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李婷婷　丛海彬　邵金岭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城市数据库和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国276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计算微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和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经过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等检验后该结论仍然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异质性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差异明显，数字经济更有利于私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创新和地区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数字经济驱动创新水平提升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关 键 词：数字经济;出口产品质量;创新;微观数据

DOI：10.16315/j.stm.2022.04.001 中图分类号： F 062 文献标志码：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Based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on

LI Ting-ting， CONG Hai-bin， SHAO Jin-ling

（Business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China macro city database and micro enterprise database， this paper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27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and calculates th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of micro enterprises， 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hina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consistent after the test of the replacement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digital economy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in eastern China， low productivity enterprises and low quality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shows that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d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innovation level plays a role in the upgrade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innovation; the micro data

1 文獻综述

新一轮信息革命席卷全球，数字经济随之蓬勃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38.6%，与2019年相比市场规模增长了约3.3万亿元，同比增长2.4%，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并成为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破解贸易发展困局的重要引擎。中国长期以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实现了外贸的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了外贸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困局。在如今国际疫情常态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冲击下，国际贸易市场形势严峻，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取得的价格优势难以为继，外贸企业迫切需要新的驱动力实现产品质量的升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着重提升发展效益和质量”，这对于外贸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培育质量提升新动能、建立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以5G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渗透到外贸企业的各个流程中，并引发外贸企业的深刻变革。数字要素、数字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融入企业生产、管理、销售中，缓解外贸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生产成本上升、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引领企业培育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因此，本文从宏观城市和微观企业层面出发，分析数字经济是否能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尝试探索数字经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以下3类文献。其中最相关的是数字经济对出口或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文献，众多学者从企业、城市、行业等层面展开研究。数字经济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降低企业通讯和信息搜寻成本，从而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逐步开展互联网+贸易的深度融合，降低企业进入门槛、提升产品管理能力，推动贸易增长和质量提升[2]。数字经济深入融合到企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质量生产能力，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范鑫[4]从地区的层面考察，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地区资源配置，通过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质量。王玉[5]认为数字经济影响行业结构，数字经济引发的资源再配置提升永续产品质量，产品迭代发展调整出口份额，改善行业出口结构和出口产品质量。数字经济同时会给出口带来不利影响，数字经济使企业竞争加剧、引起贸易摩擦、劳动成本上升等问题，但数字经济对出口的正向作用要大于负向影响，整体呈促进作用[6]。

第2类文献聚焦于数字经济对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Boland等[7]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数字技术凭借“技术穿透力”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水平提升。Hensen等[8]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直接促进作用。从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路径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善企业吸收能力、促进企业适应能力，驱动企业实现创新[9]。数字经济也能通过人力资本影响企业创新，数字技术提高员工参与度驱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资源支持和信息优势“挤出”了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作用[10-11]。杨祎等[12]指出数字经济与企业管理融合带来的内部变革，使企业具有利用数字经济提升管理水平的能力，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第3类是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影响出口或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许多创新活动，改善了产品质量和企业运营绩效[13]。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出口产品质量过程中的作用效果不同，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线性作用[14];创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也有起到U型中介的作用，只有数字经济水平较高时会增强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出口产品质量[15]。同时，沈国兵等[16]指出加强创新保护会促进企业创新成果产出，间接影响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还未得到充分考察，并且还没有同时从宏观城市和微观企业角度进行考察的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有：在研究视角上，本文构建并测算全国276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计算微观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回归，从城市和企业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数据方面，本文同时使用宏观城市数据库和微观企业数据库。手动整理了工业企业数据库，将数据年限更新到2014年，并创新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四大数据库，匹配过程有一定的样本损失，但仍保留了大量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分别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专利申请量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创新水平，将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数字经济如何通过企业和城市创新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2 机制分析

2.1 数字经济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开辟了新发展路径，数字经济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组织协调、交易分配等各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扩散融合，实现企业出口产品升级提质。

