学院和大学各自所属的机构层级有差别，职业本科院校更名为“职业大学”意味着学校办学层次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其办学规模极速扩大，办学资源更加丰富，教学条件大幅改善。比如，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2020年的全日制在校生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9367人，增长了将近一倍，其中本科报到 2572 人，报到率高达93.12%，同时2020年的专任教师数比量2019年增加了425人，这些数据充分论证了更名所带来的办学规模扩张效益和教学条件提升效益;二是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专业群建设更加明确，保有较强的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学校在更名过程中适当调整了辦学方向和目标定位，增设了服务新兴产业的诸多专业，避免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趋同化;三是学校区域服务范围和地域影响力基本没变，区域服务级别只涵盖到省，没有延伸扩大到更大区域或国家。职业本科院校的区域影响和服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学校招生的覆盖范围和分数线高低。在32所职业本科院校中，共有28所学校继续保持以省份为单位的服务范围不变，充分说明职业本科院校办学具有强烈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其办学宗旨就是为本省的经济发展需要和产业技术革新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利益相关者”原是西方经济学概念，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于1963年首次提出。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经典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目标实现过程所影响的团体或个人[2]。”这一定义较为广泛，此后诸多学者在借鉴这一标准范式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实际研究情况提出更具适切性的定义。近年来，我国学者逐渐关注和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高等教育研究问题的基本框架，而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就是由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利益诉求共同推动的，因此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动因具有一定适配性。

（一）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利益相关者分类

对利益相关者的优先程度进行甄别区分是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逻辑起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Mitchell&Wood-1997）基于三十多种利益相关者概念，提出了评分法（score-based approach）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即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对可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然后根据分值的高低确定某一个体或者群体是不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是哪一类型的利益相关者[3]。国内学者胡子祥（2007）根据这三个属性将高校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确定型（具备三个属性），如政府部门、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学生等;二是预期型（具备两个属性），如资助者、评议组织等;三是潜在型（具备一个属性），如中学生、家庭、社区、校友等[4]。米切尔评分法的提出使利益相关者分类更具操作性，并发展成为一个分析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技术模型。

高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而职业本科院校的更名过程就是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认为，职业本科院校更名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和推动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同时在成功更名后受到实际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包括政府、职业本科院校、企业、社会公众、教师、学生、家长、校友等。根据这一定义，运用“米切尔多维评分法”对职业本科院校更名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进行重要级区分（见表1）。

（二）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更名中的利益诉求

职业本科院校的更名行为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有较大差异。为探讨职业本科院校的更名动因，需要对所涉及的诸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行动态分析（见表1）。

1.政府作为职业本科院校更名政策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主要追求整体社会经济效益和教育效益，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为职业本科院校更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通过政策导向和财政拨款等方式推动了职业本科院校成功更名，以加快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保证职业院校学生接受公平的优质教育机会，满足经济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需求。

2.职业本科院校作为更名行为的具体实践者，主要追求自身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教育效益，是重要利益获得者。更名为“职业大学”能够提升学校行政级别和办学层次，获得学位授予资格，扩大办学规模，丰富办学资源，招收优质生源，吸纳优秀教师，进而改善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知名度和影响力。

3.家长作为高职教育的消费者，主要追求名校效益，特别看重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就业影响力。更名为“职业大学”能够使学生接受本科教育，未来更容易就业和升职，从而期望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

4.企业作为人才的使用者，极力推动着职业本科院校顺利更名。他们主要追求经济效益，通过产教融合、校企深度合作等方式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从而获得所需的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科技创新服务及员工培训和学历提升服务。同时，企业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和反馈也影响着学校声誉和整体就业率。

5.教师是职业本科院校的主要人力资源，肩负着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等重要责任，主要追求教育效益和自身发展效益。是否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业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是影响职业本科院校能否成功更名的重要因素。对于教师个体而言，职业本科院校更名能为教师带来更高的学术交流平台，更多的科研课题和企业委托项目，从而全面锻炼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服务水平，实现职称晋升、丰厚薪资待遇和良好职业发展。

6.学生是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真正受益者，主要追求自身发展效益和经济效益。学生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接受者，是职业本科院校赖以生存的根本。更名后更为优質的学习环境和更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都能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成长和发展，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实现高质量就业和丰厚的薪资待遇，将所投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利益最大化。

7.社会公众和校友作为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潜在受益者，其影响效果较小。社会公众主要追求教育公平效益，期望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后能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服务，缩小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差距。校友在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后能获得外界及所在公司更高的认可度，也能在本校申请继续教育，实现学历和技术技能的再提高。

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主要动力来源

职业本科院校更名的主要动力来源包括政府政策制度的强制性驱动、社会传统观念的内隐性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自觉性行动和企业人才需求的直接性促动。