第一，从生产交易的角度出发。数字经济为企业提供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与企业内部的劳动、土地等要素进行融合，实现资源分配重组并转变为企业独特的生产资源[17]。这些外部要素具有高价值、易获取、规模大、不易复制的特点，利用数字要素为产品打造新赋能，数字要素具有价值创造机制，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出口产品质量提升[18]。数字经济有助于打造安全高效可检测的供应链，保证生产效率和企业高质量生产。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监测生产、交换、销售的各个环节，实现风险监测和风险弥补。基于数字经济形成的信息网络和通信网络能加快全程信息流通和衔接效率，形成安全高效的供应链。

第二，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出发。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下，企业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19]。企业在外部环境的“倒逼”机制影响下，改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和企业运作方式，寻求高质量的发展方向，着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企业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出发，数字经济促进科学管理方式的形成，实现高层管理人员责任的集中化和运行效率的扁平化发展[20]。数字技术使决策下发准时高效、企业间沟通障碍减少、组织管理成本降低，改善企业内部管理协调结构，保障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第三，从信息搜寻交换的角度出发。企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产物，改变信息获取的方式，实现信息搜寻的便利化，避免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运营能力和高质量产品生产能力。例如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在采购环节获得原材料、中间品的价格信息，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做出决策，保障安全稳定运营并提升产品质量[21]。在信息交换上，数字经济的应用降低了企業内部、企业间、企业与市场间的交换成本，促进高质量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形成。

第四，从消费市场的角度出发。从需求端来看，经济水平提高和产品多样化促使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发生差异，消费者对高质产品的偏好大幅度提升拉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销售。企业利用大数据分析国际市场动态，寻找目标客户，根据市场特点生产定制高质量个性化产品[22]。数字经济促进构建企业与消费者市场间的信息交流通道，及时听取消费者对各个流程的反馈，利用需求端拉动产品质量的提升。

假设H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效应为正且显著。

2.2 创新的中介作用

创新是拉动出口质量升级的重要动力，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程度的加深，数字经济为创新提供新的驱动力，提升创新绩效和创新产出能力，间接作用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第一，数字经济提升创新绩效[23]。一方面，数字经济与企业生产研发、产品设计等各环节深度融合，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传统产业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积极进行改造，数字技术解放传统的中低端劳动力进行的重复性工作，打造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线，改善生产效率用于创造更多的创新机会[24]。数字经济与产品设计深度融合，创新产品构想，在同等成本下提升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化产品的创新研发能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创新的协同应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企业决策能力，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实现产品质量提升。利用数字技术识别对企业生产有利的关键资源，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企业生产有利的最佳资源，将这些独特的资源应用到企业创新活动中[25]。数字技术更新企业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扩展传统信息技术的搜寻范围并提高处理效率，例如企业利用大数据考察海外市场、了解消费者偏好、分析竞争对手，保障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信息技术避免了企业生产中的不必要损失，减少了其他环节对创新的挤出作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数字经济驱动企业内产品结构变革和出口份额变化达到企业最有效的高质量生产模式，也能改善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提升创新绩效和产品质量。

第二，数字经济强化创新产出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知识和信息在时空上的壁垒，通过信息交互作用和信息获取能力强化了知识外溢水平，知识和经验的学习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26]。数字经济拓展了企业外部知识挖掘深度和内部知识吸收能力，数字技术从外部信息化环境中挖掘多样化的资源，与企业内部信息源建立链接，构建资源整合系统[27]。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创新交流平台，加强企业与高校、研发机构、地区政府协同创新，数字技术平台汇聚高技术水平人才，人才在数字平台实现创新想法和观点的碰撞，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提供人员和创新支撑[28-29]。数字经济平台形成了开放创新的网络交流模式，除了创新人才外，普通消费者、生产者都能参与到企业各个流程中并及时反馈，改变传统的单一交流模式，集思广益共同促进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知识溢出、信息整合和人力资本集聚强化内部吸收能力和创新产出成果，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假设H2：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水平提升，体现在创新绩效提升和创新产出能力增强，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作用。

3 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目标及理论假设，为验证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间的关系，构建基准回归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quaijt是企业i在j城市t年的出口产品质量，核心解释变量digitjt是基于j城市t年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不在同一数据层面，弱化了互为因果的可能性。Xijt表示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出口能力（export）和财务状况（fin）等，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外商投资程度（fdi）、地区财政水平（finance）、科技教育投入（edu）和城镇化水平（urban）。αi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了包括企业、行业和地区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因素;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干扰项。

根据创新作为中介效应的理论假设，为验证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参考温忠麟[30]的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计量模型设置为

其中：invijt是反映企业和城市创新水平的中介变量，分别考察企业创新和城市创新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中的作用。其中，式（2）考察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总效应，式（3）表示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式（4）是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效应模型。

3.2 核心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qua）。采用Hallak等[31]事后推理的思路测算出口产品质量。企业i在t年出口到m国的产品数量表示为

对式（5）两边取对数，得到以下的计量回归方程式：

本文的数据为年份——企业——进口国——产品4个维度，用分产品回归的思路，在同一产品编码下进行回归。qimt表示企业i在t年出口到m国的这一产品数量。其中：χmt为进口

国—年份两维虚拟变量，pimt为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σ为替代变量，这里根据SITC三分位编码进行匹配，是一个固定的外生变量;εimt为残差项，包含出口产品质量的信息。通过残差项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为了便于比较，对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maxqualityimt、minqualityimt分别代表某一hs产品在所有年度、所有企业出口到所有国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按照式（9）在不同的层面加总，进行跨期、跨截面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

其中：valueimt表示企业i在t时期出口到m国的产品价值，Ω为对应样本集合。TQ为对应样本集合的整体质量。单个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表示为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it）。借鉴Bukht等[32]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和柏培文[33]对数字經济变量的处理，本文将数字经济划分为3个层级：数字基建的完善程度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数字产业发展衡量数字产业化的成果，数字创新能力体现数字技术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潜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囊括了互联网普及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潜在互联网用户数3个部分;数字产业的发展情况主要通过电信产业、计算机和软件产业和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情况来衡量，数字经济企业是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体现数字经济与产业的融合成果，数字经济企业数和企业规模也能衡量数字产业的发展状况;数字创新能力主要包括地区科研从业人员、创新研发人员、创新资金投入和创新产出情况4个方面进行衡量。

数字企业是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在衡量数字产业发展情况时增加了数字企业的测度。具体方法为对工商企业登记信息数据中的企业经营范围做分词处理，分词后的每条信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词条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的次数对企业进行赋分。每匹配1次即计1分，将每个企业经营范围内能够匹配的次数相加，得分大于等于2的识别为数字经济企业，并将其数据保留，统计地级市数字经济企业数和数字经济企业注册资本总和。数字经济关键词的选取来自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作为企业从事数字经济活动的衡量标准，包括“互联网”、“数字”、“信息”、“软件”、“计算机”、“电子”等28条关键词。数字经济指标体构建如表1所示。

最后，借鉴洪俊杰等[15]的做法用主成分分析法（PAC）对以下11个二级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和测算，并根据不同初始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主成分分析结果中，仅有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大于1，且2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2.2%，根据式（8）计算第一、第二主成分的值，并按公式（9）计算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得分Y，得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it）。

其中：F为各主成分得分;i为主成分的指标个数;xi为第i个主成分指标系数;Xi为第i个主成分指标的含量;Y为总和得分;j为主成分个数;Fj为第j个主成分的得分;fj为第j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在总累计方差贡献率中的占比。