（一）政府政策制度的强制性驱动

职业教育高等化和高等教育职业化是 21 世纪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促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和工业技术不断变革、5G智能时代已经来临、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关键时期，而现有的专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制造业人才需求。因此，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成为当前突破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桎梏的重大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阶段。2020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把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6]，表明未来三年将重点推进职业本科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大幅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2021 年，教育部相继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为职业本科院校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职业本科院校以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为主，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7]，具备“职业性”和“高等性”这两个双重属性[8]，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但事实上，职业本科院校在办学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一方面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较低，导致职业本科院校的生源不足、师资匮乏、资源短缺、教学质量低下，难以突出“高等性”;另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容易与其他应用型高校趋同化，难以体现“职业性”。因此，职业本科院校必须更名为“职业大学”，提升学校行政级别和大学声誉，突破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限制，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满足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并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真正确定下来，逐步构建起纵横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社会传统观念的内隐性推动

由于在招录、资源、学制、培养、就业等方面相较于普通本科存在严重劣势，社会歧视根深蒂固，高等职业教育目前被视为为“次等教育”[9]。家长及社会公众普遍都存在“重本轻专”“重普轻职”“重学轻工”“重文凭轻资格”等的观念，认为高职教育没有发展前途，高职院校的毕业生难以找到好工作。毕竟相较于普通高校培养出来的应用型或研究型人才，职业高校所培养出来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竞争力、薪资待遇、岗位提升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其职业发展空间严重受限。目前，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学生和家长不再满足于“有大学上”，而更渴望于“上好大学”，期望通过低成本的教育投入获得高质量的经济回报。择校是学生和家长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他们倾向于选择更有竞争力的高水平大学，而不是职业学院。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观念给职业本科院校带来了一定的生源危机。

为了消除社会传统观念的隐形歧视，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改善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状况，满足社会大众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需求，职业本科院校必须更名为“职业大学”，增强学校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吸纳优质生源和优秀师资，改善学校办学环境和教学质量，让职业学生也能接受优质的本科教育，促进学生职业能力良好發展，进而提升就业信心和竞争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自觉性行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1 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一个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存在层次递升通径的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分为专科（美国副学士层级类似）、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但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还是以专科层次为主，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从而导致职教人才培养层次的断裂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的失调，其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和国际职业教育。

职业本科招生比率是衡量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目前职业教育的本专科学生比率偏低，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本科院校，促进更多的中职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职业本科院校必须更名为“职业大学”，提升学校办学实力和教育质量，加大本科招生规模，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拓宽中职毕业生的上升通道，扩大职教师生的发展空间，从而推进职业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满足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四）企业人才需求的直接性促动

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市场人才需求的结构变化及高新技术的产业化，都需要一批基础理论扎实、技术能力过硬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来支撑[10]。据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2021年调查显示，前三季度劳动力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较大，供求对比来看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能人员求人倍率较高，分别为3.05、2.7、2.51[11]。由此可见，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层次多样化，必然带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多样化和人才培养类型的多元化。因此，必须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结构性改革，开办职业本科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以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

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用人单位对学历文凭的关注逐渐转向人才素质和技能水平，即更加关注教育质量[12]。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具备参与职业本科院校办学的实力和条件，一方面企业通过设立教育基金、提供设施设备、共建实训基地、培训“双师型”教师等方式影响学校的教育改革，获取所需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设置都需要对接区域行业产业的发展需求，加强职业技能训练，提高职业适应能力，实现学生的职业能力、专业素质与企业岗位的人才要求“零距离”对接。作为职业本科院校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企业需要学校培养输送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科技创新和员工培训服务。

四、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原则

职业本科院校更名只是一种社会地位提升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目前，职业本科院校获得了合法的大学名称和身份，但要真正实现“名实相符”，就必须全面加强内涵式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一是在办学定位上坚持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和特色。职业本科院校要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接行业企业需求，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成为“服务区域、支撑发展、特色鲜明、一流水平”的新型大学;二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坚持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院校应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进行复杂技术操作，掌握高端技能技术，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从而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及终身可持续发展;三是在专业建设上坚持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跟随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职业本科的培养目标决定了其专业建设要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区域性、行业性、实用性”[12]，即突出学校办学优势特色，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对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依据学校招生规模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地方产业结构和企业岗位需求来确定专业设置的数量和类别，并建立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四是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在明确双师型教师内涵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制定“双师型”教师准入标准，加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建设，定期组织教师深入产业岗位一线进行实践学习，使教师既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又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另一方面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到校任教制度，为企业人员提供必要的教学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从而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共同服务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培养;五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实施现代学徒制、开办产业学院、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都体现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基本理念。在产教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企业的主体地位，推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教学过程实施的全过程中;另一方面要发挥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优势，主动迎合区域产业结构变革和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需要来进行科技创新服务，并将科研成果顺利转化为生产力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更名既能落实职业本科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定位，也能反映出二者的办学差距。职业本科院校要坚持立德树人，紧抓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治理水平，提升办学实力，增强社会认可度。唯有如此，职业本科院校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新型大学，才能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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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琳.职业本科院校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北职业教育，2021，5（06）：40-44.

收稿日期：2022-05-23

作者简介：朱亚辉（1999- ），女，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辛燕燕（1993- ），女，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谢妮（1970- ），女，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