3）主要控制变量。分为城市和企业2个层面。首先，在城市层面中，外商投资程度定义为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fdi），并根据美元的汇率进行调整;地区财政水平用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finance）;科技教育投入表示为地区科技和教育投入之和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edu）;城镇化水平定义为城市人口密度的对数值（urban）。企业层面中，用企业从业人员对数衡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用统计数据当年减企业成立年份得到（age）;企业出口能力用企业出口销售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衡量（export）;企业财务状况用企业负债总计与资产总计之比来表示（fin）。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3 机制变量

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1）。企业生产效率提升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本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采用LP法进行计算。参考田巍等[34]的方法匹配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根据企业名称和年份、企业的邮政编码和后七位电话号码进行匹配。

2）企业专利申请数（pat）。专利申请数量能够体现企业创新活动的产出成果，专利的申请方必然是专利的研发者和投入者，具有较小的误差。除此之外，专利制度的完善可以诱发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实现用专利制度保护创新成果的目标。本文用《中国专利数据库》中的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具体方法为专利申请数+1再取对数。实证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最终得到2004—2014年10.1万家企业约25.3万条数据。

3）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fp2）。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计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创新的衡量指标，在计算城市TFP时对变量的处理上，产出指标选择以2004年不变价衡量的地级市GDP，并用价格平减指数对其进行平减;投入指标选择全社会就业人员作为劳动投入指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城市的固定资产。最终得到2004—2014年27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

3.4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分为城市数据和企业数据两大类：城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工业企业登记信息数据。另外，稳健性和内生性中的城市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测度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国家统计局（运输和邮电）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剔除了具有缺失值的城市样本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城市，最终保留了276个地级市2004—2014年的数据。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在对海关数据库的处理上，借鉴施炳展[35]的方法进行处理;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参考聂辉华[36]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处理，针对2008—2010年的部分变量缺失问题，借鉴余淼杰[37]的方法，根据企业名称、电话、邮政编码和法人代码等信息匹配不同年份的企业样本，补充非平稳面板的数据;中介变量中的企业专利申请量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基準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列（1）未增加控制变量，列（2）～列（5）增加了控制变量，考察加入企业和城市控制变量后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列（2）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避免因个体变动带来的影响;列（3）和列（4）依次加入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考虑到不同的行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映程度不同，列（5）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系数有一定的变化，但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实了假设H1的观点。

4.2 异质性分组检验

为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异质性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是否有较大区别，本文根据企业所有制、企业贸易方式、企业所处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进行划分，分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企业所有制把外贸企业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效果。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国家政策支持、资金补贴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国有企业偏向于稳定谨慎的经营管理模型，其开展数字经济活动、融入数字经济市场的决策比较滞后，这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和竞争意识，难以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私营企业虽然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但其受到企业内部激烈的晋升机制和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模式的影响，要求私营企业紧跟市场数字化发展潮流以寻求转型升级的机会，把握数字经济这一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对外资企业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小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虽然在技术水平和管理经营方面优于私营企业，但外资企业不拥有自主管理权，且受国际环境影响较大，受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略小。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所接触的外部资源条件不同，根据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方式，将企业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数字经济对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质量影响较大，可能的原因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能够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生产效率，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缺乏与国际环境的交流，信息受限，且企业按部就班的经营模式不足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创新管理条件。

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受地区资源條件、基础设施、经济水平、贸易环境优劣差异的影响，将企业根据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企业进行回归。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产品质量显著为正，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分析其原因，东部地区企业在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中处于领头羊地位，享受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带动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完备、资源禀赋丰富、高经济水平作为支撑、人才汇集、市场竞争激烈，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条件。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缺乏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项条件，难以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的产品质量影响程度，将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位于行业内前1/3的企业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后2/3的划分为中低生产率企业，分别进行回归。数字经济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作用都正向显著，对中低生产率企业的产品质量促进作用略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高生产率企业的产品质量一般也较高，企业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因此数字经济导致的创新溢出效应不显著。而中低生产率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下面临的机遇和风险较大，中低生产率企业的创新产出成果明显。

考察数字经济对生产不同质量产品的企业影响是否存在不同，将企业年平均产品质量在行业内处于前1/3的划分为高质量企业，其余的为中低产品质量企业。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两类企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中低质量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质量较低的产品提升空间更大，数字经济的应用能有效提升创新绩效，影响产品质量。但高质量产品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对数字技术应用、创新水平提高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因此数字经济更易通过创新影响中低质量产品提升。

4.3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1）、（2）分别表示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结果，（3）表示城市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结果。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和创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创新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1）的结果显示，在加入了企业创新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减少到0.065 0，数字经济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有1.039%是通过企业创新发挥中介效应产生的。将中介变量替换为企业专利申请量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后的结果与（1）相似，表明数字经济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会通过促进企业和城市创新水平提高，作用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该部分证实了假设H2的观点。

4.4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为检验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拟通过以下3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列（1）表示替换了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选择用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经济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数据时限原因，稳健性检验时选取2011—2014年的数据样本。回归结果表示，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经济时，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稳健性检验时改变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在本部分借鉴苏丹妮[38]的方法，在回归方程式（6）中加入各省实际GDP来表示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并选取企业i对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g的平均价格作为该企业对m国出口的产品g价格的工具变量，且替代弹性σ直接取值为3进行计算。改变计算方法后的回归结果如列（2）所示。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且系数的变化程度不大。为了避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采取对出口产品质量双边缩尾1%的方法处理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列（3）所示，出口产品质量的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差异较小。以上的检验说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2）内生性检验。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进一步提高企业国际地位并增加竞争优势，这些又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因此，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内生问题和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借鉴黄群慧[39]的方法，选择固定电话数量和邮局数量作为地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一般来说，邮局数量和固定电话设置较多的地区同时也是互联网优先普及且普及率较高的地区，邮局和固定电话构建的信息沟通网络影响了互联网的普及路径。同时，固定电话数量和邮局数量与出口产品质量不具有相关性，满足了被解释变量外生性和工具变量排他性的要求。因此，本文用1984年城市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每百万人邮局数量，分别与滞后一期的城市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表6列（4）展示了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加入工具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企业如何利用数字经济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构建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多维指标体系，和计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在分别固定年份、企业、城市、行业和控制变量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系数变化和显著性变化差异不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效果具有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贸易方式异质性、地区异质性、生产率异质性和产品质量异质性，其中，数字经济对私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东部企业、中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质量企业的产品质量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中介效应结果表示，企业创新和地区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数字经济通过企业创新和城市创新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

数字经济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转折点，数字经济融合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培育新优势。加强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要从以下3个方面出发：

1）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首先，从多个方面完善数字经济的硬件设施，包括政府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具有支撑性和导向性的互联网设施，建立完善的信息获取、信息沟通和信息交换网络，实现全民参与。加强互联网建设和5G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技術是国家走在时代前列的永恒动力，互联网和5G技术是新时代发展潮流，抓住国家在5G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并培养后驱动力。其次，高精尖人才是持续性发展的软实力，坚持“科教兴国”战略，运用全球治理资源加强高校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企业运用人才的培训。

2）全面推进数字经济与企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政府应完善数字经济政策的战略部署，以企业为主体融合数字经济，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果产出。政府积极制定并完善相关激励措施，降低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革的门槛和壁垒，为企业运用数字经济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弱化企业边界，通过数字经济降低企业与外部市场的交流和交换成本，用新的网络平台作为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媒介，实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和一体化。

3）加快数字经济推动创新发展，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应利用数字技术积极培育动态技能，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把握创新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到数字经济平台的创新交流、人才交流、技术交流中去，培养企业的创新吸收能力、适应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并将创新应用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政府引领地区创新发展趋势，搭建符合地区产业结构的数字经济园区，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结合，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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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素菊]

收稿日期： 2022-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Y25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YJC790210）

作者简介： 李婷婷（1998—），女，硕士研究生;丛海彬（1978—），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邵金岭（1999—），女，硕士研究生.